“七七事变”拉开全民族抗战序幕，中国人民从这一刻起进入历史最黑暗时刻，但也从这一刻起，沉寂百年的民族终于开始觉醒。
七七事变后不久，蒋介石发表了著名的“庐山讲话”，那句“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成为蒋介石中一生中最具感染力的一句名言。其在国内的声望也到达了人生顶峰。
但是，在第一次成为中国各方公认的“领袖”后，蒋介石便立刻下了一道让各方都相当意外的命令：暂停中央军向华北调动，改向淞沪集结。
此时日本内阁已经决定向中国华北增兵4个师团，大有沿着铁路线一举冲到战略大后方武汉，将中国东西分割的意思。
如果不能及时阻挡日军南下，长江下游的物资设备很有可能来不及向西南转移。主战场在华北是各方共识，但蒋介石突然来这么一出不禁让人怀疑，难道又要“微操”了。
蒋介石庐山讲话
虽然凯申的微操臭名昭著，但至少这一次还真不是一时兴起地乱来。
1936年2月份，国民政府就制定了《国防计划大纲草案》，大体定下了持久抗战的战略，虽然并未充分研究如何执行这一战略，但是蒋介石非常明锐地将目光盯向了上海。
他任命张治中为京沪地区军事长官，并让军事委员会拨款100多万元，在京沪之间构筑了数道防线，这是当时中国政府对抗日本进攻最坚固、最庞大的防御体系，有中国的“马奇诺防线”之称。防线上的驻军还是87、88、36师这三个最精锐的德械师。
张治中也察觉到蒋介石如此部署似乎不只是为了防御这么简单，于是早早就在苏州留园设立了假想的战时指挥机关。
七七事变爆发后的第一天，张治中就立刻找到了蒋介石，建议抽调中央军趁日本兵力薄弱，集中优势收复上海，这一想法与蒋介石不谋而合。
此时的上海日本只驻扎有海军陆战队，兵力不超过6000人，其中只有一半是正规军，另一半是临时征召的当地日本侨民，战斗力十分有限，是先发制人的绝佳良机。
在上海外滩站岗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士兵
但发兵上海这一决定引发了国民政府内部的一些质疑，当时国府内对战场形势主要有两种看法，一种是将主战场设在华北，全力保卫华北；另一种是以何应钦为代表的亲日派，他们不赞成对日全面开战，主张在华北与日本边打边谈。
不过当时何应钦因为在西安事变中的“清君侧”做法和蒋介石还有些矛盾，所以他不敢当面反对，只是私下里找到了张治中，软中带硬地对他说：“文白，你可要考虑好，这是要闹出事的啊！”
何应钦
我们今天经常听到一种说法是，打淞沪是打给国际看的，是用来博取同情和国际干涉的，不过如果将发动淞沪会战的动机全部归结为这一单一目标，其实也是不准确的。
上海的国际地位不言自明，上海一开战必然会引起世界关注，但是对于国民政府来说，上海还有着更巨大的政治经济利益。
上海一旦沦陷，政府的财政税收、经济命脉和江浙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均会受到沉重打击，也会阻断国民政府和西方的一些利益联系。加上上海还是重要的工业基地，大量的军工企业和民用企业暴露在日军的直接威胁下，
其次，上海是长江入海口，是当时世界第五，也是中国最大的军港，直接关乎南京和内地水路咽喉的安全。
如果国军将主力调往华北后，日军再从上海登陆开辟第二战场，整个华中都将十分危险。
从这几个方面来看，上海确实不能留在日本手里。
国民政府在8月20日颁发的《第三战区作战指导计划》中，就指明了上海作战的战略企图是：“该战区应以扫荡上海敌军根据地，并粉碎在沿江沿海登陆取包围行动之敌，以达成巩固首都及经济策源地，为作战指导之基本原则。”
驻扎在上海的日军
不过，台湾学者关于发动淞沪会战的动机还有另一种解释，他们认为在华北作战对我军不利，一是日军拥有明显的军事优势，而且华北地形开阔，方便其摩托化部队机动和展开；二来认为日军从华北南下，地势上是俯冲，是有利于进攻的。
因此发动淞沪会战是转移日军的进攻方向。如果能以淞沪为中心，在华东开辟战场，可在地势上诱使日军的作战方向从“由北向南”的俯冲改为“由东向西”的佯攻，不仅增加了日军进攻难度，同时避免了直接被日军南下攻占武汉这个大后方的危险。另外淞沪地区江河纵横，地形上不利于日军快速机动，有利于我军发挥主场优势。
从结果上看，台湾学者的看法是有道理的。日军攻占上海后，虽然由东向西推进达三百多公里，但是在1937年底时就已经难以继续进攻，并且不得不在次年初重新调整部署，从华中抽调5个师团加强华北兵力。
这半年的时间有利支援了华北战场，此时日军华北兵力不足，在太原会战中进展不顺，也为敌后战场的开辟提供了有利条件，更是为国民政府的向西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叶剑英元帅在战役期间也曾赞扬“转移全战局而破坏敌人整个计划”。
国军在街上的防御工事
淞沪会战在这方面的意义不可否认，但是，如果说蒋介石一开始就抱着诱使日军改变战略进攻方向的想法，则是缺少事实依据的。
首先，转移日军进攻方向的观点都是台湾学者的事后推论，没有档案史料能证明蒋介石在当时做出了这个判断。蒋介石本人，以及始终参与最高决策的何应钦和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在他们的全部有关抗日战争的论著中，都从有过相关的论述。
其次，按照台湾学者的说法，上海失守应该是可以接受的结果，但是上海作为南京的门户，一旦失守，日军必然直扑南京。换句话说，这是以南京为诱饵，来吸引日军的进攻。
如果真有这个意图，南京城以及周边的郊区在战役之初就应该进行疏散，但结果显然是没有，除了城内的钱人主动撤离以外，无论是官兵还是多数普通民众都没有得到有组织的撤离。
第三，这种推论不能解释在达到吸引日军的目的后，国民政府在战局不利的情况下，为何仍要冒着全军覆没的危险维持会战。
因此对于蒋介石在淞沪会战前就已作出改变日军作战方向决策的说法，虽然从结果上看很有说服力，但更像是对已得结果的合理化推测，真实性仍然值得怀疑，也与《第三战区作战指导计划》相违背，因此需要更详细的原始资料来证明。
日军与国军在上海街区巷战
蒋介石决定在上海主动出击，总的来看是一次比较有战略眼光的操作，而且也确实打了日本一个措手不及。
日军参谋本部在7月底8月初，仍把击败华北地区的中国军队作为主要作战方针。其战略是：在一定的范围内，以强大的兵力打击中国，速战速决，迫使中国屈服。防止局势走向扩大或进入胶着状态。如果上海发生战斗则只由海军承担，“极力避免对华中及华南使用兵力”。
当时日本根据以往的经验认为，中国决无长期抗战的决心和意志，以为通过局部化的战争，就能“使南京政府在失败感下屈服”。
日本陆相杉山元还在给天皇的报告中声称：两个月内便可结束战争。
但是这一次日本的经验突然不灵了，他们根本想不到，向来“不抵抗”的中国人这次居然硬起来了，而且还是主动进攻。
只能说日本人虽然研究了蒋介石很多年，但并没有真正了解他，甚至还因为他曾留学日本，多次对日本妥协，便将其归类为何应钦、汪精卫之流。
蒋介石此时的民族底线还是有的，而且他非常清楚，一旦向日本投降，他将失去现在的一切地位和权力。
另外，日本还忽略了1936年发生的两件事，一个是“两广事变”，一个是“西安事变”。两次事变在影响上都促成了全国统一战线的建立。
特别是“西安事变”，将国内社会主要矛盾从阶级矛盾转变成了中日民族矛盾，既已实现“安内”那就应该“攘外”了，蒋介石作为当时的中国最高领袖，抗日是他唯一的选择。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回到南京
直到淞沪会战正式爆发前，蒋介石的一系列操作都较为果断而且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也到此为止了。淞沪枪响之后，我们又会看到那个熟悉的蒋介石，也会看到他是如何用一己之力摧毁大好局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