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张忠华，编辑：拾点

人生有时候就是这么奇妙，别人一个举动或可改变一个人的人生。

我1970年入伍，下连后分到了汽车修理连，自认为有些文化（中学毕业），而且汽车连那么多工种，结果我被分到了炊事班当烧火工。那时候年轻气盛，对此颇有一种郁郁不得志的感觉，心态变了，行为也就迷失了，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时常闹情绪，期间还常借口有病不起床，企图以此来创造条件调换工种。

也因此一度成了班上的“刺头兵”。

班长（姓周，河南人）见我屡教不改，早已对我失去了信心，说我是出了窑的砖——已经定型了，为此，经常不分场合、不讲分寸地对我进行批评，方法简单，态度生硬，这让我对他更为恼火，时常和他对着干。

如果以这样的态势发展下去，可能我早早就结束了军旅生涯，可就在这人生岔路口上，我遇到了一个贵人，那就是我的指导员——陈文华，可以说他是我军旅路上的指路人。

在一次野训，我称病不参加，当时指导员得知后下了命令：用担架把我抬到训练场，而他之后的系列举动，直接改变了我人生的走向。

说起这件往事，总不免有些惭愧，因为我之所以选择参军很大原因是受到了父亲的影响，他是一名当之无愧的军人。

我虽从未见过父亲，但他似乎一直活在我身边，关于他的事迹，其实我是从奶奶和母亲那听来的，不过早已耳熟能详。

父亲出生于旧社会，可以说奋斗一词贯穿了他整个人生。父亲有四兄妹，就他一个男丁，小时候家里穷，但爷爷奶奶思想进步，全家人省吃俭用供他读完了小学，父亲也很争气，勤奋好学，成绩一直很好。

原本有机会去读中学，结果由于日本鬼子侵略中国，搞得四处动荡不安，学校也停课，就此中断了学业。

父亲当时虽只有十来岁，但却懂得了家仇国恨的道理，后和村里的同龄人一起参加了儿童团，为八路军站岗、放哨、查路条。年龄稍大后，便加入了送米粮、破敌交通等支前活动。在那时，当兵的种子就埋在父亲心底。

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了，结果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想独吞胜利果实，向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引发内战，面对这民不聊生、国将不国的形势，父亲参军的想法更加强烈，只不过一直未寻得机会。

而这个机会最终在1947年来临。

1947年春，有解放军部队途径家乡，父亲决定跟随部队参加解放事业，当时父亲和母亲刚结婚一年，母亲已怀了我几个月了，但父亲还是和母亲提出了想去参军的想法，他说：“没有国就没有家，等把蒋匪打跑了，我就回来一起踏踏实实过日子。”

母亲虽说也是出生于农村，小时候也读过几年书，接触过进步思想，虽心有不舍，但还是支持了父亲的决定。

在得到了母亲的支持后，父亲更笃定了参军的想法，郑重将此事向全家提出，奶奶听后自是不愿他去，因为此时爷爷已因病去世，父亲的一个姐姐也于前年嫁了出去，奶奶身体也大不如从前，下面还有两个未成年的妹妹，父亲此时已算是家里的顶梁柱了，父亲这一走，无疑会让这家过得更为艰难。

但奶奶也是深明大义的人，在父亲的一再劝说下以及母亲的极力支持下，还是点了头。

最终父亲于1947年底，告别了已有身孕的母亲，奶奶和乡亲们，参加了革命，谁知这一走竟成了永别。

父亲入伍后，再也没回过家，在解放战争中，父亲先后荣立2次三等功。入伍一年后，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0年父亲已是部队中一名排长。

这年6月，美国悍然出兵武装侵略朝鲜，甚至将战火烧到我国东北大门口。

1950年10月，党中央、毛主席高瞻远瞩，运筹帷幄，将革命胆略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作出了英明决策：派出志愿军入朝参战。

父亲所在的部队于这年11月23日开拔到山东省临城地区集结待命。1951年2月13日告别了祖国人民，怀揣着一颗保家卫国的赤诚之心登上了抗美援朝的列车。

期间，父亲一直保持着军人风范，1952年10月在坚守67高地时，拒不退缩，坚守到最后一刻，英勇牺牲，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每次提及此事，母亲总是泪流满面，但父亲是她此生最大的骄傲，后来母亲未再嫁，承担起了照顾这个大家子的重担，家里打理的井井有条，还送我读了中学。

母亲时常教诲我，长大了也要像父亲一样做个顶天立地的汉子，父亲的英勇事迹和母亲的谆谆教导一直激励着我的爱国心、报国志。

也是基于此，1970年，21岁的我，在这即将超龄之际，为不留下遗憾，毅然从民办教师的岗位上报名了参军，后通过体检，如愿应征入伍，来到辽宁某部驻地。

或是因为有父亲光环的影响，到了部队，我也一直有着一颗想立功建业的心，这让我在新兵连里脱颖而出，但也让我有些急功近利。

可偏偏巧的是，新训结束后，我还被分到了汽车修理连炊事班，当了一名烧火工。

说实话，当时心里真的有些想不通，新训一来我表现一直很好，而且汽车修理连工种那么多，有汽车驾驶、维修保养，还有胎工、钳工等等是十多种，况且我的学历在部队里算是高的了，怎么就把我分到了炊事班去烧火？

俗话说：臭漆工、烂胎工、黑不溜秋是煅工、窝窝囊囊是烧火工。

故而一想到自己大费周章跑到部队，结果当了一名烧火工，倒也不是怕累怕脏，只是当时觉得在炊事班天天和煤炭、鼓风机打交道，有种门进对了路走错了的郁郁不得志的感觉。加之那时还年轻，一下子思想没转过弯来，心态差，工作时没干劲，而班长又不能理解我，看我整天吊儿郎当，便时常批评教育我，这非但没起到作用，反倒激起了我的逆反心理，甚至常找借口不起床，以此企图创造条件把我调离炊事班。

而我这样闹情绪，更引起了班长的不满，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久而久之，班长对我彻底失去了信心，把我树立成了反面教材，那段时间，我和班长的关系闹得很僵。

其实那段时间里，我心里也备受煎熬，想到自己的父亲我总是惭愧不已，可想去改变，又没那个劲，也不知从何做起，一直在矛盾中自我拉扯。

就在我走上迷途之际，后来一次野训时，指导员把我从迷途中纠正了过来。

记得那是71年年底，当时修理连组织到野外训练，在野外什么都没有，要保证全连干部战士伙食问题，每到这时，我们炊事班的任务比以往都要重些，而且当时连长给我们炊事班下了命令，野训期间不仅要保障大家吃上主食，还要保证两菜一汤。

接到任务，全班压力都很大，在司务长（姓陈，山东人）的带领下，炊事班开始积极做准备。在这节骨眼上，我又闹起了情绪，说自己腿疼不能参加此次野外训练。

班长得知后，当即发了脾气，这时恰好被前来查看情况的指导员看到，得知我的事情后，指导员当即作了指示：“既然他腿疼，那就安排两个人用担架抬到训练场去。”

于是，之后就真用担架把我抬到训练场。

原本指导员是想让我借此反思一下，可我当时非但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到了训练场，我就躺在担架上，蒙头装着睡觉，甚至还闹起了绝食。

那天中午全连开饭，几个战友劝说我去吃饭，我愣是没去吃，面对我这样的情况，有的干部战士表示不吃就算了，大不了等训练结束后再把我抬回营区。

唯独指导员见我没去吃中午饭，心情一直很沉重，因为这和他下令把我抬到训练场的初衷相违背了。

到了下午三四点的时候，我便看到指导员端着一碗饭菜，朝我走了过来。他没好气地说道:“你小子还挺犟的，不过再怎么着也不要和自己过不去，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不管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意见要求，先吃饭再说。”

听了指导员这番话，我心里有些感动，毕竟这是我入伍以来第一次感受到来自连首长的关心，但我还是有些不好意思起来，还是默不作声。

这时指导员又说道：“你小子可别得寸进尺，我为你这事，到现在也还没吃饭呢，快起来，咱俩一块吃吧！”

听到这，我内心愧疚不已，当即从担架上坐了起来，看着指导员手中的饭菜，不禁眼眶湿润了，这时，指导员趁机把饭碗送到我的手里：“吃吧！”

那是我入伍以来吃过的最难忘的一顿饭，虽然也是白菜、土豆，但却异常美味，至今难忘，吃着吃着，压抑在我心里的委屈顿时涌向心头，不禁掉下了泪水。

随后，指导员又对我说道：小张，你不要小看炊事班的工作，俗话说好伙食能顶半个指导员呢，全连指战员对炊事班的同志都看在眼里，你入伍后在炊事班不也做了大量工作，烧火、喂猪，整理卫生，不怕脏不怕累……

这一番话，让我更是羞愧难当，然而指导员的思想工作还没完。

到了晚上，指导员又特地吩咐炊事班给我开了小灶，做了一碗荷包蛋面条，指导员带着司务长把面条给我送来。

看着这一幕，我感动的一句话说不出话来，心里愈发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眼泪直流，而后自我检讨道:“其实我身体没病，主要是我思想病了，我对不起连首长，对不起司务长和全班同志，对不起我母亲，更对不起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牺牲的父亲。”

当天晚上，我连夜写了一封决心书，咬破食指在决心书上写了9个大字:“痛改前非，当一个好兵。”

第二天上午，指导员还召开全连班以上干部会议，就后进战士转化工作进行了专题讨论，指导员最后在总结中指出:“战士是连队的基础，战士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好坏，决定着部队的战斗力。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强兵靠带。连队建设关键问题取决于领导干部......”

事后，班长第一次找我心平气和得谈心，他主动承认了此前自己讲话方式的不当，我放下了芥蒂，主动向班长道了歉，后来我们成为了肝胆相照的战友。

在此后，我也积极调整了心态，工作干得起劲了，加之我基础好，很快便由后进转为先进，第二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了班长。

1972年，在一次灭火救灾战斗中，我继承父亲的遗志，冒着大火冲进火场，救下了三名群众，荣获了一次二等功。

1973年底，在党组织的培养和各级首长的关怀下，在父亲精神的鼓舞下，我提干当了排长，成为了一名基层指挥员。后一直兢兢业业，在部队干了10多年，历任副连长、正连职教员、副营职参谋，后于85年转业地方，在县人武部工作直至退休。

如今回想起这件事，我依旧是感慨万千，试想一下要不是当年指导员当年把我从迷路中纠正过来，也就不可能有之后的我。他就像我人生道路上的指路明灯，在我迷茫之际，找到了前进的方向，军旅岁月实难忘！

（注：文章为首发，请勿洗稿搬运，图片选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