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的深秋，万载县官元山一片寂静。伐木工郭桃仁和弟弟如往常一样在山中工作。谁也没想到，一次普通的如厕，会让弟弟在腐叶堆里发现一个已经腐烂的黑色皮包。更令人意外的是，皮包中竟然藏着一枚银质印章。兄弟俩不识字，只当是个有趣的玩意，还在笔记本上盖了几个印。直到半年后的一次林业工作会议上，一位公安同志无意间看到了郭桃仁笔记本上的印章印记。第二天，超过100名公安干警和民兵就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官元山。这个看似普通的印章，究竟有着怎样不平凡的来历？它为何会出现在这片深山老林中？而这支突然进山的队伍，又在寻找些什么？

一、意外发现（1963年10月）

1963年10月15日，万载县官元山林场迎来了一个难得的晴天。这天早上，郭桃仁和弟弟郭兴仁像往常一样，背着工具上山伐木。这是他们工作的第三个年头，兄弟俩对这片山林已经相当熟悉。

当天的任务是在西南坡找合适的杉木。这片林子生长了将近二十年，树木已经长得极为粗壮。郭桃仁专门挑选了几棵适合做建筑材料的杉树，打算今天全部锯倒。

上午九点左右，兄弟俩刚锯倒第二棵杉树。郭兴仁突然放下锯子，说要去方便。这让郭桃仁有些不满，因为刚开始干活就要休息。但山里的规矩是，去方便必须走得远一些，以免影响水源。

郭兴仁走到西南坡下的一处杂木林里。这里长满了低矮的灌木，地上堆积着厚厚的腐叶。他一边解决个人问题，一边百无聊赖地用脚在腐叶堆里踢来踢去。突然，他的脚碰到了一个硬物。

起初，郭兴仁以为是块石头。但仔细一看，露出来的是一角发黑的皮革。他用树枝拨开腐叶，发现这是一个破旧的牛皮包，已经腐烂得不成样子。

郭兴仁的好奇心被勾起来了。他蹲下身子，小心翼翼地查看这个皮包。包的搭扣已经完全锈蚀，轻轻一碰就散开了。里面大部分是一些发霉的纸张，已经完全看不清内容。但在这堆腐烂的纸张底下，他摸到了一个坚硬的圆形物体。

拿出来一看，是一枚银质印章。虽然布满了泥土，但依稀可以看出银光。郭兴仁立刻提起裤子，拿着印章跑到哥哥那里。

郭桃仁正在砍树枝，见弟弟急匆匆跑来，还以为出了什么事。等看清弟弟手里的东西，他也来了兴趣。不过现在正是干活的时候，他让弟弟先把印章收好，中午休息时再仔细看。

这天上午，兄弟俩比平时干得都快。到了中午，他们找了条小溪，一边吃干粮，一边开始清理那枚印章。用溪水冲洗后，印章上的图案逐渐清晰起来。这是一枚直径约10厘米的圆形印章，看上去有些分量。印章正面刻着一些文字和图案，但兄弟俩都没什么文化，认不全这些字。

郭桃仁提议把印章带回林场，但弟弟觉得这么贵重的东西留着可能会惹麻烦。两人商量了一会，决定先把印章收起来，等问问林场的文书再做打算。

那天下午，他们又找到了三棵合适的杉树。直到太阳西斜，兄弟俩才收工回到林场，谁也没想到这枚印章会在半年后引发一场轰动。

二、印章流转（1963年10月-1964年春）

从官元山回到林场后，郭桃仁把印章交给了林场文书老张过目。老张年近六十，是林场少有的知识分子，年轻时在私塾读过几年书。他仔细端详了印章上的文字，说这是官印，上面写着＂中华苏维埃＂几个字，建议他们上交给有关部门。

但当时正值秋收季节，林场异常忙碌，这事就暂时搁置下来。郭桃仁把印章放在自己的工具箱里，准备等忙完这阵子再说。

消息还是在林场传开了。一些工友纷纷找到郭桃仁，要看看这枚神秘的印章。有人说这是国民党时期的东西，有人说是解放前的红军印章，还有人说可能是当地土匪的遗物。

住在林场附近的张老太太听说后，特意找到郭桃仁。她说自己年轻时见过红军经过这片山区，当时确实有一支队伍在官元山驻扎过。不过具体是哪一年，她也记不太清楚了。

1963年底，万载县文物部门的同志来林场收集革命文物资料。郭桃仁本想把印章的事告诉他们，但那天他正好去县城开会，这事又搁下了。

到了1964年初，印章在当地已经小有名气。邻近的新田林场有位姓刘的老工人专门来看过。他说自己解放前在井冈山待过，见过类似的印章。他建议郭桃仁把印章保管好，这可能是件重要的革命文物。

二月份，林场来了个收购废品的商贩，听说这枚银质印章后，提出要用高价收购。郭桃仁没有答应，他觉得这种东西还是得交给国家。

三月初，郭桃仁参加县里的林业工作会议。会议期间，他用那枚印章在笔记本上盖了几个印，打算回来后去县文物部门问问具体该怎么处理。没想到这一举动引起了公安部门的注意。

在这半年里，印章的存在也引发了不少议论。有老人说，三十多年前，这片山区确实发生过战斗。当时红军在此地与国民党军队交火，可能就是在那时候遗失的印章。

还有人传说，在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曾在官元山搜寻过一批红军留下的文件。这个说法让印章的来历更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

当地的老党员们也十分关注这件事。他们回忆说，解放前夕，确实有一支游击队在官元山活动。这支队伍后来南下，可能在撤离时将一些重要物品藏在了山里。

到了1964年春天，关于印章来历的各种说法在当地传得沸沸扬扬。有人说它属于湘鄂赣苏区，有人说是赣南苏区的物件，还有人认为是当地游击队的遗物。这些说法虽然各不相同，但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的历史时期：上世纪三十年代的革命战争年代。

三、历史追溯（1931-1934）

随着调查的深入，这枚印章的历史渐渐明晰。通过对印章上字迹的考证，专家们确认这是1931年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铸造的官印之一。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为了建立革命政权的权威，大会决定统一制作一批正式印章。这些印章由专门的工匠制作，采用上等白银，工艺精良。每一枚印章都刻有统一的徽记和具体机关名称。

当时的湘鄂赣革命根据地与中央苏区相邻，是重要的革命战略区域。1931年下半年，中共湘鄂赣省委在河西地区成立了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新成立的政府获得了一批正式印章，用于日常政务活动。

在1932年初，湘鄂赣苏区进入快速发展时期。苏维埃政府在各县建立了基层组织，推行土地革命，建立赤卫队，组织群众生产。这枚印章在当时主要用于签发土地证和其他重要文件。

1933年春，国民党军队对湘鄂赣苏区发动了第四次＂围剿＂。为了保护重要文件和印信，苏区领导层决定将部分档案和印章分散保管。其中一部分重要物资被转移到了官元山一带。

当时负责转移工作的是一位姓李的干部。根据后来的调查，他带领一个小组，利用夜色将装有文件和印章的皮包藏在了山区的隐蔽处。这支小组共有5人，他们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每人只知道一个藏匿点的位置。

1934年初，第五次反＂围剿＂战役开始后，湘鄂赣苏区面临着空前的压力。国民党军队采取了铁桶合围的战术，层层推进。苏区的县城一个接一个陷落，革命力量被迫转移。

在撤离过程中，由于战事紧急，很多藏匿的物资来不及转移。李干部和他的小组在一次遭遇战中全部牺牲，藏匿地点的信息也随之失传。这枚印章就是在那时被深埋在官元山的腐叶下。

这段历史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被人遗忘。直到1964年，一名参加过湘鄂赣革命斗争的老干部看到了印章的照片。他立即认出，这正是当年省苏维埃政府的印章之一。

通过查阅档案，专家们发现在1934年初的一份文件中，确实记载了一批印章和文件的转移计划。文件中提到了官元山地区，这与印章的发现地点完全吻合。这份档案为印章的来源提供了重要的佐证。

更具体的调查显示，当时转移到官元山的不仅有这枚印章，还包括一批重要的革命文献。这些文献记录了湘鄂赣苏区的土地革命、经济建设和军事斗争等重要历史。印章的发现，揭开了寻找这批历史文献的序幕。

四、重大发现（1964年4月-5月）

1964年4月2日，一支由江西省公安厅、文物部门和当地民兵组成的调查组抵达官元山。调查组的负责人是省公安厅的张守信副处长，他曾经参加过解放战争，对革命文物的搜寻工作有丰富经验。

调查组首先对郭桃仁兄弟进行了详细询问。通过他们的指认，确定了印章的具体发现地点。这是一处位于官元山西南坡的杂木林，地势较为隐蔽，周围都是高大的杉树。

为了不破坏可能存在的其他文物，调查组采取了科学的搜索方法。他们将发现印章的区域划分为若干个小方格，每个方格由专人负责，仔细清理表层的腐叶，然后逐层深入。

4月5日，在距离发现印章地点约30米处，调查组发现了第一批文件。这些文件被装在一个铁皮盒子里，虽然大部分已经腐烂，但仍有一些纸张保存完好。经过初步辨认，这些是1933年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的部分土地文书。

这个发现极大地鼓舞了调查组。他们扩大了搜索范围，将重点放在地势较高的区域。当地的老乡介绍说，这片山区在三十年代树木稀少，视野开阔，很适合观察敌情。

4月12日，调查组在一处岩石下方发现了第二处文件藏匿点。这里藏有一个用油布包裹的皮箱，里面装有大量文件和一本工作日记。日记的主人是当时湘鄂赣省委的一位干部，记录了1933年下半年的工作情况。

随着调查的深入，更多的细节被揭示出来。当地一位90岁的老人回忆说，1934年春天，确实看到过一群人在夜里活动。他们分批进山，每次只有几个人，看起来都很谨慎。

4月底，调查组在官元山的东北坡又有重大发现。在一棵古树的树洞里，他们找到了一个铜制的文件筒。筒内保存着一份完整的湘鄂赣苏区工作报告，详细记录了当时的军事部署和政治工作情况。

5月初，文物专家赶到现场，对发现的文物进行了专业的保护和整理。他们用特制的防潮箱保存文件，将可以辨认的文字逐一记录下来。这些文献材料填补了湘鄂赣苏区历史研究的多处空白。

调查期间，当地群众热情支持工作。一些老党员和退伍军人主动参与搜索，还有老乡为调查组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线索。他们讲述了这片山区在革命战争年代的种种往事，为研究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口述资料。

5月中旬，调查组对官元山的搜索工作基本结束。这次行动共发现革命文献127份，其中完整可辨的有31份。除了文件外，还找到了2枚印章、1台电台零件和一些生活用品。这批文物后来被移交给省革命历史博物馆保管。

五、研究价值（1964年6月-1965年）

1964年6月，江西省革命历史博物馆成立了专门的研究小组，对官元山出土的文物进行系统整理。专家们首先对这批文物进行了分类编目，建立了详细的档案。

这批文物中最有价值的是一份完整的《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工作报告》。这份报告详细记录了1933年下半年苏区的政权建设情况，包括土地分配、赤卫队组建、合作社设立等具体内容。报告还提供了当时苏区人口、耕地面积等重要数据。

两枚印章的研究工作由南昌大学的专家负责。通过对印章材质、纹饰的分析，专家们认定这批印章是由瑞金的工匠制作。当时负责铸造印章的匠人采用了传统的手工雕刻技术，每一枚印章都独具特色。

1964年8月，中央革命历史博物馆派员来到南昌，参与文物研究工作。他们发现在官元山出土的电台零件与延安革命纪念馆收藏的一台通讯设备型号相同，都是苏区时期使用的早期通讯设备。

这年秋天，研究人员走访了官元山周边的村庄，收集相关的口述史料。一位参加过土地革命的老农说，1933年他曾在苏维埃政府领取过土地证书，印章的样式与出土的印章完全相同。

1964年底，研究小组完成了第一阶段的整理工作。通过对文献的研究，专家们重建了湘鄂赣苏区的行政区划和组织结构。这些资料显示，当时的苏区政权建设已经相当完善，各级机构分工明确。

1965年初，全国革命文物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官元山出土文物成为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与会专家指出，这批文物为研究中国革命史特别是土地革命时期的政权建设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

文物中的日记和工作笔记记录了许多具体事件。例如，1933年8月，苏区政府组织群众收割抢收，避免粮食被敌人破坏。9月，在官元山地区建立了游击区，发动群众支援前线。这些记载生动展现了革命战争年代的历史场景。

通过对文献的研究，专家们还原了1934年初湘鄂赣苏区的军事部署。当时，为了应对国民党军队的＂围剿＂，苏区采取了分散转移的策略，这解释了为什么重要文件会分散藏匿。

1965年春，江西省革命历史博物馆举办了湘鄂赣苏区历史文物展。官元山出土的文物成为展览的核心内容。展览通过实物、图片、文字等多种形式，系统展示了这段革命历史。

这批文物的发现不仅丰富了革命文物收藏，更为研究中国革命史提供了新的史料。特别是其中的政府工作报告、土地文书等原始档案，填补了湘鄂赣苏区史研究中的多处空白，为了解土地革命时期的基层政权建设提供了重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