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的一个下午，柬埔寨大使王幼平陪同西哈努克亲王访华，周恩来总理亲自设宴款待。酒过三巡，话匣子渐渐打开，王幼平与周总理谈起了往事。不经意间，王幼平提到了一个人的名字——高福源。听到这个名字，周总理的神情突然变得严肃，放下了手中的茶杯，眼神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你怎么知道他？＂周总理直截了当地问道。王幼平愣了一下，随即露出了意味深长的微笑。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牵扯出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往事。究竟是什么样的经历，让一位大使和一位总理对一个名字产生如此强烈的共鸣？这背后又有着怎样惊心动魄的故事？
一、从辅仁走向军营
1904年，高福源出生在奉天城外的一个小村庄。他的父亲是袁世凯麾下的一名营长，虽然军职不高，但在当时已属不错。这给了高福源一个相对稳定的求学环境。在当时的奉天，能够读书的孩子并不多，高福源却因父亲的固执坚持，得以进入当地最好的私塾读书。
1918年，十四岁的高福源考入奉天最负盛名的辅仁中学。这所由天主教会创办的学校，不仅有着严格的教学制度，还开设了英文课程。在这里，高福源接触到了许多新思想。当时的辅仁中学里，不少学生都在私下讨论着国家的命运。高福源经常能在校园里听到关于军阀混战、列强欺凌的议论。
1922年，高福源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辅仁大学。在大学期间，他亲眼目睹了日本在奉天城内的嚣张行径。一次，他在街头看到日本巡警殴打一个中国小贩，这件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年冬天，他在图书馆偶然看到了东北讲武堂的招生简章。
1923年春，面对家人的反对，高福源还是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大学学业，参加了东北讲武堂的入学考试。在考试中，他的文化课成绩尤为突出，这与他在辅仁的求学经历密不可分。东北讲武堂的生活异常艰苦，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训练，但高福源却乐在其中。
在讲武堂期间，高福源展现出了优秀的军事才能。他不仅在战术研究课上表现突出，在实战演练中也常常获得教官的表扬。1925年，高福源以优异的成绩从东北讲武堂毕业，被分配到了东北军第七旅。
从文弱书生到军人的转变，高福源只用了短短两年时间。在东北军中，他很快就因为能力出众被提拔为连长。这期间，他积极钻研军事理论，还自学了日语，为日后的军事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到1927年，他已经成为了营长，开始崭露头角。在军营里，他仍保持着在辅仁时的读书习惯，经常利用休息时间研读军事著作，这让他在同僚中显得与众不同。
二、乱世中的抉择
1931年9月18日，日军突然发动对东北的全面进攻。当时担任第七旅少校参谋的高福源正在沈阳城内执行任务。那天晚上，他亲眼目睹了日军炮轰北大营的场面。在接到撤退命令后，高福源带领部队向南转移，一路经过了长春、吉林，最终到达了热河。
在热河期间，高福源被任命为张学良的警卫团团长。这个任命源于他在撤退途中表现出的组织能力。当时，他曾在一次遭遇战中，成功组织部队突围，并保护了一批重要军事物资安全转移。这件事引起了张学良的注意。
1933年初，日军开始对热河发动进攻。在多伦保卫战中，高福源率领警卫团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在一次战斗中，他带领一个排的士兵，利用地形优势，成功阻击了日军一个中队的进攻，为主力部队的转移争取了宝贵时间。这次战斗后，他被提升为上校处长。
在热河期间，高福源与张学良的关系更加密切。他们经常一起研究军事地图，讨论抗日战略。有一次，张学良特意让他参加了一个军事会议，会上高福源提出了加强军队训练的建议，得到了张学良的赞同。
1934年夏天，东北军奉命进剿陕北红军。高福源率部在一次战斗中遭遇红军主力。这是他第一次与红军正面交锋。出乎他意料的是，装备简陋的红军展现出了惊人的战斗力。在榆林桥战役中，他的部队被红军包围，经过三天激战才突围而出。
这次交手给高福源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注意到红军虽然装备落后，但战术灵活，士气高昂。在与部下的谈话中，他多次提到红军战士的顽强作风。这段经历也让他开始思考中国的出路问题。
1935年初，高福源在一次对红军的追剿中负伤。张学良派专人送他去西安养伤。在养伤期间，他开始系统整理东北军与红军作战的经验。他发现红军在运动战和群众工作方面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这些观察为他后来的思想转变埋下了伏笔。
同年秋天，养伤结束的高福源重返前线。这时的东北军已经与红军形成了对峙局面。在一次追击战中，他的部队与红军主力遭遇。双方在陕北的一个山谷中展开激战。战斗持续了整整两天，最终高福源的部队因补给线被切断，陷入了被动。在这次战斗中，他成为了红军的俘虏。这个转折性的事件，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三、转折与蜕变
1935年深秋，被俘后的高福源被带到了陕北红军总部。与他预想的不同，红军对俘虏采取了宽大政策。他被安排在一间普通的农房里，每天的伙食与红军战士相同。这期间，彭德怀亲自到他的住处看望过两次，与他谈论国家形势和抗日问题。
在被俘的第一个月，高福源有机会参观了红军的军营生活。他发现红军虽然物资匮乏，但纪律严明，官兵关系融洽。一次，他看到一名红军指挥员把自己的棉衣让给了一个伤病员，自己却穿着单薄的军装。这些细节让他对红军有了新的认识。
1935年12月，周恩来来到陕北。在一次军事会议后，周恩来专门抽时间见了高福源。两人的第一次谈话持续了三个小时。周恩来详细询问了东北军的情况，特别是部队对日本侵略的态度。高福源坦诚地表达了东北军将士对日本的仇恨之情。这次谈话后，周恩来安排李克农与高福源进行了多次深入交谈。
在与李克农的接触中，高福源了解到了中共抗日的主张。李克农向他展示了大量关于日军在东北暴行的资料，以及共产党在东北组织抗日武装的具体情况。1936年初，李克农还带他秘密会见了几位从东北游击区来的同志，听取了东北抗日游击队的实际战况。
2月的一天，彭德怀再次找到高福源，向他通报了日军在华北的最新动向。当得知日军正在华北扩充军事设施时，高福源提出要重返东北军，希望能为抗日出一份力。彭德怀对他的决定表示支持，并安排人员护送他返回。
在返回途中，高福源经过了周密的思考。他决定先回到张学良身边，争取说服更多的东北军将领支持抗日。为此，他还特意在西安停留了几天，与当地的几位老同事进行了长谈。这些谈话为他后来在东北军中开展工作打下了基础。
1936年3月，高福源重返东北军。他向张学良详细汇报了在红军期间的见闻。在汇报中，他着重提到了红军的抗日主张和练兵方法。张学良对他的变化似乎并不意外，还特意让他参加了几次军事会议。在这些会议上，高福源多次提出要加强部队的抗日教育。
返回东北军后，高福源开始在部队中悄悄开展工作。他利用职务之便，经常与基层军官接触，了解士兵们的思想动态。同时，他还通过可靠关系，与李克农保持着秘密联系，及时交换信息。这种双向的信息传递，为后来的重大历史事件做了重要铺垫。
四、西安事变中的特殊角色
1936年12月11日夜，西安城笼罩在一片寒意中。高福源接到张学良的紧急召见。当晚的会面异常简短，张学良只说了一句：＂准备行动。＂这个简单的指令，标志着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开端。高福源立即着手安排，连夜调动了自己的嫡系部队。
12月12日凌晨，高福源率领一支精锐小分队，按照预定计划包围了蒋介石下榻的华清池。行动开始时，他临时改变了攻入路线，避开了原本较为明显的正门，转而从侧门突入，这个决定为整个行动的顺利进行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确保蒋介石被控制后，高福源立即派出联络员，与杨虎城的部队取得联系。他同时派人加强了华清池周边的警戒，严防国民党其他部队的突袭。当天上午，他又指挥部队控制了西安城内的几个重要据点，确保了整个行动的安全。
12月13日，高福源接到一项特殊任务：护送周恩来从延安秘密到达西安。为此，他精心挑选了一支由最可靠的士兵组成的护卫队。在这个过程中，他采取了多重保密措施，包括设立多个临时检查站，以防消息泄露。
周恩来抵达西安后，高福源负责安排其住所和安全保卫工作。他选择了城内一处易守难攻的院落作为周恩来的临时办公地点。期间，他每天都要亲自检查安保工作，并与周恩来商讨具体事务。
在斡旋谈判期间，高福源发挥了重要的中间联络作用。他多次在张学良、杨虎城和周恩来之间传递信息。有一次，当谈判陷入僵局时，他及时向张学良转达了周恩来的建议，促成了一次重要的突破。
12月20日，事态出现转机。高福源接到命令，需要为宋美龄来西安做准备工作。他立即组织人员清理了一条从机场到城内的安全通道，并在沿途布置了严密的警戒。同时，他还安排了一支特别小组，负责保护宋美龄在西安期间的安全。
12月25日，事变和平解决。在这个过程中，高福源承担了护送蒋介石离开西安的任务。他特意选择了一条人迹罕至的路线，避开了可能存在的不稳定因素。临行前，他仔细检查了每一个警戒点，确保万无一失。
这次事变后，高福源的表现得到了多方肯定。他不仅确保了整个事件过程中没有发生重大流血冲突，还在关键时刻多次化解了潜在的危机。特别是在安排周恩来与各方会面时，他采取的周密部署，为谈判的顺利进行提供了重要保障。
五、投身抗日救亡
1937年初，西安事变刚刚平息，高福源便开始着手组建抗日武装。他首先在原东北军中挑选了一批骨干力量，成立了一支精干的游击队。这支队伍以原东北军老兵为主，大多具有丰富的作战经验。
2月，高福源带领这支队伍秘密转移到了晋西北地区。在那里，他建立了第一个抗日根据地。为了扩大武装力量，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白天训练部队，晚上派人下乡宣传抗日理念。很快，不少当地青年陆续加入了这支队伍。
3月中旬，高福源的部队首次与日军遭遇。在平型关附近，他们设伏击溃了一支日军补给队，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这次战斗不仅提升了部队士气，还解决了武器装备不足的问题。战后，他立即组织部队总结经验，完善了游击战术。
随着卢沟桥事变爆发，高福源的活动范围逐渐扩大到整个华北地区。他将部队分成若干小股，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白天分散隐蔽，夜间集中行动。在一次行动中，他带领突击队炸毁了日军的一个军火库，打乱了敌人的补给计划。
1937年秋，高福源在太行山区建立了第二个根据地。他注重发动群众，在当地建立了民兵组织，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情报网络。通过这个网络，他获得了大量日军调动的情报，为后续行动提供了重要保障。
在组织建设方面，高福源特别重视培养基层指挥员。他创办了一个简易军事训练班，亲自讲授游击战术和情报工作经验。这个训练班为抗日武装培养了大批骨干力量，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了独当一面的指挥官。
1938年初，高福源的部队发展到了三千余人。他将部队改编为抗日游击支队，下设三个大队。每个大队都配备了专门的爆破小组和通讯班，大大提高了作战能力。在一次截击战中，他们一举歼灭了一个日军运输中队，这次战斗在当地产生了很大影响。
春节过后，高福源开始在根据地建立地方武装。他组织民兵担任村寨防卫，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哨警制度。同时，他还在各村设立了联络点，形成了一个严密的防御网络。这种组织方式不仅提高了根据地的防卫能力，还为主力部队的机动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到1938年底，高福源的抗日武装已经成为华北地区一支重要的抗日力量。他们不仅控制了大片农村地区，还经常对日军的补给线发动突袭，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在一份日军情报中，将高福源的部队列为＂最难以应付的游击队之一＂。这支部队的活动，成为了华北抗战史上的重要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