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霞姐。

我之前分享过一篇“1500名红色特工入台潜伏”的故事。

就在这个故事发生的同时，蒋介石正委任儿子蒋经国成立“石牌训练班”，秘密训练特工回大陆潜伏，准备“反攻”。

石牌训练班的招生条件极其优厚，很多有能力的年轻人积极参加。23岁的罗列成知道后，也报名参加了。

但他不是为了钱，也不想成为“王牌特工”，更不是为了效忠党国。

他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

我因为教书教的好，成为了浙江省衢州市的第一届政协委员。

那是1985年，衢州升级为地级市的第一年，我来到这里的第七年。

当上政协委员后，我告诉他们，其实我是台湾派来潜伏的特工。

但没有一个人相信，还笑着反问：“这个和气的老头，能有这么厉害吗？你就编吧。”

我没有编，我说的是实话。

1949年4月19日，离解放上海还差39天。

我和30多个大学生，被骗上一艘国民党运兵船，驶向台湾。

当时的台湾，颓废、杂乱，日子过得抑郁。我们个个都垂头丧气、没精打采，对自己的前途和命运感到茫然。

所幸我经人介绍，被台中装甲兵子弟中学聘为教师，算是找到了一个饭碗。

1950年元旦，学校放假几天，我独自去台北散心。在人头攒动的街头，我竟然遇到在上海读书时认识的张丹秋。

我在暨南大学读新闻时，张丹秋在光华大学读历史，我们打过几次交道，只是熟悉而已，知道他是中统分子，而我对政治没什么兴趣，所以对他敬而远之。

不过在异乡相遇，就有了几分亲近。交谈中，我无意中透露了自己回乡无望的焦虑。

张丹秋笑了起来，说：“我们想法完全一致，好男儿志在四方，何必在这弹丸之地寄人篱下？中国如此之大，难道没有你我的容身之地？走，回大陆要前途去。”

台湾与大陆楚河汉界，隔海相望，怎么能回大陆？

张丹秋凑到我耳边，压低声音说，蒋经国会同太子系的成员，成立了“革命行动委员会”，专门培养派遣大陆的特工人员，只要受过训，就有机会回大陆。

这不失为回大陆的一条捷径。只要能回国，只要能回家，管不了那么多了。我稍作犹豫，就点头答应了。

在张丹秋的介绍下，1950年1月3日，我在台北广州路警察总局参加了“石牌训练班”的考试。

10天之后，录取通知书送到了我手上。

去还是不去？当时我很犹豫，找一位朋友问主意，他非常替我担心：“你怎么会去考这种地方的？骑虎难下了，如果你不去的话，蒋经国会杀掉你的。”

一股寒气从我脖子上掠过。

于是，我只得跟着张丹秋进入了石牌训练班。

石牌训练班位于淡水河岸边，临近国府游击队停船的码头，周围山岳环抱，古树参天，闹中取静。

学员从唭哩岸学堂的一个小边门秘密进出，隐秘性极高，外人根本不会知道这里是一个训练特工的机构。

蒋介石对石牌训练班寄予厚望，任命亲儿子蒋经国为班主任。国民党以前吃透了派系内斗、山头林立的苦头，石牌训练班就有计划地打破原有的情治系统，借此整合不同系统的情治人员。

蒋经国正在会议上听人发言

中统军统全部合起来一起讲习，重新调整大家的观念，重新联络大家的感情，目的就一个，形成一股力量，共同为党国效忠效命。

训练班为期3个月，我是第三期的学员。

第一期是干部班，培养“干部的干部”，后来的队长、副队长、教务组长、训导组长以及一些工作人员，全是第一期学员。

第二期是文化宣传班，张丹秋就是二期学员，难怪他能说会道。

第三期，是游击队干部训练班。

这期“游击班”30人，加上爆破班15人，共45人。学习内容以理论为主，擒拿、爆破、发报、驾车、战略战术也有涉及。

培训中最重要的就是“精神灌输”，要把我们训练成冷酷无情的“亡命之徒”，到时潜入大陆打入要害部门，为他们窃取情报，以便“反攻”。

在这里，每个学员只有一个编号，相互之间连姓啥名谁都不准打听。

在这个戒备森严的特务机构里，一条性命微不足道。我注意到，有几位同学莫名其妙地失踪，据说是因为反悔，所以作为政治犯送去了火烧岛。

蒋介石多次来训练班视察，一来就要训话，传授“成仁哲学”，“你们是反攻大陆的先锋”，“追随领袖就是革命”。

在一次与学员临别赠言时，他竟一面检讨自己，一面潸然泪下。

很快，我从训练班结业了，学员秘密受令，被分成两拔派遣回大陆。

第一拔属于集体派遣，从浙东沿海地区舟山群岛和一江山岛一带强行登陆，这里当时还在国民党掌控中。登陆后，隐蔽于各地搞破坏活动。

第二拔属于小组派遣，由台湾到澳门，再从香港转回大陆。

我属于第二拨。出发前，训练班的组长一再提醒我们，最好能够在大陆找到一个可靠的人，既可以隐瞒你的过去，又能够证明你的清白。

我想到了一个好朋友，他那时候已经在交大工作。征得上级同意后，我写信和他取得了联系，他非常欢迎我回上海工作。

但他不知道，我已经是一个特工人员。

我知道自己踏上的将是一条布满地雷的不归路。因为谁都不会相信，我去台湾是被骗去的，做特务目的是为了回大陆。

生命只有一次，谁都不愿意白白送死，更不愿意给已经倒台的国民党当炮灰，我得给自己找到一根救命的稻草。

灵光一闪，我有了一个主意，这就是找张丹秋的蛛丝马迹，掌握他回大陆的动向和去处，以备自己将来“戴罪立功”之用。

但一起回大陆潜伏的特工之间，相互之间不仅不能联系，他们落脚在哪里等情况更不能打听，这是纪律。

我只能从同学那里打听到，张丹秋曾说过“回大陆后，到天津找未婚妻”——他未婚妻是一所女子中学教师，岳父是天津面粉厂的私方经理。我推断，这些条件，非常利于他潜伏。

有些准备后，1950年5月，我回到了上海。

上海已经是一个崭新的世界，走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让我感觉熟悉而又陌生。

我并没有引起别人的怀疑，大家都以为我是从香港回来的，并不知道我去过台湾。

到上海不久后，西北军区64军速成中学到上海来招收教师，我便去报名考试，成了西北军区64军速成中学的教员。

当时，64军参加修筑天水至宝鸡铁路，速成中学办在离陕西宝鸡15里的陈家村。

在速成中学，我主要负责给解放军军官们上课，补习文化知识。学生中甚至有师级干部。这些在战场上威风八面的军官们，对老师毕恭毕敬的，这让我感到很骄傲。

我在国军那边最高只做到过炮兵一等兵，但这些解放军军官只有我让他们坐下，他们才肯坐。我的教学能力不错，还在速成中学里立功受奖。

但只要一想到自己是讲台下这些官兵欲先诛之而后快的“敌特分子”，我的后背就冒冷汗。

在速成中学安稳下来后，我开始琢磨怎么跟“组织”上取得联系。

在台湾规定的纪律是，如果我向台湾传递信息，只能走单线，通过香港站——英皇大道雪厂街的一个特工联系。为避人耳目，这个人成了我的舅舅。

自从回大陆后，我一直没有联系香港的舅舅，特别担心他们主动联系我，会引起怀疑。还好他从没有过。

我买来白糖化成水，蘸在笔上写了一封信。收到密信后，只要将它放在火上烘烤，就能显示隐藏的字体。

在秘信中，我告诉香港的舅舅，“已经成功地打入了军队”。同时，为了表明自己的忠诚和已经开始工作，我把看到天上飞的飞机，凭主观推断是东北制造的，作为重要情报进行汇报。

为了不被怀疑，这封信我又让在上海的堂兄中转了一次。

香港的舅舅对我的工作非常满意，鼓励我继续潜伏，为党国提供更多有价值的情报，每个月还通过上海的堂兄寄来300元钱作为活动经费和奖赏。

那段时期，台海两岸剑拔弩张，一边喊着解放，一边准备反攻。但很快，朝鲜战争爆发了，中、美两国暂时对台湾自顾不暇。

64军将入朝参战。11月份，部队奉命开往山东省泰安地区整训。

朝鲜战场急需英语翻译，上级指名我入朝。朝鲜战场上抗击联合国军战况激烈，但自己是“潜伏”的，怎么敢去呢？

我只能找借口一再推脱，跟上级说速成中学刚成立，需要骨干，留下来作用更大。想不到我漏洞百出的借口，竟也能蒙混过关。

到了1950年12月，全国范围内都在进行清查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政治运动，一批特务、土匪、恶霸、反动分子被清除。

但我隐藏得好，因此成了漏网之鱼。

接着，开始搞“五反三反”运动，我因为平时表现好，被吸收为打虎队成员，每天早晨负责向贪污分子攻心喊话。

没有一个人怀疑过，我是特务。

但我却想自首。

我们64军军长是老红军，在全国解放以后回江西老家探亲时坐了一趟飞机，现在被扣了帽子，指控为铺张浪费。

此时他正在朝鲜前线指挥打仗呢，他白天指挥打仗，晚上接受批评。

连一名战功赫赫的军长都因为这点小事被批评，我很震惊。我的错误不知比军长严重多少。

1952年7月里的一天，我对指导员说：“指导员，你现在有空吗？我想跟你谈个问题。”

指导员和我住同一个宿舍，两人平时无话不说，我这么正经八百，让他有点不适应。

加上这些日子以来，指导员都在忙运动的事情，根本没有精力管别的，他摆摆手说：“是什么事情？暂时搁一搁吧。”

这一夜，我翻来覆去在床板上烙饼，第二天整个人都神情恍惚的。

到了晚上，我再也熬不下去了，对指导员说：“我有问题需要向你交代。”

指导员认真地看我一眼，说：“难道你也犯了贪污？”

我咬了咬牙，说：“我是台湾派遣的特务。”

指导员吓坏了，一脸震惊看着我。

不过，他毕竟经历过大风大浪，拉出一张椅子，强作镇定地说：“坐下来，慢慢说，不要激动。”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个政策我懂。我竹筒倒豆子，一股脑全部倒了出来。

但如何才能戴罪立功，争取宽大处理，最终保住自己的脑袋，我想只有检举揭发自己知道的台湾潜伏敌特分子。

我检举揭发了张丹秋。

“指导员，你赶紧去抓人吧，不要让他给逃跑了。”我说。

我又给指导员提供了张丹秋潜伏在天津的一所学校，他未婚妻是一所女子中学的老师等线索。

其实，我的心里还是忐忑不安的，万一没能抓住张丹秋，那我就是提供虚假信息，罪加一等，更没有好下场。

但我还是相信，即使是大海捞针，只要张丹秋没有死，只要没有撤回台湾，完全可以把他打捞出来。

自首后，组织上没有立即对我“动手”，我依然照常给学员们上课，他们对我的态度跟以前相比也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这种悬而未决的感觉不好受，仿佛前面是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

我宁愿早点给一个处理结果的，这样我就可以安心改造，争取早日重新做人，堂堂正正地工作生活。

不久后的一天，我在《人民日报》看到一篇文章，标题是“张海棠就地正法”，副题是“披着人民教师外衣的特务分子”。

张丹秋又名张海棠。

我拍了拍自己的胸口，一直悬着的心落下了。真是庆幸啊，要是张丹秋比我早交代，那时的情形将调个个儿，死的就是我，生的就是他。

将近一年时间，西北军区保卫部逮捕科的同志来到学校找我谈话，让我好好反醒自己，他们语气平和，看不出敌视。

又等了几个月，我被带到了西北军区军法处，接受漫长的隔离审查。

在看守所里，我一遍又一遍交代了过往的所有经过。

我的老家在江苏靖江，在当地也算是大户人家，有田有地有房有产，受人尊敬，小日子过得不错。

但在上海人看来，我是个“江北佬”，乡下人。父亲为了改变我的命运，从小把我送进上海的学校念书，接受新式教育。

我一门心思读书，不仅能讲一嘴很溜的上海话，还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西装一穿，新潮又洋气。

后来抗战爆发，上海呆不下去了，我和同学们辗转江苏宜兴的国统游击区和“新赣南”继续完成学业。

到了1944年底，国民政府发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组建知识青年远征军。

我正好高中毕业，被一鼓动，热血沸腾，在江西兴国报名参军，成为了青年军209师627团山炮2营的炮兵。

但我还没有在战场上放过一枪一炮，抗战胜利了。

在绍兴骑着缴获日军战马纪念抗战胜利的留影

1946年，蒋经国发文青年军各部——“具有高中毕业文凭的青年军将士可复员就读公立大学”，不用考试就可以直接上大学，暨大、交大、复旦、同济4所国立大学可以随意挑一所。

我的兴趣和志向，就是当一名新闻记者，就这样，我成了华侨高等学府暨南大学新闻系的一名学生。在学校里也是风云人物，采访了几个重要官员。

就这样到了动荡不安的1949年。还有一年我就要毕业了，但已经修满了130多个学分，学校安排我提前毕业。

形势骤然紧张起来，辽沈战役以后，大量逃难的人往南方港口聚集，有钱有门路的人，纷纷借道逃往台湾。

4月15日，一封署名“上海学联”的油印信寄到了我手上，大意是：“你在历次学潮中所干的勾当我们都一清二楚，现在上海即将解放，你就等着人民的公审吧。”

上海学联是上海学生联合会的简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上海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学生会、高等学校和科研教育机构研究生会等的联合组织。

这封信不啻于是一枚定时炸弹。但我不明白的是，自己这样一个安分守己远离政治的人，为何还会被收进“黑名单”？

但还是越想越感觉到害怕。

我有两个好朋友，也上了学联的“黑名单”，我们3人坐在一起，愁眉苦脸，不知如何是好。

后来我了解到，4所国立大学生里收到“上海学联”油印信的，有30多人，一帮难兄难弟。大家聚在一起商量对策，七嘴八舌，莫衷一是。

最后有人提议，去找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兼上海市文教办公室主任的方治，让他给大家拿拿主意。

我是暨南大学青年军联谊会负责人，在几次的活动中曾经与方治有过交集，大家就一致推举我领头去找他。

1942年中学毕业和同学们在一起的罗列成（左二）

到了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进了方治的办公室。他的私人秘书邹道树也走了进来。

我说完来意后，方治双眉紧蹙，起身，手拿烟斗徐步窗前，又凝视窗外，若有所思，一言不发。

这时邹道树打破了沉寂，他以学长的身份，以代人受过的口吻，向方治作了深刻的检讨：“他们年轻幼稚，思想模糊，如今，同学们认识到了事态的严重，已经吸取这个沉痛教训了。”

这番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说辞，终于让方治的脸色缓和起来，他恨铁不成钢地说：“同学啊，你们以前也太不懂事了，还抱着与共产党和平共处的侥幸心理，现在好了吧，上了学联的黑名单，要是共产党过了江，肯定没有你们的好果子吃。”

“既然你们来了，我也不能袖手旁观、见死不救。到底应该怎么办，需要研究一下，明天上午8点钟，给你们一个答复。”说罢，方治匆匆离去。

度过了一个不安的夜晚，第二天我们又去找方治。方治不在，是邹道树接待我们的，他手里拿着方治写的一封亲笔信，让我们去上海武进路空军俱乐部找新军征集办公室的王主任。

王主任看过信，让我们于4月19日晚上，到十六铺码头集中，他反复叮嘱：“请准时到来，逾期不候。”

那天晚上，我们出现在了十六铺码头，被王主任安排，匆匆上了一艘轮船。

我连忙去找那两位好朋友。只有一个人跟我一样上了船，另一人不知踪影。后来才知道，他被别的事情耽搁，没能赶上轮船。

一起上船的好友叫周才坤，我们到了台湾后成了难兄难弟，但后来我去参加石牌培训班没有告诉他。

我做梦都没有想到要去台湾，不仅没有带什么行李，连上海的堂哥都来不及告诉一声。

轮船在海上行驶了两天一夜，停在了基隆码头。邹道树早等候在那里，一见我们，得意地哈哈大笑起来：“可把你们请来了。”

我一头雾水，不知道他话里的意思。邹道树接着说：“我实话实说吧，要不是我们写那封信，你们是不会来台湾的。”

原来，所谓的上海学联的油印信，是方治他们一手炮制的阴谋，不愧是搞政治的高手。用这种手段把我们这些高学历的青年骗去台湾，也算是给他的主子献上了一份大礼。

我心里又恨又气，但无可奈何。

参加石牌班每个人的想法不尽相同，里面确实有很优秀的特工。

但我目标很明确，就是回大陆。

我是秘密离开台湾的，谁都不能告诉。后来我才知道，与我一起入台的好友周才坤在我失踪后，一直在打探我的消息。

从台湾到澳门，坐的是邮轮。

4月份的海面，天蓝、风柔、浪平，有海鸥跟随在邮轮后面翩翩起飞。这种场景，是非常适合走上邮轮的甲板，吹吹微风、晒晒太阳，并作一些诗意的遐想，但我不敢。

我没有这样的闲情逸致，怀揣不可告人秘密的人，最害怕的是见到人。

1年前，我还只是一个被骗去台湾的流亡学生；1年后，我是带着特殊任务的特务。这种身份的转换，我自己都目迷五色。

趁四周没人，我迅速打开随身携带的皮箱，把上头配发的A、B、C三种写密信的药水全部拿出来，用力甩进了大海，连一小朵浪花都没有激起来。

我自言自语：“去你的吧，我是清白的。”

我读的是新闻系，其实最想的是进入上海的报界工作。

那时候，暨南大学的一位老师在《大公报》担任编辑主任、资料组长，他希望我加盟报社，但要求我提供一份离开大陆在香港一年期间的证明材料和证明人。

我担心自己露馅，找理由婉谢了他的邀约。

有一天，我了解到徐汇区开办“海光业余学习班”，反正闲着，就去报名参加学习。

在这个学习班上，我遭遇了一场铭心刻骨的爱情。

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那天上午，我刚一走进教室，就被一位文静秀气的女孩深深地吸引了。

可以这么说，我对她一见钟情。

她叫何明玑，比我小1岁，那年22岁。她的生父大名鼎鼎，是湖南军阀何键，1949年春，解放军逼近长沙，何键迁居香港。次年夏到台湾，被聘为台湾当局“总统府”国策顾问。

何明玑的生母是何键养在外头的姨太太，何键逃到台湾，对这个上海的家外之家就不管不顾了。

何明玑从小上的是教会学校，接受过良好的教育，能够说一口非常地道的英语，我的英语也不差呀，两人在一起时，经常用英语交谈，声音大点也无所谓，反正别人听不懂，说到开心处，便哈哈大笑起来。

那时，位于上海茂名南路的兰心大戏院经常有话剧演出，有好剧目时，我就请何明玑一起去看。

一次看完演出，我执意要送她回家，就叫来了一辆黄包车。

上海的6月，天已经有些闷热了，何明玑穿着短旗袍，手臂和大腿的皮肤又白皙又细嫩，如果挤坐在一辆黄包车上，一颠一簸，两人的肌体肯定要亲密接触。

何明玑倒是十分大方，她把身体往里一挪，朝我招了招手：“来来来，坐一起嘛。”

我非常想跟她坐在一起，但控制住了自己，扬手又叫来一辆黄包车。

两辆车，何明玑的在前头，我的在后头，行驶在上海的街道上。风把何明玑的头发飘起来，显得青春飞扬。她还不时回头，投来一颦一笑。

其实我的内心是十分挣扎的，一方面，我向往美好的爱情，一方面，想到自己是潜伏的特务，时时刻刻都在担心会牵连对我情深意重的何明玑。

我这样的人是不配拥有爱情的。

不久，西北军区64军速成中学到上海来招收教师，东北银行专科学校也同时来上海招收学生。

何明玑和我相约，一起去报名参加考试。

考试成绩发榜，我和何明玑都被两处录取了。

“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何明玑想跟我一起勇闯天涯，她瞪着一双明净的大眼睛，非常期待地看着我。

决定是那一瞬间作出的。

晚上，我去了愚园路的何明玑家，对她母亲说：“伯母，我跟你商量个事，我觉得明玑上东北银专好，毕业以后就可以直接分配到银行工作，又轻松，工资又高，去部队要训练要打仗，女孩子不适合，没什么前途。”

说完我就离去，故意连看都不看一眼哭得伤心欲绝的何明玑。

就这样，我去了西北军区64军做老师，何明玑去了东北银行专科学校读书。

我走的时候，没有跟何明玑当面告别。那时的我，做梦也不敢想，我们还能再见面。

根据我的坦白，军事法庭判处我有期徒刑12年，剥夺公民权5年。

服刑期满，我被留在劳改农场，直到1979年才获得彻底的自由。我来到了温润的南方小城衢州，投奔我的弟弟、妹妹，他们都在衢州化工厂工作。

后来我被调入衢化中学，教初中语文。我一直有个心愿未了，就是想知道何明玑的下落。

此生再跟她见上一面，问问她这些年过得好不好。

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东北银专的通信地址，是“长春市斯大林大街”，40年来，这几个字我经常在心里一次又一次地默念，到死都忘不了。

我终于鼓起勇气给何明玑写了一封信。

但是，斗转星移，世事变迁，物是人非，这封信能不能抵达何明玑的案头？我心里一点没底，就当是碰碰运气。

我在期待。

幸运的是，不到一个月时间，邮递员送来了一封信，是东北银专的一个老师写来的。

老师在信中告诉我，何明玑是从上海考来的学生，知名度很高，大家都知道她。

何明玑毕业后留校工作，当了英语老师，后来跟同校的政治老师结婚，文革期间因家庭成分问题，吃了很多的苦头。

最让我兴奋的是，老师在信中告知了何明玑的通讯地址。

我赶紧又写去一封信，何明玑也立即回复，信上还留了电话号码。

面对那一串数字，我心跳加快，那后面，就是分别40年的恋人。我担心自己按错数字，看一遍，嘴里再复述一遍，然后才一个一个地按下去。

电话那头接起来了，我刚“喂”了一声，何明玑就听出来了：“哦，你是罗列成啊……”

眼泪唰唰地从我眼眶里蜂拥而下。

我决定去看何明玑，不见一面，这辈子死不瞑目。但我不能冒昧前往，万一人家不想见我呢，那就尴尬了。

我让一位同学探探何明玑的口风，同学告诉我说，何明玑也非常想念我。

我出狱后也成了家，妻子和我一样是个苦命的人，第一任丈夫在文革中死去。我现在去见前女友，要光明正大，不应该瞒着她。

我吱吱唔唔地刚说完，没想到，妻子很大度，说：“去吧，替我问声好。”

1993年的9月，我从衢州坐火车出发，穿越2700多公里，来到了长春。

分手多年后，我和何明玑终于相见了，在我眼中，她还是那么的漂亮。

我们有聊不完的话题。我告诉了她分别的原因和分别后的经过。

我们有时笑有时哭，跟孩子一样犯傻气。

我被判刑后，送到位于新疆阿克苏农场开荒造田，这里位于天山南麓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北缘，环境恶劣。

但当时肃反正在扩大化，没有被枪毙，已经算是对我的宽大处理。我知足了。

我要下决心好好改造自己。连续3年，被评为“劳动积极分子”。评上劳动积极分子可以减刑，但我把机会让给年纪轻、态度好而刑期长的狱友。

时间过得飞快，1965年11月，我刑期满了，获得了新生。

天下黄土皆埋人。当年，很多刑满释放人员留场就业，我已经适应了新疆的环境，留在农场当了新生职工。

后来才知道，我留在农场是明智的选择，躲过了史无前例的“文革”。

如果当初走出农场，以我的历史问题，结局不敢预想。

后来农场建磷矿厂，我被调去井下挖矿。第二年，我时常感觉自己胸闷、胸痛、气促，去医院一检查，患上了二级矽肺。

这对我来说，既是坏事也是好事。

因为磷矿了解到我是解放前的大学生后，就不让我下矿井了，叫我去磷矿子弟学校教语文和英语，后来还成为磷矿子弟学校的校长。

磷矿厂有很多的上海知青，在上海呆了多年的我，跟他们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他们也非常喜欢找我聊天。

“江北老阿叔”，开口闭口，他们总是这样称呼我。只是上海的记忆对于我已经太遥远了。

直到到了1973年底，因为我劳动表现好，获准回家探亲，这可是新疆新生职工中第一个回家探亲的。

我回到了靖江老家。

父母尚健在，却已垂垂暮老。因为自身是地主成分，又有个特务的儿子，这些年来，父母吃了不少的苦头。

在青年军209师时与父亲的合影

从未尽过孝的我，在他们面前长跪不起。

两位老人泪眼婆娑。

“十年活动”结束后，中国逐步开始拨乱反正，一批冤假错案得到平反。从实质上说，我不是特务。

我仿佛看到了希望。

1979年4月，我致信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陈述自己的情况。

终于等来了好消息，不久，我接到兰州军区（原西北军区）军事法院通知，撤销原判判决书，补办复员转业手续。

我的特务身份被洗白了。

办妥手续时，我没有旁人想象的那么大喜大悲，还和关心我情况的干部职工开起了玩笑。

当时有人问我：“阿叔，他们找你啥事体了啊？”

我笑道：“老早的时候，我失手杀了一个人。”

这句话把关心我的旁人吓得不轻，却依然故作镇静地安慰我：“没事，把事体讲清楚就好，我们相信你绝对不是坏人。”

虽然我是笑着说的，但这不是一句玩笑话，它很沉重。

后来我了解到，张丹秋确实算得上是一名非常优秀的特工，潜回到大陆后，他混进了天津九区中心干部业余学校，做了一名教师。

每天，张丹秋早来晚走，关心同志们的进步，并给别人物色爱人，找住房。工作评薪时，他被评得最高。

被捕后张丹秋在供词中说：“我打入学校的计划是，第一步巩固潜伏，不乱说乱动，假积极争取领导信任。我使用的手段是，靠拢领导，拉拢能力强、比较进步的人，打击能力差和比较落后的人，以抬高自己；施用小惠，使人家对我好感，麻痹人们对我的注意。”

我至今不知道他被捕是不是因为我的检举，但总是想起他的名字。

我在衢州安定下来后，想到了老家靖江的父母。

这么多年来，我都在亏欠他们，再不弥补就晚了，于是把他们接到衢化，一家人得以团聚。

我从衢化中学退休后，又被多所学校和复习班来邀请去执教，最多的时候一个星期要上32节课。

我怕搞错，就把课程表贴在门上。我退休后比退休前还忙。能和孩子们在一起，我是非常乐意的。

衢化高中的老校园

我的高中毕业时代，国破山河碎，想做记者的我只能去当兵，从此改变了我的一生。

领导、同事、邻居、学生对我都非常好，有学生出国留学，只要一回国，肯定要来看我。

成绩好的学生毕业后常回来看老师，这很正常，成绩不好的学生也常回来看我，这一点让我觉得奇怪。

后来我想明白了，只要你对别人好，别人自然会对你好。

我和何明玑说完这些，已经到了夜里的11点钟。

知道我要来，何明玑不希望我住在宾馆里，专门整理出一个房间，把被子晒过，床单也换新的，希望我住在她家里。

我把提前买好的火车票拿出来，对何明玑说：“我要回去了，凌晨1点的火车。”

我看到一缕失望的神色从她眼里闪过。

忽有故人心上过，回首山河已是秋。除了何明玑，很多重要的老友我都没有联系。

在同学的眼中，我是谜一样的存在。几十年里，大陆的同学以为我去了台湾，而台湾的同学又不知我流落何处、是死是活。

我那种身份，怎么好意思主动跟他们联系？躲都来不及。

在家中写字的罗列成

暨南大学的同学中当初没去台湾的，有的在国家级新闻单位当领导，有的是大学教授，专家学者，个个都很有成就。

我一点也没有羡慕他们，人老了，把什么都看得风清云淡，能够活到现在，已经非常幸运了。

当初和我一起去台湾的同学，有的也混得不错。我的好朋友周才坤，还当上了台北县税务局局长。

1987年10月15日，台湾当局宣布开放台湾居民到大陆探亲。两年后，周才坤随旅游团回大陆，住在杭州黄龙饭店。我听到消息后，连夜赶去看他。

周才坤见到我大吃一惊，说：“你不是死了吗？”

“我不是好好地站在你面前吗？”

原来，我被派回大陆潜伏时，周才坤一点不知情，还到处打听我的下落，后来被告知：“罗列成去大陆后，已为国殉身了。”

周才坤说，他亲眼看到，在台北的中山堂“烈士”碑上，刻有我的大名。

原来，我在台湾当局眼里，早就是一个死人。

我们俩只剩下万千感慨，两双苍老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罗列成与周才坤握手的时候，派遣他到大陆的蒋经国刚刚去世一年。

台湾派来的特工中，有的潜伏到1996年，

更多的特工早早就消失在历史里。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与大陆谍战50年，有3000名特工“死亡，他们的名字全部刻在台北忠烈祠。

大陆潜伏在台湾的特工也牺牲惨烈。首批派出了1500名红色特工，因为叛徒叛变，一次就牺牲了超过1100名。

这么看，潜伏到底， 可能有。

但我知道死去的每一个特工。

编辑：马修 霞姐

关注我，了解更多真实战争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