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27日，在怀仁堂，正在举行首次大授衔仪式，周士第将军被授予上将军衔。

在五十七位开国上将中，他不仅是一名老党员，而且名声打出去的也最早。

加入党组织的同一年，他就在省港大罢工运动中大展身手，名噪一时。

可以说纵观整个革命历史，他的起点是极高的。

而且一生戎马征战，为民族独立与解放做出卓越贡献，还被毛主席称赞有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坚决性。

但最后授衔时，与他同资历，甚至还比不上他的其他同志，很多军衔都超过他，被授予元帅、大将。

对此，他后来曾在回忆录中自责地写道：

南昌起义后立场不坚定，历史上有“污点”。

这中间究竟有何缘由？他为什么说自己立场不坚定、有污点？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1923春天，周士第怀着满腔热血从家乡离开，北上来到革命气氛浓厚的广州。

在这里，他与共产党员徐成章等人结识，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并在第二年正式入党。

加入党组织不久，就遇上陈炯明趁机大举进攻广州，周士第和徐成章带领一部分兵留在广州。

六月份，省港大罢工爆发，中共两广区委迅速开展部署，周士第任铁甲车队队长，带兵前往保护群众。

这次罢工规模大，斗争激烈，铁甲车队就成为民众的坚强后盾。

在示威游行中，车队总是让群众走在前面，自己走在后面，一方面是声援，另一方面是为严密监视周围情况，能够在敌袭时第一时间保护群众。

随着罢工的深入，带领车队对香港进行封锁，以防陈炯明残部逃脱。

眼看无法逃离，其残部便抱着鱼死网破的心态，将驻地的纠察队包围起来，想要同归于尽。

周士第得知消息后，第一时间带着铁甲车队四十多人赶到现场。

他指挥车队和工人纠察队，英勇地抗击着有备而来的敌军，最终打退敌人进攻，坚守住了沙鱼涌阵地。

这次战斗有力地保卫了省港人民群众的大罢工，让他深受群众爱戴，班师回广之后，民众还自发地为他举行一场慰问活动。

铁甲车队

多次革命实践，使得两广中共区委逐渐认识到，拥有一支属于自己的军队是非常有必要的。

在多番考量下，周恩来最终决定以铁甲车队为基础，叶挺任团长，组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其中周士第任第一营的营长。

之后，国民政府决定出师北伐，消灭军阀。考虑到出师首战对全军士气的影响，中共两广区委认为第一战一定要打得出彩，打得漂亮。

多番思量之下，最终决定让叶挺带领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锋，向湖南进军，打响第一枪。

战争动员会上，为鼓舞全军士气，周士第作为第一营营长，带头留下家书、衣物和余钱，彰显其为革命视死如归的决心。

在他的表率作用下，队员们深受感召，满怀激动地写下一封封家书，誓要将军阀打得落花流水，瞬间士气大振。

北伐中，他率领第一营的战士们一马当先，不多时便直逼重镇武汉，给敌人带来极大的威胁和震慑。

由于在战斗中的突出表现，当时人们都称其为“北伐先锋的先锋”，第四军独立团也被称为“铁军”。

1927年，正当大革命轰轰烈烈地进行之时，蒋介石、汪精卫却相继背叛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制造白色恐怖，导致国共合作破裂。

为了挽救革命，中共中央决定发动南昌起义，南下广州，二次北伐。

当时，周士第所在的第四军第二十五师统归张发奎指挥。对于他这种有着优秀军事能力的将领，张发奎等高层自然是想方设法拉拢过来。

所以，在南昌起义爆发前夕，张发奎委派第二十五师师长李汉魂找到他，威逼利诱希望他不要跟共产党走，结果周士第不为所动。

还愤慨地表示：

“第四军在北伐中能打胜仗，张发奎能有今天的地位，是由于有共产党的帮助、共产党员的英勇牺牲。

你们今天跟着汪精卫反共、分共，只能是死路一条！”

李汉魂劝说不成，反被说得哑口无言，最后无功而返。

不久后，南昌起义爆发的消息传来，他立即找到上级党组织派来主持起义的聂荣臻，与其会合，共同讨论起义计划。

最后两人敲定趁部队午睡时，以出外打猎的名义将队伍拉出驻地，到达德安车站，集中赶往南昌，并决定：

如遇阻挠破坏起义者，坚决镇压；如遇追赶拦阻之敌，坚决消灭。

这么大的动静，国民党不可能察觉不到。

当殿后的七十三团走到德安车站以北时，张发奎便亲自带着卫队追来。他站在车上鸣枪示警，试图命令战士们回去。

但是周士第在队伍中的威信远大于他，七十三团不仅对他置若罔闻，反而团结一致朝他开枪。

张发奎没料到会是这样的场面，顿时吓得仓皇逃走，只留下车上五六百卫队营的人在车站火拼，最终被打得全部缴械投降。

聂荣臻、周士第率三千多人的起义部队顺利到达南昌。得知他们的到来，周恩来十分高兴，

“我们原来没想到这样顺利，你们竟然把二十五师大部分都拉出来了。”

随后，党组织将这部分起义部队进行整编，以第二十五师的编制归属第十一军建制，由周士第担任师长，下辖三个团。

在南下途中，周士第率领二十五师始终承担着全军后卫的职责，不仅要掩护整个部队的行进，还需承担数百名伤病员和大量武器的安全转运工作。

起义军主力顺利抵达潮汕后，在朱德指挥下，周士第与二十五师留在大埔县三河坝地区，牵制敌人，确保主力部队能够顺利南下。

当到达三河坝后，一眼望去，他发现此地地形对我军极为不利。一旦战斗打响，队伍将面临背水一战，处境会极为艰难。

因此他当机立断，命令部队迅速转移到对岸的东文部一带，并迅速布置防线。就在他们刚刚部署完毕之际，敌军大批兵力便汹涌而至。

当时，他并不知道南下的起义军已经遭遇失败。他深信只要能守住三河坝，就能为主力军争取更多的时间。

因此，他率领二十五师不惜一切代价，与敌人血战了三天三夜。

但由于敌军人数众多，终不敌，最终东文部、笔枝尾山被敌人占领，二十五师陷入包围之中。

这时，周士第觉得不能再继续与敌人拼死纠缠，再打下去将会全军覆没，便决定带领队伍退出战斗。

当他们准备赶去与主力汇合时，遇见从潮汕退下来的起义军官兵，才知道汕头、潮州已经被敌人占领。

他看着眼前所剩无几的部队，心中感到一丝迷茫，萌生出抛下部队寻找党组织的想法。

他觉得：“现在的情形下只能去找组织，有了指示一切就好办的多了。”

但朱德对他这一想法严厉呵斥：

“你就这样走了，让部队怎么办！你让同志们怎么想！这种行为是极其不负责的，我绝不同意！”

已经萌生悲观情绪的周士第，听不进去朱老总的劝诫和批评，最终还是选择跟着李硕勋离开。

就这样，他离开大部队，到达香港。与组织取得联系后，他又不幸感染疟疾。

但苦于身无分文，幸而遇到张云逸支持他五十元钱，才得以住进医院。

巧的是，其老友陈超鹏刚好从马来西亚来到香港，得知他的病情后，便邀请他去马来西亚治病，他也因此和党脱离了联系。

照之前的情况来看，他对党的忠诚不容置疑，但或许是当时香港也处在白色恐怖之中，联系不便，他离开时并未告知党组织。

他将这视为自己革命路上的一大污点，晚年曾坦言：无产阶级立场不坚定，南昌起义失败后动摇了。

这一次的选择使得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未曾抛弃部队离开的朱德、陈毅，以及当时还是连长的林彪都被授予元帅军衔，而他仅授上将。

在海外治病期间，周士第内心依旧牵挂着国内革命。

病愈后，当他得知邓演达在组织反蒋的第三党时，便再也忍不住自己躁动的心，于同年冬回到上海，加入黄埔革命同学会。

1933年福建事变爆发后，他终于得到与红军代表接触的机会，向他们表达自己回归部队的心愿。

历经周折，一年后，周士第终于到达瑞金，被组织分配到红军大学训练部当军事教员，并在第二年重新加入党组织。

组织曾多次明确，“周士第同志的党龄从1924年起连续计算”，以这种方式肯定他在党外从事的革命活动。

但因为当时在起义失败后他抛弃队伍离开，一些干部对其仍抱有怨言，就导致他本人不怎么能服众。

所以他后来的经历就相对之前略于平淡，或者说，一直没能很好地发挥好自己的才能。

因此在后来授衔时，中央考虑一方面，华北军区虽也有野战军，但论其实力、规模以及所打出的战役来说，都无法与一野相比较。

所以也就再没有选出一名大将的必要，有一位元帅就足矣。

另一方面，华北军区三兵团，实力最强劲：最能独当一面的，无疑是一兵团。

当初出于万全考虑，组织让徐向前担任总指挥，率一兵团在山西与阎锡山缠斗，周士第将军则一直作为副手。

好不容易等到进攻太原时，徐元帅积劳成疾旧病发作，无法指挥作战，应由他接过指挥大展身手，中央又调来彭德怀接替。

因为当时一野兵力平定西北稍显不足，要借用华北的军队，所以彭老总一边来太原考察部队，一边以军委副主席的身份坐镇，指挥作战，这就使得他处在一个尴尬的境地。

他自己对当时抛下队伍一直心中有愧，对部分事情就不争不抢，一直默默无闻。

后来，授衔时有一些同志对自己军衔不太满意，还闹过几通，他却没有丝毫怨言，反而觉得很满足。

只能说，在那个能人辈出的时代，周士第将军虽然有资历、有能力，抛离队伍的行为确实让他心中有愧

至于授什么军衔，他也未曾计较过这些，对其来说，荣誉不过身外之物。

他一直保持着朴素谦虚的作风，曾严词拒绝有关部门为他准备的新家具。

最后还是老战友萧劲光到家中做客后，向上面反映他家里的沙发塌陷严重，不成样子，他这才答应换个新沙发。

周士第将军戎马一生，为革命以及解放后的国防建设做出的贡献不容忽视，是一位值得我们永远尊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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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过冬】

【编辑｜长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