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霞姐。

之前我们发了条消息： （点开就能看）

还有老兵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留言问具体在哪个学年的哪本书？‍‍

老兵们等这一天实在等得够久了。

今天给大家讲述故事的，也是一名对越自卫还击战老兵。

他的父亲是老红军，上战场前，连长当着他的家人打下保票，要保护他的安全。

但在215高地的攻坚战斗中，一个个战友倒在了他的眼前，他还能藏在连长的庇护下吗？‍‍‍‍‍‍‍‍‍‍‍‍‍‍‍‍‍‍‍‍‍‍

在黄昏时分，经过下午的血战，我们连终于突破了越军的第一道战壕。

215高地上一股强大的火焰映红了天空，是喷火班战友在高地上打出了第一枪。

横着向越军战壕喷射的火焰，在我们的面前形成了一堵火墙。

紧接着他又打出来第二枪，“呼！”又是第三枪。

可第三枪是冲着自己头顶上喷出的。

火焰落下来，烧到他的身上，只见一个火球动了一下，就再也不动了……

此时，天色已暗，我们看不清自己的战友，也看不见越军。

连长不停发出请求支援的呼叫，“我们连突破了！但还没有占领，让1连再打一下！”

天很快就完全黑了下来，我们接到命令回撤，清理伤员和武器。

如果不再次进攻，那些牺牲的战友都不能答应。

1979年2月20日，我们13军39师115团1营接到命令，向215高地当面之敌进攻。

当我们助攻连2连奔赴高地时，主攻连3连已经接敌。

敌阵上那激烈的枪声，使我根本分不清有多少敌人、有多少武器在向我们的战友射击。

弹幕袭来，眼前，一幕悲壮的情景发生了。

一瞬间，连队冲在前面的很多3排战友被打倒在地上，我们也全部卧倒。

“我排大部伤亡！失去进攻能力！快来救我们！”3排长报告着。

我们此时已经分不清枪声和炮声，也弄不清3连进攻那个方向上的情况。

我爬上了无名高地左侧的顶端，在一窝草丛边架好了枪。

此时看到越军的身影在215高地上来回的滚动，不停地从3连方向上朝我方扑来。

他们运动得极快，很多动作是跃起后卧倒，是在向我方一侧的阵地上转移。

我根本来不及瞄准，只能将枪口对准那些运动的人影不停射击，同时不停变换自己的位置。

我的军装照

据我观察，我们的位置和敌阵之间的距离不过100多米。越军阵地非常隐蔽，被茂密低矮的灌木和茅草覆盖。

而我们所在的无名高地以及小路上，除了少量的茅草外，就只有一棵大树在高地的正中孤零零的立着。

下午时分的太阳正对着我们，烈焰般的阳光照得我的眼睛难以发现越军射击的位置。

越军凭借着良好的隐蔽和阳光的帮助，在这么近的距离上，完全可以像打胸环靶一样的瞄准我们射击。

我身边的一个战友趴在地上观察，子弹竟然打在了他下巴下的泥土里，溅起的尘土中只见他往后一倒，我还以为他中弹，迅速地向他扑去。

结果只是溅起来的泥土扑了他一脸，他呸！呸！嘴里直往外吐着泥土，还咧着嘴笑着对我说：

“好险啊！还好，没有打着！没事！没事！”他边说边傻笑着，那样子好像不是在打仗，而是在玩游戏，一点也不紧张。

其实，不是不紧张，而是太紧张了，又想不让别人看出来，就只能傻笑了。

此刻，盲目的冲击进攻，使我们面临进入越南以来从未有过的困境。

情况异常的紧急，连长定下了重新进攻的决心，命令2排迅速改变为主攻排，接替3排投入战斗。

副指导员刘增武，看到副连长要带2排主攻时的犹豫，立即站了出来说：“连长，主攻排我来带！”

很明显，副指导员在请战，要求接替副连长的位置，带领2排参加战斗。

刘增武是我团为数不多的军体标兵之一，战前扩编，被提拔为连队副指导员。

像他这样的刚强铁汉，任务却多是前送后运，保障全连的弹药补充和战时伤亡战友的抢救和后送，心中很是不甘。

最后，连长作出决定：“副指导员刘增武，你带2排正面上。”

“副连长李林，你带1排从左面的山谷里上，向215的左侧攻击，协助副指导员他们主攻。”

我和三班的战友们留在了连长的身边，在这里还有82无后坐力炮排的两门火炮，2门60迫击炮，5具喷火器。

随着连长的命令，我们全连战友又重新组织了进攻。

我跟随着连长和三班战友，也在2排的后面冲了上去，炊事班和卫生员都冲了上去。

这时，2排已经冲到215高地的前沿，离越军的阵地就剩下一个小坡，突破在即。

“上！”连长吼了一声，随即消失在草丛中。

我和他们间隔6、7米的距离，采用跃进和匍匐前进交替进行的运动方式。

我卧在地上，越军的子弹不停地打在的周围，加上看不见身边的战友都在何处，心中恐惧和紧张。

突然间，仿佛有人在提醒我说，别急啊，别急，冷静一下。

其实，这是一种幻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它使我脑子突然一下清醒了许多。

我一下子冷静了许多，定下神来观察自己周围的一切。

抬头向前望去，那是一片茅草和低矮的灌木，穿过这一切的前方是越军的阵地，上面的丛林中不停地有枪口射击的青烟冒出……

左侧一片丛林，没有我的战友，只有战友撒落在地上的弹匣、急救包、三角巾。

右边，能看见右后方两个战友倒在地上，其中一个正痛苦挣扎，嘴里呼喊着什么，但又没有声音。

身后则是我们先前所在的无名高地，我们的两挺机枪正冒着青烟……

我突然冒出个念头，今天也许是自己活在世上的最后一天了。

得记住这个时刻，记住这个地方吧，要不然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呀！

当时我所看到的一切，仿佛都没有声音，只能看见爆炸所产生的硝烟，只能看见武器射击时的震动，却听不见任何响声。

是我的耳朵聋了吗？为什么会没有声音？

20多年后，电影《拯救大兵瑞恩》还原了那种战场感受。

电影中的上尉连长无奈地靠在一个沙包上，只能任凭德军的坦克疯狂的进攻。

在他的感受里，眼前的一切都没有声音。

看电影时触景生情，一下让我回到了战斗的现场。

与此同时，我们的卫生员袁学高在为一个战友包扎的过程中，被越军集中射击，腹部中弹。

他给战友说：“不要包了，把急救包给别的伤员用吧！我活不了啦……”

3排长身上也是多处中弹，他在我身后不停地喊着，“我负伤了！快来人啊！”

他侧躺在我身后30多米处的斜坡上，整个右侧暴露在越军的方向，没有隐蔽物，很危险。

“3排长！你叫个球！快隐蔽！滚到草丛里去，快！”连长生气地喊道。

“我们排已经没有人了……”他痛苦喊着。

我的内心也充满了无奈， 我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看到成功占领215高地的那一刻。

我和我的战友合影

战场上，我继续向前跃进，发现在我的右前方有一个弹坑，那弹坑很大，直径有2米多，就像一口大锅。

我刚跃进去，看见弹坑里还有两人。

我们的腿只能蜷曲着，越军的子弹就打在弹坑的后壁上，那种震动和泥土的飞溅让人不寒而栗。

情况十分危险。‍

越军发现弹坑里有人，就有人必须离开，转移越军火力，否则三个人都要被炮火瞄准。

我等待一个越军射击间隙，起身向左边滚出了弹坑，还连续地滚了好几圈，滚出了好几米。

环视周围，看到我左前方有一个战友，赶快爬了上去。那哥们儿听见招呼回过头来，原来是我的老乡何田忠。

“我和他们走散了，他们拿着武器冲到前面去了。”他对我说。

“那我们也要上去啊。”我回答。

他说：“是！现在越军打得很猛，我们要观察一下再动！”

“好！注意安全！看好以后再动！”

这一段对话，竟是我俩的最后对话了。

我们俩匍匐前进，选择好一个地形停下。

那是一个小坡，面向敌阵一方要高一些，坡上长满了半米高的茅草。

何田忠爬在我的左边不到两米地方，我们两人都采用侧卧的姿势，用左肘支撑着身体，右腿蹬着地面，随时准备跃起前冲。

我小心地抬起了头，侧着脸，好让我的右眼刚刚越过茅草的高度，仔细地观察着我前面的地形。

何田忠却把头抬得很高，想越过茅草，更清楚地看清前方的情况。

我还没有来得及提醒他，就听见“碰！”的一声，巨大、沉闷的声音震动了我的鼓膜。

那声音像是用砖头敲到了木桶上。

同时听到的是何田忠“嗷！”的一声惨叫，那粒子弹足足地把他掀了个滚儿。

我立即向他滚去，拉住他的双脚，使劲地向后面一个凹地处拉。

同时向周围的战友喊着：“快来人帮我！何田忠中弹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劲儿，爬在地上一下把他拉出好几米。

我迅速地从胸前纽扣上扯下了急救包，丢给了旁边的战友。同时迅速扯开他的衣服，解开背具。

何田忠眼睛微微的睁着，嘴巴大力的张开，“哦！哦！哦！”的吸着气。

我知道是胸部中弹，形成了气胸，如果不尽快地堵住伤口，胸腔形成的负压使他根本无法呼吸。

我迅速把他胸前的衣扣扯开，立即就看见了右胸前的弹洞。

那弹洞小小的，圆圆的，和子弹口径一样大小，小小的弹洞随着他那紧张的呼吸向外喷冒着血渣……

我拿着战友撕开的急救包，根本没有时间展开就直接压在了弹孔上。

几乎把全身的力量用上了，生怕再从这个弹洞里冒出空气。可战友的呼吸仍然没有改善，反而越来越微弱了。

“快！后面还有伤口！”、“肯定击穿了！”旁边战友提醒着我。

我低头一看，黄色的泥土和绿色的草皮上浸透着鲜血，那鲜血已经成了黑色，黑红黑红的好大一片。

我从战友的腰间开始往上摸，忽然左手中指就陷进了战友的体内，湿漉、滑润的感觉把我吓了一跳。

我赶紧把手抽出，大叫一声：“伤口在这里！”

这个弹孔在右后腰上，子弹横着出来，拉出了一寸长的口子。这是弹丸在体内碰到了肋骨，改变了飞行的方向。

烈士何田忠

何田忠是火箭筒兵，又是副班长，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没带任何武器，背具上只有三枚火箭弹。

火箭筒手也需要何田忠背的弹药，我们也必须冲上高地完成任务，但其实我们本可以选择隐蔽，等待火力支援。

从中弹的那声恐怖的声音响起，到他停止“哦！哦！哦！”的呼吸，就只有十几秒的时间。

还没等我继续包扎好时，旁边的战友说，“不要包了，已经牺牲了。”

我使劲地对着他的脸呼喊他的名字，还趴在他的胸前倾听心脏有无跳动。

我感到非常的恐怖！

全身软弱无力，腿不停地颤抖，好像自己的心脏也停止了跳动，而且直往下坠。

那种感觉像是有一只来自地狱的黑手使劲地抓扯我的心脏，疼痛的让人撕心裂肺。

接下来的感觉是异常的悲哀、自责，还有无比的愤怒。

“何田忠牺牲了！”我向连长喊道。

这只不过是众多的人员牺牲报告中的一个罢了。

战场上还有很多喊声，各班排不停地向连队的指挥员报告着伤亡的情况：

“连长！七班长牺牲！”

“排长！江新华牺牲！”

“石现怀牺牲！”

“徐正华牺牲！”

“五班长负伤！”

“六班长重伤！”

……

战友们的伤亡对全连造成了很大的打击，大家不敢贸然冲锋，分散开交替跃进、匍匐接近敌人。

“为战友报仇！”、“弄死他们！”的口号在四周响起。

我清楚地听到身后高地上，张指导员那沙哑的喊声：“同志们，一定要为我们的战友报仇，为了祖国，为了人民，狠狠地打！”

战斗还没结束，活着的人得相互打气。

在我们右面主攻方向的情况，3连的战斗先于我们连十分钟打响。四个连干部三个重伤一个牺牲，接替指挥的排长也很快重伤。

以后的战斗完全是3连战士自觉的战斗，没有一个愿意撤下来，仍然加入了1连的进攻战斗。

1连的进攻也没有突破越军的防御，人员伤亡也非常大，同样被阻断在越军战壕前。

我们连的伤亡也已达到40%，3排完全丧失了战斗力，剩余的人员都投入到了抢救战友中。

整个215高地形成了血战的海洋，我们营从两个方向上对215高地进行冲击，与越军形成了犬牙交错的状态。

我无法将激烈的战斗场面一一描述了，有太多、太多的场面令我难忘。

可是，当我们终于突破了215高地的防线的时候，天却黑了下来。

连长不停地用步话机向营指挥所发出请求支援的呼叫，报告着自己连队的现状。

“我们连突破了！但还没有占领，让1连再打一下！”

激烈的枪声却已经稀落下来，似乎交战的双方都有停下来的需要。

营指命令我们退回到离215高地东侧的无名高地上集结待命，要我们重新组织部队，清理伤员和武器，准备再次进攻。

连长迅速用861电台发出了回撤的命令。还叫通信员到后面的丛林里吹响了小喇叭。

“嘟——嘟——！”两声长音后，一切又安静了下来。

很快，我们回到了我们身后的无名高地，连长迅速做出了部署，令我们接应后撤的战友，其余的人构筑工事，防止敌人的反冲击。

我又一次向215高地摸去，嘴里不停地发出我们在战前规定好的回撤信号，是学蟋蟀叫。

很快，又有不少的战友回到了无名高地上。

我记不清我前出了多少次去接应战友，也记不清接回来了多少战友。

当我们大部分战友回来后，就是去接应那些丧失了行动能力的伤员战友。

经过简单的清点人数，我们一个180多人的加强连队，现在加上牺牲、受伤和完好的战士也只有100多人左右。

正当我们把伤员战友抬回来的时候，我们得知，副指导员刘增武负伤，还没有回到阵地。

“快！派人去找！一定要把他给我找回来！”连长下命令。

谁都知道，在丛林里，在黑暗中，要前出到敌人的阵地前几十米的地方，去找寻我们自己的战友，是一项非常艰巨而危险的任务。

2排长枪一提，问到：“谁跟我去？”

在周围的战友起码有6、7个人站了出来，没有人退缩。

“我！”我也同样喊出了我的要求。

随后我们20多个人，开始向黑暗中的215高地又一次沿着白天进攻的路线摸去。

为了提防越军，我们每向前走10多米，就留下几个战友担任掩护，一节一节的向前。

终于，我们在敌阵前30多米远的地方找到了刘增武副指导员，他已经昏迷，不省人事。

由于他体格健壮，我们很难将他挪动，只能一点点的将他往回拉。

除了拉他的四个战友外，其他的人全部将枪口对准了敌阵。

他浑身上下都是血，衣服没有一处干的地方，手在他身上任何地方一抓，都是粘手的血浆，全身散着刺鼻的汗味和血腥味。

我们不敢随便翻动他的身体，无法去检查他的伤处，也无法在黑暗中为他包扎。

八个战友用工兵锹和冲锋枪插在了他的身下，一边四个人，两人一组地把他小心的抬起，跪在地上向后一点点的挪动。

有人专门在前面开路，拨开树枝和丛林。有人在两侧担任警戒和护卫，周围的战友，俨然搭起了一座掩护的桥梁。

接近我们的高地时，大家才站直了身体把副指导员抬了起来，快步地向我们的阵地撤去。

“嗷！”的一声长叫，副指导员醒了过来。

毕竟不是用担架抬他啊！也许是晃动惊醒了副指导员，痛苦地惨叫。

“副指导员！忍着点，我们很快就到了！”黑暗中的战友安慰着不住嚎叫的他。

回到阵地，大家立即把他放在地上实施救护。

副指导员左肋上一道明显的伤口，有三指宽，从前到后贯穿了整个左胸，断裂的肋骨暴露在外，仿佛你能看到在胸腔里跳动的心脏。

很多身边的战友看着副指导员痛苦的样子，都流下了眼泪。

我继续担任搜救，一直到把所有进攻路线上牺牲的和受伤的战友全部都抬了回来。

约在11点左右，各分队上报了各自的伤亡情况：

1排长报告全排只有3人受伤，无人牺牲和失踪！

2排长报告，9人受伤，2人牺牲，5人失踪！

3排报告，只有9人完好，伤13人，牺牲5人!

连长恼怒地对着报告的班长问道：“准不准确？”

可没有一个人敢回答“准确！”

丛林中，黑夜里，是死、是伤、谁能说清？

连长命令开始重新清点人数，要清楚的统计伤亡，是要清楚的知道自己的实力。

这项工作通常是由连队的文书来完成的。他一直坐在旁边，静静地听着大家的对话。

当连长喊他时，他猫着腰悄悄的走了过来。右肩上缠满了绷带，一条三角巾挂在脖子上，把他的右手吊在胸前。

连长扭头一看，改口责问着文书李仁定，“你怎么还不下去？”

“连长，我能坚持，我伤得不重，我还可以压子弹啊！”

连长不容辩解地命令我，“杨云风，你送他和民工们一起下去，然后再参与清点人数！把伤亡搞准确！”

“李仁定，回去后好好养伤！不要多想了。”连长语气缓和了下来，安慰着文书。

文书哭了，用抽泣的声音回答着。

临走时，他从裤兜里掏出个东西递给连长。那是上午发的一个苹果，他没有舍得吃，一直为连长留着。

连长拿着苹果，说了声“路上小心”，就把头转了过去。

连长刘明丰

在路上，我问了文书的伤势。

子弹从他右肩锁骨下打进，从右后的背阔肌中穿出，没有伤及骨头，也没有击中内脏，伤口干净而简单。

把他交给民工后，黑夜中他在我身后小声的喊着：“裕东，你一定要注意啊！”

我回到丛林中，开始进行伤员清点的工作。

在距离敌阵较远，无名高地反斜面的一处山凹里，那里有一处相对平坦的丛林，我们的伤员都被安置在那。

我进到丛林后才发现情况是如此糟糕，漆黑的什么也看不见，寂静地让人恐怖。

我一脚下去就踩着了一个人，他没有叫，也没有动。

我赶紧收回了脚，慢慢地蹲了下，开始用我的手去触摸脚下的战友，寻找我迈腿的空间。

当我蹲下摸到那人后，才知道自己方才踩到了一位烈士的大腿，他的身体冰凉并已经僵硬了。

我一下非常内疚，蹲在地上，手抚摸在战友的胸前，半天不知道干什么。

左前方的一位战友听见动静，小声的说：“注意哈，这里全是伤员和烈士！”

我再也不敢站起来走路，只能蹲在地上一点一点地向前摸去。

我的四周躺满了人，却没有一点声音，寂静得可怕。

我一边摸着，一边向前爬着，一边清点着人数。

黑夜中我看不见他们是谁，也无法准确地判定谁伤了、谁牺牲了。

只能用手去触摸他们的身体，去感受他们的体温，以此来判定谁是生还者、谁已经死亡……

重伤员们昏迷不醒，他们即不呻吟，也不动弹。不得已，我只能用脸来靠近战友的脸，在他们的鼻子前去感受呼吸，在他们的脸上去感受体表温度。

在爬行中，我的左手被东西扎了一下，我赶紧收回，以为是炸断的树桩，可仔细地一摸不由得不寒而栗。

那是一位战友折断的左手臂，手臂的前端已被越军的炮弹炸得没了踪影，只剩下10多公分长的手臂僵硬的矗在那里，折断的肱骨白花花的露在外面。

“啊！这个怎么没有包扎？”我小声喊了起来。

“是石现怀，他已经牺牲了。”旁边的战友冷静地回答。

石现怀？他是年初才到我们连的新兵啊，是班用机枪副射手，就是他在战前训练时，反复地问我该如何保护自己。

“安息吧，兄弟！”我把左手放在他的胸口上，轻轻的摇了摇他。

我的好友李锦勇也是受伤的战友之一，听说他伤得不轻，我非常为他担心，轻声叫他的名字。

“我在这……”一声微弱的回答在黑暗中响起。

当我向他爬去的时候，他已经伸出了手来迎接我。

李锦勇的右腿中弹，好像把膝盖打碎了，但他说不疼，已经麻木了。

黑暗中他躺在地上，头靠着一棵小树干，全身松软无力。我虽然看不见他的表情，但能感觉到他神情自若。

听着他说话的声音，我真不知怎样来安慰他，看到他还不至于是我想象的那样悲观，我悬着的心也落了地。

分别前，他说，“你去吧，不要为我担心，反倒是你自己要注意了。”

想一想也的确是那么回事，他受了伤，标志着在那一刻他在这场战争中已经有了结果，要回国，担心的只是伤残，不会再有生死问题了。

我想他是对的，虽然在那一时刻我没有身体上的痛苦，但明天自己又是怎么样呢？

一想到这里，我不知不觉的弯下了腰去拥抱他。

我感觉到，他对我的拥抱没有准备，但他没有犹豫和惊诧，迎接了我的拥抱。

我们把脸轻轻地贴在了一起，动作很轻，相互说道：“保重啊，朋友！希望我们能再见！”

那年代很少有人用拥抱，但当时，我认为只有用这种方式能表达我心中的感受。

清点结束后，我向连长汇报情况。

此次战斗全连共有35人伤亡，10人失踪，其中8人牺牲；配属分队82人，重机枪和喷火器共有12人伤亡，3人失踪，其中2人牺牲。

加上第一天战斗的伤亡，全连近有60人失去了战斗力。

连长听完我们的汇报，一个人在那里沉默。周围的许多战友忍不住抽泣起来，甚至哭出了声音。

就在这时，民工又一次上来，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噩耗——副指导员刘增武牺牲了。

同时还有我们的“二球班长”钱广平。‍

连长刘明丰在刘增武烈士墓前拜祭

阵地上泣嘘声更大了。

“哭个球！”连长被这样的气氛激怒了，再也不愿意看到连队里的悲观情绪在蔓延。

那天晚上我的确没有哭，不是因为我不悲痛，而是我已经麻木，脑子一片空白。

我双膝跪在地上，手中的56式冲锋枪无力的放在双腿上，满目惆怅。

但我不迷茫，我注视着黑夜里的前方，因为前方还有敌人。

好在，失踪的战友陆续回来，使我们的信心得到了恢复。

阵地上暂时恢复了平静，我开始构筑自己的工事，一锹一锹的挖着，注意力一直没有离开过连长所在的区域。

有这样举动的人肯定不止我一个，因为我们都把连长和军官们当成依靠，一举一动决定着我们的命运。

连长不停地在接着电话，与营长讨论着进攻方案：

行与不行，攻与不攻，是撤下去还是继续完成任务？

记得在出征前的誓师大会上，全营战士激动的向一面发黄的锦旗宣誓。

那是一面当年上级授予我们“追歼英雄营”称号的旗帜，上面记录着我们营的光荣传统和英勇作战的历史。

“英雄营”怎么能让人家说“一个营就这么让人家打得退下来了”的闲话。

我们营又被授予“攻坚英雄营”称号

经过连长与营长的商量，军官们最后做出了决定：我营继续向215高地进攻，拿下215高地。

进攻时间定在拂晓天亮后，由炮兵再次进行炮火准备后进攻。

我继续挖着我的掩体，利用高地的反斜面，挖了一个跪姿射击掩体。

我趴在那个坑里，与旁边的战友标定好射界，做好了夜间战斗的准备，随时准备打击反冲击的敌人。

我举枪瞄向前方，能看到朦胧的地形，那是30多米开阔地带，上面静的出奇，手中的枪上沾满了露水，握枪的双手明显感到湿滑。

看着夜里的215高地，我发誓要在明天的战斗中好好地表现，为了那些战友，也为了我自身的名誉。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上级没有命令我们可以睡觉，但我的眼睛实在睁不开了，疲劳又一次向我袭来，我靠在枪托上睡着了……

忽然我就被身边的战友推了一下，“嘿！天要亮啦！”

我猛然惊醒，惭愧又感谢地用右手肘碰了他一下，对着他点了点头。

这时，只听见“战斗准备！”、“战斗准备！”，我们依次地向身边的战友传递着口令。

早上的黄连山地区被薄雾笼罩着，露水、雾气都很大。

我们每个人都在做着自己的准备，系好了鞋带，打好了绑腿，检查了武器，就等着上级的炮火重新对215高地打击了。

此时，天色大亮，攻击的时间到了，我们等待的炮火还没有打来。

原来是上级为了更准确地打击越军，避免昨天在炮火准备中打击不彻底的情况再次发生，炮兵指挥部门要求我们步兵为其指引打击目标，以便实施精确有效的打击。

这需要我们前线的步兵使用曳光弹向目标射击，来引导他们的射击方向。

连长指定了好几个人，他们都以没有看清目标，怕完不成任务的理由而推诿了。

用曳光弹给炮兵指示目标，是一项危险的任务。

要到远离阵地的位置进行射击，没有掩体，只能依靠自然的地形地物。

还要对一个目标进行多次点射，这会使自己更容易暴露在敌人的枪口下。

“谁来指引目标？”连长的头向他的左右两边扫视着问，可并没有得到很多人的回应。

“连长，我来！”我举起了手。

连长的头迅速转向了我，他目光迟疑，因为他曾拍着胸脯对我的家人说过：“有我刘某人在，就有杨裕东在。”

我知道危险，但我不能一直在他的保护下作战，不论我是面对家人还是我的战友，我都不能这样做。

我很坚决地再一次对连长喊：“我来！”

连长没有再犹豫了，让大家把曳光弹都拿出来给我，让我注意安全。

身边的战友纷纷从我手中接过收集的弹药为我压弹，连长把他的望远镜也递给了我。

我和母亲的合影

我拿着望远镜爬出了掩体，开始观察敌阵，以确定我要指引的目标。

我爬到了一棵高大的独立树下，站起来后向树上爬去。

所有的战友都屏住了呼吸，看着我的举动，他们非常惊讶。

当我抓着树枝爬了2米高后，连长喊住了我，“不行，下来！太危险了！”

的确，向上的树木越来越细，攀爬会产生树木摇动，增大了暴露的风险，如果被越军发现，他们会像打鸟一样把你打下来。

我停在那个高度，勾住树枝开始观察，确定了几处对我正面威胁最大的目标。

战友们这时已经压完了子弹，他们很快就将4个压满了曳光弹的弹匣递到了我的手中。

我将弹匣仔细地插入胸前弹袋的空隙中，一个个排好并拉紧了弹袋的背带以防它们滑落。

同时取下了水壶、手榴弹等多余的装备，解开了所有弹袋的扣带，迅速跃出了掩体，向左面的正斜面滚了出去。

全连战友都在注视着我，我突然有了一种做英雄的感觉。

像黄继光、董存瑞迎着敌人的枪口而上的英雄。

我爬到远离阵地左前方几十米的位置，掏出了两个弹匣放在我选择好的位置，又向左侧前进选择了另一处位置便出枪做好了准备。

我举枪对着目标，左右选择了一下射击顺序后便扣动了扳机。

为了使后方山头上的炮兵观察员能看清目标，我采用4、6发的长点射从左至右依次射击。

在我打出三个点射后，越军阵地上的枪响了，他们向我的方向进行还击，子弹拖着嗖嗖的声音掠过了我的头顶。

我没有躲闪，一直打完了一个弹匣，才收枪滚向我的右方，重新换弹匣对目标射击。

我不停地对敌阵射击，对所有我怀疑的目标进行射击，对所有在我正面的敌人工事进行射击。

同时我还不停地变换着射击位置，不停的从左至右，又从右至左的在那些可疑的目标上进行打击。

枪口射出的子弹拖着绿色的弹迹，划过丛林打在越军的阵地上！

随着我的射击，炮兵迅速做出了反应。“轰！轰！轰！”的爆炸声震耳欲聋，敌目标被炮弹爆炸的黑烟所覆盖。

“打！”阵地上连长跟着发出了口令，我们的82无直射炮和火箭筒也开始对敌人进行直瞄射击。

顷刻间215高地上硝烟四起，越军再也无力还击了。

“杨裕东，停止射击！回来！”当连长喊我停止时，我才发现已经打空了三个曳光弹弹匣。

我收枪转身，快速回到了阵地。手中的56式冲锋枪已经滚烫，以至于握把上都能感觉到那灼人的温度。

此时，第一轮的炮火支援结束，全部覆盖目标。营部同意了连长发起冲击的请求。

“冲啊！”瞬间我和战友们跃出了掩体，高喊着口号，冲向215高地冲去。

越军没有抵抗，除了零星的几个点射外，我们几分钟后就占领了215高地。

我们清剿敌阵并向上级报告：“我们已占领215高地！”

惨烈的215高地的战斗就这样结束了。‍

占领高地后，我们每一处的看，在每一个坑道里转，终于能找回昨天那些在敌阵中牺牲的战友。

在215高地的东南面的越军阵地前，2排5班的战士伍达正倒在那里。

当我看到他时，那一幕让我震撼了。

如果不是我亲眼所见，我真不知道什么才是英雄的形象。

只见他双膝跪在越军阵地前的斜坡上，背后丛林的树枝支撑着他向后倒去的身体。

左手紧紧地握着打开了枪刺的半自动步枪，垂在地上的右手小指上还套着一枚还未投出的手榴弹，表情刚强而坦然。

这那里是遗体，简直就是一副雕塑。

还有我们喷火班的战友，卧倒在越军战壕后侧的一个石沟里，左侧的身躯被炸得血肉模糊。

当时他已经受伤，他第一枪打得很准，打在了越军的掩体里。

可伤痛使他无法承受那喷火枪强大的推力，没有被压住枪口，使后两枪的火焰冲向了天空。

随后越军疯狂向他投弹，把他的身体炸得稀烂，露出的胯骨都成了黑色。

正当我们清理完越军尸体，开始进行短暂休息的休息时。从西北方200多米的地方传来了枪声和火焰喷射器喷射的声音。

原来是3连的战友正对着那些奔跑的猪开枪，相互抓着那些在空中飞舞的鸡，发泄自己的愤怒。

我非常理解3连战友们的心情，他们气愤啊，四个连级干部没有一个完好，禹连长、陈指导员、徐副连长相继受伤，马副指导员牺牲，全连就只有60多人完好，其余的全部伤亡，他们能不气愤吗？

我坐在那里，看着3连战友对越军营房的发泄，昨天的战斗场景又闪现在我面前。

一个个战友的跌倒，一声声战友声嘶力竭地哀号，飞溅的泥土、爆炸的硝烟、头顶上子弹的啸叫，使我又一次的不寒而栗，不由得双腿又抖动起来。

我承担了父亲传下来的坚强和责任

为了掩盖我心中的恐惧，我站了起来。眼睛望着祖国的方向，突然想到了我的父亲。

他是不爱我吗，为什么他要让自己的儿子来参加战斗？身经百战的他，难道不知道打仗的危险吗？

想起当年我上山下乡的时候，70多岁的老人还千里迢迢的到农村来看我，那种亲近、关怀让我留恋。

现在我明白父亲要向我传递什么样的信息，他是要把中国军人的坚强和责任传递给我。

215高地的战斗，是我们营真正的攻坚战斗，也是我人生的攻坚战。

我在这个高地，给父亲交了答卷。‍‍‍‍

杨裕东多次提及《拯救大兵瑞恩》，电影里的很多画面，都让他想起79年的战场。

电影里，有一个卫生兵腹部中弹，被德军击中了肝脏。战友抢救时，他不停问战友，血是什么颜色，伤口情况怎样？

当他知道自己活不了了，高声地喊着“妈妈！妈妈！我不要死，我不要死！”

这个情节也让杨裕东想起了卫生员袁学高。

战争的惨烈，对士兵来说，是一样的，并不分国籍。

杨裕东还给我们指出电影中其他许多真实细节，突然的耳聋、晕眩、肾上腺素飙升、摧毁理智的恐惧……

这些极端的生命体验是我们常人难以想象，但却是战场上的士兵每时每刻都在经历的。

或许只有上过战场的老兵才能辨识出真正好的战争电影，但百年电影史恐怕还拍不尽他们的战争体验。

况且，中国军人至今都还没看到自己的《拯救大兵瑞恩》、《血战钢锯岭》。

杨裕东说，他写下回忆录只是为了纪念牺牲的战友，他不是作家，能写出来的保证真实。‍‍‍

我们联系到他，计划编发他的故事，他了解我们在做的事后，发来信息说：

“我深知能讲出自己故事的老战士不多，我也深知愿为这样精神宣传的人是符合我的意愿的。所以，我愿意为你们做的事作出帮助。”

谢谢他，记录老兵故事这件事，需要更多人的支持。

编辑：思聪 霞姐

图片来源：杨裕东提供，部分来自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