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丨“靠山”与太阳山（读房兆祥先生收藏的“山枕”）

晚唐温庭筠《更漏子·金雀钗》写得很细腻、艳丽，曰：“金雀钗，红粉面，花里暂时相见。知我意，感君怜，此情须问天。

香作穗，蜡成泪，还似两人心意。山枕腻，锦衾寒，觉来更漏残。”

温词“山枕腻，锦衾寒，觉来更漏残”，当中的“山枕”即山型枕，正是画家、文化学者房兆祥先生收藏的山型枕（图1）。清代诗人纳兰性德词《虞美人》：“半生已分孤眠过，山枕檀痕涴。” 纳兰性德词中的“山枕”可能是檀木做的，但很多的人说 “檀痕”的“檀”，指的是红色的泪痕，这也可能。本文的目的不在于释文，所以姑且不论。

不过今天装修家也常常把椅背的靠垫设计成山形的。说不定清朝贵族纳兰性德看到的“山枕”，就是檀木做的。因为在清代，陶瓷做的枕头已经成了平民家的卧具，“山枕”既然在非富即贵的人家使用，用紫檀制作，更为合情合理。

房兆祥先生收藏的山型枕，一件是三彩的，一件是绞胎釉的，在唐代、五代、宋代，它们比绘饰略带狂放画风的磁州窑之陶瓷枕头，都显珍贵。

山枕，一般来说，它和颅骨接触的地方中凹，山形外沿突起，外沿对称如上升的云形，说它其形如山（当然还有其他式的山形枕），故名。

支持我创办《美术大鉴》杂志的王冰先生，他曾经收藏过一个宋代的山枕，我当时认为“山枕”可能和“靠山”一词的出处有些联系；

这个词在现代中文中，比喻足以凭借和依靠的人或势力。听说这个词汇的出处，还有一个故事——唐玄宗时，安禄山在皇帝面前装得非常恭顺，因此甚得玄宗宠信。杨国忠出于争夺个人权力的缘故，便向玄宗说不要重用安禄山。一次，张洎与在京的大诗人李白谈起了与安禄山交往的事。李白说：“我看安禄山的野心很大，到时会连累你的。你万万不可靠山（“山”指安禄山），还是靠近皇上吧！”张洎听从劝告，疏远了安禄山。不久安禄山起兵反叛，而张洎却仍受到皇上的重用。事后张洎深有感触地说：幸亏我没有靠山啊！不过这个故事只是网路上相传，它不如“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成语来历可靠。但我们说的“靠山”，并不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意思。

正因为“靠山”来历的恍惚，我才下决心研究一下它的来历。

开宗明义地说，从图像的流播上说，“靠山”可能来自“靠太阳山”的认定。我的结论来自晋以后流传光大的佛祖身后之佛焰——佛焰是中国古老的“太阳山”之变异。

再啰唆一下，这里的“佛焰”不是指天南星科植物的花，是中国佛祖造像身后的靠背；这靠背往往被塑造得像一朵火焰。

顾名思义，“太阳山”是指太阳栖息的山。中国古代人不知道地球围绕着太阳转，认为太阳是鸟，太阳鸟按季节不同，藏在各方的太阳山之太阳树当中，一年四季巡天不已。

图2是河姆渡文化的太阳山。河姆渡文化在公元前5000年－公元前3000年之间。图2的太阳山（及月亮山）在两头一身鸟的鸟背上。我们暂时还不要指定二者谁是太阳山或月亮山。但到了安徽凌家滩文化时代、良渚文化时代、龙山文化时代，山形似圭的太阳山，多做当时王冠正中的装饰。

图3是大汶口文化时代的太阳山。大汶口文化在公元前4400年－公元前2500年。图3里的“〇”形有双关的意义——它即指太阳，又象征着天际。图中月牙状的东西，不是月亮，那是“天之中”的指示符号。

图4是安徽凌家滩遗址出土的蹲跽神巫。安徽凌家滩文化发生在在公元前3500年－公元前3300年。图4的神巫帽箍当中有一圭状的物件，那是太阳山的象征物。从莒州博物馆藏品小型的片状太阳山玉饰上看，太阳山是曾大汶口文化精英的一种冠饰。

图5是良渚文化玉器上的太阳鸟与太阳山。良渚文化是公元前3300年－公元前2500年之间传承大汶口文化的一种文化。图5的太阳山状物玉片，在莒州博物馆收藏了许多件，估计当时是嵌在冠子上的。

图6是山东日照东港区两城镇出土龙山文化的人头状日月神，其冠子做太阳山形状。山东龙山文化发生在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2000年。图6上图之月脸的嘴作豁唇——那是月亮神兔子的嘴唇；图6下图之日头的嘴作似蟹子嘴——虾蟹是龙类，至今山东民间称龙王的兵丁仍是“虾兵蟹将”，所以三星堆的商代人，干脆把虾蟹的柱状眼睛，安装给了日头的眼睛上。

图7是台湾省故宫博物院藏玉雕件——伏羲女娲依偎着头戴象征太阳山冠子的帝颛顼。据《国语·楚语上》记载，少昊氏衰，颛顼氏代替少昊氏，任命重氏司天，黎氏司地，因而有了领导中华民族的重黎氏。重黎氏就是彼此不分的伏羲女娲，目前大家公认大汶口文化近二千年的发展，就是因为有了重黎氏民族集团的形成。《诗经·商颂·长发》：“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笺”云：“帝，黑帝也。”黑帝就是颛顼。这种说法大概产生在周代，为了不再在稀里糊涂的、不统一的说法中纠缠，我们不妨依照《国语·楚语上》记载为准。图7是山东龙山文化的玉雕，至少此玉雕的创作者，认为人头蛇身的伏羲女娲是颛顼氏的后代。颛顼氏头戴的太阳山形的王冠之装饰，就是图3（大朱家村17号墓出土）之大汶口文化时代王冠之装饰物的图形；图形模拟的是太阳山。

图8是石家河文化玉器上戴太阳山（或月亮山）冠子的神灵。石家河文化在公元前2300年－公元前2000年之间。（图8之神灵生着豁唇，显然这是月亮神，是“月脸”的形象——这也告诉我们，石家河文化仍然是伏羲女娲彼此一体不分）。太阳和月亮都是重黎氏（祝融氏）家族的族人。我们不妨称他们为“太阳家族”。太阳月亮通出于东方，落于西方。古代不少太阳月亮是连理树，正是伏羲女娲彼此一体不分的外现，也是太阳山、月亮山彼此稀里糊涂混在一起的表现。

图9是商代二里岗期湖北盘龙城出土的商代国徽。商王族是伏羲女娲的正宗子孙，商代的国徽里面的一头双身龙，是伏羲女娲的共同体，更是太阳神的化身。商代二里岗文化约在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300年。商代国徽上的太阳山是平齐的祭台，祭台上是象征太阳鸟的羽冠。

图10是陕西兵马俑坑内出土的秦朝太阳山形状的盾牌。秦民族是商王族的后裔，是迫不得已隐瞒了太阳家族来历民族。他们把自己的玄鸟图腾改为戴胜鸟，说明它们知道男兵女织之重要。他们深知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道理，所以他们长于养马，也长于兵器的制造。图10之盾牌的太阳山造型，很能够窥见秦人的信仰——他们重视太阳子孙的光荣，让太阳山为安全的靠山，最后终于灭了周朝。

图11是山西祁县白圭镇出土北朝山字形刻划纹黑陶灶。周灭商之后，自大汶口文化以来，直到商代享祭十分盛隆的祝融氏太阳家族走向衰落。整个天下崇拜万分的太阳神，渐渐地丧失神庙，沦落到了千家万户的炉灶里面去接受祭祀；乃至今天竟成了年年年末上天述职的“灶祃爷”。我们今天说太阳山，所以选择了图11北朝的山字形刻划纹黑陶灶，就是因为这种山形的明器陶灶，它不仅形制与莒州博物馆馆藏的太阳山形头饰相同，更因为图11与图5之太阳山的形制酷似。图5之太阳山上的鸟，是太阳的象征。图11之太阳鸟已经幻化成驻扎在炉灶里的灶神了。

图12是河北博物馆藏的北朝铜坐佛，坐佛背靠的光焰光变化自太阳山。中华民族自北辛文化时代就有了太阳崇拜而致的宗教信仰。少昊氏衰，帝颛顼氏主宰天下，颛顼任命少昊氏的后人“重氏”司天，任命自己族氏的“黎氏”司地，“重氏”“黎氏”合而有了“重黎氏”，周人认为黑帝是颛顼，这就是说少昊氏之后的颛顼氏开始重视起来日月崇拜之宗教，而重黎氏就是大汶口文化代表民族集团的伏羲女娲。传说伏羲女娲生了十日、十二月，这也就是说中华民族进入了信仰日月的时代。而信仰日月最明显的宗教特征，就是分、至、启、闭四时八节的确立。因为四时八节迎合了农耕时代的需要，致使大汶口文化至炎黄时代有了近二千年的史前发展时期。我不知道黄帝时代是否有太阳崇拜，但是很多文献上都反映出，黄帝任用伏羲女娲民族集团通晓天道的人主持“司天”工作者的情况。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黄帝的后代帝尧被伏羲女娲民族集团的帝舜政变了政局，因为我们从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出土的鸟翅形陶罐双耳之特征遍及了陶寺文化遗址这一个造型艺术的细部上，知道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的太阳崇拜普及了山西、陕西龙山文化，因为那个时代鸟即太阳的象征。太阳太阳，它的特征就是火。然而随着周民族依靠政治暴力，借《周易》将火改为了阴，将水改为了阳，这就意味着在商代成为宗教领袖的祝融氏（重黎氏）必然跌落神坛成为灶神。太阳的代表是火，这是不可更改的自然科学认识，祝融氏虽然陨落了，但是自然科学的真理不会陨落，于是汉代道教没有让其光大的太阳山图像崇拜，让进入中国的佛祖借用了，于是我能看到了图12佛祖背倚的佛焰，变成了传统的太阳靠山。

图13是北魏时期云冈石窟第38窟藻井上面的装饰，这里的太阳以象征佛祖的莲花借代，诸天就成了太阳的光芒。我们审慎地取此图之目的，就是说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太阳崇拜，在佛教进入中国之时，被佛祖所代替。

图14之北魏中期至北齐汉白玉雕刻佛像背后的佛焰、图15之西魏时期敦煌285窟窟顶人字披图案——即太阳山的变形，二者的图例，都是我们为了加重大家佛焰是太阳山之移变的认识。

图16是北燕宰辅冯素弗墓中出土的金博山。图17是宋代《名臣图》里的北宋宰相韩琦纱冠上面的金博山。金博山就是太阳山。冯素弗官当得不错，他头戴金博山可谓实至名归。冯素弗头上的黄金太阳山之知了，远在商代以前就是太阳鸟的一种。蝉是一种太阳鸟，我曾著文证实过，这里不赘。北宋的名相韩琦纱冠上的金博山，就是图3之大汶口文化尉迟寺文化遗址出土太阳山山形冠饰的追忆。冠饰的金博山，既像佛焰，又像太阳山，其中的蝉，就是商代以前太阳鸟的追忆。须知中国古代的金博山，它也是帝王才有资格嵌在冠子中间的装饰。它也是今天公务员帽徽的前身。今天公务员帽徽上面的尖，就是太阳山、佛焰的遗传。

画家、文化学者房兆祥先生收藏的山形枕（图1），在中国文化的盛世，一定是给美女枕的。山枕的原主人，看着山枕上云鬓婆娑的美女一定心花怒放。也许枕它的美女就是花蕊夫人、李清照这等品格的女人。她们构思过“十四万人齐解甲，竟无一人是那是男儿”或“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