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湘黔边时，我们就打算在贵州省的西部创建新的根据地，这时军委也来电报，指示我们“速转黔西、大定、毕节地区，群众地形均可暂作根据地”。到黔、大、毕后，我率红六军团17师去遵义西之打鼓新场（现为金沙县）游击，钳制贵阳方向敌人向西。

这时，敌万耀煌部13师追来，占了大定。我即率部回师大定，刚到将军山，正遇大定敌人先头部队七个连向毕节挺进，敌处在我之侧面及正前，我军立即将敌包围，仅一个半小时就将敌全部消灭，制止了敌渡鸭池河后向我急追的不利形势。

战斗结束后，我登上将军山，看到这条山脉横跨大定与毕节间十余里，如果控制住将军山，就可形成建立以毕节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的东面屏障。我立即决定控制将军山。在山上做工事，我和大家一道在茅棚中露营，严守阵地。几天后，敌人两路向我仰攻。我令部队隐藏在工事内，不发出任何声响等敌人逼近后，手榴弹一甩，一个反冲锋，敌人溃退，我立即追击到敌主力展开地带，一下子就缴到了百十支步枪，万余发子弹，得到补充，敌人短时间不敢再来。

利用山地这个屏障，两军团主力与强大追敌周旋，并对驻威宁之滇军，严加警戒。同时积极开展地方工作，使后方机关及伤病员得到休整。近二十天，补充新兵五千人。

在毕节，当地旧知识分子和开明绅士周素园先生与红军交了朋友。周素园是清朝末年的秀才，在贵阳办报，后来又在北洋政府供职，在袁祖铭的云贵川总司令部当过秘书长。红军快到毕节时，国民党专员莫雄叫他走，他说：“我没有多少家当，不必走。”

红军到后， 在他家发现有许多马列主义的书，翻开一看，圈圈点点。政工人员立即把这个情况报告王震和夏曦。他们马上找他，问过他的经历后，又问他为什么读马克思主义书籍，他说：“我相信马克思主义。我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十年了。我觉得马克思讲的对，你们共产党、红军，是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所以我用不着走……”

王震、夏義告诉他说：“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好，共产党的政策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制定的。现在我们的政策是抗日反蒋，你赞成不赞成？”他说：“赞成，完全赞成。”我们就请他出来，当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时间很短便发展到一千余人枪。

为了在黔、大、毕站住脚，我们请周素园给驻威宁的云南国民党纵队司令孙渡写信，因为他和龙云、孙渡等上层人物都认识。他把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主张告知孙渡，并说：“蒋介石派中央嫡系万耀煌、樊崧甫等进入云南、贵州来打红军，也叫你打红军，红军是不好打的。退一步说，即便你把红军打掉了，也是两败俱伤，万、樊挟天子以令诸侯，人多势众，那时的云南还是你的？'假道灭虢', 史有明鉴。”

由于龙云当时的处境及周素园给孙渡写信，很有说服力，孙渡在威宁、昭通按兵不动，固然出于利害考虑，但其中也有周的影响。这种态势，有利于我们集中主力对付正面来的敌人，在毕节地区停留二十天，休整补充。后来我们从乌蒙山向宣威进军时，也以军队的名义给龙云、孙渡写信，晓以利害，并提出缔结抗日停战协定。虽然估计不会有什么效果，但至少可以使龙云增加对蒋军入滇的戒心，加深其矛盾。后来事实证明确是如此。

敌万耀煌、樊崧甫、郝梦龄、郭汝栋四个纵队，共七个师一个旅，很快向毕节地区进犯，其中有四个师进攻将军山。地方工作一时也不能广泛和深入开展，我认为将军山不能控制了，遂于1936年2月中旬撤退，旋即退出毕节城，进入乌蒙山区。

敌又以十个师继续围攻，长江北岸，有大批川军防堵。我军就从昭通、威宁之间，透过滇军孙渡纵队防线，向南直趋滇东，占领宣威及贵州之盘县，进至南北盘江之间。这时，我军兵员充实（不减于从湘鄂川黔出发时的人数），士气旺盛。南北盘江及牛栏江东广大地区的政治、经济条件都比较有利。军委分会决定在这一带展开创立游击根据地的活动。这是我们长征中第三次建立游击根据地的尝试。

从乌蒙山地区向南，红二军团到达盘县，红六军团进入宣威。我们在宣威城北和追敌打了一仗，但只打个平手，然后进到宣威与盘县间的亦资孔休整。这时，接到总司令部的来电，要我们北渡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大举北进。贺、任、关通知我和王震、张子意立即到盘县开会，研究行动方向。

我们到盘县后，任弼时主持开会。记得总司令部来了两次电报，第一次是3月23日，电报中说：“建议在你们渡河技术有把握条件下及旧历三月水涨前设法渡金沙江。”“与我们会合大举北进。”电报中还说：“如你军并不十分疲劳，有把握进行运动战时，则在滇黔边行动亦好。”

本来我们是想在滇黔边站住脚的，接到总部北渡金沙江的指示后（当时我们并不知道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闹分裂的情况，电报署名是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曾在3月29日向总部询问，要我们北进，是从战略上考虑必须渡江会师北进，还是怕一、四方面军北进后，二、六军团在长江南岸陷于孤立，或是军委估计我们现在处境困难而要我们北上。3月30日，总部第二次来电，还是说最好北渡金沙江与他们会合一同北进，如条件困难也可以在滇黔广大地区活动。电报的最后说：“究应如何请按实情决定，不可受拘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