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下旬，在湖北《大冶电视问政》第三期里，华中科技大学教授陈鹤突然发飙，辛辣批评当地官员“耍官威”，引发关注。经过发酵，不少网民觉得陈教授的点评很直接、亦不留情面。熟悉她的人却早已明白，这是陈鹤教授一直以来的“风格”。
在此前的电视问政中，她还曾喊话行政部门的“干事儿要敢于动真碰硬，承担责任”；并怒斥部分基层干部是“怎么当上来的？”一下子，《大冶电视问政》红了，不少年轻的朋友觉得类似的电视问政栏目很新颖，但他（她）们所不知的，我国电视问政类节目已经拥有近二十年的发展历程。相关节目最早起源于甘肃兰州的《“一把手”上电视》。2004年底，因为腐败案的集中爆发，导致兰州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被撤换，新任市委书记陈宝生立即走马上任。不久，陈书记在全市人才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在兰州搞一个“治庸计划”，旨在向官员的平庸行为“开刀”！这不是一个小动作，经过兰州市委反复审议，2005年5月，《关于整治干部平庸行为的计划》正式通过。为更好更快解决市委领导班子中长期存在的一些问题，陈宝生同时决定要让“一把手上电视”；同年5月25日，兰州市委办和政府办联合发文，将陈书记的想法落到实处，并确定了第一批受访单位名单。时隔二十载，身为当事者的甘肃省文联副主席，原时任兰州电视台副台长汪小平却感到“汗颜”。“我们不可能安排各个部门和领导的具体工作，但这种把政府工作和现代传媒结合在一起的事情，我们当时却没有任何计划”——换言之，见多识广的汪小平亦被这一阵仗给吓到了……关键时刻，陈宝生提出：希望“一把手”在面对镜头时，能让老百姓更直观地感受到各部门都在做什么、怎么做。
硬着头皮，第一期《“一把手”上电视》按照规定时间正常播出。参与首期节目录制的除了陈宝生，还有兰州市32个委办局的“一把手”。兰州市民起初抱着“看热闹”的心态，看待这一略显“奇怪”的电视节目。可第一期播出之后，《“一把手”上电视》火了。“平时那些连面都见不着的一把手领导，现在居然像小学生般坐在那里接受询问……”回忆过往，不少兰州市民无不感慨地说道。从2005年开始，广州、武汉、西宁、济南、扬州等城市电视台学习借鉴《“一把手”上电视》的模式和经验，相继开播了具有各自地方风格的电视问政节目。截至2019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全国至少拥有243档电视问政节目，其中著名的相关节目包括武汉市《电视问政》、北京市《向前一步》、杭州市《我们圆桌会》、山东省《问政山东》等。直至近期走红的《大冶电视问政》。200多个不同的电视问政节目，它们有着共同点与不同点。共同点是：该类节目注重参与性，不是由官员向公众的单向度传播，而是官员、媒体、公众三方互动的过程；媒体与公众成为政务讨论、政策施行、意见反馈中积极的参与者。政府官员和公众就公共事务展开讨论的目的是发现社会问题，探讨问题的解决之道，从而解决问题。不同点是，因经济条件、政治环境的不同，建设性新闻的主要特点亦有区别。因而，电视问政概念中强调的参与性和对社会问题的解决，属于建设性元素。而节目存在的本身同样有不少问题，如矛盾表面化，缺乏对深层次问题的追问。所揭露的问题在问政之后的整改治理中，难以从源头上得到治理；揭露问题的滞后性突出。有时一个问题出现很长时间，没有得到解决后才登上问政节目。只是“亡羊补牢”，还能否“为时未晚”？
从特别节目到固定栏目，电视问政节目的诞生和发展离不开党委、政府部门的支持，“庸政”“懒政”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突出问题一并得到很好地解决与监督。更重要的一点，有的电视问政节目稍显“火辣”，甚至公众在面对政府领导时所提出的问题颇为犀利，“火药味”十足。以2019年开播的《问政山东》为例，被问政的对象大都是厅、局级官员。2020年6月起，《问政山东》还推出了“市长专场”，山东省16个市的市长都上了节目。按说这么大级别领导出现在演播室，社会公众提问题时肯定会留些“情面”，相关部门同样会“收”着点。但齐鲁大地自古多谏客，民众们有时提的问题还真让这些一把手回答得较为磕磕绊绊。那更莫提武汉市《电视问政》的“火药味”了……因《电视问政》是直播，“突发性”事故会难以避免地出现。武汉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副总监、武汉电视问政主要策划人胡桂林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过相关趣事。一次，时任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需要向时任湖北省卫生厅厅长提出一个和卫生健康能力有关的问题。该厅长是计算机专业的高材生，不太懂得卫生健康方面的知识。考虑到是直播，厅长当着全省观众的面讲了一些粗浅的内容。据说下直播后，这位厅长一有空就会恶补相关方面的知识，以免下次露怯。
在另一期节目中，一位被选中的民众给武汉蔡甸区区长送上了一个外表呈深褐色的橘子。他说：“蔡甸区有一处地方的环境受到了破坏，种的橘子特别酸，种的橘子也不能吃，你能不能吃一下？”可想而知，区长听到这个提问，脸色必然尴尬，但还是把橘子吃了。至于《大冶电视问政》里的陈鹤教授，怼起领导来丝毫不留情面，她的率直敢言，亦是这档电视问政节目引发关注的根本原因。其实，经过二十年的发展，如今大部分的电视问政节目少了许多“火药味”，定位也从“问政”转为“探讨”。陈鹤教授的出现，无疑成为广大普通网友的“嘴替”，“还有什么比领导干部在电视上被人“教训”更有趣的呢？”电视问政节目之所以经久不衰，正因契合普罗大众期待在节目上看到民生痛点被解决的愿景。点评嘉宾言辞犀利，直指要害，那是再好不过的事了。可衡量相关节目的优劣，绝不是看嘉宾“有没有让官员出丑”。毕竟想让领导干部不出丑的办法很多，但解决民生痛点以及相关基建问题才是电视问政节目诞生的初衷。
若游离于节目本质之外，政府部门能多给老百姓一些反映沟通的渠道；一二把手再放下点架子，多和基层百姓沟通沟通，或许比领导干部在直播时被架到火上烤更为妥当。只有完善群众反映诉求的渠道，真正地让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同心同力，这才是电视问政节目诞生的根本原因。如果真能进展到那一步，有无电视问政节目又何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