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蒙古的独立与沙俄、苏俄、苏联的长期策划和煽动紧密相关。武昌起义爆发后，在沙俄的唆使下，外蒙古于1911年12月1日宣告独立。

1911年12月29日，哲布尊丹巴八世登基为“额真汗”，正式建立“大蒙古国”，外蒙古第一次独立。

直至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承认了《雅尔塔协定》，与苏联签订条约，实际上承认了外蒙古的独立。

然而，外蒙古独立一共历时30多年，情况非常复杂。外蒙古独立过程的每一阶段，可以清楚地发现蒙古上层的狭隘民族主义、民族分裂情绪和泛蒙古主义思潮。

特别是在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以斯大林、乔巴山为首的统治者，居然一口气“处决”了两万多名外蒙古的官员……

外蒙古的“新政”

1921年，原本隶属于中国的外蒙古地区，在苏俄扶植下取得“革命”成功。理所应当的外蒙古在政治上，包括社会制度的选择上应该与苏俄保持一致。

事实并非如此，从1921年开始至20世纪30年代初期，围绕外蒙古应该走上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发展道路和如何走的问题上，外蒙古政坛各个派系进行尖锐斗争，证明了外蒙古领导层中跟随苏联问题上出现的严重分歧。

1932年，为使外蒙古不偏离原本的政治轨道，苏联和共产国际不断对其内政进行干预。这样强加干预的后果，就是造成了外蒙古更加尖锐的政治斗争。

所以从1929年起，外蒙古的牧民爆发多场起义。如此恶劣的局势，让苏联、共产国际和蒙古人民革命党意识到：在当时所执行的基础政策不适应外蒙古社会现状。

1934年9月，蒙古人民革命党召开九大，把新政方针作为党的总路线，实行政治多元主义，同时发展市场经济。在一段时间内，新的政治政策为外蒙古带来短暂曙光，苏联也在一定程度上放松对外蒙古内政干涉。

随着苏联与日本领土矛盾不断加深，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斯大林对外蒙古内政干涉，再次影响该地区的政治走向。

用大白话来说，当时外蒙古的领导层所选择的政治立场与斯大林的原先设想相悖。斯大林为了实际控制外蒙古，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直到30年代末，他与乔巴山共同对外蒙古官员进行一场大清洗。

那些主张保持独立自主的外蒙古政治派别几乎都被铲除，外蒙古这才开始真正走上苏联设定的政治轨道。

斯大林与乔巴山进行的大清洗

斯大林开始干涉关于外蒙古问题的制定过程，最早起始于1932年3月。当时在斯大林的操纵下，联（共）中央政治局成立了由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领导的蒙古委员会，主要负责稳定外蒙古政治立场。

当时斯大林和外蒙古领导层主要分歧在于如何对待喇嘛、寺院；军队以及国防问题，斯大林固执认为这些问题是紧密相连。为了保证抵御日军侵略，斯大林认为必须增加外蒙古军费与扩充军队人数，采取暴力手段消灭喇嘛和寺院，是保证实现上述目的的极为重要条件。

1934年11月，蒙古国部长会议主席根登与斯大林会晤时，后者就提出了上述问题。斯大林直言不讳地说：“在你们国家形成了两个独立政权，一个是根登政权，另一个则是喇嘛政权，喇嘛政权更加强大。”

斯大林主张在外蒙古成立内务部，其主要目的是消灭喇嘛、寺院。根据斯大林的指示，1934年12月底，蒙古人民共和国内务处苏联顾问齐比索夫在返回苏联前，向内务处处长传达了斯大林的意见，即所有的喇嘛都是反革命者，在群众面前必须公开按照祖国叛徒进行惩罚，必须严厉打击喇嘛和寺庙。

根登表示极为不满，他坚决反对苏联干涉蒙古人内政。1935年，根登致信莫斯科，在信中明确表明在寺院和喇嘛、国防与军队等问题上的看法：不能通过冒险解决喇嘛问题，要对他们进行立法，尤其是思想工作的进行。巩固国防实力固然非常重要，但不能继续机械地扩大军队人数，应该加强军队技术装备和扩大军队技术干部的培养。

实际上作为外蒙古最高领导人根登，根本无力抵制斯大林干涉外蒙古的内政。加上日本支持的伪满洲国军队不断进攻蒙古人民共和国边境，导致斯大林心中不安。

1935年12月，斯大林邀请根登代表团访问苏，缔结军事政治同盟，就上述问题，斯大林再次提出：必须消灭寺院和喇嘛，维持人民政权存在，保持外蒙古国家独立保持外蒙古与苏联的友谊长存，一定要与外蒙古内部的反革命进行斗争！

这场谈判最终还是不欢而散，因此，外蒙古内部干部轮换再次提上重要日程。1936年3月，在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全体会议上，以乔巴山为首的亲苏派在苏联支持下，首先对根登进行指责。很快，根登的总理职务就被撤销。

1937年11月，根登和军事部部长杰米德以“弱化蒙古与苏联关系”的罪名被处决。与此同时，苏联认为加强乔巴山的独裁和个人崇拜是达到稳定外蒙古政治秩序的最好办法。

乔巴山把内务处改组为内务部，他担任首任部长。1937年10月，乔巴山在内务部成立非常委员会。

从这时开始，在斯大林指导乔巴山实际操纵下，外蒙古非常委员会仅在1937～1939年两年，就审判了25,785名被指控为叛国者和反革命的人。他们中有20,039人被判处死刑；5746人被判处各类有期徒刑；十万名神职人员被惩罚；700多座寺院被拆除；80%的蒙古人民军中将军被处罚，其中大部分人惨遭枪决。

在处理根登和军事部部长杰米德时，斯大林和乔巴山一共惩罚了62.7%的蒙古人民革命党九大上选出的党中央委员；80%的党中央主席团成员；57%的党中央委员和80%的党中央监察委员。

截至1940年，外蒙古党中央主席团只剩下乔巴山一人，其他领导干部全部遭到枪决或者被逮捕进入监狱。

遭到清洗后的外蒙政局

显而易见的是，杀害这么多重要干部之后，苏联为自己在外蒙古组织了一个更加“听话”的政府。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外蒙古内部政治秩序一直十分稳定，与苏联的友谊长存。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政府顾不上外蒙问题，国民党政府向苏联寻求的是援助而不是敌对。

1945年2月，关于结束二战的雅尔塔会议召开，外蒙古问题再次摆上谈判桌，国民党政府一方面希望能保住外蒙古，但更担心得罪美苏超级大国，从而失去他们的支持。

1946年1月5日，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1949年底至1950年初，毛主席率领代表团访问苏联，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中方就外蒙古问题作出一定让步。

1953年斯大林病逝，赫鲁晓夫上台，毛主席试图与苏联做进一步交涉，以解决包括外蒙古在内的历史问题。通过漫长的谈判，苏联归还旅大军港以及东北铁路管理权。当周总理提出解决外蒙古问题时，遭到赫鲁晓夫的断然拒绝。

之后，中国和外蒙古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直至20世纪90年代，外蒙古开始寻求真正独立，以求断绝和苏联的任何关系。苏联解体后，外蒙古的政治局势和意识形态已经悄然偏向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