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旧鼓楼大街小石桥24号，即而今的“竹园宾馆”。

民国时期，此地为清末邮传部大臣盛宣怀的宅邸，时称“盛园”，是典型的中国庭园式建筑。

该园由东、西两部分组成。东部为东、西二路住宅：东路有亭、廊、正房、花厅等；西路有三进院落，由南至北的一进院落中有3间北房带耳房及东、西厢房，二进院落中有5间北房各带两间东、西厢房，三进院落中有3间北房带耳房。

西部为花园:假山在园中西南，园东、南、北分别建有3间或5间的北房，园北有垂花门通北部院落。

日本侵占北平时期，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萌泰曾在此居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西院曾居住过董必武、康生等人。

1952年秋，董必武一家由锡拉胡同迁到小石桥胡同16号(今24号)居住，这里是董必武在京最好的一处居所。

同年，董比武在居所种下现有这片竹林，并赋诗一首:“竹叶青青不肯黄，枝条楚楚耐严霜。昭苏万物春风里，更有笋尖出土忙。”

前两句表达了董必武对竹子的高尚品格与蓬勃生命力的赞美,同时表现出了董必武乐观、愉悦的心境。其自言：“人老心不老，要为党和人民做更多的贡献。”

后两句诗表达了老一辈革命家对后辈的期望，期望后代能够发扬竹子精神，弘扬竹子气节，将老一辈革命家的思想理念发扬光大。

正是因为1952年至1959年董必武在小石桥24号居住时种了这片竹林，所以宾馆命名更名为“竹园宾馆。”

1953 年，董必武觉得院子太大，本人又非常喜欢孩子，便表示愿将东院交出举办小学或幼儿园。经请示毛主席同意，交给文化部成立了文化部幼儿园。

自此，小石桥24号院分为小石桥 24号(竹园宾馆本部)和小石桥甲24号(文化部幼儿园)。

中共中央在董必武的身边安排了7名工作人员和30多名警卫排战士，负责董必武的生活和警卫。董必武怕给国家增添负担，在1955年10月把工作人员减少到2人。

1957年，董必武一家迁进中南海，入住怀仁堂东侧的一套两进的院落。1968年初春，董必武一家搬出中南海，迁居六部口的翠花湾。

但不得不说，竹园最为有名的一任主人便是康生。

翻译家苏文林表示：“当年，此处作为康生的私邸在北京，但实际上，你去问问从事新闻工作三四十年的朋友，都不知道有这样一个去处，能保密到这个程度，大概和这位旧主人过去的工作性质有关。”

旧鼓楼大街是鼓楼西侧向北去的一条南北向的街道，小石桥是和街道垂直的一条小巷。

来到旧鼓楼大街的小石桥胡同东口，金碧辉煌的牌楼在胡同口赫然屹立。而旧时匾额上的“盛园”二字已改为“竹园”，原本刻有“盛园坐落在小石桥胡同24号，清朝末年邮传尚书盛宣怀府第”的石碑也被移走。

从外表看，这是一座大四合院。大门上是笔力遵劲的两个大字“竹园”的横匾。进门而去，迎面便是一大假山居院庭中心，两侧是走廊。

尽管少有人知晓康生的住所，但因其喜与文化界的人来往，总有书法家、画家、作家等登门小叙。

庭院里主要是竹林，此外，院内还有有二级以上古树八棵，其中二级古树为六棵，一级古树为两棵，院内的绿化植被覆盖率占整体院子的 70%。

300 多年的国槐、百年的西府海棠、银杏与栽在园林宅院中常与玉兰、牡丹等观花灌木相配植，形成“玉棠富贵”的自然意趣景象，，彰显着古老苍劲的味道。

竹园内保留清代历史园林宅院原有格局，包括会贤堂、燕寿堂、怀园、和园、松怀堂、翠波及连廊，有大片凉台上设凉伞桌椅，可以在那里用餐。

从家宅改造成旅馆，装饰格局当然前后有很大不同。70年代末原有的两座花厅和长廊、假山保留，又增建听松楼等建筑。

但可以推断，当年这位权要的府邸，陈设要远超过今天的水平。作为卧室的套房，很可能是个珍宝库，各个房间里的对联中堂，也决不是现在挂的时下之作。

康生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毫无兴趣，他自称“我这个人不会搞经济，我现在就两件事，养病、搞阶级斗争:外加一条收藏文物，包括古籍石砚等等，有人骨化石和其他化石制成的砚台”。

后来，胡昭衡在北京地安门外小石桥那个小院里看到康生家中那块康生自己书写的“三洗堂”的横匾。

康生对大家讲:“我这三洗:叫洗脸、洗耳、洗心。洗脸要天天洗；洗耳要兼听；洗心要思想改造、要反省。”

说罢，又对胡昭衡悄悄地讲:“我刚才讲的那三洗，是公开的说法。其实还有些实际保健的内容，这就是洗牙，洗脚、洗屁股。牙不好，不洗常容易肿痛，不洗脚我睡不好觉，不洗屁股就什么事干不成，我痔疮最重。”

1974年10月18日，晚秋的北京，晴空万里。机场上的工作人员，穿梭般地进进出出，一派繁忙景象。因为一架专机，担负着重要的使命，即将起飞。

凌晨六时左右，飞机起飞之前，突然一辆上海小轿车飞驰而来，“咔吱”一声，车停在机场办公楼门前。

事先等候的机场负责人，带着小跑迎上前去。这时，从车上下来一位瘦高个，40上下，傲慢地和机场负责人握握手后，两个人走进了会客室。“我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成员派来的。”

“你们要选一架最安全的专机，驾驶员在政治上要绝对可靠;万一有个一差二错的，不仅是要受纪律处分，而且是要掉脑袋的问题。”

说到这,他又强调了一句:“能够保证绝对安全地把中央首长送到目的地，这是一件光荣的政治任务，对外、对内，都要绝对地保密。明白了吗？”

“是!”机场负责人频频点头说:“我们一定尽全力来完成中央直接下达的政治任务，选最忠诚可靠而又技术熟练的驾驶员和领航员，请首长放心。”

几小时之后，两辆豪华的小轿车，窗帘挡得严严实实，急驰到专机旁。从轿车前面下来的是一位军官,他抢先一步，把后面车门打开。这位神秘的中央首长,戴着一个大口罩，走下车来。

在随员陪同下，登上专机。机场的负责人点头哈腰地把这位中央首长送进机舱。

功夫不大，飞机腾空而起，直插云霄。飞机里这位中央首长，40岁上下，大个，穿着一身灰色毛料子中山装。

这个人就是王洪文。他动身的头天晚上，在钓鱼台17楼江青办公室召开了紧急会议。17楼上，灯火通明，江青坐在主座,张春桥、王洪文，坐在江青的对面，姚文元坐在江青的右侧。

会议是在一派紧张不安的气氛中进行的。康生因身体原因无法参加这次密谋。

会前，江青驱车去到旧鼓楼西大街小石桥胡同24号竹园宾馆,向小团体中的智囊康生求计。

康生仰卧在床上，江青坐在靠床的沙发上，“我看现在的形势、又到了关键的时刻了。”

江青望着康生那张煞白的脸，说:“周恩来病了，据我看，周恩来是长不了啦。就是让他再回国务院，也只能是挂个名。我看现在的形势,又到了关键的时刻了。眼下的问题,就是谁来控制国务院的问题。主席的打算,我一点也摸不透。”

康生有气无力地说:“明摆着两种可能，一个可能把权交给春桥和你,另一个就是交给周恩来那帮子人。”

说到这康生闭上眼睛，停顿了一会儿：“大权落在他们手里，几年的较量，等于我们彻底失败了，甚至有可能全军覆没。”

说到这，他像犯了病似的，忽地一下坐了起来:“那我们就要受人家摆布了。我倒不怕什么，已经一天一天地接近黄泉大道，可你们呢？我最近一直想这个问题，不能束手就擒，要主动出击，宁可打死，也不能被吓死。”

也许是出于激动，康生说不下去了，上气不接下气地喘了起来，脸憋得更难看了。江青告辞了康生，小轿车飞快地穿过繁华的长安街，返回钓鱼台17号楼。彼时，康生还不曾知晓，无论是他，还是他的盟友们，都的的确确”一天一天地接近黄泉大道”。

在十年动荡抄家时，他指使红卫兵抄没许多北京知名人士及收藏家的大量文玩、字画据为己有。

“四人帮”跨台之后，康生的严重罪行被揭发后，就从他的住宅里查抄出被他侵吞的大量文物及善本书籍。计有珍贵书籍一万二千八十册，各种珍贵文物一千一百零二件之多。

1979 年，中央警卫局收回竹园宾馆，将其作为中央警卫局招待所。

1982年后，由公安部借用竹园宾馆开办昆仑饭店培训基地，起名为“北京竹园宾馆”。

1987年，警卫局将其收回继续经营。

北岛回忆道：“一九八五年春天,托马斯到北京访问。我到鼓楼后边的竹园宾馆接他。那原是康生的家,大得让人咋舌。”

80年代之时，角逐与争斗逐渐淡去，竹园除了美丽的花园,曲折的回廊,三层楼高的海棠树和婆娑曼舞的竹影外,室内一切旧有痕迹全被抹去了。剩下的,是新主人的趣味:猫耳洞夜总会,在模拟成坑道,张挂着伪装网的舞厅里,男男女女伴随着强烈的音乐节奏扭动腰肢载歌载舞。

1989 年，竹园被西城区人民政府公布为西城区文物保护单位。

1999年9月，因部队不能办企业转为中直管理局继续经营，作为涉外宾馆接待外宾使用，竹园先后接待过瑞典副首相、匈牙利总理、马来西亚王子、挪威奥运代表团等国外贵宾，每年接待九千多人次以外宾为主。

2009年12月15日，中直管理局和文化部房产置换，将小石桥甲24号院(文化部幼儿园使用的东院)收回，交给竹园宾馆使用，小石桥24 号院自此完整合一。

2013 年 10月，竹园宾馆东院开始维修改造，2014年 11 月，正式启用基本恢复历史原貌。时至今日，竹园宾馆仍在作为庭院式宾馆对外开放服务使用，而今，人们再提起竹园，只会说：“呵，那可是个好地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