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对原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即便是早就脱离红四方面军、后来新创建的红二十五军，也未能豁免。红二十五军是各路长征红军中，最先抵达陕北的。

红二十五军没跟张国焘走，跟张国焘的联系也早在1932年断掉，后来在陕北与陕北红军合并改组为红十五军团，但他们还是被算在红四方面军序列。尤其是在一些重大负面事件发生后，更是会拿起这件旧事算账。

八路军344旅，是以红25军为基础组建成的。1938年年初，687团团长张绍东、团参谋长兰国清，以看地形为名，试图将全团指战员拉去投敌。幸好该团的政工干部坚决不走，并稳住了部队，把部队带回。张、兰二人这才只拉走一个营长和几个连排长。

这一悲剧的发生，有一重要原因：没有团政委。因国共合作，当时我们旅级以下的部队，没有政委。

张绍东是徐海东的多年爱将，徐得知“张兰叛逃”一事后，惊怒吐血，一病不起。

“张兰叛逃”影响巨大，致使原红25军在344旅的部分指挥员，被调离原岗位。徐海东一病不起，无法工作，军政工作就全由从八路军总部，空降来的旅政委黄克诚负责了。

对于“张兰叛逃”，韩先楚等原红二十五军指战员，早有警惕。在这事发生前，韩先楚曾向旅领导（即黄克诚），反映过张绍东在部队和抗大时的情况——贪图享乐、被色欲冲昏头脑，但在当时未能引起黄的重视。

韩先楚说在这件事后，部分领导认为344旅有张国焘残余，344旅干部政治上落后；韩先楚完全不赞同，他觉得这样的一概而论是欠妥当的。“张兰叛逃”后，黄克诚又表现出部分对下面的干部，不敢大胆使用和信任的感觉。

韩先楚对此不满，有不少意见。当时他正值事业的上升期，先升任344旅副旅长，又任代理旅长，后来又是新3旅旅长兼冀鲁豫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而黄克诚前面是344旅政委，后面又是冀鲁豫军区司令兼政委，长期是韩先楚的顶头上司。

因为种种不满，韩先楚1941年给北方局写信，要求去学习。从此他远离战场，直到解放战争前夕，才再到东北战场去；因为那几年的空缺，他刚到新战场、新部队时，职务、级别偏低。对此，韩先楚并不后悔。二十多年后再谈起，他还是说：“我就是不想在黄克诚的领导下工作。”

可是，黄克诚在“张兰叛逃”前后，扮演的角色真是韩先楚认为的那样吗？答案是否定的，韩先楚对黄克诚有误会。

先说“叛逃”前，黄克诚虽是旅政委，但是总部空降来的，哪好对张绍东（尤其这位是徐海东爱将、红二十五军名将）、兰国清这两个“本地人”“指手画脚”做处理。

再说“叛逃”后，344旅的干部使用，黄克诚是想信任、想重用的，但也只能提建议，最后由组织决断。黄克诚在回忆录中写到，徐海东养病离职后，他跟朱老总都提议687团团长田守尧（就是张绍东那个团，张出事后，由副团长的田接任团长），代理旅长工作。

总部和延安都不赞同，具体是彭总和毛主席不同意。最后，原本以为自己已经稳稳坐上代理旅长位置的田守尧，得知自己没当上后，出现了一些情绪，朱老总当众对他进行了一顿批评教育。黄克诚被夹在中间，说话不好说，做事不好做。

所以说，韩先楚跟黄克诚是有误会的。59年庐山开会，黄克诚受牵连，韩先楚却冒险主动找上门去，跟他交流看法。其实他们的性格有很多相似处，例如做人坦荡无私，做事坦率公正。

可惜，因无常的世事导致，两人没能成为好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