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粟裕收到南京伪政府寄的2盒烟，顿感不妙下令：立即集合

1942年秋天的一个午后，新四军第一师师长粟裕正在南坎驻地处理军务。这时，警卫员送来两盒从南京寄来的老炮台香烟。粟裕拿起烟盒仔细端详，眉头渐渐皱起。作为一位久经沙场的将领，他对这突如其来的＂礼物＂产生了强烈的警觉。果然，当他打开烟盒时，一张夹在香烟中的纸条映入眼帘。看完纸条内容后，粟裕的脸色骤变，立即下令所有部队集合，电台停止发报。就在这看似平常的两盒香烟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惊天阴谋？这位神秘的送烟人，又是如何在敌后打探到这么重要的情报？而粟裕又是如何在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化险为夷的？

一、隐秘战线上的风云际会

1942年的华中敌后战场，日军与汪伪军正在酝酿一场大规模的＂清乡＂行动。这一年的8月，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与汪伪政府达成协议，计划对江苏、安徽交界地区的抗日根据地展开全面扫荡。

日军制定了一个代号为＂铁壁＂的作战计划。这个计划分三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从9月开始，日军调集了第六师团、第十三师团等精锐部队，配合汪伪军对苏中地区实施军事包围；第二阶段从10月起，开展经济封锁，切断根据地与外界的物资联系；第三阶段则是政治分化，企图瓦解抗日力量的群众基础。

为应对这一严峻局势，新四军决定在南坎召开一次最高级别的军事会议。9月下旬，来自各个军区的主要领导陆续抵达南坎。谭振林、粟裕、王必成等人带着各自的警卫部队，从不同方向秘密潜入会议地点。

为确保会议安全，新四军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会议地点选在南坎一处偏僻的农舍，由新四军第一师特务营负责警戒。各路与会人员都采用化名，以普通农民的身份掩护行动。同时，在周边村庄布置了多层警戒网，由地下党组织的交通员负责传递信息。

会议持续了将近一个月时间。与会人员针对日伪军的＂清乡＂计划进行了深入讨论，制定了相应的应对策略。首先，决定将部分主力部队化整为零，分散到各个根据地；其次，加强地下工作，在敌占区建立情报网络；最后，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战，打击敌人的＂治安＂工作。

然而，日伪军显然早已得知这次会议的消息。他们精心策划了一场＂关门打狗＂的伏击行动，准备在各路领导干部返程时一网打尽。日军调集了大量兵力，在返程必经的各个要道设下埋伏。同时，汪伪军特务机关也派出了多支便衣小组，混入当地百姓中进行侦察。

就在此时，一个看似普通的情报传递行动，打乱了日伪军的全盘计划。这个情报，就藏在那两盒寄给粟裕的老炮台香烟中。这不仅揭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情报战，也牵出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地下斗争故事。

二、潜伏者的惊险博弈

施亚夫在1941年底接到了一项特殊任务：以商人身份潜入南京，打入汪伪政府内部。这是一项极其危险的任务，因为汪伪政府特务机关对新进人员的审查异常严格。

为完成这一任务，组织上精心为施亚夫策划了一个身份：南通丝绸商人沈明远。这个身份背景经过精心设计：他的＂父亲＂曾是南通一家丝绸行的老板，在1937年抗战爆发时因日军轰炸去世，留下了一笔可观的遗产。这个故事完全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也给了施亚夫一个合理的经济来源。

为了让这个身份更加可信，组织上还安排了几位南通的地下党员在关键时刻为施亚夫作证。他们分别扮演着丝绸行的老伙计、邻居等角色，在必要时可以证明＂沈明远＂的身份。

1942年初，施亚夫正式以沈明远的身份出现在南京。他先是在南京开设了一家丝绸商行，专门经营高档丝绸制品。由于当时日伪政府官员普遍贪腐，喜欢收受贵重礼品，这家商行很快就在特务圈子里打开了名声。

施亚夫特意研究了汪伪政府特务机关的人事关系，发现特务二处的副处长陈某与丝绸生意有着密切关系。他通过多方周旋，终于在一次饭局上结识了陈某。凭借出色的交际手腕和精心准备的商人身份，施亚夫逐渐获得了陈某的信任。

为了打消特务机关的疑虑，施亚夫还刻意表现出对汪伪政府的＂忠诚＂。他不仅按时缴纳各种税费，还经常参加汪伪政府组织的各种活动。在一次募捐活动中，他更是捐出了一大笔钱，这让他在汪伪政府内部的形象更加可靠。

然而，潜伏工作并非一帆风顺。1942年夏，一名原本在南通工作过的特务来到南京。这个人可能认出施亚夫的真实身份。关键时刻，地下党组织紧急安排了一次意外事故，让这名特务永远闭上了嘴。

到了1942年秋，施亚夫已经成功打入了汪伪特务机关的核心圈子。他不仅能够接触到重要情报，还在特务机关内部建立了一个由职员、文书组成的秘密情报网。这个网络的成员们看似互不相识，实则分工明确，能够及时传递各类机密信息。

正是通过这个网络，施亚夫得知了日伪军准备对新四军高层会议实施伏击的计划。但如何将这个情报安全送出去，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直接联系显然太过危险，电报也可能被截获。最终，施亚夫想出了利用＂老炮台＂香烟传递情报的办法，这不仅避开了特务机关的监视，还成功挽救了新四军的重要领导。

三、生死一线的情报传递

＂老炮台＂香烟作为情报传递的媒介并非临时起意。早在1941年底，地下党就已经建立了一套以香烟为载体的情报传递系统。老炮台是当时南京最常见的香烟品牌之一，既不会引起怀疑，又便于传递信息。

这套系统的运作极其精密。首先，烟盒的封口方式本身就是一种暗号：如果是从右向左封口，表示情报紧急；从左向右封口则意味着情报可以等待处理。其次，烟盒内的香烟排列也暗藏玄机：第三支烟反向放置意味着情报由南京发出，第五支反向则表示来自上海。

1942年10月下旬，施亚夫通过特务机关的文件得知了日军的伏击计划。这份情报必须在24小时内送达新四军指挥部。然而，当时南京城内戒备森严，所有出城的人员都要接受严格检查。

为确保情报安全传递，地下党发动了一个庞大的接应网络。这个网络分为三层：第一层是在南京城内负责转运的商贩，他们看似互不相识，实则配合默契；第二层是城郊的船夫，他们通过固定的水路将情报转运出去；第三层则是乡村里的地下党员，他们负责将情报送到最终目的地。

这次行动中，情报首先由一位卖咸鱼的商贩带出南京城。他将装有情报的香烟盒藏在咸鱼桶底，顺利通过了城门检查。在城外的一个小码头，这盒烟被转交给了一名老船夫。老船夫是地下党员，他将烟盒藏在船舱的一个秘密夹层中。

为了避免引起怀疑，地下党还特意安排了一套备用联络暗号。比如，码头边晾着红色衣物就表示安全可以交接，晾着蓝色衣物则意味着有特务监视。而船夫敲打三下船舷，则是告知岸上接应人员可以靠近。

在传递过程中，电台也发挥了关键作用。地下党在沿途设立了三个秘密电台，它们通过特殊的密码进行通讯。这些电台不仅能够及时通报情报传递的进展，还能警示沿途是否出现日伪军的检查。

情报运送过程中最危险的一刻发生在一个渡口。当时正值日军在此设卡检查，情报险些被截获。关键时刻，一位地下党员装作醉酒闹事，造成现场混乱，成功转移了日军的注意力，使得携带情报的同志得以脱身。

位于集结地的秘密电台也采取了特殊的联络方式。他们使用一种独特的密码本，将普通的天气预报转化为隐蔽的军事情报。例如，＂明日多云转晴＂实际上是在警告即将有敌军搜查行动。

就这样，这个看似简单的香烟盒，经过层层接力，最终安全送到了粟裕的手中。整个传递过程历时不到20小时，创下了当时敌后情报传递的速度记录。而这个看似普通的香烟盒，不仅挽救了众多革命领导人的生命，还为后来的敌后情报工作提供了宝贵经验。

四、破茧而出的突围战

收到情报后的第一时间，粟裕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决定立刻分批转移，同时采取一系列反侦察措施。首先，所有电台立即停止发报，避免被日军无线电侦测部队发现行踪。其次，派出多支小分队在各个方向活动，制造假象迷惑敌人。

转移计划分为三个阶段执行。第一阶段是分散隐蔽。与会人员被分成若干个小组，每组不超过5人，由熟悉地形的向导带领，分别向不同方向转移。为了确保安全，每组人员都换上了当地农民的服装，携带简单的农具，伪装成外出务农的百姓。

第二阶段是设置疑阵。新四军特务营的一个排留在原地，继续保持正常的生活秩序，制造首长仍在原地的假象。他们按照往常的作息时间点灯、烧火，甚至还组织人员假装开会。同时，在其他几个可能的转移方向上，也布置了类似的疑阵。

第三阶段是突围转移。这是最危险的阶段，因为日伪军的封锁圈已经形成。突围路线经过反复研究后确定了三条：一条是向东突围，经过运河地区；一条是向南转移，穿过芦苇荡；还有一条是向西北方向，通过山区小路。

在突围过程中，新四军展现出高超的战术智慧。首先是时间选择，他们选在夜间行动，利用夜色的掩护减少被发现的风险。其次是路线设计，避开了日军的主要封锁点，专走那些看似不可能通过的危险路段。

最惊险的一幕发生在运河渡口。一支转移小组在准备渡河时，突然发现对岸有日军岗哨。这时，一位地下党员想出了妙计：趁着月黑风高，放了几只未拴绳的牛到河边吃草。日军岗哨发现动静后，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了这些牛身上，而转移小组则趁机从另一处静悄悄地渡过了河。

在山区转移时，新四军还借助了当地百姓的力量。一些农民自发组织起来，在各个村寨之间设立联络点，为转移部队提供指引和接应。他们还利用自己对地形的熟悉，带领部队走一些平时很少有人注意的羊肠小道。

芦苇荡的转移路线最为凶险。这里不仅地形复杂，而且遍布沼泽。但正是这种危险的地形，反而成了天然的掩护。转移小组在芦苇中开辟出一条隐蔽的通道，通过在关键路段设置竹竿标记，成功带领一批领导同志安全通过。

就这样，在地下党组织的周密安排和群众的全力配合下，参加会议的领导同志们最终全部安全脱离了日伪军的包围圈。而日军精心设计的＂关门打狗＂计划，也就此落空。这次成功的突围行动，不仅保存了新四军的重要力量，也为后来的敌后斗争积累了宝贵经验。

五、特工身份的终极较量

1943年初，日伪特务机关开始对南京地区的商人进行全面清查。这次清查的背后，是日军察觉到了地下党的情报网络正在扩大。施亚夫的＂沈明远＂身份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

特务机关的清查行动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是对商人的资金来源进行核查；第二层是派人实地走访商人声称的原籍地；第三层是调查商人的社会关系网络。这种多层次的审查方式，让许多地下工作者难以招架。

为了应对资金核查，施亚夫早有准备。他的丝绸商行账目做得极其严谨，每一笔收支都有详细记录。更重要的是，他通过合法经营确实积累了可观的利润，这些真实的商业往来成为了最好的掩护。

原籍地调查是最危险的环节。特务机关派出了专门的调查组前往南通。所幸地下党组织早有准备，不仅在南通布置了一批可靠的证人，还事先在当地伪政府的档案处做了手脚，插入了与＂沈明远＂身份相符的户籍记录。

社会关系网络的调查更为复杂。特务机关不仅详细盘查＂沈明远＂的生意伙伴，还对其平日交往的人际圈子进行摸底。施亚夫平时建立的人脉网络在此时发挥了关键作用。那些与他有实际生意往来的商人，都能证实他的商人身份。

1943年3月，一个意外的事件给施亚夫带来了新的危机。一名原本在上海工作的特务来到南京，这人曾经见过施亚夫在上海活动的真实面目。为了化解这个危机，地下党采取了一个大胆的计划：由另一位地下党员假扮成上海帮派分子，专门找这名特务的麻烦，迫使他迅速调离南京。

特务机关的怀疑并未完全消除。他们开始对＂沈明远＂实施贴身监视，安排特务假扮成顾客频繁出入他的商行。施亚夫则以更加频繁的社交活动来回应，他主动参加各种商会活动，与其他商人建立更多联系，使自己的商人身份更加可信。

1943年夏天，特务机关开展了一次突击检查。检查组在深夜突然造访商行，检查了所有账簿和货物。由于事先已经做好了完善的准备，这次检查不仅没有发现问题，反而因为账目清晰、经营规范，让＂沈明远＂获得了特务机关的信任。

到1943年底，施亚夫不仅完全摆脱了特务机关的怀疑，还被推举为南京商会的理事。这个身份让他能够合法地接触更多的政商要员，为地下党搜集更多有价值的情报。特务机关对他的清查最终以一份＂思想端正、事业有成的爱国商人＂的评估报告结束。

而这场看似平常的商人身份审查，实际上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情报战。施亚夫凭借缜密的部署、细致的伪装和组织的周密配合，最终在这场较量中取得了胜利。这不仅确保了地下党情报网络的安全，也为后续的情报工作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