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美国飞行员出庭作证：他们将美军士兵的肝脏当下酒菜

1948年3月的一天，横滨军事法庭上一片哗然。一位名叫马文·沃特金的美军飞行员，声音颤抖地站在证人席上，讲述着一个令在场所有人毛骨悚然的故事。＂他们不仅杀害了我的战友，还将他们的器官当做下酒菜！＂这位飞行员的话语让整个法庭陷入死一般的寂静。就连见多识广的法官也难以置信：在战争的疯狂中，人性究竟可以堕落到何等地步？这个骇人听闻的罪行，究竟是如何一步步发生的？而那些在战俘营中消失的美军飞行员，他们最后的时刻经历了什么？

一、战机坠毁与被俘

1945年5月17日，天气晴朗，太平洋上空万里无云。第58轰炸机大队的指挥官刚刚收到一份来自总部的紧急任务：对日本九州岛的军事设施进行轰炸。这是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重要一击，也是为即将到来的冲绳岛登陆战做准备。

马文·沃特金所在的B-29轰炸机编队，在当天凌晨4点就已经从位于马里亚纳群岛的空军基地起飞。这支由12架B-29轰炸机组成的编队，每架飞机都携带了足够的弹药，准备对九州岛的军事目标进行精确打击。

谁也没想到，日军早已在九州岛沿海布置了一道密不透风的防空网。当轰炸机编队飞临目标上空时，突然遭到了猛烈的高射炮火攻击。沃特金后来回忆说：＂那天的防空火力异常猛烈，我从未见过如此密集的炮火。＂

就在编队即将抵达预定轰炸目标时，意外发生了。沃特金驾驶的B-29轰炸机被一发高射炮弹击中了右侧发动机，整架飞机顿时摇摇欲坠。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飞行员，沃特金试图控制住摇晃的飞机，但第二发炮弹又击中了左侧机翼，飞机开始急速下坠。

＂弃机！弃机！＂沃特金对着机组人员大喊。在千钧一发之际，包括沃特金在内的机组成员纷纷跳伞。但由于当时正值清晨，能见度并不理想，加上跳伞时的混乱，机组成员被分散到了九州岛不同的地区。

不幸的是，其他11架B-29轰炸机也相继遭到袭击。有的当场爆炸，有的被迫降落，有的机组人员跳伞逃生。最终，整个编队的12架飞机全部损失，幸存的飞行员们也落入了日军的包围圈。

日军搜索部队很快就发现了这些美军飞行员。沃特金被一支日军巡逻队发现时，正躲在一处农田的稻草堆里。当时的日军已经对美国轰炸机的袭击恨之入骨，尤其是在得知这些飞行员是B-29轰炸机的机组成员后，更是怒不可遭。

被俘后的第一天，沃特金就亲眼目睹了日军的残暴。在集合地点，他看到其他被俘的美军飞行员都遍体鳞伤。日军士兵用枪托、皮带抽打这些毫无反抗之力的战俘，有的甚至直接用军靴踢踹他们的头部。

就这样，包括沃特金在内的12名美军飞行员，被押解到了位于九州岛福冈县的一处战俘营。这里原本是一座旧式监狱，后来被改造成了专门关押盟军飞行员的战俘营。当他们被推进那扇黑漆漆的铁门时，没人能想到，等待他们的将是比死亡更可怕的命运。

二、九州战俘营的暗影

这座位于福冈县的战俘营，表面上看起来与其他战俘营并无二致，但它的特殊之处在于专门关押被俘的盟军飞行员。战俘营由三座主建筑组成，周围是三米多高的围墙，每隔五十米就设有一个瞭望塔，配备了重机枪和探照灯。

1945年5月下旬，沃特金等12名美军飞行员被关押在战俘营最偏僻的C区。这里的牢房阴暗潮湿，每间不足六平方米，却挤着两到三名战俘。他们每天只能得到极少的食物：一小碗发霉的米饭，偶尔会有几片萝卜叶。据后来的调查显示，战俘每天的热量摄入还不到800卡路里，仅为正常人所需的三分之一。

日军对这些飞行员的虐待也在不断升级。每天清晨五点，他们就被强迫起床，在寒冷的院子里站军姿，往往要持续两三个小时。稍有动作就会遭到毒打。一名叫井上的看守尤其残暴，他常常用竹棍抽打战俘的膝盖，直到他们跪倒在地。

1945年6月初，战俘营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日本陆军第七师团的参谋长山田少将。他带着一份来自东京的密令，与战俘营长官进行了长达数小时的秘密会谈。会谈结束后，战俘营的气氛变得更加诡异。

守卫们开始对战俘进行分类。他们特别关注那些身体状况较好的年轻飞行员，并详细记录他们的身体数据。沃特金注意到，守卫们还在询问每个人的血型。这种反常的举动让所有战俘都感到不安。

6月15日的深夜，八名美军飞行员被突然叫醒。他们被蒙上眼睛，推上了一辆军用卡车。沃特金被关在隔壁的牢房，他清楚地听到战友们被带走时发出的声音。这是最后一次见到这些战友。

第二天，战俘营的气氛更加压抑。剩下的战俘被告知那八人已经转移到另一个营地。但沃特金发现，守卫们的表情异常紧张，他们之间的交谈也变得神神秘秘。

几天后，一位名叫田中的年轻守卫在夜班时无意中透露：那八名飞行员被送往了九州大学医学部。当时的九州大学医学部正在进行一项＂特殊研究计划＂，这个计划得到了陆军部的直接批准。

随后的日子里，战俘营内的情况变得更加严酷。守卫们似乎在发泄某种不安，对剩余的战俘实施更加频繁的体罚。他们强迫战俘在烈日下进行无意义的劳动，如反复搬运石块，或者用牙刷清洗整个院子的地面。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45年8月中旬。当广播里传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消息时，战俘营的日军守卫们显得异常慌乱。他们开始焚烧大量文件，其中包括那八名失踪飞行员的所有记录。但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些罪行很快就会在横滨军事法庭上被揭露出来，而真相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可怕。

三、骇人听闻的医学实验

1948年3月，横滨军事法庭上，一份来自九州大学医学部的实验记录被作为关键证据提交。这份记录详细记载了1945年6月至8月期间，在该医学部进行的一系列＂特殊研究＂。记录的第一页写着：＂为研究人体各器官在不同条件下的生理反应，特批准以下实验计划。＂

根据这份记录，八名美军飞行员被送到九州大学医学部后，立即被分配到了不同的实验组。他们被关在医学部地下室经过特殊改造的牢房里，每个牢房都配备了手术台和医疗器械。负责这项研究的是西野教授，他曾在德国留学，专门研究人体实验。

第一组实验开始于1945年6月17日。两名飞行员被注射了不同剂量的实验药物，这些药物是由医学部特别研制的。药物注射后，医生们记录了战俘们的各种生理反应，包括体温变化、心率、呼吸频率等。这个过程持续了整整三天，直到两名战俘因药物作用停止呼吸。

第二组实验更为残酷。三名飞行员被用来测试人体各个器官在缺氧状态下的极限。医生们通过特制的装置控制供氧量，同时进行手术，取出不同的器官样本。实验记录显示，这三名战俘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经历了多次手术。

最后一组实验针对剩下的三名飞行员，目的是研究人体在极端条件下的存活能力。他们被暴露在不同的环境中：极寒、高温、以及高压。同时，医生们还在他们身上进行了各种手术实验，包括器官移植和组织切除。

更令人震惊的是，这些实验并非isolated incidents。九州大学医学部的地下室里还发现了大量照片和录像资料，记录了整个实验过程。这些资料显示，在进行实验的同时，医学部的研究人员还举办了多次＂研究会＂，邀请军医和其他医学专家参观讨论。

1945年7月底，一场特殊的＂研究会＂在医学部举行。参加者包括陆军医务部的高级军官和当地的医学专家。会议记录显示，与会者讨论了如何＂最大化利用研究材料＂。在会议期间，他们甚至在医学部的餐厅举行了＂特别晚宴＂。

这场晚宴的菜单后来被找到，上面详细记载了当晚供应的＂特殊食材＂。其中包括了＂新鲜的人体器官＂。参加晚宴的军医们在饮酒作乐的同时，居然将这些可怜战俘的器官当作下酒菜。这一细节在后来的审判中被反复提及，成为震惊世界的罪证之一。

八月初，当日本战败的消息传来时，西野教授下令销毁所有实验记录。但仍有一部分文件和照片被匆忙藏在了医学部的地下室夹墙中。这些幸存的证据，连同几位良知未泯的日本医务人员的证词，最终揭开了这段骇人听闻的历史。

四、证据浮出水面

1945年8月15日后，盟军开始接管日本各地的军事设施。9月初，一支由美军宪兵队和调查人员组成的特别小组抵达九州。他们在搜查战俘营和军事设施的过程中，意外发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线索。

在福冈战俘营，调查人员发现了大量被焚烧过的文件残片。通过仔细拼凑，他们发现这些文件中包含了战俘转移记录和一些医疗实验相关的文件。更重要的是，一名叫铃木的战俘营文书在投降前将部分重要文件复制了一份，并将其藏在自己家中。

这些文件揭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战俘营与九州大学医学部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文件显示，医学部定期向战俘营发送＂研究对象需求清单＂，而战俘营则按照要求挑选符合条件的战俘进行＂转移＂。

1946年初，调查范围扩大到了九州大学医学部。在对医学部进行彻底搜查时，调查人员在地下室的一处暗格中发现了大量照片和实验记录。这些材料详细记载了对美军战俘进行的各种非人道实验，包括手术过程、器官取样，甚至还有那场骇人听闻的＂特别晚宴＂的照片。

更令人震惊的是，调查人员在医学部的废弃垃圾场中发现了大量人体骨骸。法医鉴定显示，这些遗骸属于年轻的白种人，与失踪的美军飞行员的特征相符。骨骸上还留有手术切割的痕迹，印证了实验记录中的描述。

1947年春，调查取得重大突破。一位曾在医学部工作的助手川田出于良心谴责，主动向调查人员提供了证词。他详细描述了实验的全过程，包括如何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进行手术，以及如何处理实验后的＂剩余材料＂。他的证词得到了另外两名医务人员的证实。

与此同时，更多的证人开始现身。一位在医学部担任清洁工的妇女testimoney提到，她曾多次看见军用卡车在深夜将＂特殊货物＂送到医学部。还有一位当地居民作证说，在1945年夏天，经常能闻到医学部方向传来的怪异气味。

最关键的证据来自一本实验日志。这本日志记录了每次实验的具体时间、参与人员、实验过程和结果。日志的扉页上还附有一份由陆军部下发的实验授权书，证实了这些实验是得到军方最高层批准的。

1947年底，调查组收集到的证据已经足以支持起诉。包括西野教授在内的23名涉案人员被逮捕，其中包括医学部的研究人员、战俘营的官员，以及参与实验的军医。这些证据最终在1948年3月的横滨军事法庭上得到公开。

法庭上，除了书面证据和照片，还有多位目击证人出庭作证。其中就包括幸存的马文·沃特金，他是最后一个见到那八名战友的人。当他在法庭上指认被告并描述战友们被带走时的情景，整个法庭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

五、横滨审判的最后裁决

1948年4月12日，横滨法庭对九州医学部案件做出最终判决。庭审持续了整整三周，期间出示了数百份文件证据，传唤了近百名证人。法庭内座无虚席，包括来自多个国家的记者、军事观察员和受害者家属。

西野教授作为主要被告，在最后陈述中始终坚称这些实验具有＂科学价值＂。他提到了德国科学家的类似研究，并强调这些实验数据对医学发展有重要意义。然而，检方提供的证据显示，这些实验大多缺乏科学依据，更像是一种残忍的虐杀。

法庭特别关注了1945年7月底那场＂特别晚宴＂。多名证人详细描述了晚宴的情况，包括当时担任服务生的松田证实，与会者在饮酒时谈笑风生，讨论着＂新鲜材料＂的处理方法。这一证词让旁听席上的战俘家属当场崩溃。

审判过程中，一份意外发现的录音带引起轰动。这是西野教授在一次研究会上的发言记录，他详细讨论了如何在活体实验中获取最大价值，甚至提到了将实验对象分批处理以＂延长使用时间＂的方法。这份录音成为定罪的关键证据之一。

除了主要被告，法庭还审理了参与实验的其他医务人员。其中，年轻的助手川田因主动揭发罪行获得了从轻处理。但另外几名积极参与实验的医生，包括负责药物注射的田中医生和专门记录实验数据的山本医生，都受到了严厉惩处。

战俘营的管理人员也未能逃脱法网。营长佐藤因明知实验性质却仍然配合转移战俘，被判处重刑。而那位用竹棍抽打战俘的看守井上，则因虐待战俘罪被单独起诉。

1948年5月15日，法庭宣判。西野教授和另外六名主要责任人被判处死刑，其余被告分别被判处十年到无期徒刑不等。宣判时，法官特别指出这些实验＂完全违背人性，是对医学伦理的彻底践踏＂。

判决执行前，检方向法庭提交了一份详细的受害者名单。名单上不仅有那八名在医学部遇害的美军飞行员，还包括其他在战俘营中死于虐待的战俘。每个名字后面都附有照片和简短的生平介绍。

1948年6月3日清晨，死刑判决在横滨监狱执行。行刑前，西野教授要求见他的律师，递交了一份手稿。这份手稿后来被证实是他的实验笔记，记录了更多未经披露的实验细节。然而，考虑到内容过于残忍，法庭决定将其永久封存。

当天下午，遇害者家属在美军军牧的带领下，在九州大学医学部旧址举行了一场简单的悼念仪式。他们在原实验室的墙上挂上了八名飞行员的照片，照片下方摆满了白色菊花。这些照片至今仍在那里，提醒着人们这段不应被遗忘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