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半个世纪之后，1984年，卢竞如大姐回忆我入党时的经过，仍然非常激动。她写道：1939年2月，我受党组织指派，联系安娜和明之同志，我们一起工作了将近两年。记得是在1939年夏秋，

安娜同志向我提出加入中国共 产党的要求，我向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组织部长的博古同志汇报了安娜同志的入党要求。

博古同志开始还以为安娜1938年春在武汉被秘密派遣打入敌内时，就已经是党员了。我解释了她要求入党的曲折经历和强烈的愿望。博古同志明确表示同意。他说：“情况特殊，不办手续”。这样，就由我介绍，博古批准，安娜同志光荣地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那样的环境下，安娜的入党没有履行任何入党手续，包括宣誓仪式。可是，入党给了她更大的勇气和智慧。

1940年2月，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了，是个女儿。明之为她取名克放。“克”为“能”之意，寓意中华民族一定能够解放。小名为“小放”。

一天晚上，卢竞如来“串门儿”时，带来了一个大包，打开一看，里面是婴儿用的小被子、斗篷、衣服、鞋帽等。

卢竞如说：这是党组织要我买了送给你们的，“八办”的领导向你们表示祝贺！

我听后情不自禁地流下了感动的泪水。我的第一个孩子庆来是在上海生的，

当时有婆婆照顾，自己不用操心。现在当我正在为新生儿的生活用品发愁时，党组织和卢大姐考虑得这么周到，送来了这么多实用的物品，令我感慨万千。

我知道，当时八路军办事处经济上十分拮据，我亲眼看到，“八办”领导人的房间里相当简陋，只有一张小床，一张桌子，两个凳子；生活非常节俭，外出参加各种应酬的衣服就那么一身，回来就要换下，仔细地挂在衣架上。党组织对我这样一个普通党员这么体贴入微！送给小放的用品，甚至让我们感到有些奢华。

上个世纪80年代，卢竞如在回忆录中写道：1939年2月，时任南方局组织部长的博古将沈安娜、华明之的政治情况和秘密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的背景，以及他们在上清寺街的住址，详详细细告诉了我，指示我好好保护他们，仔细作好他们的领导和联系。

当年我买婴儿用品前，请示了时任南方局代理书记的博古，他说：“你去买，我来签。”事后，发票就是博古签了后，在财务报销的。卢大姐还写道说，那时沈安娜、华明之获取的情报我都单独交给博古，当时博古兼任南方局社会部部长，博古常称道：“他们的情报不仅有数量，而且有质量。”

卢竞如领导、联系我和明之近两年，她把党组织的关怀，通过非常人性化的方式传递给我们，使我们倍感温暖，受到鼓励，这更坚定了我们做好党的秘密情报工作的信心和决心。

新中国成立后，卢竞如受康生等人迫害，1962年就被投进了监狱，时间长达16年之久，1978年才出狱。我得知卢竞如出狱后，立即从上海赶到北京看望她。

卢竞如对我说：“'文革'中，外调人员找我调查你的历史，我都如实说了，是我介绍沈安娜入党的。沈安娜思想单纯，对党忠诚，工作有成绩。 我说了实情，却遭到狱中监管人员的毒打，说我'不老实'。凡是我讲真话，他们就说我'不老实'，还一撮撮地揪掉我的头发，留下深深的伤痕。”

我看到卢大姐头上一块没有头发的疤痕，禁不住泪如泉涌，一把抱住卢大姐抽泣起来。这位老共产党员刚正不阿，坚韧不屈，宁可牺牲自己，也要保护同志的崇高精神，使我刻骨铭心，永志不忘。

把绝密文件带回家

虽然根据党组织的安排，我和明之有明确分工，也就是说，我主要在台前，明之主要在台后，但是如果明之有机会获取情报，他也决不会放过。

1940年秋的一天，明之意外发现，他所管理的军委会政治部电讯总队的文件中，有一份载有国民党各军、师驻地和番号，以及军长、师长、政治部主任姓名编号等内容绝密的文件，厚厚的一大本。明之敏锐地意识到，这份绝密文件的分量。

可是当时的情报获取手段还很原始，没有可以拍摄文字内容的相机，更没有复印设备，只能手抄，而靠他一人是无法在短时间内抄完的。明之及时把这个情况向卢竞如报告，同时将电讯总队机关的办公制度和工作规律做了说明，并提出了可以利用对方机关管理上的漏洞，获取这份情报的方案。

卢竞如马上请示博古同志，他同意密取。

明之与卢竞如约定，在星期六下班时，由他把绝密文件带回家，晚上卢竟如来取走，立即送“八办”，组织人力抄写，星期日晚上把原件送还。星期一再悄悄带回办公室。

周末下班时，明之顺利将绝密文件带回家，卢竟如按时来到。

“东西拿到了？”

“拿到了。”

明之把伪装好的绝密文件交给卢竞如。

“好，我走了。”卢竞如不敢多耽搁，迅速离去。

望着卢竞如的背影，明之那颗悬着的心并没有放下来。因为一旦“穿绷”，后果不堪设想。他有两个担心，一是担心在放回保密柜之前被发现，二是担心周日晚上不能按时送回来。厚厚的一大本，一天一夜哪能抄得完啊？

我安慰他说：星期天，谁也不会想到要用它的。“八办”肯定全力以赴组织人抄写，就是抄不完，也会及时送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