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档案
姓名：仇富喜
出生：1934年12月
出生地：宁国市葛村汪家河
经历：
1951年2月，参军，宁国新兵团独立二营三连战士。
1951年3月至1954年9月，编入志愿军67军200师599团，先后参加金山里战斗、十字架山战斗和金城反击战。
1954年9月至1964年4月，回国，先后在商丘步校、洛阳步校学习进修，其间担任副班长、班长、排长（中尉）。
1964年5月至1976年6月，担任山东菏泽军分区单县人民武装部任动员科参谋、副营级参谋。
1976年7月至1993年2月，转业先后任宁国县畜牧场场长、县车辆监理站站长、县交通警察大队副大队长，三级警督，助理工程师。
1995年3月，退休。
2020年10月，获颁“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
抗美援朝的硝烟虽已走远，英雄赞歌唱不尽，惊险故事道不完。抗美援朝老兵仇富喜与我岳父徐守元交往甚密，所以我对他早就有些了解。最近，我参加了多次新研会对他的慰问采访，加上阅读他的自传《历练》，使我对他有了更全面、深入的认识：他不仅是一个经历过九死一生、血肉横飞，终于百炼成钢的志愿军战士，而且是一个珍爱和平生活，勇于面对艰难困苦、任劳任怨工作的好领导。
立志当兵，跨过鸭绿江
仇富喜四岁丧母，父亲经常不落家，从小被迫替人放牛，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受尽人间凄苦。但他很有志气，想读书，放牛也要放得最好，在他反复央求下父亲让他读了几年书，这为他以后的生活无疑“打开了一扇窗”。同时，板桥一带吕辉革命的火种早已在他心底埋下。
随着一天天长大和宁国的解放，特别是1950年6月，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把战火烧到了朝鲜半岛和鸭绿江边，威胁新中国的安全，这让吃尽旧社会之苦的仇富喜，于1951年1月毅然决定报名参军。由于不到法定年龄18岁，他还虚报了两岁，与高万成等6个方塘人一起入编新兵团独立二营三连。
据朱国荣回忆，当时欢送新兵的场面热闹非凡，锣鼓喧天，河沥溪聚集了几千人，有新兵的家属，更多的是热情的群众。他们一个连百把人从河沥溪码头乘船，一个班一条船，在水里漂了3天到了芜湖，准备上火车。但他没想到，到了芜湖说要再检查身体，跟在宁国体检时一样——说他年龄不够，这可怎么办？他急的蹲在地上大哭，带兵的领导知道他参军的决心和家庭状况，就把他收下了。第二天乘火车经过两天一夜，到了东北野战部队，连夜被分到67军200师599团三营。值得一提的是，599团三营是我们迄今知道的宁国籍志愿军所在人数最多的营级单位，目前在宁国仍有7人健在，除了仇富喜、高万成之外，还有杨渭清、朱国荣、王自生、颜帮发、薛报庆。另据1997版《宁国县志》记载，牺牲或失踪于朝鲜的86名烈士中有57人都是599团三营的。
到了东北并没有马上过鸭绿江，而是开展出国前的政治纪律教育和军事训练，通过忆苦思甜、表决心，树立“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同时东北地方政府天天派小独轮车往部队送整猪整羊，还安排地方戏和电影慰问官兵，使充满火药味的备战气氛里掺和了些许过年的味道。由于年小体弱，仇富喜后来被调到团部作战股搞勤务，不参加训练，也不站岗放哨，每天的工作就是给首先打饭、打水、搞卫生。
6月的一天，67军接到入朝命令，部队步行到沈阳乘火车，经过一天一夜到达安东市鸭绿江边，发现鸭绿江桥被敌机炸坏了，正等待工程兵架临时浮桥，同时等待当地政府抽调一批会说中朝两国语言的联络员到来。四五天后，部队趁着夜色，唱着“雄赳赳气昂昂，打倒美国野心狼”的战歌，浩浩荡荡通过长达500米的鸭绿江浮桥，仇富喜就这样跟随团机关进入朝鲜新义州。
在朝鲜战场，他先后参加金山里战斗、十字架山战斗和金城反击战。一场又一场生死考验正等着他......
出生入死，三次遇险情
从出国那天起，夜行军20多天，67军战士每天要走七八十里路，终于到达金山里——离前线阵地六七十里的地方才停下。仇富喜回忆道，当年生活十分艰苦，吃的是高粱米饭，有时吃不上饭，就吃咸萝卜、压缩饼干，那时候的工艺不行，压缩饼干根本咬不动，只好放在嘴里慢慢嚼，没有菜就喝盐水。有时什么也没有，只好挖野菜充饥，但是不知道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而且敌人飞机丢下满地的子母雷，很容易踩着。为了吃口热饭，炊事班怕暴露目标引来飞机，烧饭只能在树林里挖个灶，旁边开条沟，让烟慢慢散掉……
最要命的是险情不断，据仇富喜回忆，有三次他的命险些就丢在朝鲜了。他记得接近前线的那天半夜，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来了四五架敌机，在部队上空轰炸，炸弹一炸一大片，飞机上的机关枪从上往下扫射，一扫就是一条线。我军防空号令达滴达滴地吹，战友们立即停止前进、就地隐蔽，这时我方的高炮部队和高射机枪向敌机猛烈开火。第一次遇到这种场合，把他这个新兵蛋子吓坏了，防空号一响他就滚到田沟里，躲过一劫，但一营三连有几个同志受了伤。经过这次锻炼，他的胆子大多了，以后就是敌机白天来轰炸也不慌乱。
第二次险情出现在1951年10月夏季反击战之金山里战斗期间，当时他在团部当通讯员。那次战斗是替换20军下来休整，当时599团团长是张崇辉，政委是张健，他们派人抓了两个南朝鲜俘虏，摸清了敌情，各营也做好了战斗准备。但俘虏反映敌人了解到我军换防，想趁着599团立足未稳先下手，果然不久十几架敌机朝我军阵地飞来进行轰炸，敌人的炮弹也倾泻过来，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和呼啸声响成一片，铁片、石块、黄土四处飞溅，到处都是枯焦味、火药味。就这样敌人轮番袭击我军，反复轰炸几个钟头，又将炮头转向后方，企图切断我军保障线，同时敌人第一梯队大约四五百人向我前沿阵地移动。团长见状一声令下，炮兵先给了敌人一个下马威，然后等敌人靠近步兵大发雄威，枪炮手榴弹一起开火，接连打退敌人两次进攻。
仇富喜神色严峻地说道：“毛主席说过‘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他们打他们的原子弹，我们打我们的手榴弹，但敌人并不像我们电影电视里表现的那么贪生怕死，他们知道我军武器弹药消耗很大，战士也有不小伤亡，新的进攻又开始了。”此时，连接3个营的电话有两条不通，肯定是被敌人炮火炸断了，特别是3营与团部失去联系半个小时，团长一急拿起手枪冲出指挥部，直奔3营阵地（中间有敌人封锁线），政委拦也拦不住，只好报告师长，师长指示一定要追回团长，否则出了问题拿政委是问。危难之时，脑子受过伤的李副营长和仇富喜领命去找团长，原来3营电话线两次被炸断，电话员和营长也受伤了，于是团长宣布刘副营长代理指挥，然后往回赶。
途中通过敌人封锁线时，仇富喜由于缺少实战经验，没有躬身低头前进，结果被敌人的弹片击中头部，回到指挥部满脸是血和泥土，卫生员赶忙用救急包给他简单清理包扎了一下，伤口上的血仍往外冒，政委一看不对劲，说马上送团卫生所，又叫来两个身强力壮的战士带来担架，用带子把他捆在担架上抬着。为了走近道，他们不翻山越岭，沿着铁路往前走，快走过一座大桥时，突然敌机飞来炸桥，把两个抬担架的战士吓得跌了一跤，爬起来只顾自己拼命往隧道里跑，被捆在担架上的仇富喜却险些被飞机炸起的石头砸中。
走了一夜，过了河就可以到团卫生所了，但是昨天上游刚下过大雨，河水上涨，又累又饿的两个战士过河时一不小心滑倒了，担架被水冲去好几米远。被捆在担架上的仇富喜，只好祈祷老天保佑。幸亏河边站着两位准备过河的朝鲜阿巴基（大爷），他们跳到河里把他救了起来。仇富喜说，他永远忘不了这两位救命恩人。总算到了团卫生所，来了医生、护士给仇富喜检查伤势、换药，然后连夜用汽车把他与七八个伤势较轻的伤员一起送到位于杨德里的志愿军医院治疗养伤，一是因为这里离朝鲜首都平壤较近，相对安全一点，二是这些轻伤员经过三五个月治疗后都要重返部队的，只有那些重伤员才会送回祖国治疗。
说到第三次险情，它发生在平静的1952年，因为五大战役将“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赶回了“三八线”附近，双方举行谈判，战斗时断时续。这一阶段部队的主要任务是协助朝鲜铁道兵修铁路，保障后勤供给，准备和敌人打持久战、打大仗。仇富喜介绍，当时各连队减员严重，要求团机关勤杂人员全部充实到连队，1952年2月他下到二营六连当通讯员。有一天，他帮忙炊事员送午饭到施工工地，走了大概七八里路，回来看到老铁路上停着一辆生锈的旧平板车，心想坐着可以回到部队驻地，少走点路，于是他们五个人把东西往车上一放，人往车上一坐，把车子向前一推，车子慢慢向前滑去。
他们一路哼着小曲，有说有笑地向部队驻地溜去。大约离驻地二三里路的地方是个慢坡，平板车越滑越快，可是车子没有车刹，根本停不下来。向下跳吧，会摔死，继续滑吧，前面是一条大河，河坎高四五米，再往前冲二三百米掉到河里也会淹死，情况十分危急，他们几个吓得像鬼似地叫唤起来。命里不该死，他们的叫声被朝鲜修铁路大桥的士兵听到了，这些铁道兵经验丰富，马上抬了两块大油布堆在道轨上，向前冲的平板车遇到油布很快停下来。一场非死即残的事故就这样被化解。至今回忆起来，仇老对朝鲜铁道兵的救命之恩仍满怀感激。
牵手入朝，难忘周炳海
仇老告诉我们，与那些献出青春和生命的战友相比，自己活着是幸运的，要知道在夜袭战中有的人牺牲了，甚至连尸体都找不回来。战争是残酷的，战斗中他的排长、副连长都牺牲了，他们班11个人最后打得只剩3人；方塘乡与他同期入朝的5人——杨存声、傅山、肖根元、葛振华、高万成，名单中前3人都牺牲在朝鲜战场上（但肖根元在《宁国县志》烈士名单中没找着）。当年宁国与仇老同一批参军的百来人中，仇富喜最要好的战友叫周炳海，云梯乡白鹿村人。虽然他没有死在朝鲜，但是他也曾经是一名抗美援朝英雄，值得我在此记下一笔。我想如果我不写，以后可能再也无人提起他。
周炳海和仇富喜都在599团，他们是同时参的军，编入第三野战军，过鸭绿江浮桥时手拉手过的桥，后来又同时从连队调到团机关，仇富喜在作战股，周炳海在军需股，两个人在一个锅里吃饭。他俩年龄都小，勤杂事忙完后经常在一起玩，在朝鲜他俩从没分开过，他们之间的战友情可以说经历了枪林弹雨的考验。
对朝鲜的那一段历史，仇富喜至今难以忘怀。敌人的飞机就是苍蝇一样围着他们转，志愿军白天不敢动，一般都在夜间行动，每晚要走七八十里路，虽说背的东西不多，但因他俩年龄小，连续20多天的行军还是累得够呛。记得第一次遇到敌机来回轰炸，新兵哪见过这阵仗，仇富喜吓得趴到田沟里，而周炳海慌里慌张跳进乱泥坑里，结果鞋子没拔出来，仇富喜赶快从背包上拿出一双新鞋让他穿上，然后继续赶路。
仇富喜和周炳海一道参加了1951年的金山里阻击战。到年底战斗结束，连队减员过多，次年2月部队决定将机关的勤杂人员全部充实到连队，碰巧他俩又分配到同一连里（六连）。在团机关自由惯的仇富喜，由于年小体弱，对连队生活一下适应不了，被领导战友看成后进战士。而周炳海事事主动，因为表现好到连队仅10天就入了团，此外连队每晚工作点评时还特地表扬他，这对仇富喜刺激不小，毕竟他俩来自同一个地方、同一个团部。仇富喜暗暗下定决心，要以周炳海为榜样，到1952年夏天，他终于成长为一个优秀战士。
后来他俩又参加了十字架山战斗、金城反击战，1953年11月一起调往599团2营8连。1954年9月回国后，他俩又是第一批回家探亲的，那次仇富喜与葛村的唐国英认识，后结为夫妇，育有子女4人。而周炳海一言难尽，探亲回部队后与仇富喜一起被送到解放军商丘步兵学校学习，毕业后他俩都晋升为少尉军官、正排级。
之后，仇富喜被分配到济南军区67军600团1营1连任排长，周炳海被分配到南京军区，与乡政府工作的妻子柴冬梅总是聚少离多，两人育有2子（可惜早夭）。1959年3月10日，以达赖为首的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策划“西藏独立”，在拉萨发动武装叛乱，叛乱迅速蔓延到西藏其它地区，周炳海随军进藏平叛，他没有牺牲在炮火连天的朝鲜战场，最后却牺牲于叛乱分子手中。而他的妻子柴冬梅二十年如一日，照顾着周炳海的母亲，堪称暖心贤惠的好军嫂。周炳海夫妇这一对革命夫妻，值得我们后人永远铭记。
（作者系宣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和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理事，宣城市政协文史研究馆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