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美国著名演员罗宾·威廉姆斯自杀身亡。他曾参演过大量影视剧，还获得过奥斯卡奖，在国际上都享有盛誉。事件发生后，美国当地媒体对他的死进行了事无巨细的报道，不仅还原了其生前的最后时光，还详细描述了他具体的自杀方式，随后一连数日，更是不间断地探讨他到底为什么会自杀。

这些关注方式虽然满足了人们的好奇心，但多年后，随着科学家对当地自杀数据的分析，他们发现，伴随着媒体对该事件的密集关注，当地自杀身亡的人数相较正常水平显著增加。2018年，经哥伦比亚大学研究人员对比分析，事发后美国五个月内自杀人数多出超过1800人，增幅接近10%。这意味着，虽然当时表面上只有威廉姆斯一人自杀，但在媒体报道之外，仅数月间，或许又有千余人受此影响自杀身亡。

过去几十年积累了大量自杀案例研究，但自杀风险预测水平仍很低，且预测能力没有什么进步。视觉中国|图

这种围绕自杀的关联并非天方夜谭。因为自杀行为本身就是个人、社会和环境等多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虽由个人完成，但却可能受到精神疾病、生活压力事件以及社会环境影响。在极大的人口基数之上，或多或少会有一些人在相关威胁面前更为脆弱，会因为一些外部因素而产生自杀的念头甚至行为。这其中，熟悉或者亲近的人中有人想过自杀，尝试过自杀或者已经自杀身亡，就是一类已知的自杀外因。

这也被称为自杀的传染性。在美国科学家发表相关研究后，2019年，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科学家也分别在当地开展研究，对威廉姆斯自杀事件的后续影响进行分析，以验证这一自杀传染现象是否具有普遍性。而结果表明，在紧邻美国的加拿大，同时段自杀死亡人数比正常的预计高出16%，在相隔甚远的澳大利亚，这一数字也达到了11%。

除此之外，三地当年的过量自杀案例还有一些共同点，比如，以30岁以上的男性为主，且自杀方式多与威廉姆斯一致。这三个国家本身都是说英语的高收入国家，加上威廉姆斯作品颇多，享有国际知名度，多项惊人一致的发现使研究人员不得不重视一个问题，那就是名人自杀事件的全球影响到底如何预防。

哥伦比亚大学流行病学教授凯瑟琳·凯斯曾在2018年参与美国的相关研究，最近，她就和一些研究人员合作，试图通过模型的方式来量化自杀的传染过程。而他们的研究表明，自杀事件的传染堪比病毒，其流行特点或许可以通过类似基本传染数的方式评估，而影响传染参数的因素可能有很多。

在数学函数的表达上，大致也是基于传染者和易感人群数量的非线性函数。在此基础上，自杀事件的影响力、媒体的跟踪报道情况、公众与死者的联系程度，以及受影响社群的人口构成等，都可能会影响传染参数的设定。虽然最新研究还无法提供一个通用的量化模型，但依托威廉姆斯等事件中的自杀传染数据，研究人员提供了一种具体的模型，来展示名人自杀后，传染是如何迅速展开的。

这一研究2024年7月发表在《科学进展》，除了威廉姆斯的案例，研究还分析了当地2018年两起间隔很短的名人自杀案例。相关自杀模型的开发主要利用了两个数据集，一个是美国988自杀与危机生命热线的接线情况，而另一个是当地卫生统计中心记录的死亡情况。

988热线在当地有两百多个呼叫中心，全天候运转，主要是为了响应面临生命危机者的求助。不论一个人正遭受精神、情绪还是成瘾的困扰，或者单纯想找人倾诉排解，都可以拨打988寻求专业人员的帮助。这些求助记录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想自杀者的量级。而卫生统计部门的死亡数据则可以反映出当地某个时间段内的自杀死亡情况。

最终研究表明，威廉姆斯自杀后，当地自杀传染率显著变高，过量自杀死亡数几乎翻倍。有自杀想法的人数飙升，拨打988生命热线的人数在此后数周内畸增。与此类似的是，2018年接连发生的两起名人自杀事件之后，自杀传染率同样快速增加，但量级明显不及2014年威廉姆斯自杀事件的传染。

这在一定程度上正反映出二者自杀传染影响因素的差异。因此，该研究也鼓励更多基于其他案例，或者其他国家数据的模型研究。当充分考虑到不同案例中的多样性后，久经验证的模型才能更好地预测自杀事件传染情况。

就比如英国，在2021年的时候，当地的研究人员其实也回溯分析过威廉姆斯自杀后英格兰和威尔士的自杀数据，虽然实际自杀死亡人数也比预计中正常的要高，但过量自杀的案例数增长并不显著。相比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这可以说是一个例外。

当然，例外背后具体的原因还很难说。可能是自杀者在当地的影响力不同，或者有其他特别的方式控制住了自杀行为的传染。而如何更好地预测甚至控制自杀的传染，这也是最新研究希望去解决的。但这不仅需要相关自杀传染分析模型能进一步优化，也要能够实时获取求助热线的呼叫量，以及自杀死亡数据。而这点也意味着预测起来并不容易。

此前，科学家最主要做的都是风险因素分析，即探究哪些因素可能预示着一个人有更高的自杀风险。一般来说，主要就是个人和环境两方面的因素。个人层面，影响更为深远，可能受到遗传、精神疾病、早期人生逆境等方面因素影响。而环境方面的风险因素多从青少年时期才开始显现，包括一些负面的人生事件，缺乏各类社会支持等。成年后长期面临经济压力，也是一个显要的风险因素。

最新研究中提及的媒体报道的效应，以及自杀方式的便利等，虽然看起来影响小，但也已被科学家公认为主要的风险因素。不过，即便过去几十年积累了大量自杀风险因素研究，有科学家分析发现，自杀风险预测水平仍很低，且预测能力在几十年间基本没有什么进步。究其原因，这些研究很少将多种风险因素合并评估，研究的同质化也比较严重。

从这点来看，最新研究尝试通过模型分析的方式预测自杀风险的变化，这种更智能的路径，或许未来可以为自杀的预防干预，提供更多有用的信息。特别是实时的预测能力，若能实现，那么在面对名人自杀传染事件时，就能为相关部门提供更多的预防干预指导，甚至针对高风险人群推出专门的紧急干预措施。因为根据最新研究，自杀传染率的增加持续了大概两周，可供紧急干预的时间窗口并不长。

而且，由于人的记忆不会马上淡化，即便两周后传染参数回归正常，那些受到传染，大脑中有自杀想法的人的数量仍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继续增长，并可能相应地导致自杀死亡案例的增多。在当前尚且无法精准预测干预自杀传染事件的情况下，做好能做的事情，尽量削弱自杀的传染性，就显得至关重要。

更科学地开展媒体自杀报道就是其中一个特别的注意事项。一些研究还发现，影视剧作品对自杀的虚构演绎如果不当，同样可能对现实产生负面影响。从威廉姆斯自杀事件的国际影响来看，研究人员普遍认为自杀事件的信息传播应该更谨慎。这其中不只包括公共媒体的操作，在社交媒体和流行文化高度普及的当下，各类自媒体用户对自杀信息的发布和讨论，各类文艺作品对自杀情节的刻画，同样应该受到规制。而解决之道，有待与此相关的多部门协作，以共同改善自杀话题相关的信息传播。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最主要的就是不要描述自杀细节，包括自杀方式、地点、遗书、现场图片视频等，相反，应该提供应对自杀念头的求助方法、自杀预防的知识，并在报道名人自杀时更为小心谨慎。此外，还要注意不要将自杀行为正常化，更不应美化，也不宜在报道中随意猜测自杀原因，并擅自简化自杀的原因。

因为，自杀背后的原因往往很复杂，报道中简单的归因不仅不可靠，这种主观的背景挖掘公开后，还可能引起一些负面的共鸣，对公众、死者亲属，甚至记者本人，都带来伤害。但这并不意味着自杀的原因不可以调查，为了有针对性地加以预防，社区、公共卫生等机构，以及医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人员应该行动起来，对自杀案例的原因、背景等因素进行科学地分析，从而在社会上构建起更强有力的生命保护机制。

就目前而言，如果你面临心理困境，那么可以及时寻求医生、家人、朋友的帮助，中国各地也有一些心理援助热线，号码不同，可以在线求助。

当然，对于媒体来说，自杀事件，特别是名人自杀背后，可能还存在着公共利益、媒体利益、社会伦理需要平衡考量的问题。名人自杀后，公众难免会想了解真相，也有知情的权利，在这样的情况下，从公共利益出发，避免耸人听闻的内容、修辞和标题，以减少自杀传染和带血的流量，或许是更为可取的方式。至于一些死亡事件是否属于自杀仍高度存疑的，可能涉嫌刑事犯罪，这就另当别论了。

南方周末记者 王江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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