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韩兢 来源:《我们从军营走来》
2008年1月,拙作《隐形将军》由群众出版社出版,第一版印刷10000册,公开发行不到1年,已经没有库存了。这本书是我潜身史海、遍访前贤、拨开重重迷雾的解密之作,展现了先严韩练成将军“高谋一着潜渊府,澹泊半生掩吴钩”的传奇一生,也记叙了我历经20多年的遥遥心路。
作史、作传远不如写小说那么痛快、那么随意、那么自由、那么信马由缰地任思维驰骋,史和传都不能臆断,凡是未经亲历者核实的原始纪录或没有文献出处的部分,都不可采用。其难度之大,是我开笔之前绝对想象不到的。在我追寻先严历史足迹的旅程中,尤其是在我向前人、高人请教的过程中,曾亲见许多值得敬佩的人、亲闻许多值得铭记的事、亲历许多终身难忘的瞬间,也常常会遇到对方多年未解的问题,更有许多值得回过头去再发掘一次的遗迹。
《周恩来年谱》记载:“1948年5月18日,周恩来致电彭德怀、贺龙、习仲勋,介绍原国民党第四十六军军长、现甘肃保安司令韩练成简历和与中共的关系。……”原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同志参与审定《年谱》时曾问过我:“这封电报的内容是我起草的,但韩练成同志从南京调往甘肃的情报是哪里来的?我找不到这个情报的来源,你帮我查查。”
罗老曾在《隐形将军》的序中写道:“我认识韩练成同志是在1949年初,……韩练成经过香港来到解放区,直接到社会部,就住在李克农卧室对面那间客房。这样一位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又刚刚从敌占区来的国民党高级军官,一来就直接进入了我们情报工作部门的核心,足见中央对他的绝对信任。我们大家都知道:他是周恩来同志直接联系的工作关系,……在1942年5月,经周恩来介绍正式加入中共情报系统,成为周恩来在蒋介石身边布下的一颗秘密棋子。”
先严严格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从整体战略高度、以人民解放事业的大战略为目标,直接参与制定或影响国民党的既定战略。国共合作期间,除了在公开场合会见周恩来或周本人指定的王若飞、董必武、叶剑英、李克农、潘汉年,直接交换情报之外,绝不接触党的地下组织及党领导下的各种武装力量。先慈汪萍也从这个时期开始,多次从经济、物资、住宿、交通等方面帮助李克农、潘汉年和他们介绍来寻求帮助的同志、朋友,被李克农誉为“后勤部长”。抗战初期开始跟随先严的副官邢松全是一个进步青年,对先严忠心不二,与“胡公”(周恩来)手下人的接头、联络都交他一个人办理。
直至1948年4月,这6年间,先严历任第十六集团军参谋长、国防研究院研究员、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参谋和参谋总长办公室参谋组长、第十六集团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第四十六军军长、国民政府参军处参军,不仅无声无影地完成了周恩来“高谋一着潜渊府”的战略情报任务,还“顺便”保护过琼崖纵队、配合过华东野战军取得莱芜战役的胜利。因此,毛泽东说:“蒋委员长身边有你们这些人,我这个小小的指挥部,不仅指挥解放军,也调动得了国民党的百万大军!”朱德说:“韩练成有大功,有奇功。”蒋纬国在多年后还说他是“潜伏在老总统身边时间最长、最危险的共谍。”
然而,从行为模式来看,先严根本没有“间谍”相:他从来不记电话号码,联络靠参谋;出门从来不带钱,消费靠副官;走路从来不回头,不懂也不屑于懂得“跟踪和反跟踪”;至于电影、小说里间谍们神话般的化妆、秘写、拍照、窃听、收发电报、溜门开锁等等技能,他是一点都不会;反而,在第十六集团军办的《挺进》宣扬持久战,在国防研究院《军事杂志》连篇发表“对我国军事教育之意见”、“论战斗力”等论文,在地方刊物上公开发表民主言论,——完全一个新派职业军人的形象。
解放战争期间,与他有关的、有史料记载、有当事人确认的情报传递活动也只有三段:
其一,是一次精心设计的高层情报交换,见于《董必武年谱》1946年11月6日:董必武“……向韩练成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坚决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军事进攻的指示,交代了任务及与华东野战军联络的办法。”那是先严趁白崇禧不在上海的机会,请董老到白公馆面谈,密级高、范围广,内容涉及蒋介石最新战略部署、美蒋关系。近年有传言,居然说这次会面由白崇禧夫人把门!这既不是史实,也完全没有常识:白公馆是国防部长官邸,客人只能止步于楼下的客厅,白夫人是女主人,并不涉足政治,她高居楼上,事事都有下人去做,怎能劳她站在门外望风?再说,先严不过是其夫部将,又怎么敢请她“把门”?且不说情报、保密原则,就是出于伦理,也是说不通的。此类以讹传讹的“故事”真是太离谱了!
其二,是莱芜战役前,华东野战军派出的联络员陈子谷、杨斯德、解魁。他们从1946年底到1947年2月间的联络与情报传递,史料、旁证充分,不多赘述。至于民族出版社《20军传奇——天下第一纵》所说1947年2月22夜“韩练成接到粟裕来信,幡然自新”之说,完全没有依据。兰州军区、南京军区的军史专家李敏杰、夏继诚曾来信指出该文的严重政治错误,建议我用法律的手段维护先严声誉。
其三,是莱芜战役后,华东局派出的联络员张保祥。他在1947年2月底至1949年春节前,以先严老友王汉卿之子王忠杰之名,跟随先严深入虎穴,在南京期间,曾向组织上送出三次情报。
为了协助罗老查清1948年5月18日电报的情报来源,我曾请保祥老大哥仔细回忆,记录如下:
“第一次是1947年底,冬天。情报的内容是什么,我不清楚。由于部队转战,很难确定野战军司令部的位置,我假借‘回家’名义,从南京去泰安找韩将军的朋友屈申帮忙,设法进入解放区。屈申曾任第四十六军青岛留守处主任,时任国民党泰安行署专员,正在指挥一个保安中队配合国民党某荣誉师打通泰莱路,他知道我是‘韩军长的侄子’、‘王家大少爷’,命令他的巡逻队照顾我。头一天我看好了地形,第二天就在刺骨的西北风中上了泰山,上午九点左右,遇到敌人的一支便衣小部队远距离鸣枪示警,要我站住接受盘查,我拔腿就跑,敌人一路开枪紧追,一直追了四个多钟头:我上山,他们也上山;我钻林子,他们也钻林子;我趟水过河,他们也趟水过河,那小河结了薄冰,一踩上去就塌了,很难趟,敌人越追越近,我几乎在那时被打中。等我过了河,和敌人的距离拉大了,又跑了大约一两个钟头,天色暗下来,我躲进山下一个石头山洞,回头往山上看去,还有三个敌人在山脊上往下张望,我心想:这几个敌人也真不含糊,追了我七八个钟头!由于又困又累又饿,我歇了一下就睡着了,很快又被冻醒,裤腿结了冰,两条腿又麻又硬,活动了好久才能走得动路。我趁着天黑,走到沂河边上,对岸就是解放区,我又一次趟水过河,河面200-300米宽,河边河上没有人迹,我是唯一的活动目标,不管是敌人还是自己人,谁开枪我都难逃活命,但那天实在太冷,一个人影也没有,那冰更厚一点,好在水不及腰,双腿被冰茬子划得血迹斑斑。我过河以后不敢停留,尽快跑过对岸那片大沙滩,刚进村就被民兵截住了,我不能告诉他们我的真实身份,只要求把我送到解放区的县政府去,那时候县政府也是流动的,没个准地方。他们给我做了一盘韭菜炒鸡蛋,派了两个民兵,算是送,也算是押,带我找到了县政府,我要求县政府送我去鲁中军区。因为1944年我在滨江军区大股伪军工作团策动伪军莒县大队长莫正民起义时,和鲁中军区联络部有过工作关系,和他们联系上,情报就送到了。他们给我弄了些吃的东西,我歇了一夜就赶紧往回返。那天大雪,越下越大,我迷了方向,看不到路,碰巧绊到了铁路,心想不管朝哪边走,都能找到车站,更巧的是,遇上了泰安火车站站长坐的轧道车,回到泰安。如果不是上了轧道车,我恐怕就永远回不去了。连续几天的超负荷跋涉,几次涉过冰河,棉裤始终结着冰,我腿上今天这病,大概就是那时候落下的(他的双腿麻痹已经多年,要靠双拐才能走动)。
“第二次,是一封发往香港的信,地址我已经忘了,内容我不清楚。我骑自行车在街上转了很久,确定没有人跟踪盯梢以后,在下关找了一个邮筒,投了进去。
“第三次,是1948年4月,韩将军即将调出参军处、去兰州担任保安司令之前,他拿了一封信,让我交给组织,那时已经不能再回解放区找部队了,我只得启用最后的联络办法,用胡立教同志在上海的最机密的联络地址,把信发了出去。信的内容是什么,我同样也不清楚。”
按时间分析,这第三封信,可能就是1948年5月18日电报的情报来源。但,保祥老大哥并不确认,他并不急于认定自己就是这封密信的传送者。然而,看他平静的神态、听他平和的语气,我反而确定:只有这样的人,才能传送机密、以至守密终生!
保祥老大哥能确定送到的信只有第一封,但没人知道他去程的险,也没人知道他回程的难,恐怕先严见他回来也只问了一句:“送到了吗?”最多再说一句:“一路辛苦了,好好休息吧。”如果他牺牲在去程,解放军肯定得不到情报,“国军”却有可能截获;如果他被埋没在归途的风雪中,又有谁能知道这位无名的烈士?然而就是他,在1949年初护送先慈带着大姐和我平安到达香港之后,悄然返回解放区,4月21日随第二批渡江部队过了长江、接手江阴炮台起义部队的工作,至今多年,从未提及南京阶段的隐秘。
我记得,当我向罗老报告“情报来源”时,罗老的表扬让我深感意外:“谢谢你!解答了我的问题。更谢谢你:又为我们发掘到一个无名英雄的英雄事迹。”
我永远不会忘记和罗老、和保祥老大哥对话的情景,我在他们身上可以感到周总理和先严的气息。在先严诞辰100周年的年份中,罗老高寿91岁,保祥大哥也有84岁高龄了,我衷心祝愿他们健康长寿!也衷心感谢他们身心相传的国魂、国脉!
【作者:韩兢 来源:《我们从军营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