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字公庶，湖南湘乡人，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政治人物。

他曾经从晚清到民国，参与了各种政治运动，与各方势力周旋，不断地变换立场和角色。

他被梁启超评价为“典型的湖南人”，被袁世凯称赞为“旷代逸才”，被孙中山视为“友人”，被周恩来批准为“特别党员”，却也被人斥责为“奸细”、“叛徒”、“走狗”等。

他的一生，可以说是系万千风云于一身，成为近代史上的奇人。

杨度，湘军后代，家族历经三河之战的沉浮。

祖父杨礼堂在战斗中牺牲，大伯杨瑞却在死里逃生，最终因军功晋升为总兵。

杨度的父亲则在家务农兼做吹鼓手。

杨度十岁丧父，寡母对他寄予良大期望，希望他能为家族争光。

在大伯的资助下，杨度接受了良好的教育，随后成为王闿运门下的学生，深受旧学的熏陶。

杨度对帝王术充满热情，曾豪言壮志，表示自己虽不足以成为帝王师，但有王者出现必然会汲取他的法则。

回国后，杨度参加了新开的经济特科进士考试，获得一等第二名，令他欢欣鼓舞。然而，命运突然转变。

与主考官张之洞不和的军机大臣瞿鸿机向西太后告发，指控第一名梁士诒与广东人梁启超关系密切。

这导致杨度卷入政治风波，原本光明的仕途变成了绝路，迫使他再次前往日本。

在晚清时期，关键人物多聚集在东瀛。

杨度在横滨与梁启超相遇，两人共患难，成为知音。

感受到祖国危局，杨度写下了《湖南少年歌》，表达了湖湘人的激昂豪情。

后来，孙中山邀请杨度在东京永乐园进行辩论，就中国革命问题展开三天三夜的辩论。

尽管最终杨度未能赞同孙中山的革命主张，但他为后来的孙黄合作搭建了桥梁。

辛亥革命爆发后，民主共和成为主流，然而杨度坚持君主立宪的理念。他为清政府制定《钦定宪法大纲》、讲授宪法，并为袁世凯担任宪政编查馆提调，候补四品。

在1915年8月，杨度在北京发起了筹安会，以国体研究为名，实际上是推动袁世凯称帝的组织。

筹安会通过大张旗鼓地制造舆论和“民意”，同时采取收买和威胁的手段，为袁世凯的帝制运动提供了政治支持。

在这一过程中，杨度成为了袁世凯的政治支持者，为复辟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杨度呈送了《君宪救国论》给袁世凯，主张以专制之权行立宪之业。他认为，如果中国不废除共和，立君主，那么强国、富国、立宪的希望都将成为泡影，最终导致亡国。

这篇文章深得袁世凯的赞许，被称为“至理名言”。

杨度在青岛进行秘密情报搜集，监视敌对势力的动向，并向袁世凯直接汇报。他借助自己的人脉，将各种关系和势力聚集到北京，为袁世凯的帝制运动提供了重要的人事资源。

在袁世凯称帝失败后，杨度成为了惩办帝制祸首的榜首。

此后，杨度深感政治上的失望和挫折。

这一时期，他开始对佛学产生浓厚的兴趣，认为佛学可能为他提供一种超越世俗纷争的智慧和境界。

对于杨度而言，学习佛学并非仅仅是为了追求福报，也不仅仅是为了追求道路的指引，而更是为了寻求内心的安定。

他曾深思熟虑地表达：“余之学佛，非为求福，亦非为求道，而为求心之安定也。”这表明了杨度对佛学的深刻理解和追求。

在政治的波澜起伏中，杨度寻求佛学的心灵抚慰，希望通过学习佛教的智慧，获得一种超越尘世纷争的内在平静。

这种转向也反映了杨度对于个人内在和谐的追求，将注意力从政治斗争中转向精神层面的追求。

这个阶段的杨度展现出了一种对于心灵安宁和平静的渴望，而佛学成为他寻求内心平和的一种方式。

1918年3月15日，北洋政府颁发赦免令，所有洪宪帝制祸首和张勋复辟祸首，一律特赦。

自此以后，杨度不问政治久矣。

1927年4月，杨度在北京执行了一项鲜为人知的行动。

当时，张作霖掌控着北京政府，正在下令搜查苏联使馆和华俄道胜银行，以逮捕中共党员李大钊。

提前得到消息的杨度立即通知了北京市特别支部书记胡鄂公，嘱咐他通过内线通知李大钊。

此外，杨度还派遣长子杨公庶迅速赶往李大钊密友章士钊的公馆，希望章士钊能够紧急通知李大钊远离苏联使馆，寻找更安全的地方。

然而，遗憾的是，李大钊对这一重要情报不以为意，认为东交民巷的苏联兵营是安全的。

结果第二天清晨，李大钊一家四口被捕。

得知消息后，杨度迅速前往安国军司令部与张作霖会面，希望能够让李大钊接受地方法院进行审理，用这样的办法来获得更多的营救时间，并请求章士钊前往营救。

然而，尽管杨度付出了努力，但最终一切也未能如愿。

1927年4月28日，张作霖施以绞刑，将李大钊等20位中共党员残酷杀害。

面对悲剧的发生，杨度不仅卖掉了他在北京的住所——“悦庐”公馆，还贿赂了审案官员。他为周济被难者的遗族辗转四方，花光了自己的积蓄。

李大钊被张作霖绞杀后，杨度的思想发生了转变，对中共的敬仰更深。

1928年，杨度来到上海，经历了一场华丽的变身，成为上海滩青帮大佬杜月笙的名誉顾问，甚至有文章称他是“挂名秘书”。

他居住在法租界，住房由杜月笙提供，并且每月慷慨地领取500元的生活费。

在青帮的庇护下，杨度时而为杜月笙写一些吹捧的文章或者几幅书法作品，他自嘲地称自己是“清客”，而非“青帮”。

在这个时期，杨度也成了中共秘密战线上的特殊党员。

中共特科的负责人伍豪（周恩来）认为杨度社交广泛，对中国政治非常熟悉，因此授意陈赓与杨度取得联系。

随后，杨度与潘汉年会面，两人意气相投。

潘汉年正在筹办共产党的地下报纸《红旗日报》，他请杨度为报纸题写报头，而杨度毫不犹豫地挥笔而就。

周恩来得知杨度有加入中共的意愿后，鼓励他留在杜月笙身边，继续收集汪兆铭、胡汉民等人的政治动态。

经过一年的考察，1929年，在周恩来的批准下，杨度正式成为中共的特别党员。

杨度隐秘地深入上海，为中共进行了大量工作。

除了提供情报外，他还通过卖字画等方式筹集资金，为革命事业捐助。

这一时期的杨度展现了他的机智和灵活性，在青帮与中共之间巧妙地游走，为革命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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