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期间，邓小平的命运可谓是极为坎坷，从当时的中央总书记变为没有任何职务被下放的“走资派”，然而文革期间，全国各项生产停滞，尤其是在林彪发动“九一三”事变以后，更是让毛泽东看到了邓小平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所以，在邓小平第二次复出之前，毛泽东在会上就直言：对于邓小平这个人，我是喜欢的。

那么，当年的邓小平是如何第二次复出的？当时又经历了哪些事情？

1971年9月13日，中共九大党章确认的接班人林彪突然叛逃并在温都尔汗摔死，这一事件对毛泽东造成了极大的打击。

更为关键的是，后续的接班人问题又变成了一个大难题。

因为对于毛泽东而言，他自己的身边人，他并不是都信任和认同。

这个时候，毛泽东不得不重新思考对邓小平等一大批被打倒的老干部的态度。

这个突发事件在客观上也为邓小平复出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

当时的邓小平仍然下放在江西进行劳动改造。他当时也不太清楚中央的事情，对于林彪叛徒，并且已经死亡的消息更是一点也不清楚。

随后，1971年11月5日，邓小平和夫人卓琳被通知前往劳动改造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开会。

在会上，工厂负责人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逃及其反党集团罪行的通知。

这是邓小平第一次得知林彪的叛逃和死亡的消息。

由于邓小平听力有限，会后工厂负责人建议他把文件带回家仔细阅读。

在经过三天的思考后，邓小平决定亲笔给毛泽东写一封信。

在信中，他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的决定，并详细汇报了自己在江西的生活情况。

在邓小平的来信中，他表达了自己在江西的两年生活状态。他写道：“在主席的关怀下，我已在江西整整两年。这段时间，我每天上午都在工厂进行劳动，下午和晚上则投入于阅读、报纸、广播，同时也从事一些家务劳动。除了工厂，我几乎没有外出，与外界保持了隔绝。在组织的照顾下，我们的生活并未遇到太大的困难。我个人并没有过多的奢求，只期望有朝一日能够为党贡献一些力量，尤其是在一些技术性质的工作方面。虽然我已经六十八岁，但我相信自己仍能从事一些具有技术难度的工作，比如调查研究等，并为党和人民再服务七八年，以弥补过去的缺陷。此外，我渴望能够更加亲近我的孩子们，特别是那两个较小的孩子，毛毛和飞飞。我们年纪渐长，难免为子女的前途担忧，期望他们能够被分配到我工作附近。这正是我内心的一些感慨，也是向主席诉说的心声。”

在这段信中，邓小平着重强调了他对党的忠诚和为党服务的愿望，同时展现了对技术性工作的渴望。他对自己身体状况的自信以及对未来为党工作的决心都体现了他对事业的坚守。

邓小平对孩子们的关切也展现了他对家庭的重视和对子女未来的期许。

整体来说，这封信不仅传达了邓小平对个人境遇的坦然，更表达了他对党和人民的深厚感情。

毛泽东很快阅读了邓小平的来信，他在邓小平寄来的信封上批示道：“请印发至政治局，家务事由汪办理。”对于邓小平希望为党贡献力量的请求，毛泽东暂时未对此做出明确表态。

然而，不久之后，邓小平的政治地位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1972年2月，江西省委常委黄知真亲临邓小平的住所，传达中共中央决定重新启动邓小平的党组织生活的通知。

截至1972年8月3日，邓小平在第四次听取有关林彪反党集团罪行的材料传达后，当天再次致信毛泽东。

在这封信中，邓小平不仅揭露和批判了林彪的罪行，还对自己的“错误”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在信的结尾，邓小平写道：“在去年（1971年）十一月我在呈交给主席的信中，曾经表达了重新投身工作的愿望。我深刻认识到：在犯错误之后，我已经与工作、社会脱节了五年多，即将迈入第六个年头。我一直渴望有机会从工作中纠正自己的过失，重新融入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自认身体状况尚佳，虽已迈入六十八岁，但仍能从事一些技术性的工作，如调查研究，为党、为人民再努力七八年，以弥补我过去的不足之处。”

毛泽东在8月14日审阅了邓小平的来信后，做出了至关重要的批示：“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确实严重。但应当与刘少奇进行区别。

（一）他在中央苏区曾受到整肃，即邓、毛、谢、古四位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领袖。整风过程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部著作。（二）他并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向敌人投降过。（三）他在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方面表现得力，有不少战功。此外，进入城市后，他并非一无是处，如领导代表团前往莫斯科谈判，没有屈从于苏修的压力。这些观点我此前已多次提及，现在再次强调。”

从毛泽东批示的内容可以看出，毛泽东已经做出了重新启用邓小平的决定。

当天，周恩来批示汪东兴：“立即照办。”

当晚，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批示。

随后，邓小平的境遇进一步改变。

在1972年9月，邓小平向江西省革委会提出，希望能够到井冈山、赣州老区进行考察。

在得到江西省革委会请示中央的批准后，邓小平迅速获准按省级干部的待遇外出。

在这次出行中，江西省加强了安保力度，提升了接待规格。

与此同时，北京方面，周恩来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邓小平复出的事宜。

到了1973年2月19日的清晨，邓小平一家在拖拉机修造厂的工人们送行后，乘车离开了他们生活和工作了三年多的新建县，直至22日回到北京。

当晚，汪东兴亲临探望。

在交谈中，邓小平表达了对他多年来的关心的感激之情。汪东兴回应说：“我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行事的。”

随后的3月9日，毛泽东在周恩来提交的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草案上批示：“同意。”

29日下午三时，周恩来携邓小平前来拜见毛泽东。这是两位领导人分别六年后的第一次会面。

在握手时，毛泽东鼓励道：“要努力工作，保重身体。”

在交谈中，毛泽东询问邓小平这些年的经历，邓小平简洁回答：“一直在等待。”

当晚九时，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邓小平出席了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在会议上做出决定，邓小平正式加入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担任副总理一职，同时可参与外事事务；在有关重大政策问题上，邓小平有资格列席政治局会议并参与讨论。

就这样，邓小平第二次正式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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