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他们是最为耀眼的将星，无一不是人中龙凤。

新中国的十大元帅，就如天神下凡，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力挽狂澜，为中国洗刷了百年耻辱。

但终究英雄迟暮，他们也要面临生老病死。

十大元帅的逝世原因都是怎样的？

他们最后的日子究竟是如何度过的？

他们的葬礼规格又有何不同？

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我们好好地捋一捋。

罗帅的身体，一直都不是很好，早在抗战期间，就因过度操劳而导致便血，有时候出血量还很大。

1943年3月，罗帅被任命为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因为身体原因，罗帅本来是想休养半年的，但战事紧要，他的请求未获批准。

当年4月，得知罗帅一直尿血，新四军代军长陈老总就建议他到新四军治病，因为新四军总部刚好有一位来自奥地利的泌尿科专家医生。

当年5月底，罗帅到达新四军总部，经检查后发现，他的两个肾脏都有病变，但因条件限制，只能采取保守治疗。

得知病因，罗帅对夫人林月琴说道：“我争取再活五年吧，只要打败了日寇，死也瞑目。”

之后数年，罗帅一直都是拖着病躯日理万机，如此下来身体又怎能吃得消？

到了1945年，罗帅的病情日益严重，每天夜里睡上两三个钟头就要被疼醒。

1946年，罗帅在沈阳的军医院经X光机检查，确诊为肾癌，之后又到平壤的苏军总医院复诊，也是确诊为肾癌，院方建议他应立即手术。

当年8月，罗帅乘坐火车至莫斯科，将右肾切除，术后又因伤口破裂引起大出血，更使得他的身子骨吃不消。

1947年3月，经复查，医生发现罗帅的左肾也有问题，加上高血压与心脏病，必须要马上进行疗养。

然此时国内的战局殊不乐观，国民党已经占领了延安，罗帅决定立即回国，医生们怎都劝不住他，就只能在出院证上告诫他：“建议疗养三年，每日工作不能超过三小时。”

但罗帅又怎么会听医生的？这也使得他又一次错过了恢复身体的时机，平津战役之后，罗帅到天津视察，就曾在工作会议上突然晕倒。

新中国成立之后，罗帅也没能歇着，他在1950年4月出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负责筹建解放军总干部管理部，而之后的数年又逢抗美援朝，这就使得罗帅的工作更是忙上加忙，也就更顾不上身体了。

1956年，罗帅的心绞痛症状开始反复发作，有时候一天都要有好几次，因而他在当年9月请辞总政治部主任、总干部部部长等职，并建议由谭政接任。

到了1960年底，谭政因遭陷害受到撤职降职处分，罗帅只能再次出任总政治部主任。

此时的罗帅，已然是病入膏肓，不仅血压不稳，心脏也不好，病情日益加重。

1963年9月，罗帅因肾衰引起尿毒症，被紧急送进北京医院进行腹膜透析。

当年12月16日，罗帅逝世。

罗帅逝世之后，毛主席写了一篇七律《吊罗荣桓同志》，这也是毛主席所写的，唯一的一首悼念元帅的诗，其中有一句如此写道：“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12月19日，毛主席、朱老总等人到北京医院向覆盖着党旗的罗帅遗体进行告别。

12月21日，逾6万名首都各界群众到劳动人民文化宫进行吊唁。

12月22日，人民大会堂举行公祭，刘主席主祭，邓公致悼词，公祭结束之后，罗帅的骨灰被送至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

十大元帅之中，罗帅是第一位离开的，终年62岁。

贺老总少小习武，12岁就跟着姐夫赶马当骡子客，曾手持两把菜刀砍了芭茅溪盐局税卡，还夺下了13支毛瑟枪，两把菜刀闹革命，一人带出一个军。

他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但到了晚年的时候，面对着体育系统、政治学院系统的那些年轻人，他与夫人薛明不得不三次向周总理告急。

1966年底，贺老总最后一次参加政治局会议，周总理建议他到中央办公厅所管理的新六所暂住，之后又建议他躲进中南海，暂不要回家。

但很快，周总理也没保得住贺老总，贺老总在1967年1月20日的凌晨，被关进了西山。

之后的一年间，贺老总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终在1968年3月26日病倒，因脑缺血而导致失语，但仅入院治疗几天后便出院。

1968年6月9日清晨，贺老总再次被送进医院，经抢救无效，于6个小时之后病逝，终年74岁。

贺老总含冤而死，没有哀乐，没有花圈，没有党旗，最后伴着贺老总的，只有一条白色的床单，专案组将贺老总的遗体，以“王玉”的名字进行了火化。

1971年5月，专案组写出了所谓的关于贺老总的“罪行”报告，提出应“开除党籍军籍”并定义为“通敌分子篡军反党”，但因后来的“九一三”事件，这个结论不了了之。

1973年底，在八大军区司令员进行调动的时候，毛主席提出要为贺老总平反，要恢复贺老总的名誉。

1974年9月，贺老总得以恢复名誉，他的骨灰也于1975年6月9日被安放至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一室，并覆上了党旗，这一天也刚好是贺老总逝世6年的纪念日。

骨灰安放仪式上，周总理左臂缠着黑纱，甫一进门便已热泪盈眶，他对着贺老总的遗像连鞠了七个躬，并不停说道：“薛明呀，是我没有保住他呀！”

1982年10月16日，贺老总得以彻底平反。

建国之后的几年间，因为身体等方面的原因，他是没有担任什么重要职务的，在外界人看来，他显得较为消沉。

1955年授衔之后，毛主席等人曾经也商议过，说准备让长期休养的他脱下军装，让他去主管与台湾的谈判问题。

然自1959年接替彭老总担任国防部长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始，他就开始猛地发力，为了全面抓住军权，先后诬陷总政治部主任谭政、总参谋长罗瑞卿等人，后又与陈伯达等相勾结，有预谋地排斥异己并大肆残害老干部。

除此之外，他不断将自己的亲信都安插到军队的各个要害部门，意图篡夺最高权力。

这个曾经随部参加南昌起义、上井冈山、参加长征一路走来的最年轻的开国元帅，一步步地走向了深渊。

1971年9月8日，他亲自下达了谋害毛主席的手令，此阴谋迅速败露。

当年9月13日，他与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等人驾机出逃，最终在蒙古温度尔汗地区机毁人亡。

后来，苏联曾两次派人前往坠机现场，挖出他与叶群的头骨并带回了苏联。

此后数十年，在那片荒漠上无人扫墓无人祭奠，那本来就不大的墓堆，也早就被风雨给荡平了，只剩飞机残骸经大火灼烧之后留下的一些碎片。

1973年8月，这个曾经被认定为“接班人”的年轻元帅被开除了党籍，落得如此结局实是令人唏嘘不已。

作为“三老四帅”之一，曾大闹怀仁堂的陈老总对江青等人煽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做法感到十分不满，他多次公开表态，对江青等人提出强烈的批评。

因此，他曾被安排到南口机车车辆厂进行“工人阶级再教育”。

1969年10月，陈老总与夫人张茜坐火车抵达石家庄，在此“禁足”了将近一年。

1970年7月，陈老总腹部隐痛并伴有腹泻，吃了止痛片却不见效，他申请回北京看病，但没有得到批准。

腹痛不断加重，并伴随着血压升高，夫人张茜不得不向周总理写信求援，在周总理的关照下，陈老总回到北京短暂住院治疗后，又匆匆出院。

1971年1月，陈老总腹痛剧烈，再一次住院，被诊断为亚急性阑尾炎，然而在手术的过程中，医生终于发现了这是误诊，因为陈老总得的是结肠癌，并已出现了局部转移。

在周总理的安排下，陈老总被转到北京日坛肿瘤医院，并由院长吴桓兴亲自治疗，病情总算有了些许好转。

当年九月，得知“九一三”事件之后，陈老总连续多日参加老干部座谈会，或许是怒火攻心，陈老总在座谈会上突然鼻子出血，此后病情转重，再也没有下过病床。

当年11月，陈老总病情急剧恶化，无法进食，就只能靠输液维持，多次陷入昏迷。

1972年1月2日，周总理接到医生报告，说陈老总的神志突然间就极其清醒，像是回光返照一样，周总理立即赶到医院与陈老总谈话，谈话之后陈老总又再度陷入昏迷。

1972年1月4日，经全力抢救，反复陷入昏迷的陈老总终于恢复了自主呼吸，并认出了守在病床边上的家人，陈老总握住女儿的手，艰难地说道：“一直向前，战胜敌人！”

而这，也是陈老总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遗言。

1972年1月6日下午，陈老总弥留之际，叶帅前来看望，并泪流满面地给陈老总念了一段话，即毛主席为“二月逆流”平反的一段话。

数个小时之后，陈老总驾鹤西去，终年72岁。

得知陈老总病逝，已经双目失明的刘帅让人搀着他去到了医院，人未进门哭声先至，刘帅用双手不断地抚着陈老总的面部与胸膛，不停地失声痛哭道：“陈老总啊，我刘瞎子离不开你这根拐杖呀！”

1972年1月10日，陈老总的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毛主席因为身体原因，此时已经行动困难，原本也没说要去，但临了终究还是忍不住，连睡衣也没换，穿上大衣就奔追悼会现场去了。

毛主席一生参加过的追悼会屈指可数，这便是其中的一次。

对于自己的身后事，彭老总曾多次提及。

第一次是在1956年，彭老总对火化表示赞同，并在回家之后开玩笑地与侄女彭钢说：“我死后就把我骨灰放进家乡的葫芦里，盖严实了扔海里去，我去周游世界。”

第二次是在1960年，已被罢官的彭老总谪居吴家花园，闲时就种果树聊以自慰，他对彭钢说：“以后你把我骨灰埋了当肥料，上边种一棵苹果树，我请你们吃苹果。”

第三次是在1974年，弥留之际的彭老总，拉着前来探视的彭钢说：“我想和你父亲他们葬在一起，但他们是革命烈士，我又怕我玷污他们。”

彭老总的晚年，是坎坷与凄凉的。

1965年，他到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担任第三副主任，但仅一年之后，他就被北京航空学院的人从成都揪回北京，被关进五棵松北京卫戍区的营房内拳打脚踢。

被打的第二天，彭老总已起不来床，送到267医院检查才知，他的两根肋骨已经骨折。

但尽管如此，他们也没放过彭老总，彭老总的精神与肉体都遭到了极为严重的摧残，有时候连续十几个小时都不让他吃饭喝水，使得他曾多次晕倒。

1970年之后，彭老总便经常便血，且如厕次数明显增多，之后又有便秘等，但彭老总没把这些当一回事，他总以为是痔疮的问题。

1972年，彭老总的病情开始恶化，每日都觉肚子不舒服，一天总要便血四五次，整个人都快要虚脱了。

1973年，彭老总的病情进一步加剧，当年的4月10日，他一次便血近1000毫升，但联系了几所医院都没能住进去，过了几天之后才被紧急送到301医院，会诊发现已是直肠癌中晚期。

到了1974年，彭老总左侧肢体瘫痪，右下肢浮肿，小便失禁，舌头发硬使得讲话不清，生活已不能自理，专案组这才允许亲属探视，彭钢得以再次见到大伯，也知道了他最终的遗愿是要与两个弟弟葬在一起。

当年9月，彭老总病危之际，他最后一次对专案组说道：“我不搞阴谋诡计，我是清白的。”

当年11月29日下午，已经陷入深度昏迷两个多月的彭老总，突然间脸现红晕，随即口鼻都渗出了鲜血，一代名帅的心脏永远地停止了跳动，终年77岁。

彭老总离世的时候没有亲人在侧，他是凄凄凉走的，遗体随后被火化，一起跟着被火化的，是他那几年看过的、批注过的62本书籍，骨灰盒是用没有涂着油漆的粗木板做成的，存放于成都东郊火葬场，代号为273，盒上只简单贴着一张纸条：“王川，男，32岁。”

对此，周总理作出了明确指示，要求必须精心保管彭老总的骨灰盒，以便日后查找。

1978年12月22日，彭老总的骨灰盒终于由专机送至北京，并在北京上空绕飞一圈。

1978年12月24日，彭老总的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骨灰盒上覆了党旗，之后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1996年，彭钢、彭梅魁、彭启超等7人联名给中央写信：“请求遵照伯伯的遗愿，将骨灰迁回湖南湘潭故里，与他的两个弟弟葬在一起。”

1999年，这一请求得到批准，彭老总的骨灰被移回湘潭老家，葬在他两个弟弟的墓旁。

晚年的时候，朱老总的内心是很苦闷的，他常常自己一个人坐着，话也变得少了。

他也曾遭受过冲击，文件被停发，保健医生被调离，行动也受到了限制，但毛主席在一次会议上说过“朱毛是分不开的”，朱老总这才没被宵小之辈加害。

但在1968年7月，康生在抄录名单的时候，仍是将朱老总列为“有错误、需要考查”。

1969年10月，朱老总曾被疏散到广州从化，到了1970年8月才回到北京。

1973年底，在中央军委会议上，毛主席向朱老总说道：“老总，您还好么？人家讲你是黑司令，我都是批评他们的，你是红司令！”

这一句话，也使得朱老总瞬间热泪滂沱，这也是那么多年以来，他第一次流泪。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辞世，由于朱老总刚刚出院，工作人员怕他经不起打击，便没有告诉他，晚上的时候，朱老总终于从电视新闻中得知噩耗，瞬时泪如雨下。

1月11日，朱老总在去往周总理灵堂的路上，泪水就没停止过，尽管寒风刺骨，但朱老总在半道的时候就早早将帽子摘了下来，到了灵堂之后，他重新戴正了帽子，向周总理的遗体敬出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个军礼。

十里长街送总理的那一天，朱老总坚持要去，可几天下来的极度悲哀，已使得这位年过耄耋的老人极为虚弱，两条腿怎么也不听使唤，他只能坐在电视机前看着灵车渐行渐远。

此后，朱老总的健康状态急剧下降，他的睡眠变得很少，但即便如此，他仍坚持工作、会见外宾、找人谈话。

1976年6月21日，朱老总要会见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医生没让他去，但朱老总始终坚持，然会见因故推迟，朱老总便在大会堂的冷气房间了等了将近一个小时，导致了感冒。

6月23日，感冒加剧并引发了身体的多种病状。

6月25日，医生会诊之后，建议朱老总必须立即住院。

在进医院之后，朱老总还找来了李先念进行了最后一次谈话：“还是要抓生产，社会主义哪有不抓生产的道理呢？”

朱老总的病情恶化得极快，感冒只是诱因，高烧不退、肺炎、并发肠胃炎与肾病、心衰、糖尿病等多种病症齐齐而来，使得他说话都十分困难，但朱老总仍是要听秘书读文件，他断断续续对秘书说：“我还能做事...要工作...要革命到底...”

弥留之际，朱老总还嘱咐夫人康克清，要将2万余元的存款全都交了党费。

1976年7月6日下午，朱老总在北京医院溘然长逝。

送灵的那一天，从北京医院一直到八宝山，马路两侧全都挤满了戴着黑纱白花的群众，朱老总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一室，骨灰盒编号为101。

作为十大元帅之首，朱老总的传记也与其他元帅的传记不同，其他元帅的传记是由军队撰写的，而朱老总的传记则是由中央文献研究室进行撰写。

1958年，“军事教条主义”的批判矛头直指刘帅，时任南京军事学院院长的刘帅立即回到北京，他忍着高眼压带来的剧烈头痛，被人搀扶着上台进行自我检讨。

1959年，刘帅被任为中央军委战略小组组长，但此时的刘帅已年近古稀，身体状况是一天不如一天。

1964年7月，刘帅在东北视察部队时眼疾发作，经诊断为急性青光眼，不得不立即乘坐专车返回北京入院治疗，从此之后，刘帅仅剩的左眼也就只能辨别得出衣服的颜色了。

再之后，中央军委战略小组被撤销，刘帅赋闲。

1972年，刘帅完全失明，此后长期住在医院。

1973年，刘帅丧失了思维能力。

1975年，刘帅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

刘帅的晚景，实是让人心疼不已，谁都知道，这可是一个响当当的意志如钢的“军神”啊！

1916年，刘帅在战斗中中枪，一枪从颅顶擦过，一枪从右边太阳穴打进，从右眼眶飞出，必须要马上进行手术。

得知手术使用麻药有可能会影响脑神经，刘帅便坚持不用麻醉，整整三个小时的手术，刘帅紧紧咬着手帕、抓着床单硬是一声不吭，甚至还能记得清楚医生一共在他身上下了72刀，这不是军神是什么？

然而一生征战，刘帅为这个国家立下汗马功劳，却也使得自己临到老了身体再也经不住，变成了他最不能接受的模样。

1986年10月7日下午，刘帅与世长辞，终年95岁。

10月14日，在总后勤部礼堂的告别仪式上，邓公率着全家人最先到来，他流着热泪向着这位出生入死的老战友三鞠躬；曾多次到医院看望刘帅的聂帅，坐着轮椅也来了，老帅热泪盈眶欲语无言；为了纪念刘帅，徐帅挥笔写了一首诗：“日暮噩耗遍京城，泪雨潇潇天地倾。垂首山川思梁栋，举目九天觅帅星。渊渊韬略成国粹，昭昭青史记殊荣。涂就七言染素绢，十万军帐哭刘公。”

10月16日，刘帅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刘帅的夫人汪荣华向中央提出请求，希望能按刘帅的遗嘱，将他的骨灰撒到他所战斗过的那些地方。

10月21日，刘帅的骨灰由专机运载，撒到了太行山、淮海大地、南京、重庆，以及刘帅的老家开县赵家场。

1976年9月，毛主席弥留之际，看到了站在病床前的叶帅，他似乎有什么话要与叶帅说，但嘴唇翕动，却说不出话来。

毛主席逝世之后，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声称要将邓公党籍开除，叶帅挺身而出据理力争，之后又与华国锋、汪东兴进行了多次长谈。

10月6日尘埃落定，大家提议由叶帅主持中央的工作，但叶帅推掉了：“我是军事干部，对地方不熟悉，我不能做。”

1980年，叶帅被诊断为帕金森氏病，并常常引起并发症，尤其是肺部感染。

1982年，叶帅的病越来越重，医疗小组决定使用抗生素。

在叶帅最后的几年时光里，他遭遇了数十次肺部感染，其中有好多次尤其严重，因而医疗小组前前后后共使用了几十种抗生素，仅是进行静脉穿刺就多达上千次。

也算上天眷顾，叶帅的肺部炎症总算是基本消失，而如此大量地使用抗生素，竟奇迹般地没有产生副作用。

1983年11月中旬，叶帅突发心肌梗死，经及时抢救，情况得以好转，但终归年事已高，加上病情总是反反复复，叶帅从此只能卧床。

1984年4月中旬，叶帅脑血栓、肺炎、腹泻同时并发，期间又伴有多次高烧，使得他一度呼吸困难，之后又出现黄疸和腹水。

当年7月、10月，中央还曾几次向全党通报了叶帅的病情。

1986年10月13日，病重的叶帅陷入了昏迷，他的体温开始攀升，呼吸急促，且心率、血压都开始变得不正常。

医疗小组将各种抢救措施都用上了，但始终不见效果，之后数日，叶帅的病情急剧恶化。

10月22日凌晨，叶帅病逝，终年90岁。

叶帅的追悼会由邓公亲自主持，胡耀邦致悼词，根据叶帅的遗愿，他希望能够回到那些在广州起义中牺牲的战友们身边，因而骨灰被送往广州，暂时安放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

1987年10月22日，在叶帅逝世一周年的纪念日当天，他的巨幅雕像与骨灰被安放至广州红花岗烈士陵园。

因“二月逆流”等原因，徐帅曾被抄家，中央文件也被停发。

1969年初，徐帅去到二七机车车辆厂进行“蹲点”，当年10月又被战备疏散至开封。

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作为一个“战神”级别的军事家，徐帅参与了战事的决策与指挥。

到了1988年，为支持“干部年轻化”的决策，徐帅主动请辞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等职。

1990年3月之后，年事已高的徐帅开始频发心绞痛，有时候一天之内都要发作好几次，虽经紧急治疗，但始终没法完全根治。

当年6月，徐帅因感冒引起发烧，使用了多种抗生素都没有效果，只能住进301医院进行更进一步的治疗。

对于徐帅来说，发高烧是极其严重与危险的，因为他之前曾经得过三次肋膜炎，肺功能很不好，平时必须特别注意防止肺部感染。

最终，医生决定使用冰毯与抗结核药物进行治疗，这才使得徐帅的体温趋于正常。

当年8月，徐帅的病情已趋好转，但他似乎却感觉到大限将至，因而也对夫人黄杰留下了遗言：“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把骨灰撒在大别山、大巴山、太行山与河西走廊。”

虽然抗结核药物可将徐帅的体温降下来，但这也严重地损害了他的肝脏，并造成亚急性肝坏死与多脏器衰竭。

当年9月21日，虽经全力抢救，但终究是无力回天，徐帅的心脏于凌晨4时停止了跳动，终年90岁。

遵徐帅的遗愿，当年的11月1日至10日，他的骨灰被分别撒往了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骨灰盒与遗像则安放于他的故乡五台县烈士陵园。

戎马一生的聂帅，也曾被“炮轰聂荣臻”、“华北山头主义”、“二月逆流”等压得难以抬头，但他却始终坚定不移，坚决与江青等人进行斗争。

1977年，聂帅复任军委副主席，至1987年，聂帅因病请辞。

1991年9月，聂帅因心衰入院，接受了两个多月的治疗才得以转危为安，但心衰不可逆，出院之后的聂帅已不能自理，只要稍微活动一下身子，他就会气喘。

1992年2月，聂帅对秘书说道：“我1922年在法国入党，算下来已70年，无论是寿命还是革命时间，党内健在的老同志当中，我应该是最长的，现在就算死了也无憾无悔。”

当年3月，聂帅的病情进一步恶化，连说话都接不上气，但聂帅坚持不住院，就在家中监护。

当年4月初，301医院发出病危通知，聂帅自觉病情沉重，便于4月12日与秘书说道：“我入党70年，从未离开党交给我的岗位，虽没做过多大贡献，但党赋予我的任务我坚决完成...我坚信改革开放...我很想看多一些我们国家的兴旺发达，我很想听多一些我们科技事业的进步...人活百岁终有一死，你们不要为我悲伤...”

1992年5月14日，聂帅上午听《人民日报》与《参考消息》，下午听文件，晚上看新闻与动物录像片，看到一半时，出于对他身体状况的考虑，工作人员把电视给关掉了，聂帅只能同意明日再看剩下的。

关掉电视之后，聂帅又与大伙聊天，聊到菜价贵的时候，聂帅还如此说道：“这是个大问题，政府应该多想些办法，可以多搞些暖棚。”

聂帅入睡不久，大家发觉了异样，因为平时聂帅入睡之后是会有鼾声的，但此时却没有，一看才发现聂帅的室性心律极其紊乱，出现了极度心衰的症状，然经快速抢救之后仍是无可挽回，聂帅于当晚22时43分离世，终年94岁，他的脸上没有痛苦只有安详。

根据聂帅的遗嘱，他的部分骨灰被撒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一棵桧柏树下，一部分被安葬至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烈士陵园，周围栽满了胡杨。

他们如将星出世，带着救国救民的伟大使命。

他们如天神下凡，让饱受凌辱的中华民族重新又站了起来。

他们的功绩，没有人会忘记。

他们的故事，也将在这块土地上，一代又一代地流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