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师霞、张李昕丨物类视角下《说文解字》语素存亡的动因——以动物类语素“牛、马、羊”三部为例

物类视角下《说文解字》语素存亡的动因*

以动物类语素“牛、马、羊”三部为例

文丨卜师霞张李昕

提要

本文以《说文解字》中牛、马、羊三部所收语素为例，选取物类作为研究语素存亡的切入点，从语言与文化互动的关系中探讨语素存亡问题。认为影响语素存亡的社会动因是事物的消亡和概念的非凸显；影响语素存亡的语言动因是词汇系统的变化和语素自身的意义特点和发展。这些动因对不同物类的影响是存在差异的。

关键词：义类消亡语素《说文》

一

引言

语素存亡是指语素的传承与消亡，能在现代汉语中存留下来的语素为传承语素，反之则为消亡语素。在语素研究中，大多关注传承语素，对消亡语素及消亡词义关注较少。最具代表性的是王力提出古语消失的四种类型：一是古代事物现代已经不存在了；二是今字替代了古字；三是同义的两字竞争,结果是甲字战胜了乙字；四是由综合变为分析,即由一个字变为几个字。[1]其后对消亡语素（词）的研究基本沿用此框架增减，或就其中某一问题展开深入研究。此外，罗常培从文化语言学的视角指出，要“让语言现象跟其他社会现象和意识联系起来，才能格外发挥语言的功能，阐扬语言学的原理”，并谈到词语消亡与社会发展的关联。[2]申小龙[3]、苏新春[4]、邢福义[5]在论述“语言－文化”关系中也对消亡语素有所涉及。但在具体研究中，基于“语言－文化”进行语素消亡研究并未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本文拟选取“牛”“马”“羊”三个物类作为研究语素存亡的切入点，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从语言与文化互动的关系中探讨语素存亡问题。由于物类是对事物类别的归纳和划分，语言中的物类划分具有较强的经验性，和民族的集体经验密切相关，物类视角更能够体现生活经验、社会观念、民族文化与语言发展之间的互动。

本文选取《说文解字》作为研究材料的来源，因为《说文》是中国文献语言学的奠基之作，其收字代表了周秦时期的书面语字词系统，也基本代表了汉语文言字词系统。因此，将《说文》收字与现代汉语辞书收字进行对比，可以较好的研究和观察消亡语素的相关问题。此外，《说文》部首也为我们从物类视角观察语素消亡提供了便利。

二

《说文》中设词密度对比

王宁提出“密度测查”，并以牛部为例，指出“在同类语义场里，词语密度的变化标志着社会生活的变化，例如，在《说文解字》中，牛以岁龄分的词有4例，以毛色分的词有11个。而汉代以后的常用词里，它的密度逐渐减少，这是随着祭祀、图腾标志与畜牧业的社会作用减小而改变的”。[6]“密度测查”反映了某一具体的物类，和人类生产生活愈为密切，其内部便不断划分下属类别，形成新的概念，词汇密度表达增高；反之，和人类生产生活愈为疏远，其原有的内部划分便逐渐消失，旧有概念不断解构，词汇密度则相对降低。

在《说文》中对牛、羊、马部收录的单音语素进行下属义类的分析，其占比在前三位的分布为：

牛部：品类划分（27[7]）>状态行为（9）>与牛有关的人类行为（7）

马部：品类划分（43）>状态行为（41）>与马有关的人类行为（9）

羊部：品类划分（15）>行为状态（4）

在《说文》语素的总设词量上，三个物类具有相似性，即在品类划分上设词密度最高，因此，本文主要立足“品类划分”语素来讨论相关问题；在品类的具体划分标准上三部也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与社会文化和生活习俗密不可分。我们可以从如下几点来看设词的差异。

第一，毛色外形的凸显程度不同

牛的品类上设词主要集中在毛色外形上，这与牛在古代社会生活中的农耕和祭祀功能相关。在农耕生活中，毛色、外形也是选择牛的品类的重要特征。在祭祀时牛的毛色是否纯一、体态是否完整，均是祭品等级的表现。马在古代则主要用于运输和战争，在社会生活中地位极其重要，因此古人对马的观察非常细致，反映到语言上就是描写其外形的语素数量众多、区分详细。和牛、马相比，羊在外形和毛色上设词不多，一是因为羊作为物类，毛色区别不大，二是因为羊在古代主要功能是膳食和祭祀，而在祭祀中，其重要程度远次于牛。

第二，年龄大小的设词标准不同

在这些语素中，《羊部》的羜、羍、䍮有文献用例，例如《诗经》中的“既有肥羜，以速诸父”。《牛部》和《马部》表年龄的语素在文献中用例极少，基本均出现于字书之中。尽管如此，这些语素能够收录在《说文》中仍旧体现了其与古人生活密切的关系。而《牛部》《马部》和《羊部》的区别在于，前两者是以岁龄来命名，后者是以月龄来命名。由于牛、马的主要功能不是食用，一般畜养时间较长，不会主动屠宰，不同年龄的牛、马在具体的农耕和战事中使用的价值是不同的，因而就有了对牛、马以岁龄为标准的细致区分；而羊主要供给肉食，养殖时间较短，因此对其年龄的具体描写以月为单位。

第三，分类中凸显的使用功能特征不同

在《马部》中，有的语素是直接以马的优劣程度来命名的。如“䮯，骏马[8]”“骥，千里马也”“骏，马之良材者”“骁，良马也”。还有的语素是从马在驾车中的位置进行的区分，如“驸，副马也”“騑，骖，旁马”。在《牛部》中，也有专门为祭祀而设的词，如“牺”，《说文》训释为“宗庙之牲也”。

实际上，除了品类划分的标准体现了不同物类在人类生产生活中的不同，在行为状态上，同样可以看到差异，例如《羊部》，由于羊通常是群体放牧，所以对其行为的描写含有群体特征。例如：“䍴,羊相也”“,䍴也”“,群羊相也”。由于行为状态不是本文的描写重点，不再具体分析。

三

各部语素存亡对比

在三部语素中，品类划分均占比最高，可见在古代汉语中，对牛、羊、马下属类别的划分是非常细致的，其设词密度反映了这一问题。因此，为更好地讨论和对比，以下我们主要从这部分来分析语素存亡并进行对比分析。[9]

（一）存留的总体情况

1.《牛部》

《牛部》品类划分语素27例。从这部分语素中，可以看到古人主要从毛色外形、年龄、性别等几个标准对牛进行命名和分类。例如：

㸬，二岁牛。

犙，三岁牛。

牭，四岁牛。

犡，牛白脊也。

牷，牛纯色。

㹔，牛长脊也。

犅，特牛也。

在27例语素中，消亡17例（62.9%），存留10例（37.1%）。[10]结合意义类型，其存留情况如下：

2.《马部》

《马部》中表示品类的语素43例，品类划分的标准除性别、年龄、毛色外形外，还包括马的优劣。例如：

騭，牡马也。

，马一岁也。

驹，马二岁曰驹，三岁曰駣。

駽，青骊马。

騩，马浅黑色。

䮧，马毛长也。

騋，马七尺为騋，八尺为龙。

䮯，骏马。

在43例语素中，消亡23例（53.4%），存留20例（46.6%）。[11]结合意义类型，其存留情况如下：

3.《羊部》

《羊部》中表示品类的语素15例，品类划分的标准为年龄、性别和毛色外形。例如：

羜，五月生羔也。

羍，小羊也。

䍮，羊未卒岁也。

羒，牂羊也。

羭，夏羊牡曰羭。

羳，黄腹羊。

在15例语素中，消亡10例（66.6%），存留5例（33.4%）。[12]结合意义类型，其存留情况如下：

（二）消亡比例对比

在三个物类的下属品类语素中，消亡语素占比次序为：《羊部》（66.6%）>《牛部》（62.9%）>《马部》（53.4%）。《马部》的消亡语素比例低于《牛部》和《羊部》。从马类语素内部的存亡情况占比来看，马类语素消亡比例较低的主要原因在毛色外形和品质优劣两个义类上。对比《马部》和《牛部》，同样是毛色外形，《牛部》语素消亡比为73.3%，《马部》语素消亡比为53.5%。但值得注意的是，此部分马类语素在现代汉语中基本是以书面语形式存留，在《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训释中常标注为“<书>”或“古代指”“古书上指”。例如：

骐：<书>青黑色的马：～骥（骏马）。

骊：<书>纯黑色的马。

骝：古书上指黑鬣黑尾巴的红马。

骓：<书>毛色青白相杂的马。

骃：古书上指一种浅黑带白色的马。

骢：<书>毛色青白相间的马。

䯄：古代指黑嘴的黄马。

说明此部分语素虽然存留在现代汉语中，但并未进入口语，而是在书面语中存在，有些甚至只在典籍中存在，这些语素在现代汉语中一般不具有构词能力。《现汉》收录这些语素的部分原因和阅读典籍相关。那么，为什么《牛部》表毛色的语素没有以此种形式存留在现代汉语中？这是因为此类语素在古代典籍中的使用频率相对较低，过于生僻。例如：

犡，牛白脊也。

，黄牛虎文。

㸹，牛白脊也。

，牛驳如星。

这些语素在古代文献中语例极少，一般只存在于小学专书之中。这同样可以从语言角度证明对马的毛色外形分类在古代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程度要远高于牛类。

四

语素存亡的动因分析

前文已提，王力先生将古语词消亡归纳为四种原因。本文在此基础上，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将影响语素存亡的原因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受到事物（所指物）或概念的变化的影响，或者说是概念系统调整的影响；一类是受词的更替、引申的影响。前者为社会动因，属于语言外部的动因；后者为语言内部的动因。这一对比既包括对同一概念下语言表达的对比，也包括同一语素古今表达概念的对比。

（一）社会动因

从消亡语素来看，因概念系统调整而导致的消亡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概念所指称的事物（行为等）在现代社会中已经不再存在；二是某种事物（行为等）还在，但在语言中不再用固定的短语和词来表示，而是以普通短语来替代表达，即“概念非凸显”。

事物的消亡是指古代社会中存在的事物，现代已经没有了，因此记录该事物的字词也随之消亡。王力先生古语词消亡中的第一类即此类。例如：

《说文·米部》：䊆，舂糗也。

《说文·米部》：𥼚，早取谷也。

“䊆”表示的“舂糗”是制作“糗”的一个步骤。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米麦已熬，乃舂之而簁之成勃。郑所谓捣粉也。而后可以施诸饵餈。”现代社会不再采用这种食物制作方式，故该词形和意义皆消失。“𥼚”指未熟而早收的谷物，现在不再有这种农业生产方式，即不在谷物未熟时早早收取，故不为这种未熟而早取之谷物命名。段《注》：“早取谷也。《内则》‘稰穛’注云：‘孰获曰稰，生获曰穛。’《正义》曰：‘穛是敛缩之名，明以生获，故其物缩敛也。’按穛即𥼚字，亦作穱。”

就“概念非凸显”而言，某个概念在某个时代的某个语言社团中比较常见，引起了人们的主意，因而用一个词或一个固定词组来表达它，那么，这就是一个概念。由于古今生产生活的差异，对客观世界分类与认识的不同，很多概念不再凸显，从而导致记录该概念的语素也退出词汇系统，仅以普通短语来表达相应的事物动作等。这部分词语属于王力先生说的“从综合到分析”的变化。蒋绍愚曾以“挨”为例，指出《说文》训释为“击背”，说明“古人意识中有这个概念。而在现代，尽管这个动作还存在，但它和‘打后脑勺’‘打肩膀’‘打膝盖’‘打眼睛’‘打鼻子’一样，只是一种动作，而没有成为一个概念”。[13]

在本文所研究的牛、羊、马部，消亡语素中大部分属于因“概念非凸显”而导致的语素消亡。例如：

犡，牛白脊也。

騢，马赤白杂毛。

騋，马七尺为騋，八尺为龙。

㸬，二岁牛。

，马一岁也。

羜，五月生羔也。

由于牛、羊、马三个物类是古今没有变化的，因此对于该物类下具有某种特征的个体古今也是基本相同的，也就是说这些事物并没有消失。但人们对这些事物的认识和它们在现代人生产生活中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对应的语言表达因此不再具有类范畴的地位。利奇指出“词含有一种附加的信息，即表明一个范畴的存在”[14]，这说明在语言的使用中，当人们觉得有必要区分出某一类事物（动作）时，就倾向于以词或固定短语加以指称，从而形成了新的表达。反之，如果认为一个词指称的概念没有必要区分出某一类事物（动作）时，就会在语言中不再以词或固定短语加以指称，表明这一范畴不再具有分类价值。

（二）语言动因

从消亡语素来看，语言动因可以归纳为两点：一是词汇系统的变化；二是语素自身的意义特点和意义发展。

词汇系统的变化是指在古今汉语中，某一概念是存在的，但指称它的词（语素）古今不同。有些是以单音词替代。例如“鮏，鱼臭也”“鱢，鮏臭也”。这2个语素在现代汉语中都改变了记录形式，改用指称范围更大的近义词“腥”“臊”。有些则在双音化的影响下由单音变为双音，例如“菳，黄菳也”“芐，地黄也”，在现代汉语中，均用双音词“黄菳”“地黄”表达原有概念。

在本文所涉及的物类中，因词汇系统变化而导致的语素消亡较少。而影响语素存留的原因主要为语素自身的意义特点和意义发展。从古今对比来看，引申出新义或词义发生泛化的语素更易存留。例如：

“驹”，《说文》：“马二岁曰驹，三岁曰駣。”对比同义类下语素的消亡和传承，会看到“驹”的传承是因其意义发生了泛化，不再专门指称“二岁马”，而是泛指和成年马相对的小马。

再如“特”“荦”“驳”“骄”“蓦”在《说文》中训释为：

特，朴特，牛父也。

荦，驳牛也。

驳，马色不纯。

骄，马高六尺为骄。

蓦，上马也。

在现代汉语中，这些语素的本义均消失，并引申出新的意义。

对于意义没有变化的语素，主要可分为两类：一是以书面语保留，在现代语言中，几乎不再使用且无构词能力，上文在“消亡比例对比”中已经谈到，不再赘述；第二类则是在现代汉语中有使用价值，不仅仅在书面文献中使用，而且具有一定的构词能力。如“牝”“牡”等。从本文涉及的语素来看，在表示物类品类的词中，概括性高的易于存留（除了三个物类总名以外）。在表示动物雌雄和年龄大小两类中，存留的基本为上位词。例如：

牡，畜父也。

牝，畜母也。

从《说文》的训释和文献用例来看，古代汉语“牝”“牡”并不专门指称牛，而可以泛指畜类的公母。现代汉语中这两个语素仍保留本义。在牛、羊、马三类中，所有表述年龄的语素均趋向于消亡，有些仍旧传承到现代汉语之中，如“羔”“犊”，这些词并不专门指称几岁几月的牛羊，而是指称小羊和小牛，具有一定的概括性。

五

余论

本文以牛、羊、马三类语素为例，并着重对比其中品类划分的语素，探究文化生活对语言中语素密度的影响，同时从社会和语言两个角度讨论影响语素存亡的动因。在本文所涉及的语素中，社会动因倾向于“概念的非凸显”，语言动因则倾向于语素自身意义的特点和发展。但是，如果我们将视野放到其他物类下，就会发现不同的物类的语素，其存亡的社会动因和语言动因往往有不同的倾向。我们以“示部”为例，《说文》中示部收63字，现代汉语不再使用的18字。例如：

祡，烧祡燓燎以祭天神。

禷，以事类祭天神。

礿，夏祭也。

祳，社肉，盛以蜃，故谓之祳。

禓，道上祭。

在这18例语素中，16例[15]均属于事物的消亡。因为祭祀在现代生活中已经不占有重要地位，很多祭祀活动在现代社会中已经不存在了，因此记录与祭祀活动相关的字词也随之消亡。这也体现了自然类和人文类语素在存亡时的不同特征，对于自然类来说，物类下的个体特征始终是存在的，变化的只是人的主观认识和划分；而对于纯粹的人文类语素来说，只要某种人类的活动消失，其词汇便不再存在。可见，不同的物类在语素存留上有不同的表现。同时，以物类为视角进行语素存亡的研究，更易于深入民族文化的空间，从语言与文化的互动中观察语素的变化。

注释与参考文献（向上滑动查看）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物类视角下《说文解字》语素传承研究”（批准号：21BYY140）项目支持。

[1] 王力《古语的死亡、残留和转生》，《国文月刊》1941年第5期，第2页。

[2] 罗常培《语言与文化》，第109页，北京出版社，2004年。

[3] 参见申小龙《中国文化语言学》，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

[4] 参见苏新春《词义文化的钩沉探赜》，广州出版社，1997年。

[5] 参见邢福义《文化语言学（修订本）》，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6] 王宁《训诂学理论建设在语言学中的普遍意义》，《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第199页。

[7] 单位为“例”，下同。

[8] 本文引用的《说文》训释主要参照大徐本。

[9] 本文判定消亡和留存的标准是以语素为单位，而不以字为单位。因此，有些字在现代汉语中存在，如“验”，《说文》：“验，马名。”但其现代意义与马无关，不是从《说文》本义引申而来，应为“验”的假借义。这类语素从本义所代表的语素来看，则归为消亡语素。

[10]消亡语素分别为：㸬、犙、牭、犅、犗、㹁、犡、、㸹、、犥、犉、㹊、㹔、㹌、牷、㹗；存留语素分别为：牛、牡、特、牝、犊、牻、荦、牲、牺、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