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启：诗人的穷途》

(美) 牟复礼 著 颜子楠 译 叶晔 校

2024年3月出版

58.00元

978-7-5732-1022-7

作者介绍

作者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1922—2005），美国汉学家，二战时曾被派往中国，支援抗日，参加过由赵元任先生主持的美军汉语培训班，汉语流利、标准、典雅，又极度热爱中国文化。战后考入南京金陵大学历史系，获得学士学位，在华期间师从王崇武。1954年获得华盛顿大学博士学位。1956年起受聘于普林斯顿大学，1963年升任教授，被誉为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之父。著有《中国思想之渊源》，编写《剑桥中国明代史》。他的英文专著《帝制中国，900—1800》一直以来都是在西方学习宋元明清历史的主要教材。

译者颜子楠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师从卢庆滨（Andrew Lo）先生，深耕于海外汉学及明清文学。

校译者叶晔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文学与文献。

内容介绍

高启是明代首屈一指的诗人，在某种程度上缔造的有明一代诗歌的气象、规模与轮廓。却在盛年因卷入苏州知府魏观的冤案，横遭腰斩。他有集传世，但因为始终未被平反，生平记载少之又少，青年时代充满了谜团。本书从高启的诗歌入手，勾勒出高启的行踪与交游。

更可贵的是，本书并不止步于勾稽诗人生平，而是将个人的升沉置于元末大乱、群雄逐鹿与明初的高压时局下。被朱元璋消灭的张士诚政权，是曾让青年高启寄托英雄主义豪情的存在。之后则由幻灭转为疏离，这段经历终成为高启命运中难以摆脱的伏笔。

译后记从牟复礼写作此书的学术史意义谈起，旁及西方汉学著作的预设读者与终极追求，又将翻译过程中的种种纠结与思索一一呈现，极富意趣。

目 录

第一章 序幕：盐贩、书吏、僧人/1

方国珍/12

张士诚/16

陈友谅/20

朱元璋/26

第二章 苏州的年轻诗人/36

第三章 青丘子/52

第四章 英雄诗人/90

第五章 英雄幻灭/120

第六章 南京，洪武二年至三年/153

第七章 自在的诗人/190

第八章 “流槎”/214

第九章 灾难/245

第十章 落幕/255

参考文献简述/259

译后记/263

方 国 珍

第一名盐贩是方国珍。在史书记载中，他身材高大，外表惊人，强壮异常，有着黝黑凶悍的面容。[1]他不是一个胸怀大志的人，也并非天赋异禀、品格出众。显然，方国珍并不是参与争夺天命的人选，只是一个爱惹麻烦的人，一个典型盗贼首领，除了利益之外并不在意其他。方国珍来自浙江沿海的台州（现在的临海市），其家族一直以海上贩盐为业。食盐是朝廷垄断的重要资源，也是国家税收的来源，其重要程度仅次于农业。食盐的生产与经销都有着严格的规定，然而非法运输和贩卖食盐的利润实在丰厚，因此盐贩们往往会在合法贩盐活动的掩盖下从事非法走私。

1348年，方国珍家族的仇人向当局告发，称方国珍与浙江沿海某位恶名昭彰的海盗从事非法贩盐的勾当。官家派人捉拿方国珍，被他提前获知此事，在杀掉告发者及其全家后，他与自己的三个兄弟和家人一起逃亡海上，做起了海盗营生。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攻打并掠夺了温州、台州等沿海城市，前来征讨的官军也经常被他击退。1351年之后，红巾军在淮河地区的叛乱活动威胁到京杭大运河，截断了东南地区通向首都的的粮船漕运，因此朝廷迫不得已与方国珍议和。如果方国珍能够让其水师守卫长江下游地区，并在有需要情况下通过海路将粮食运到北方，那么朝廷便允诺给方国珍封官。方国珍拒绝了一些在内陆地区的官职任命，他很清楚自己与朝廷漫天要价的资本正是其水师——方国珍拥有各类大小船只千艘以上。他最终接受了朝廷授予的官职，是因为他希望减少来自朝廷的压力，为自己谋求更广阔的活动空间。但是他几乎没有为朝廷效过力，也没有获得什么直接利益。此外，方国珍是一个奸诈背信的投降者，他曾多次摒弃与朝廷的联系，屠杀朝廷官员，掠夺朝廷据点，并再次回归海盗营生。在寻常年代，像方国珍这样的人是不可能屡次成功的，因为朝廷会调集足够的力量将其剿灭。但在这个时代，朝廷被全国各地的叛乱所困扰，迫不得已需要向一些叛军示好，承认他们的合法地位并给予他们在朝为官的机会。然而方国珍只对劫掠感兴趣，他愚弄朝廷，全凭自己的一时兴起和眼前利益，时不时地利用或放弃朝廷提供给他的合法地位。每当中央政府变得虚弱时，地方军事豪强便会使用这种手段——有些人物甚至在这种情况下趁势而起，建立勋业。不过，方国珍缺乏这种眼界，他始终不过是一个强盗头子。尽管他确实对东南地区的安全稳定造成了威胁，但作为他的对手，那些更有野心的地方军阀却并没把他太当回事。他们和蒙古朝廷都知道，方国珍虽奸诈，却并不是心腹大患。

最终，方国珍获得了一个陆地据点，并保留了他的水师实力。1356年，被逼无奈的朝廷再次尝试对其进行招抚，一方面是为了压制附近的其他叛军，另一方面则是为了通过海路将粮食运输到北京。朝廷授予了方国珍浙江温州、台州、宁波三座沿海城市的管辖权。方国珍接受了这一官职，而且确实提供了一些船只，象征性地向首都运送粮食。作为这三地的地方长官，方国珍辖下的人口数量约有两百万，有了这个坚实的基地，他可以继续向内陆发展。在此后的几年里，方国珍也确实也向内陆地区有一些动作。然而，方国珍似乎无法将其水师实力转化为陆军实力，作为行政长官也显得颇为无能。尽管他的军队像海盗那样劫掠了一些富庶的内陆城市，但他所控制的地盘却基本没有变化。十年间，方国珍依旧占据着这三座城市，其势力范围既没有扩张也没有缩水。直到1367年底，他被迫承认了明朝的统治。几年之后，方国珍便去世了。纵观十四世纪60年代，方国珍扮演了相对中立的角色；1367年，他没有选择继续抵抗朱元璋，而是接受了招降，还因此获封虚衔，但他不过是一个被羁押在明朝首都南京的囚徒罢了。元朝末期，在东南三角洲地区南线的故事也就到此落幕了。

张 士 诚

张士诚同样以贩盐起家。他是泰州人，泰州位于今天的江苏境内，坐落于长江北岸、扬州以东，在两淮盐区的南部。与方国珍相似，张士诚也有兄弟三人相助，他的家族也在经营盐业。然而，张士诚运盐依靠的不是海运，而是内河航道上的驳船和小舟。非法经营的利润依旧可观，张氏兄弟通过朋友和下属分销大量私盐，从而聚集起了众多追随者。在1366年之前不久，出身东南的陶宗仪曾在书里写道，张士诚及其同党有着宏大的计划，现在他们纠合起一群忠诚的属下，只是为了实现其计划的第一步。[2]陶宗仪同时写道，法律与秩序的全面崩溃，人民所面临的经济压力，尤其是1351年之后大范围的红巾军运动和其他一系列叛乱，促使张士诚这种窝藏反心的人愈发肆意大胆。

1352年，张士诚的一位富人朋友公然策划了一场叛乱，但当地官员事先闻知了消息，将此人收捕入狱。此事导致张士诚及其党羽在次年策动了另一场叛乱，但在举事之前，张士诚的追随者卷入了谋杀本地官员及富室人家的案件，这迫使张士诚不得不提前下手。他带领着自己的同党和下属，同时召集起那位下狱朋友的部下，又从受到严重压迫的盐丁中招募了更多追随者，一起袭掠了泰州城及周边城镇。张士诚的叛乱活动逐渐扩大，于1354年占领了三个地区：长江北岸的通州[3]、通州以北的泰州、更北方的高邮。张士诚比方国珍更有野心，他自称“诚王”，僭号“大周”，改元“天祐”。之后，张士诚围攻并占领了附近的大城市扬州，由此截断了京杭大运河。此时，丞相脱脱率领一支大军来到淮河地区，决心剿灭当地的叛乱。脱脱在高邮将张士诚的部队彻底击溃，就在几乎能够将其全歼之际，皇帝听信了那些嫉妒脱脱权势之人所进的谗言，将脱脱解职。张士诚则趁机从高邮暂时撤退，并于次年在更远的南方地区重新组建了自己的部队，这是他事业的转折点。从东南三角洲以南渡江而来的一位追随者告诉张士诚，江南地区的财富唾手可得，并成功劝他相信，占据江南方可为来日计。张士诚谨慎地先派遣其弟带领部分军队渡江探察，自己则率余部在1356年初占领了苏州及周边地区，并以苏州为都城。经此，张士诚掌控了帝国最富庶的区域。除了苏州之外，这一地区还包括现在江苏境内的松江、常州，以及浙江北部的嘉兴、湖州、绍兴、海盐[4]。1358年之后，张士诚占领了杭州，这意味着从太湖以东到东海沿岸，这最为富庶的东南三角洲的三分之二都在张士诚的掌控之下。此外，他依然占有长江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尽管这些地方人口偏少、生产力相对较弱，但也不乏一些富裕的盐场，因此充满了潜在的收益。

无论以何种角度审视，张士诚都是十四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迭起的众多叛军中最强劲的一支。他所控制的地区虽然有限，但却是富饶之地，辖下的一千二百余万人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五分之一，农业税收入占全国总收入的三分之一，盐税收入则占全国总收入的一半以上。张士诚据守几大都市，掌控着重要的经济中心和贸易路线——长江三角洲和京杭大运河南段。他拥有丰盈的粮食储备和密集的人口，借此可以募兵练卒。尽管坐拥这些地缘政治资本，张士诚却并未以此为基础发展出一套积极的军事策略。1357年底，一支中国中部的凶悍苗军接受了元廷扫荡叛军的征召，深入这一地区镇压张士诚部，张士诚遂与元廷议和，放弃了自己的年号与头衔，接受了朝廷册封的太尉之衔。他保留了自己的地盘、财富和部队，唯一的责任是每年向大都运送十一万石粮食，而运粮的船只则由同样投降了元廷的方国珍提供。张士诚所任命的“大周”官员被迫接受了元朝的其他官衔，不过这些只是表面上的变化，与此前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异。如此一来，驻扎于杭州的苗军便成为张士诚的盟友，他于是假借联盟之名，暗中伏击并杀死了苗军的统帅，在兵不血刃的情况下占领了杭州。元朝在和张士诚的同盟中没有得到任何好处。1363年，张士诚也认为继续同盟已然无利可图，因此他再次宣布独立。这一次他自称“吴王”，建立宫殿，模仿旧制设立朝廷。此时的张士诚拥有数万军队，控制的地盘从山东南部直到杭州周边地区，西抵长江以北的安徽边境和长江以南的太湖。张士诚手下有数位能征善战的将领，另有一群著名的文人在其官僚体系中任职，同时装点着朝廷的门面。依仗着巨额的税收，张士诚得以享受奢靡的生活，并且襄赞艺术和文学活动。无能的蒙古政权正在迅速瓦解，张士诚看起来像是最有可能成功的皇位竞争者。然而在1367年，张士诚的王朝走向覆灭；在被西边的对手朱元璋囚禁之后，张士诚自杀身亡。

史书称张士诚“迟重寡言”，尽管他貌似能力出众，但实则头脑糊涂，缺乏远谋。[5]史书亦称，他的财富为其败落埋下祸根。张士诚日渐腐化，他挥霍无度，骄纵无忌，怠于朝政。尤其是他的弟兄和一些高官贪于聚敛，搜刮了大量的金玉珠宝、古书名画，在府邸日日宴饮、夜夜笙歌。张士诚手下的将帅同样受此风气的影响，他们耽于享乐，无视攻战之令，动辄称病或找寻其他借口推诿。驻扎在领地边境的防卫部队甚至也像张士诚一样沉迷于日夜不断的奢靡享乐。1353年至1354年间，只有十八位随从的张士诚攻下了高邮城，当时的他是一位耀眼的英雄。而十余年后，身为富甲一方的“吴王”，他却被享乐所腐化，完全丧失了成为皇帝的可能。历史学家认为张士诚是自取灭亡，我们将以更为聚焦的视角来检视这一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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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译者注：按《明史·方国珍传》 记载：“ 方国珍……长身黑面，体白如瓠，力逐奔马。”

[2]译者注：可参阅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九“纪隆平”条。此书刊行于1366年。

[3]译者注：今江苏南通。

[4]译者注：海盐今属嘉兴市。

[5]译者按：《明史·张士诚传》记载：“士诚为人，外迟重寡言，似有器量，而实无远图。”

（节选自《高启：诗人的穷途》第一章《序幕：盐贩、书吏、僧人》）

书籍信息转载自公众号“上海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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