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中央军委为了保障部队南下北上作战顺利，组建军委铁道部，军委铁道部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的前身。
铁道部的成立，对中国铁路建设事业是一个重大的里程碑，党中央为此相当重视。
1949年1月28日，军委铁道部在石家庄召开第一次铁道工作会议时，朱老总亲自出席了会议，宣布铁道部成立的消息外，还宣布了一个重大的任命：
“任命滕代远为铁道部部长。”
朱老总在与代表们交谈时，还亲切的说：
“我给你们派来个将军大老板。”
朱老总这话也不是随便说说的，而是有根据的。
一过去我们聊滕代远其实不少，网上聊滕代远的文章也特别多，称他资历堪比元帅，是“井冈山五大原始股东之一”等等。
有人认为滕代远出任铁道部部长，是有些可惜的，毕竟铁道部在建国后，只是隶属于国务院下属的部级单位，这与滕代远的资历不相称。
不过，这个说法确实有失偏颇。
中央派滕代远到铁道部坐镇，恰恰说明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新中国建设时期，铁路交通建设的重要性，必须要有一个重量级的人物坐镇。
滕代远无疑是最合适的人。
要知道滕代远虽然只是担任铁道部部长兼任铁道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但他的行政级别却是四级，这是副总理的待遇，对应到军队是大将级别。
当然，也有人认为以滕代远的资历可以被授予元帅，更重要的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制定的军衔制，是参考了苏联的军衔制，而当时苏联的铁道部部长是元帅军衔。
也正因为铁道部无与伦比的重要性，所以才必须让像滕代远这样的人来坐镇。
1949年12月，毛主席乘坐专列访苏，鉴于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还有不少潜伏的敌特分子，是以毛主席此次访苏是高度机密，而铁道部则是负责毛主席此次出行以及安全工作。
包括后来毛主席动身赴苏联，滕代远也是中央指定随行的四人之一。
滕代远的资历老，各方面文章描述也不一，但最直观的一个说法是，滕代远过去土地革命时期是彭老总的搭档，和彭老总一起领导了平江起义，那时彭老总是红五军军长、滕代远是红五军政委，后来滕代远又历任红三军团政委、红一方面军副总政委等职务。
从职务上来看，滕代远在相当一段历史时期里，比许多开国元帅、大将的级别都高。
可这仅仅也是单一方面的形容。
滕代远是在1924年10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当时大革命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所以在1925年滕代远有了一个夸党籍的国民党党员身份，同年10月才加入中国共产党。
当时，滕代远主要负责学生运动、农民工作，所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他并不显山露水。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同年五月，反动军官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也就是在革命处于低潮期时，滕代远毅然决然选择退出国民党，并坚持地下斗争。
值此危难之际，中共在武汉召开“八七会议”，会议采纳毛主席的建议，决定施行土地改革与武装起义，有鉴于当时工农运动在湖南、湖北、广东、江西四省基础良好的情况，大会决定，在以上四省举行武装起义。
当然，那时候南昌起义已经爆发，起义部队已经离开南昌南下，毛主席也被派往湘赣边界领导秋收起义。
毛主席、彭公达抵达湘赣边界后，向仍然坚持斗争的湖南省委传达中央指示，并改组了中共湖南省委，也就是在这次改组中，滕代远当选为湖南省委委员。
在秋收起义前，毛主席同湖南省委多次商讨有关起义细节，滕代远也积极参与其中谏言建策。
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的彭公达后来曾盛赞滕代远是“湖南的农民领袖”。
所以，滕代远实际上是参与组织和指导过秋收起义的。
这段历史之所以不为人知，大抵上与滕代远也有关系，他在建国后讲自己生平经历很少，认为似有吹嘘之嫌，甚至于他的子女在了解滕代远生平经历，都是在他们去世后，搜集资料撰写回忆文章时才看到。
二有个特别的事儿值得一提，滕代远虽然不是军事干部出身，没有接受军校教育，但他指挥过部队打过仗。
土地革命时期，滕代远不仅仅是红三军团政委，还兼任过红一方面军副总政委，一直到后来调任军委铁道部部长，周恩来都认为，他是我军中第一个从军事工作转为经济工作的同志。
1932年底，蒋介石调集40万大军，发动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围剿，因受“左”倾错误影响，毛主席失去了军事指挥权，因此第四次反围剿是在朱老总、周恩来指挥下进行的。
第四次反“围剿”作战，朱老总与周恩来顶住巨大的压力，采取了前三次反“围剿”作战的经验，并成功取得了胜利，根据地的规模进一步扩大。
当时负责人博古认为，此次反“围剿”作战的胜利，意味着革命已经进入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阶级决战，因此下令给红军，要求“御敌于国门之外”，企图以阵地战、正规战在苏区外制敌，保守苏区每一寸土地。
可这一方针完全违背了实际，也引起了红军大批干部的不满。
1933年7月，中央下令建立东方军，以红三军团、红19师为主，任命彭老总为东方军司令员，滕代远任东方军政委，并要求该部成立后，立即与闽西红军配合，进攻建宁化和清流，消灭敌卢兴邦部。
彭老总、滕代远尽管对中央不合实际的要求有所不满，但仍然遵照执行这一战略，但在进军福建途中，仍然采取几次反围剿作战的经验，避敌锋芒，取得了不小的胜果。
然而当时博古、李德以及项英干预前线指挥，不顾实际的情况，一味要求红军越过清流河攻打攻打敌人守备坚固的清流。
熟谙军事的彭老总对此强烈不满，滕代远也表示支持，两人决定上报意见，并得到朱老总、周恩来的首肯。应该指出的是，那时在红军中，政委无疑有最后拍板决定的权利，如果没有滕代远的支持。
当时，敌人增援已经从清流出发，增援泉上，滕代远与彭老总合计以后，决心采用围点打援的战术，敌人果然惊慌失措，后来我军连下泉上、清流两城，还袭占福建归化（今明溪）、清流及泉上古堡，重创卢兴邦部。
需要指出的是，在东方军出击福建期间，滕代远配合彭老总多次抵制博古、李德等发出不切实际的命令，尽最大可能扩大战果。
可惜遗憾的是，两个月后，蒋介石布置向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东方军的出击行动宣告失败。
更麻烦的是，当时东方军回援根据地的途中，以博古、李德为首的中革军委，仍然强令东方军完成第二阶段的任务再返回，延误了回援时机。
滕代远晚年在回忆时（回忆录未出版），曾讲述过东方军出击到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之前的一段时期，痛心疾首的说：
“我们深深感觉到中革军委顾问李德最低劣的指挥，完全是按照中国过期的、不正确的军用地图计算的。指挥作战时，相差距离与时间每次都在一天远的路程，指挥失调，缺乏机动灵活。”
也因为抵制中革军委不切实际的命令，彭老总、滕代远一度被解除职务，调离红三军团。
彭老总对自己撤职调离并没有太大反应，却坚决反对调离滕代远，他认为滕代远是红三军团创始人，自己一个人离开，滕代远足以稳定大局，两个人如果都被调离，红三军团会有大的影响。
可博古当时根本听不进去任何意见，对彭老总的话置若罔闻。
1934年9月，滕代远离开红军远赴苏联学习，后来出席了在苏联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
三滕代远抗战时期，主要从事后方工作比较多，所以大多数人都忽略了他指挥打仗的能力。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后，时任谈判代表的滕代远也接到中央命令，要求他回晋冀鲁豫军区任副司令员。
滕代远在返回晋冀鲁豫根据地，途径华东解放区，计划去探望袁国平（原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已牺牲）的遗孀邱一涵。
1946年7月8日，粟裕和陶勇、梅嘉生、刘先胜、钟期光等野战军领导人当面向滕代远汇报敌我态势和我军战役部署
不过，滕代远此行并没有见到人，后来就受华中局领导人邀请到了华中军区，一听说粟裕在海安的华中野战军指挥部，立马动身去探望。
不凑巧的是，滕代远到海安以后，恰好赶上了国民党军大举进攻根据地。
阴差阳错之下，滕代远受粟裕邀请，出席了华中野战军作战会议。
尽管对于战役具体部署，滕代远没有做过多干预，但整个过程中，还是给出了不少意见，比如集中兵力，机动作战，以围歼作战等等要点。
粟裕后来充分采纳了老首长、老朋友（两人是湖南省立二师的同学）这一建议，后来根据他们的想法，中央也做出决定，要求他们在内线打几个胜仗。
华中野战军后来在苏中战役中七战七捷，除了离不开粟裕指挥，这其中也有滕代远一份功劳，虽然他在战役进行了一半就离开赴任晋冀鲁豫根据地。
粟裕和滕代远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59年初，滕代远在杭州休养，耳闻粟裕也来了杭州，立马决定要登门探望，并嘱咐工作人员去约粟裕的时间。
本来以粟裕的意思，他是要去探望滕代远的，不料还没来得及张嘴，就被滕代远截住，心里很过意不去，立即打去电话：
“老首长，可不敢这样啊，我是专程到杭州来看望您的啊，你咋能先过来看我呢？这不是折煞我嘛。”
滕代远在电话里也只是微微一笑：
“我就是想早点见到老兄弟。”
值得一提的是，不少人认为，粟裕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又当过总参谋长，级别要比任铁道部部长的滕代远高。
事实却不是这样，铁道部虽然在1954年9月成为国务院的一个组成部门，但时任铁道部部长的滕代远，还兼任政务委员，享受行政四级待遇，与粟裕实际上是平级。
滕代远即便是离开了部队，但依然有很高的声望，是以粟裕对这位老首长非常尊重。
1974年9月滕代远与林一照于农业展览馆
1974年9月30日，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滕代远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新中国成立25周年庆典，也就是在宴席间，一个身着空军军装的将军向滕代远敬酒：
“滕校长，您好！”
滕代远一开始并没有认出眼前这个人是谁，只是不住的询问，后来还是来人自我介绍，他才想起来。
“我是您的学生马宁，抗大六期毕业的，现在是军委空军司令员。”
“好啊，好啊！”
滕代远抗战时期曾任太行山抗大总校副校长兼副政委，看到自己培养的学生成才，也忍不住有些激动，思绪也不自觉的飘到很远的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