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师范大学章开沅教授曾对自己的同事说，在让英语世界的人愿意去了解南京大屠杀这件事上，“我们三个教授也不如一个小姑娘”。
2004年11月9日清晨9点左右，在美国圣荷塞的一家名为“猫”餐馆的附近的偏僻车道上，一位骑摩托车的路人发现了一辆私人轿车。这条车道已被废弃多年，整条路上充满着垃圾，车道尽头被铁丝网截断。
路人很好奇为什么会有一辆看上去还不错的汽车会停在这里，他想着司机可能遇到了什么问题，于是想上去问问，作为一个当地人或许能提供一些帮助，但他却发现了36岁华裔女作家张纯如女士的尸体。尸体旁还有张字条：
“我曾认真生活，为目标、写作和家人真诚奉献过。”
据警方的调查结果显示，张纯如是饮弹自尽，她使用的左轮手枪是在自杀前一天晚上买的。张纯如的母亲张盈盈说：“纯如从来没有在身边备过手枪，直到出事前一星期，她都是强烈的拥枪反对者。”
这位年轻貌美的作家正处于事业的巅峰期，她的死引发了西方世界的轰动，230多家美国媒体集体向她致敬，中欧舆论哗然，唯独沉默的只有日本。
1997年南京大屠杀60周年之际，张纯如撰写的《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简称《南京大屠杀》）一面试就震撼了整个西方世界。在出版后的半年时间里，《南京大屠杀》一直高居纽约时报畅销书前列，光是英语版的发行量就在40万册以上。
《南京大屠杀》是第一本用英文介绍南京大屠杀的著作，60年来首次打破了中美日三国对这一事件的沉默。
在《南京大屠杀》出版之后，张纯如曾对记者说：
“这是我真正不得不写的一本书”
1968年3月28日,张纯如出生于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其家庭是一个华裔文化世家，祖父张殚藩曾担任过蒋介石侍从室处长，后移民美国；外祖父张铁军曾是抗日将领，1949年随国民党败退台湾后担任《中华日报》的总主笔，不久后移民美国。
张纯如的父亲张绍进是哈佛大学的博士，著有《量子场论》在美国物理界颇有影响；母亲张盈盈也是哈佛大学的博士，毕业后和张绍进一起在在伊利诺大学任教。
家庭的影响让张纯如从小对文学充满了兴趣，在大学期间，她曾积极向校刊《伊利诺人报》投稿，并最终成了该校刊的主笔之一，她曾在校刊上发表了3篇关于艾滋病的报道，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大三时期，张纯如果断从计算机系转系到了新闻系，后来又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写作学硕士学位。随后受邀前往《纽约时报》《新闻周刊》《读者文摘》等大媒体实习。
“学新闻不仅可以让我有机会写作,还能与各种有趣的人打交道,从而丰富人生阅历。”
1989年,张纯如到美联社芝加哥分社实习，虽然成绩出众，但是由于她不愿意一味听从报社的指令而丧失独立性，因此没能正式成为新闻记者，并最终成为独立撰稿人，而这也最终改变了她的命运。
张纯如不同于以往的华人英语类作家，以前华人作家写中国的作品特点大多都是“符合美国人对东方的想象”，而张纯如虽然对中国的印象更多的是来源于家庭的教育和媒体的传播，但是她写书并不凭主观的感受，而是有着充分的调查、采访以及追寻的过程。而且由于她的作品主旨多聚焦于真实题材而非小说，因此给人一种很强的真实感，甚至让人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1995年，张纯如出版了她的第一本英文著作《中国飞弹之父——钱学森之谜》，在写这本书时为了确保材料的可靠性以及论述的严谨，张纯如亲自探访了钱学森生活过的地方，采访了钱学森身边的人，包括他的秘书和儿子钱永刚，这也让张纯如掌握了很多一手的资料和细节，因此她笔下的钱学森形象非常饱满，非常贴近真实的人物。因此尽管张纯如的身份是作家，但是更多的人将她视为非学院派的历史研究者。
张纯如凭借此书成为了畅销书作家。作品的成功并未让张纯如居功自傲，她很快有了新目标，而新的目标不仅是要写一本畅销书，更是要解答她心中多年的疑问。
张纯如第一次听说南京大屠杀还是在她很小的时候由她父母告诉她的，而她的父母也是从祖父母那听说的，祖父张殚藩是国民政府官员，抗战爆发后随政府四处辗转，多次目睹日军暴行。而外祖父曾居住在南京，在日军进城前幸运地逃出了城。
张纯如一直记得父母用愤怒而颤抖的声音告诉她：“长江都被染成了红色。”
所以张纯如从童年时期开始就深深记住了“南京大屠杀”，中学时期她曾独自一人来到图书馆寻找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信息，但却一无所获，于是一个疑问埋在了她的心里：
“这么骇人听闻的屠杀，为什么没有人将它记录下来”。
1994年，张纯如参加了加州圣荷塞华人举办的南京大屠杀图片展活动，活动主办方美国纪念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联合会是1991年成立的华侨组织，该组织的成立是为了针对当时日本右翼组织的美化战争、否定南京大屠杀等罪行的活动。首任会长邵子平为了对抗日本右翼的舆论宣传，不断邀请社会名流、组织活动向美国人揭露侵华日军的罪行。
张纯如在图片展览中首次看到了很多真实的黑白照片，她发现这段历史和童年时父母讲述的历史如此吻合，血腥残忍的画面强烈地冲击着她的心灵。更让她心痛和愤怒的是，在铁一般的证据面前，日本右翼和日本政府却百般抵赖，拒绝承认，妄图用时间冲淡一切，而那些幸存者正一个一个地在痛苦和冤屈中离世。
参加完这次活动再次激起了张纯如对生命和历史的思考，尽管关于大屠杀的很多录像、照片、回忆录都是当时的西方传教士、军官、记者留下的，但是那时候世界上还没有一本英文版的关于的南京大屠杀的纪实类著作，而绝大多数美国人也根本不知道日本在中国曾进行过如此惨无人道的屠杀。
她意识到必须要让世界记住这段被遗忘的历史。
参加完展览后，张纯如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和国家档案馆待了几个月，这里是美国少有的记载有南京大屠杀的图书馆。特别是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中收藏有大量当时在华传教士的资料，在南京的传教士基本都参加组织了国际安全区，保护中国难民，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留下了很多珍贵的资料，比如著名的《魏特林日记》。
值得一提的是，明妮·魏特琳女士和张纯如是老乡，也是伊利诺斯大学的校友。魏特林经历了恐怖的南京大屠杀，精神上受到巨大的刺激，即便回到美国也无法摆脱噩梦和幻觉的缠绕，1941年5月14日自杀，63年后，张纯如选择了和魏特林一样的归宿。
为了搜集更多的资料，证实更多的情况，张纯如决定要亲自来一趟南京，进行实地调研。
1995年7月23日下午。27岁的张纯如独自一人来到了南京，由于她的外祖父曾生活在南京，因此南京对于她来说也是半个故乡。张纯如说，对于中国她之前只去过香港和台湾，但是来到南京之后，她觉得南京比香港和台湾都要好。
张纯如在中国连一个真正认识的人都没有，汉语也不流利，汉子则基本不认识，换做别人早打退堂鼓了。但她并不觉得孤单，因为在南京有很多中国学者在从事跟她一样的工作，他们要让世界知道南京的真相。
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最大的收获就是获得了一份极为重要的资料《拉贝日记》。张纯如在调查过程中得知了拉贝这个人，敏锐地察觉到寻找拉贝对于整个调查的重要性，于是开始寻求德国史学家的帮助。
1996年4月26日,张纯如意外收到汉堡城市历史学家马莎·比奇曼的回信，拉贝的后人找到了，并且还得知拉贝留下了极有史学价值的《拉贝日记》。1996年12月，拉贝的外孙女莱茵哈特终于同意向世人公布了《拉贝日记》，这不仅对于日本右翼来说是一记重磅炸弹，也成为了《南京大屠杀》一书的重要参考资料。
《拉贝日记》电影海报
在南京政府和学者的帮助下，张纯如走访了许多大屠杀幸存者、查阅中国记载的相关档案，20多天，几乎每天工作超过10个小时，即便是烧到38度也没有停止调查的步伐，用录音机和摄像机记录下每一位幸存者的对日军暴行的控诉。
南京大学为张纯如提供了很多帮助，为她提供了一间带有空调的房间和一台多制式电视机。由于张纯如汉语不好，于是有一位叫杨夏鸣的学者就将录音机和摄像机中的内容口译给张纯如，翻译的过程非常严谨，为了更加还原受访者的感受，两人常常因为一个词反复推敲。
张纯如自始至终保持着对新闻工作的严谨，她在美国图书馆中搜集了很多资料，里面的内容基本都在中国进行了论证对比，如果有不一致的地方，会找来学者询问。
在翻译完对幸存者李秀英、夏淑琴的采访录像后，张纯如立刻找出了约翰·马吉、麦卡伦等传教士50多年前的日记，对细节一一对比，结果发现完全吻合，这说明日记是真实、可信的，是南京大屠杀存在的铁证。
在采访中，幸存者会提到很多旧南京的地名，张纯如就找到30年代中期的南京市地图，根据证词在地图上一一验证，几乎是身临其境地去感受当时幸存者死里逃生的恐惧。
有跟随张纯如采访的学者回忆，张纯如是一个爱憎分明，极富同情心和正义感的人。每当听到幸存者描述日军的暴行时，都能张纯如的眼中看到愤怒，每当听到幸存者所受的非人折磨和悲惨遭遇时，她又常常停下打字的双手，稳定自己的情绪。
很多幸存者的生活并不富裕，居住条件和环境都很差，张纯如对此很难过，她认为哪怕日本政府每月赔偿他们100美元，他们的生活都会得到大大的改善。几乎每次采访结束时，张纯如都是留下一点钱以表心意。张纯如对杨夏鸣说：“等这本书出版，我要去学法律，要代表这些幸存者和日本打官司，要得到日本的赔偿！”
很少有人知道的是，在南京的采访经历让张纯如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她几乎每天都在面对砍头、挖心、活埋、分尸等惨状，从那时起，失眠成了张纯如的常态。
《南京大屠杀》一书发表后，影响轰动全球，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出版，毫不夸张地说直接影响了欧美主流社会对南京大屠杀的关注和研究。在2004年9月18日北京举办的“战争遗留问题暨中日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有多名美国大学生表示是读了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后才开始产生了对中日关系的研究兴趣。
但是，张纯如引起轰动的同时，也引起了日本的强烈关注。日本的舆论主流不是赞扬，而是右翼集中火力地攻击和谩骂。
以篡改大屠杀史料著称的讲师田中正明称书籍中的照片是“伪造”的，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特有的反日宣传；独协大学中村粲称张纯如对历史的无知令人吃惊，书是带着政治目的写的，不值一读；上智大学的渡边升一多次声称“南京事件”的死亡人数只有四五十人，张纯如的动机是“想动摇日本、从日本捞取金钱”，以及“为美国向日本投掷原子弹,开脱罪责”。
时任日本驻美大使齐藤邦彦在华盛顿特区的一次演讲中驳斥张纯如是“非常错误地描写”。由于日本政府官员公开否认南京大屠杀，中国驻美大使馆为此发布公告，对齐藤邦彦不负责任的言论进行了批判，很快事件升级成中日的外交对战，日本右翼则趁机开始指责中国政府是张纯如的幕后推手，意图利用西方的反华势力将事件升级为意识形态斗争。
原本《南京大屠杀》一书也计划在日本出版的，但是1999年1月，右翼分子袭击了东京的一家出版社，只是因为这家出版社曾出版过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回忆录。最终日本的出版方只能毁约，取消《南京大屠杀》的出版计划。
面对日本右翼的“围剿”，张纯如选择了正面迎战。1998年，在PBS新闻一小时节目的直播现场，张纯如和日本驻美大使齐藤邦彦进行辩论，张纯如仅用30秒就将对方说的哑口无言。张纯如认为，如果日本觉得她的书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完全可以另出书进行批判，绝不接受日本方面对自己书中内容进行所谓的“订正”。
尽管张纯如用坚决的态度回击，无数的学者和中国人愿意成为她坚强的后盾，但是绝大多数时候，张纯如只能独自一人承受日本右翼的疯狂围攻。
一些极端右翼分子通过各种方式对张纯如进行恐吓和威胁，给她寄子弹寄刀片，扬言要对她进行谋杀。在一段时间内，张纯如不敢接听任何电话，新的电话号码也不敢告诉熟人，要联系她只能通过邮件。
张纯如本来在调查南京大屠杀的过程中已经有了抑郁的迹象，日军的暴行远远超出了她的想象，对她这样一个情感细腻的人来说打击非常之大，她人性中的善与日军人性中的恶形成了巨大的落差感，颠覆了她对人性的认知。
张纯如原本还计划写她的第四本书，一本关于二战期间美军士兵在菲律宾巴丹岛被俘后遭受日军非人待遇的书，这本书写完后，她还想写一本关于日军慰安妇的书。这些题材充满了血腥和恶劣的人性，这对于她这样着重于调查、还原的作家而言，她每天翻看的资料如同让她经历一遍又一遍的地狱，摧残着她那已经十分脆弱的精神
右翼对她的攻击也她被迫地站到前台去战斗，面对面的战斗并不是她所擅长的，尤其是当她知道自己面对的是在中国实施过暴行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这给她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2004年8月13日，张纯如凌晨2点给母亲打去电话，她怀疑房间里装了窃听器。出现幻觉已经是属于重度抑郁症的症状，之后的张纯如对周围环境极为敏感，一点风吹草动都能让她冷汗直冒。身边的人回忆，当时的张纯如疑神疑鬼，对谁都不信任。
虽然张纯如服用了大量的维思通镇静剂，但是这个药副作用很大，使人头痛且视线模糊，并导致病情恶化。
2004年11月9日，一个年轻且美丽的生命从此消失在世界上。而就在全世界为她的离开哀悼之际，日本如释重负，右翼分子甚至开始庆祝。
张纯如用书来讲述南京大屠杀历史并不是为了去批判日本民族的性格，而是想从哲学方面去探讨文化的力量，究竟是什么样的文化培养出了这样一支可怕的军队。
张纯如认为，德国之所以能发展得比过去更好，因为他们没有忘记“二战”的罪行，因为他们的总理敢向犹太人下跪；美国南方之所以发展迅速，是因为绝大多数人认识到了“奴隶制”的罪恶，尽管美国依然存在严重的“种族歧视”，但美国社会主流态度对歧视是排斥、罪恶的。
但是日本不一样，日本不仅不承认错误，还想方设法地篡改历史，军国主义在日本没有被铲除，所以才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所以日本只有也必须向世界承认并坦白它在二战中的罪行，日本的文化才能得以继续发，不然日本的文化只能活在过去，活在对历史的纠结中，无法向前发展。
“遗忘是一个民族对自己存在本身的忘却。”
对于中国人来说，南京大屠杀更不能遗忘。仅仅是30万人死亡数字，就超过了人类历史上大多数的野蛮暴行，30万人的死亡人数比死于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的人数加起来还要多；伤亡人数远远超过了英国、法国、比利时在二战中的伤亡总和。
而这仅仅只是中国的一座城市，也是日军在亚洲暴行中的一小部分。
如今的日本右翼愈加猖狂，更令人心痛的是，在日本还没有意识到错误之前，中国国内的有些人却在为右翼分子落泪、狡辩、摇旗呐喊，甚至还在南京城内为战犯招魂。
张纯如在写完《南京大屠杀》后说：
“也许现在,这些故事再也不会被忘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