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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通过运河把江淮物资粮食和布帛等运至洛阳，再由洛阳运往长安及北方各地，以供军国之需；可是要将存积于洛阳的物资运往京师长安，却存在着巨大的困难。

其原因是洛阳至长安还有八百多里的路程，无法直接通航。其中特别困难的是洛阳至陕州（今河南陕县）间三百里的黄河河道，水急滩险，船只经过三门峡砥柱时“多风波覆溺之患，其失尝十七八”。

所以这两地间的运输多改由陆路用车马运输，这样一来，不仅运费昂贵，而且运量有限。此外，大运河系人工开凿，所连接的各条自然水系，水文情况不一致，河床高低、水流缓急均不同，因此洛阳以东的某些漕河段落，运输也不方便，有些稍失整修，便致湮塞。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江淮租庸转输的数量。而关中虽号称沃野，然而究竟面积有限，“所出不足以给京师”。

特别是自唐高宗开始，官僚机构进一步扩大，军政所需的物资也日益增多，而关中的物资尤其是粮食，显得严重不足，每当遇上水旱天灾，那就更紧张了。

因此，唐高宗、武则天、玄宗都经常带领唐政府中的大小官员和士兵，从长安跋涉到洛阳就食。

唐代帝王常常要幸东都，其原因即在于此。

据史载：高宗幸东都，前后有七次，他在位时，几乎有一半时间是驻在洛阳的，并且最后死于洛阳。

武则天当政后，称洛阳为神都，在她统治的二十多年里，除大足元年（公元701年）十月至长安三年（公元703年)十月，在长安居住以外，均长期留居洛阳。

玄宗继位后，也多次将政府由长安搬到洛阳，第一次在开元五年（公元717年)正月。在苏颋所撰《幸东都制》说得明白，其目的就是为了减轻陆运的负担。

玄宗第二次到洛阳，是在开元十年（公元722年）。

第三次到洛阳是在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十一月，第四次是在十九年（公元731年)十月，第五次是在二十二年（公元734年)正月。

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秋，霖雨害稼，京城谷贵，玄宗拟再赴洛阳，独召裴耀卿问，裴耀卿答道：

“臣以国家帝业，本在京师，万国朝宗，百代不易之所。但为秦中地狭，收粟不多，倘遇水旱，便即匮乏。往者贞观、永徽之际，禄廪数少，每年转运不过一二十万石，所用便足，以此车驾久得安居。今国用渐广，漕运数倍于前，支犹不给。陛下数幸东都，以就贮积，为国大计，不惮劬劳，只为忧人而行，岂是政欲来往。”

显然，经常往东都“就食”，来往奔波毕竟不是久远之计。

因此，怎样解决洛阳至长安的运输问题，就不能不引起唐朝廷的极大关注。武则天由于各种原因，均未能解决。玄宗当政后，国内统一安定，因而玄宗有可能对此加以反复的思考。

加上玄宗是一位很有才略的君主，他从自己的政治实践中体会到，要进一步增强唐朝的力量，使之声威远扬，那就必须使长安与江南经济区域更密切地联系起来，使江南富足的财赋成为支持唐王朝政治军事力量的基础。

所以，玄宗一即位，便不断和臣下商量着手解决这一问题。

在运河漕路中，汴河是连接淮河和黄河的重要河段。开元前期，汴河段经常阻塞。开元二年（公元714年)，汴州东的梁公堰，因年久堰破，致使“江淮漕运不通”。

任陵运使的河南尹李杰奏请发汴、郑丁夫以浚之，结果没有化多大力气便疏通了，所谓“省功速就，公私深以为利”。

梁公堰原是洛阳人刘宗器建议开的，以取代汴河入汜水的旧河口，位于下流荥泽界。至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这条新漕无法通行，玄宗遂令将作大匠范安及检行郑州河口斗门，发三万人重开旧河口，旬月而毕。之后，汴河段又畅通了。

另一方面，李杰又采用递运的办法，以增加从洛阳至陕州的运输量。他自洛阳含嘉仓至陕州太原仓，设立八个递运场，每场相隔四十里。

其办法是：

“每岁冬起运八十万石，后至一百万石。每递用车八百乘，分为前后交，两月而毕。”

其优点是运量较前有所增加，缺点是运费并没有因此减轻。对于这条运输路线的改善作了很大贡献的人，是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任宰相的裴耀卿。

裴耀卿的办法概括起来就是分段递运，使“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以减少沿途滞留。

玄宗感到他的分析很周到，遂采纳了他的建议。于汴河和黄河的交叉点上设立河阴县（今河南河阴县东)及河阴仓，在河清县（今河南孟县西南五十里)设立柏崖仓，在黄河北岸三门之东设立集津仓，三门之西设立三门仓（一作盐仓）。

又于三门北的山中开山路十八里，用车载运，以免经过三门峡险滩。陆运至三门仓后，再用船运往太原仓，然后由黄河入渭水，运至京师长安。

并擢升任京兆尹的裴耀卿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江淮、河南转运都使；以郑州刺史崔希逸、河南少尹萧灵为副。

由于实行了裴耀卿的分段运输的办法，唐代漕运面貌大为改观。据连续三年的统计，共由洛阳运米至长安太仓达七百万石，平均每年达二百三十三万石，为贞观、永徽时的十倍。

第四年，即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运米仍高达一百万石。

可见，运输量是大大地增加了。

另一方面，运费也减少了。原先，洛阳含嘉仓之米，是用大车行三百里绕过三门峡的滩险，运至陕郡，再入关中的，每两斛米需傭钱一千，由于裴耀卿在三门置仓，又开“北运”之线，所以三年运米省下车脚钱三十万贯。

自裴耀卿以后，还在继续努力来改善长安与江淮间的运输。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陕郡太守李齐物，“凿三门山以通运，辟三门巅，逾岩险之地，俾负索引舰，升于安流。”

就是在三门山陡壁上凿石开路，以供船夫拉纤引船过滩之用。

但是，其后对于漕运的改进贡献最大的要推韦坚了。

他于天宝元年（公元741年）任陕州刺史，兼水陆运使。他根据隋代关中漕渠的旧迹，于渭水之南开凿一条与渭水平行的漕渠。

这条漕渠西起禁苑（在长安宫城北）之西，引渭水东流，中间横断灞水和浐水，东至华阴永丰仓附近与渭水汇合。漕渠开成后，又在长安望春楼下凿广运潭，以通漕舟。

这样一来，在永丰仓和三门仓所贮存的米，都可用船一直运往长安，不必再象以前那样用牛车陆运一段路了。

由于全程改用水道运输，粮食的运输自然大大增加，《新唐书》卷五十三《食货三》载：“岁漕山东（事实上以江淮为主)粟四百万石”，超出裴耀卿时漕运量将近一倍，运费也进一步减轻。

不仅如此，韦坚又“请于江淮转运租米，取州县义仓粟，转市轻货，差富户押船，若迟留损坏，皆征船户。”

这样，运往关中的物资，不限于粮食，其他物资也大量增加了。

天宝二年（公元743年)，广运潭修成。韦坚事先在洛阳、汴州、宋州等地筹集了两三百只小斛底船，藏于潭侧，每只船头上都插牌写上郡名，然后装上该地的名特产。

如广陵郡（治今江苏扬州市）船，即堆积广陵所出锦、镜、铜器、海味；丹阳郡（治今江苏南京市)船，即京口绫衫段；晋陵郡（治今江苏常州市）船，即折造官端绫绣，会稽郡（治今浙江绍兴市)船，即铜器、罗、吴绫、绛纱；南海郡（治今广州市）船，即瑇瑁、真珠、象牙、沉香；豫章郡（治今江西南昌市）船，即名瓷、酒器、茶釜、茶铛、茶碗；宣城郡（治今安徽宣城）船，即空青石、纸笔、黄连；始安郡（治今广西桂林市）船，即蕉葛、蚺蛇胆、翡翠。每艘船皆装有米，吴郡（治今江苏苏州市）即三破糯米、方文绫。凡数十郡。驾船人皆按江淮吴楚的风俗，戴大斗笠，穿宽袖衫，脚穿芒履。

陕县尉崔成甫借用民间颇流行的一种说唱歌调，改写成首《得宝歌》。

歌词是这样的：“得宝弘农野，弘农得宝耶！潭里船车闹，扬州铜器多。三郎当殿坐，看唱《得宝歌》。”

“三郎”本是民歌原始唱词中已有的，而玄宗排行第三，崔成甫信手拈来，妙不可言。他事先在河南灵宝县和陕县的妇女中广为传播，使他们到处歌唱。

崔成甫还自编了十首歌词。广运潭落成典礼这一天，玄宗兴致勃勃地与百官、宫女欣然前往望春楼观看。

崔成甫“自衣缺胯绿衫，锦半臂，偏袒膊，红罗抹额”，并立于第一首船作号头领唱。参加合唱的妇女有一百人，“皆鲜服靓妆，齐声接影，鼓笛胡部以应之”。这是一场规模相当大的合唱表演。

数百艘船只，头尾相接，“连樯弥亘数里”。四周围观者人山人海，盛况空前。许多京师百姓从未见过“驿马船樯竿”，当看到广运潭上汇聚的浩浩荡荡的漕船船队，“人人骇视”，极为惊叹。

唐玄宗见此，更是欢悦异常，还给韦坚及其僚属吏卒并船夫等，大加赏赐。

“广运潭”之名，就是他当场赐予的。其时京兆尹韩朝宗也引渭水至长安城西街置潭，专贮木材。

韦坚之开凿广运潭，历来被史家指责为谄媚之举。然而，我们更乐于看到广运潭之将数百艘漕船聚到京师宫苑的城楼面前，正是开元以来竭力经营漕运的结果。

广运潭的盛会，还是一次以江淮地区为主的各地农业、手工业特产的博览会，二三百只漕船所列郡名及物产，尤以江淮居多。

船夫皆著吴楚衣冠，而玄宗及官僚贵族，乃至京师市民，对江淮物产的兴趣似也特别的浓。这说明，新兴的江淮地区的经济地位，在朝廷乃至京师人民的心目中，已上升到一个非同一般的地位。

江淮地区的物产大量输送长安，不仅大大充实了关中的供给，也大大丰富了长安的生活。此外，广运潭上的鼓笛齐鸣、百人合唱，也不只是演给嗜好音乐的玄宗看的。

当时遇上盛会聚众合唱的事，颇为常见，它反映了唐人生活中音乐流行的普及程度。而热烈围观的场面，更使人看到一幅长安城内繁荣昌盛、气氛炽烈的画图。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长安至华阴永丰仓漕河的贯通，使得唐朝京都可以通过华阴、陕州、洛阳一线，与以大运河为主干的全国漕运网。有机地连成一体，唐代的漕运网更趋完整了。

这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大运河沿线的河北、河南以及江淮，是唐代最重要的经济区域，是全国经济的中心所在。由于长安与全国漕运网的进一步连接，就使得作为政治中心的京都，与山东、江淮地区的经济中心，更为紧密地联系起来，使唐王朝经济实力更为雄厚，军事实力也更为强大了。

唐玄宗在其统治的下半期即长期稳居长安。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唐王朝的国势达到了空前强盛的阶段，开元天宝年间的盛世景象，被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这也是长期经营之后才获得的成果。

司马光在《稽古录》卷十五说：

“明皇，开元之初，忧勤庶政，好贤乐善，爱民利物，海内富庶，四夷宾服。”

王夫之也说：

“唐多才臣，而清贞者不少概见，贞观虽称多士，表有与焉。…唯开元之世，以清贞位宰相者三：宋璟清而劲，卢怀慎清而慎，张九龄清而和，远声色、绝货利、卓然立于有唐三百余年之中，而朝廷乃知有廉耻，天下乃藉以义安。开元之盛，汉、宋莫及焉。”

当时的唐代，不仅成为中国史上的黄金时代，而且是其时世界上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国家，居于世界领先的地位。

关于玄宗时国家的盛况，《旧唐书》的编撰者们在《玄宗纪》末用“史臣曰”的名义写道：

“我开元之有天下也，纠之以典刑，明之以礼乐，爱之以慈俭，律之以轨仪。…贞观之风，一朝复振。于斯时也，烽燧不惊，华戎同轨。两蕃君长，一越绳桥而竞款玉关，北狄酋渠，捐毳幕而争趋雁塞。象郡、炎州之玩，鸡林、鳀海之珍，莫不结辙于象胥，骈罗于典属。膜拜丹墀之下，夷歌立仗之前，可谓冠带百蛮，车书万里。…于时垂碧之倪，皆知礼让；戴白之老，不识兵戈。虏不敢乘月犯边，士不敢弯弓报怨。…年逾三纪，可谓太平。”

其实，史臣的概括还不够全面，在安史之乱前的天宝年间，国势仍然很强，如唐朝的将领在玄宗的支持下，打败了强悍的吐蕃及其他劲敌，特别是高仙芝曾远征勃律及石国。

故大体而言，开元天宝年间是贞观以后唐代国势极盛的时代。

唐玄宗之所以有这样伟大的成就，固然和其杰出的政治才能分不开，但上述军事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密切相联起来，才是提供这一基础的依据，也是他开展鸿图的重要基石。

我们只要看看，“开元初，每岁边费约用钱二百万贯。开元末，已至一千万贯。天宝末，更加四五千万矣。”

显然，天宝末的军费已比开元末增至四、五倍，比开元初更增至二十至二十五倍了。而庞大的军费支出，则多在西北方面。

《通典》卷六载：

“自开元中及于天宝，开拓地境，多立功勋，每岁军用，日增其费；籴米粟则三百六十万匹段（朔方、河西各八十万，陇右百万，伊西、北庭八万，安西十二万，河东节度及群牧使各四十万)给衣则五百三十万（朔方百二十万，陇右百五十万，河西百万，伊西、北庭四十万，安西三十万，河东节度四十万，群牧五十万)；多别支计则二百一十万（河东五十万，幽州、剑南各八十万)；馈军食则百九十万石（河东五十万、幽州、剑南各七十万）。大凡一千二百九十万。而赐赍之费，此不与焉。”

西北等地如此巨额的军需物资，相当一部分是要经过关中才能运往的。而当时关中之所以有这么多物资，主要的就是靠漕运源源输来的。

其中，江、淮布帛的大量北运，实是一个重要的份额。显然，江南一带在物质上的供应对支撑唐在西北边陲的战争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同时，经过安史之乱，唐朝未能崩亡，反而存在了150年，依托江淮的供应，通过漕渠源源不断运入长安可以说功不可没。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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