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霞姐。我相信大家肯定都加了很多微信群，只是消息都屏蔽了。我有一个微信群从来不敢屏蔽——不是工作群。群里的人我都没见过，但我每天都会看看他们聊些什么他们常常组织各种聚会，你来我往好不热闹。不过像亲人般团结的他们，对微信的群名却争论不休，总是换来换去——珍惜今天/活着就好/活着的我们/我们还活着/都想活着……他们是一群中国军人，却遭遇了中国军人最害怕的结局：不是死亡，而是被俘。不管他们曾经多么英勇，因为被俘，他们和家人长期活在耻辱中，被谩骂和嘲讽。潘怀英法官曾见证了他们从战俘营回国的那一幕。当时潘法官去送一个敌军战俘，他曾害死了潘法官不少战友。多年后，潘法官和他在越南意外偶遇了。

第一次去越南旅游时，我遇到一个做梦也没想到的人。

因不会越语，我提前请翻译制作了若干卡片，上面用中、越文分别写上我要去的城市、景点、车站、宾馆、口岸等。

到越南河内汽车总站后，我掏出相对应的卡片，顺利购票乘上长途汽车。

刚刚找座位坐稳，就上来一个戴着斗笠的男子，中等个头、留个八字胡。

我坐右排，他坐左排，两人仅隔一条窄窄的过道。

他摘下斗笠后，我望了望他，发现似曾相识，可又想不起来。他也望了望我，互相对视后，目光又迅速移开了。

猛然间，我想起来了，他是阮海安，我曾经押送过的俘虏！

我心里“咯噔”一下，他又看了我一眼，突然“啊”地一声，目光马上移开了。

如今，39年后，敌我再次狭路相逢，万一他要报复怎么办？当年越军为了从我手里将他劫走，派特工小组深夜伏击，我3个机枪连的战友因此牺牲了。

我下意识地掏出手机，找出中国驻越南大使馆的电话，准备求助。

第一次见到阮海安，是1979年2月28日的夜里。

我的最初任务不是押送俘虏，而是给前线送干粮。

我当时29岁，是昆明军区第11军32师政治部的一名干事。我所在的部队正在进攻越南老街郭参地区。

战斗一开始就异常激烈，敌我双方争夺阵地几经易手，直到28日傍晚32师94团进攻的主阵地才巩固下来，而其中2营攻打的4号阵地却久攻不下。

师部指挥所里不断传来前线消息：敌人不断增兵，我方不断出现伤亡，且开始断粮。

我临时奉命率领14个民兵和两个越语翻译，背运压缩饼干、罐头，前往6公里外的4号阵地。

天刚黑我们赶到了阵地，阵地比想象的安静，只有东侧不时传来“哒哒、轰隆、轰隆……”的枪炮声。

守在阵地的战士们已经一整天没有吃上东西了。战士们来不及对我们说感谢，一手往嘴里塞干粮，一手还紧紧握着枪，盯住敌方阵地——

对面80米就是敌人，只隔着一条深沟，敌人做梦也想不到我们将要从这里进攻。

东侧的枪炮声是我们的佯攻，上当了的敌人还在不断往东侧还击。

发完干粮，我让14个民兵留下，等着天亮抬运伤员。然后我带着两个翻译，准备连夜下山回指挥所。

我们刚离开阵地不远，一个参谋跑过来要我接电话，我拿起电话一听，是师长从指挥所打来的。

师长指示，要我将刚抓获的一名越军俘虏押回师指挥所，半路上不能有任何闪失。

我赶紧回答：是，保证完成任务。

正说着，俘虏被五花大绑押过来了。他中等个子，方脸，黑瘦，一对黑幽幽狡黠的眼睛，约二十六七岁的样子。

说抓获他时身上背有电台、手枪、指南针及中国、越南地图，看来是个特务，而且来头不小。其他还没有审问出来。

我要翻译向他讲明我军政策，不要耍什么花招，否则吃亏的是他自己。俘虏听后，仰起头，不说一句话，似乎在蔑视我们。

我很不安，但又说不上哪里不对。

想到眼前迟迟攻不下的阵地，如果能从这个特务俘虏口中问出点东西，那可太重要了，因为新一轮进攻很快将在天亮后进行。时间紧迫，我得赶紧押回去突击审问。

押送俘虏可比运送干粮困难多了，不仅要防止他逃跑，还要防止他自杀。

而如果他身份特殊，掌握足够多的情报，越军肯定是要想法来将他劫走，或者灭口。

活口、战俘，是阵地上特别抢手的。因为只要问出对方的排兵布阵，就能及时调整进攻战略，意义重大。

我刚刚到潜伏小组处送干粮时，就见排长宋田义正守住一具越军尸体叹息。

原来他们的潜伏点离敌人阵地只有50米，他和两名战士冒险越过深沟抓了一名舌头，不过因用力过猛将其勒死了。

一想到再也无法从对方嘴里问到有效情报，宋排长很是失望。

我一边小声安慰宋排长，一边搜索这名越军的口袋，没想到竟搜出一纸条，让翻译一看，上面写的是：正面无敌。

我们都吓了一跳，这简单的四个字要是传回到越方，那我们东侧佯攻、从深沟处主攻的计划就失败了，后果不堪设想。

一想到刚才从舌头身上搜到的情报，我更加觉得时间紧迫，让两个翻译帮我押着这个可能是个前线的特务俘虏，赶紧往回赶。

夜，朦朦胧胧，微弱的月光，照得四周斑斑点点，影影绰绰。夜风吹得树技沙沙作响，短暂的枪炮声停止后，静得让人感到恐怖。

这条路我很熟，白天背干粮刚刚走过，沿途都是我们部队从越军手里攻下不久的地段，按理说是安全的，但也不得不防漏网之鱼搞破坏。

白天路过时随处可见各种暗堡，敌人的断截枪支、军用手壸、毛毯、子弹壳、手榴弹拉环丢得到处都是。

公路旁有十多栋依山而建的房子，屋里的柜子、桌子、椅子等家具保留完好，看来我们部队将不损害老百姓的财产政策执行得很好。

没有遇到村民，但路过的每户人家都有看家狗，也许许久没东西吃了，趴在家门口的狗闭眼养神，无力吠叫。

经过一处暗堡时，燃烧后的树枝还冒着缕缕青烟，伴随着难闻的臭味随风飘散，苍蝇嗡嗡飞来飞去。我走过去一看，发现沙袋下有一具越军尸体。

搬开沙袋，我从尸体的内衣上搜出一封信，递给翻译一看，竟然是封战地情书——

“亲爱的玉珠：

告诉你一条好消息，我被降职了，由连长降为士兵。原因是战前我玩失踪，本想潜回家同你结婚，不料6个小时后被抓回，当即被撤职，并派往前线。

放心，我当战士比当连长带全连冲锋陷阵安全，战争一结束我就回去同你结婚。

永远爱你的范叶松，1979年2月12日。”

我正感慨这一战之后，多少个玉珠将要永失爱人了。翻译却嗤之以鼻，说：“又一个无辜的牺牲品，平民百姓可怜呀！”

说到两个翻译，我的心里突然更加不安起来，他们要是不听我指挥可怎么办？

和我一起押送阮海安的两个翻译，原本都是越南华侨，被越南驱赶回到中国，刚被我征入部队一个月不到。

中越战争的阴影开战前一年就笼罩在边境，我是1978年10月接到任务去边境调查民情，才到云南的河口县就遇到大批越南华侨难民。

我数了数，沿途运载华侨难民的共有61辆车，足有2000多人。等我到了中越大桥时，还有大量的华侨不断涌上大桥。荷枪实弹的越南兵，用枪托催促他们赶快走，行动慢一点的就被打得头破血流。

我站在桥上往下一看，河中还有载满华侨的破船正驶向中国。只见一个越南警察手持警棍，猛地朝其中一个妇女手上打去，她“啊”地一声惨叫掉入河里，随河水流向下游。

任何一个有血性的男人看到那种场景，都知道中越这一战是无论如何也免不了，更何况我还是个军人。

我从边境调查回到部队，很快中央军委就下令，准备对越自卫反击。因大批部队参战，越语翻译奇缺，各大专院校学生中招翻译，根本满足不了部队作战的需要。

上级要我们到接收难民的华侨农场，从华侨中招翻译。我经过严格筛选，挑选了40个华侨，懂越语，有爱国心，身体好。

因没有经过严格训练，战斗刚开始还出现翻译错误的情况。后来下发紧急通知，对翻译进行保护和培训教育，才走上正轨。

这些翻译的亲人都生活在越南，只要越南不驱赶，他们还是愿意生活在越南的。两个翻译如果现在倒戈，将俘虏抢走送回越南部队去邀功，那我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我忍不住悄悄试探了一下，问其中一个：“如果有情况，你会不会与俘虏联手，将枪口对准我，然后去越军那边领赏？”

他凑近我耳旁，低声说：“放心，我没这么蠢，你以为越军会相信？如果我跑过去，他们不会相信，以为我和俘虏都是被解放军教育后，放回来刺探情报的。”

然后又补充说，在越南被俘人员即使要用，也必须先坐牢，至少要经过一年的折磨考察才会启用。且不会安排重要工作。

听他这么说后，我也放心了。

那个俘虏确实一点不让我省心。我明显感觉他故意拖延时间，时常仰起头，四处张望，走一走停一步，不推他就不走，甚至随时可能坐下来“休息”。

到了深夜11点，我们才走了一半的路。

走着，走着，树林里发出沙沙沙的响声，接着有人说话。再听，讲的是越语，是敌人！

我赶紧按住俘虏原地不动，用毛巾塞住他的嘴，防止他大叫。

我同时不准两名翻译同战俘交流，要翻译必须说中文，保证我能听懂。

大家屏住呼吸，我要翻译继续认真听。很快，翻译告诉我，敌人在找4分队队长。我知道“4分队”正是越南特工部队。

我的心一下提起来，我手上的俘虏也许就是他们要找的队长。越军的脚步声越走越远，正在我犹豫如何是好时，突然，前面树林里响起了一阵混乱的枪声。

听见枪声，两个翻译说前面有敌人，今晚继续走必死无疑，必须等到天亮，以免遭到伏击。

他们怕死可以理解，但我必须走，一是首长安排的任务，二来俘虏如果真是特工队长，留在外面夜长梦多，早审讯早能获得珍贵的情报。

我无法知道前面发生了什么，现在先得想办法说服两个翻译配合我，不过此时我是1对2，甚至1对3。

“我们必须走，放心，只要我活着，就绝不会让你们受伤，敌人如果朝我们开枪，我一定为你们挡子弹，你们不了解中国军人，中国军人有硬骨头精神，不怕苦不怕死，一定会冲在前的。”我劝他俩。

两个翻译不吭声了。我知道，他们也想看看我的表现。

为了能尽快把俘虏押回去，我灵机一动，决定放弃白天走的山路，改走公路，也许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

上了公路，我走在前面，俘虏走中间，两个翻译走后面。

走公路当然很危险，我们刚入境，车队就触发了越军特工在公路上埋的地雷，一辆卡车被炸坏，运输兵也烧成重伤。

但来不及想太多，战场上很多时候是靠运气，我边走边做翻译的思想工作，我要他们踩着我的脚步走。

“我帮你们踩地雷，我万一踩着地雷负伤或牺牲，希望你们继续完成任务，将俘虏押回师部。”我很镇定的交代。

两个翻译看我如此，思想稳定了，脚步立马加快了，有时俘虏赖着不走，两人就架着他拖着往前走，也管不了地雷了。

凌晨，我们终于将俘虏押回了师指挥所。

这时才知道刚刚途中听到的那阵枪声，果真是越军来伏击我们，我机枪连有战士牺牲。

来不及问机枪连的伤亡情况，一到指挥所突击审讯就开始了。

可问了一个小时，俘虏一句话也不肯说。

过了好一阵，我见他浑身发抖，脸色苍白，双腿不住地颤抖。我摸他额头，没有发烧，顿时我明白了，半夜，天冷，他饿了。

我马上端来一杯热水让他喝。他端起杯子一口喝了下去，脸上开始有了血色。我又用开水泡了碗饭，上面盖了猪肉罐头给他吃。他端起饭，吃了个精光。

我让翻译开始问话，问他的任务是什么，以及郭参阵地越军的兵力部署。

也许是吃了饭有了精神，也许是觉得顽抗没有意义，也许是被我们的举动感动了，他开了口——他叫阮海安，果真就是一个特工小队长。

从阮海安口中得知，我们阵地前南面越军又增派了一个营，同时，老街独立营也正在往郭参方向增援。

而阮海安的任务就是摸清我军有多少部队部署在激战的前沿。

这些情报太珍贵了。笫二天上午10时，根据阮海安的交待，我32师部调整部署，炮群向郭参南面之敌猛烈开火，同时炮击正在赶来增援的老街独立营，使敌不敢再靠近。

这时，机枪连昨晚的战情通报也传到指挥所，我才知道所发生的一切。

按照之前回指挥所的路，我们有条必经的河流，因是旱季，河水只有膝盖口深。94团攻下这地段后，机枪连就安排在这河边的树林里宿营。

这天深夜，炊事班战士朱斌到河边提水做饭，因为部队要前往郭参参加战斗，天亮前要开饭。

朱斌刚打一桶水，抹黑提着往回走，上坡因路滑，随手去抓路边的树枝。

“叭！”突然，从树林里传出枪声，正打着朱斌臂部。朱斌一愣，发现一条黑影，他忍住巨痛，扑向黑影，抱住他滚下了河里。

原来，这是来接应俘虏的越军特工，他们藏在这里等着我经过时下手。

本来朱斌是路滑才去抓住树枝，并没有发现躲在树林里的越军，因距离太近，伸手时对方误以为来抓他的，便提前开了枪。

朱斌紧紧抱住越军压在水下，对方又朝他开了一枪，朱斌壮烈牺牲，至死都没有松手，仍然紧紧压住，敌人最终呛水而死。

哨兵最早发现树林里开枪的敌人，马上报告后，连长率兵赶来，朝树林猛烈开火，当场打死3个敌人。

另一越军仓皇逃跑，朝追击的机枪连战士连连开枪，2名战士不幸中弹牺牲。

排长吴华火了，拔出刺刀猛追，在接近敌人时悄悄迂回，猛地朝他刺去，结束了敌人的性命。

5个来接迎俘虏的越军特工全部打死，而我们也牺牲了3名机枪连的战友。

真正的男人就是这样，看着自己朝夕相处的兄弟在身边倒下，即使再胆小的人，也会红眼。

我们安全押送并审问了阮海安，而第二天，根据他提供的情报，我们消灭敌人286人，当天下午就顺利攻占了郭参。也告慰了3名战友。

郭参战略位置重要，只要越过郭参，到越南首都河内一马平川。

越军在郭参的南面派驻一个团，周边有3个营，不仅火力配备完善，还有国际顾问现场指挥，就为阻止中国军队攻占郭参后向纵深发展。

到3月5日，中国向全世界宣布，对越自卫反击战的作战目的已经达到，准备撤军。

部队每攻克一个阵地，我都要带领翻译上阵地搜缴敌人文件。阵地上的硝烟还未退散。我们一条条战壕，一个个暗堡搜查。

让人愤怒的是，阵地上，暗堡里，所堆垒的沙袋，均是用我国援助的大米垒成，大米袋上清晰地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援助”字样。阵地上丢弃的枪、子弹、手榴弹、军用水壶等也是我国之前援助的。

有一天，我意外遇到96团7连连长罗少平，我们是老乡，战场上相遇格外亲，两人热烈拥抱后，才知他率全连直奔楠卡大桥，准备执行炸毁大桥任务。

据情报反映，越军怕我们进攻河内，已调他们的机械化部队增援，且开始从柬埔寨调两个师增援楠卡大桥。

大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3月8日，96团7连带着工兵班，在侦察连、机枪连的掩护下，在桥墩中间及两侧安放炸药2吨。

凌晨，一排长点燃导火索，随着“轰隆！轰隆！轰隆！”几声巨响，火光冲天，照得十多里开外通亮通亮。

长120米的楠卡大桥轰然倒塌，顷刻之间不复存在。

炸毁楠卡大桥后，32师集中所有火炮，连续三天向郭参的安沛方向炮击。敌人以为炮击之后，中国部队就会继续前进，有可能会攻占河内。

而此时我们真正的目，是为安全撤退作准备。到3月12日，云南方向的部队已全部顺利撤回到中国边境一线。

敌人等了两天发现没有动静，派出尖刀部队向郭参侦察，结果发现大桥被炸，郭参阵地空无一人，才知道上当了。

回撤是比进攻更凶险的一场战斗，前面被打惨了的越军，都铆足了劲要做最后反击。

1979年3月16日下午，中国外交部在北京召开第三次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新闻发布会，大厅座无虚席。

外交部长黄华向中外媒体宣布：边陲作战的我军部队胜利完成作战任务，已于当天全部撤回国内，“中国在越南从此无一兵一卒”。

同日同时，在广西方向，越南高平至原平3号公路的一座孤山上，我们的友军第50军448团，掩护大部队回撤途中，已被越军围困在越北崇岭4天之久。

他们早已弹尽粮绝，尿已喝干，野草树叶无力咽下，仍在苦守待援。

如血浸般红蒙蒙的异国天幕下，数以百计的448团官兵在越北茫茫山野中向着祖国、向着家乡，拼命厮杀着，带着最后一丝渴望与不甘倒下或者被俘。

历史如此惨酷，历史又如此真实。

返回部队后，因为成功完成押送俘虏阮海安的任务，师长特为我请功，我为此还荣立了三等功。

当大家都在为胜利欢庆时，我每天都在关心战后的扫尾工作——交换战俘。我想念着被俘的战友，有时也会想到我们俘虏押送的特务阮海安。

事后我才知道，就在我们押送阮海安的同一天，我的一个战友方金元，意外被敌人俘虏了。

方金元所在连队刚打完一场胜仗，他自告奋勇说想去抓个越军俘虏，为连队争争光。

连长想了想同意了，交代他要见机行事，不要勉强，如遇情况马上撤回。

那天清晨，雾特别大，当摸到敌阵地前时，方金元误以为是河流，吩咐带着的两个战士在”岸边”等，他抓来俘虏就接应。

结果他一下去就发现并不是河流，却误入了敌阵地。方金元刚扑过去抓哨兵，结果反被4个越军抓住，他马上开枪。

两个战士听见枪声，知道出事了，马上返回连队，而方金元则成了俘虏。

说实话，每个军人上战场都有两怕：一是怕做俘虏，二是怕受伤致残。至于死，大多都置之度外了。

方金元当时已经是排长，如果不被俘，他战后肯定可立功受赏。谁能想到，一念之间，他的命运就这样被彻底被改变了。

一直等到1979年5月21日，中越双方开始在友谊关交换战俘。到6月13日，已经进行了四次战俘交换，我方移交越方被俘人员1664人。越方移交给我被俘官兵180人，他们大多都是第50军448团的。当时448团未能突出重围，这场没有对外公开的战役中，有218位官兵被俘，332名烈士湮没于时间的长河中。

就在我关注战俘是否交换完毕之时，在广西边防部队当兵的战友打来电话，说中越双方马上要进行最后一批战俘交换，让我有兴趣可以过去。

这正是我所希望的，我很想看一看我曾押送的俘虏阮海安。

按照中越两国商定，1979年6月22日是最后一次交换被俘人员，我方计划释放越南被俘人员人数为355名，越方释放我被俘官兵55名。

当天上午9时，我赶到了广西友谊关至越南同登公路零公里处。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将越南被俘人员带到此处等候。

我使劲地看，终于看清阮海安排在倒数第二的第354名。他一直低着头。

越方大批持枪的军、警人员先出现在现场。随后，联合国红十字会代表来了，美国、英国、法国、苏联、中国等国家记者也来了。

众记者跑上跑下，面对越方被俘人员“咔嚓！咔嚓！”不停地按动相机快门，从不同角度，摄影拍照。

突然，一个越方被俘人员对着采访的记者，用中文大声说道：“感谢中国政府对我的精心关照，我受伤后，在中国4个多月治好了我的伤，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随即他“扑通”一声，跪倒在中国红十字会工作人员面前。记者们蜂拥而至拍下了这一幕。

其他越方被俘人员也握住身边中国解放军的手，难舍难分。这一切，让越方大失颜面，很不高兴，本来马上要押过国界的中方被俘人员，突然被他们退了回去。

交换战俘成了另外一个战场，现在他们要“反击”了。

在沉默了20多分钟后，越方突然挂出四幅大型标语。其中一幅写着：“中国收买俘虏，鼓惑人心的阴谋不会得逞！”

见状，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团长刘鹏飞立即向越方提出抗议，希望他们收回攻击中国的反动标语，如不收回，交换俘虏工作无法进行，责任将在越南一方。

谁知越南代表团并不理会，团长甚至讥笑说：“你们在战场上不怎么样，在俘虏上下的功夫倒不错。”

刘鹏飞表示，战场不是今天讨论的问题。对待被俘人员，中国从来都是严格遵照执行日内瓦公约准则的，不信可以随便问任何一个被俘人员。

“好！”越方代表团团长目视越方被俘人员一圈，指着一个高个子问道：“现在问你，希望你如实回答我的提问。”

高个子俘虏点了点头。

越方代表团团长问他叫什么名字，在哪里被捕的。他回答叫农齐德，是在中国边境被捕的。

也许是对他的回答不满意，问话团长停顿了好几秒钟，试图纠正对方，便再次问他：“怎么会是在中国被俘的呢？”

农齐德再次肯定地回答：“是的，我越过中国边境，侦察中国炮兵阵地时被捕的。”

这位团长一时语塞。不过很快调整了思路，走到农齐德身边，要他脱掉衣服。

农齐德马上脱下了衣服，露出了上半身。越方团长见他左手臂有一道长长的伤痕，暗笑，启发他：“这伤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中国军人用刺刀刺的？”

农齐德如实回答：“是我逃跑时，掉入深沟被荆棘划伤的。”

这明显的的诱供，也没有让越军俘虏的思想转过弯来，越军团长气得直跺脚，他自言自语说：“不得不承认，在某些方面中国确实比我们做得好。”

他立即退后，召集其他成员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办。

刘鹏飞团长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愤怒质问越方：“你们今天是不是不想交换俘虏？你们当着联合国代表的面说明不交换的原因，那么，我们立即撤回。”

越方团长听了很不爽，却又不能不回答：“交换，谁说不交换。”

中方团长再次向越方提出抗议，如果污蔑中国的恶毒标语不撤回，就停止今天交换被俘人员工作。

在负责监督交换俘虏的联合国红十字会委员代表的调解下，中方让步同意开始，越方也将标语撤走了。

可就在这时，越方又出尔反尔，说暂停交换战俘，要求同我方代表会谈。

在广西友谊关至越南同登零公里处，双方代表围坐在临时搭建的一个五彩太阳伞下的谈判桌前。

越方代表一落坐，似乎胸有成竹，语气咄咄逼人：“据我们掌握的情况，中方释放我方被俘人员应该是356名，而不是你们通报的355名，请你们解释清楚！”

刘鹏飞团长打开文件夹，拿出一份备忘录在手上扬了扬说：“请越方注意，这份15号备忘录，你们也有，上面记载你们一名被俘人员不愿遣返越南，我们只好尊重他的意见，并不是有意扣留。”

越方代表紧追不放：“那好，你们把他带来现场，让全世界都能看见！”

刘团长回答斩钉截铁：“当然。我希望媒体记者全程现场报道！”

这名要求留在中国的被俘人员叫许开良，他被带到了现场。美、英、法、苏和中国记者蜂拥而至，抢占有利位置对许开良拍照。

越方代表马上问许开良：“你为什么要留在中国？是不是中国官员做了你的工作，为扩大政治影响你才留在中国的？”

许开良说：“中国政府没有劝我留下，还说家中有父母亲人等我回去。中国能吃饱饭，社会稳定，所以我要留在中国。”

有个苏联记者问：“就因为中国能吃个饱饭，你就留下，有点说不通呀？”

许开良向工作人员要了杯水喝后，回答苏联记者说：“你这样问我不得不多说几句。”

据许开良讲，他家辛辛苦苦喂养了三头大肥猪，当地政府干部来将猪赶走，说要支援在柬埔寨打仗的部队。许开良希望能留下一头，为患病卧床不起的父亲治病，干部根本不听，把猪赶走了。

“临走，一个干部还随手抓走我家一只老母鸡，说这是慰劳干部的，我好伤心呀。当然，今后如果越南政府改变了政策，环境好了，我还是要回去的……”许开良说。

我方代表听后，随即表态：“从人道主义出发，遵照国际红十字会的有关章程，尊重许开良的意愿，批准他留在中国。”

越方代表理屈词穷，想不出其他招，只好走开了。

战俘交接工作这才继续进行。

除许开良留下，被释放的355名越南俘虏排成一路单行，由中方红十字会代表团点名，叫上一个人的名字，便从中国走向越南。

我与阮海安相隔开有十米远，他一直低着头走，似乎怕看见昔日的战友。在快进入越南同登时，我大喊了一声“阮海安！”

阮海安听见了，脚步停住了一会。也许此时心情复杂，他没回答，也没抬头张望，迈着沉重的脚步进入了越南。

当最后一名俘虏迈进越南后，突然越方一名军官大声吼了起来：“都给我听着！立正，向右转，向右看齐！我命令，将中国发给你们穿的衣服裤子全部脱下，只留下短裤，开始，脱！”

刚跨入越南的俘虏，只好脱衣服。一个俘虏有些不舍，因为蓝色布料的衣服质量不错，脱衣服时慢了点。

一个越南公安走过来随手就打他两耳光，呵斥道：“快点，快点！”

待俘虏全部脱下衣服后，突然，一群越南公安人员冲了过来，抓起俘虏们脱下的衣服鞋子，猛地朝中外记者、国际红十字会代表们的身上脸上丢去砸去。

被鞋砸在身上的国际红十字会代表们，抓住一只臭鞋气愤地说：“我监督过20多个国家交换战俘，这是第一次领教，你们太无视国际法！”

该越方交还我方被俘人员了，人数应该是55名，越方突然宣布，有一名俘虏要求留在越南，拒绝回中国，所以推迟时间。

大家都知道越南在搞同等交换，是临时制造的。但中国代表只能接受他们表演，要求同这位被俘人员见面，询问他的真实想法。

被俘人员从越南零公里处一间石棉瓦房走了出来，身穿中国军人服装，没佩戴领章，个子1.72米，长方脸，皮肤较黑，他始终低着头，不敢正视中国方向，更不敢看中方人员。

我方代表提出要向被俘人员提问，被越方拒绝。见状，我方代表说：“不准我提问，他留下来可能是被强迫的，甚至是冒充的！”

越方早有准备，其代表说：“他病了，无力说话出于人道主义，我代表他发言。”

事已至此，中方只好同意越方代表发言，如果僵持下去，连越方耍把戏的内容都不会知道。

这位被俘者坐在一张椅子上，低着头。越方翻译拿出稿子，站在他旁边，面对中外记者，清了清嗓子，大声读了起来：

“我叫刘玉，中国军人，1979年2月17日，侵入越南时被捕，我自愿留在越南生活一辈子……”

我方当即向越方提出抗议，因为中方并没有“刘玉”这个人。

“刘玉”走开后，我方55名被俘人员陆续走向友谊关大桥，刚过国境线，他们就将身上所穿的越方衣服全部扔在地上，有些还将衣服撕烂扔回越方。

而大多是紧咬嘴唇，一句话没说默默回到自己的国家。他们知道，高山上的花环再也戴不到他们的头上了。

中西方文化的不同，导致对战俘的态度也截然不同。

按照我军的惯例，对待战俘历来宽容，对待自己俘虏的官兵，却要严格的多，经审查没有投敌行为的，一律退伍还乡。

我的战友方金元，退伍回到家乡后虽然安排了工作，但至今战友聚会他从不参加，怕战友触痛他当俘虏的伤疤。41年过去，他从未走出过那座战俘营。

战争就是这样残酷，带来的不仅是升官和荣耀，也可能是死亡和耻辱。

我常常也会想起阮海安，他回国之后会怎样？

2018年4月10日，我实现了多年的梦想。中越两国早已友好建交，我退休后很想到昔日的战场看一看，看那里的人们对那场战争的态度，看如今他们生活有什么变化。

进入越南境内，到处是新建的房屋、别墅、商店，城市街道商店里珠宝、手机、服装、水果琳琅满目，越南老百姓对中国人十分友好。

我游览完河内，准备坐长途客车前往荣市省，一上车就遇到了故事开头说的那个阮海安。

他60多岁，八字胡，戴斗笠。我坐右排，他坐左排，两人仅隔一条过道。

猛然间，我想起来了，他就是阮海安，我曾经押送过的俘虏！敌我再次相逢，会发生什么？

我下意识地掏出手机，找出我驻越南大使馆的求助电话。

不过，仅几秒钟，我就又关上机没有打。我心想，我有护照，是合法旅游者，你会拿我怎么办，大不了我当你一回俘虏。

我思忖着。思来想去，应该主动出击。再说相逢一笑泯恩仇，应该是全球通用的。

汽车在狭窄的公路上颠簸，速度慢，300多公里，可能天黑才会到荣市。

一路上，阮海安不时望我一眼，也在思考什么。我始终面带微笑，不时望他一眼，对他攻心。

黄昏，汽车终于到达了荣市省汽车总站。车站在郊区，我要去市内住宿，我拿定了主意。

“阮海安同志！”一下车，我叫了他一声。

他一怔，没有回应，也没有怒视我，而是平静地望着我。顿时我有了底，他并不反感我。

我拿出卡片给他看，表示要去市区住宿，请他介绍。曾是特工的阮海安会点中文，他叫了辆的士，两人坐上车，直奔市内。

20多分钟后到了市内老汽车站，阮海安要掏钱付车费，我按住他的手，主动付了钱。下车后，他把我带进左边小巷一家旅馆，我请他吃晚饭，他拒绝了，笑了笑走了。

一连四天没见阮海安在这家旅馆出现，一切平安无事，说明他并无害我之心，我倒想见他了，交交心聊一聊。

第5天傍晚，阮海安来了。

他约我去一家咖啡馆喝咖啡。

那晚，他故意选了家灯光昏暗偏僻的咖啡馆。走进咖啡馆，一首《剑湖夜》的曲子，把人们带回梦幻般的世界。

两人端起咖啡，细品，互相对视，有话要说，可又不知从何说起。

还是我先开了口，先拣他爱听的话说，问他：“你为什么不恨我，现在你可以让我当一回你的俘虏呀？”

阮海安微微一笑，没有回答，却主动谈了他当时是怎么被俘的。

被俘那晚他是带领6个特工，摸到郭参阵地，准备捣毁我94团指挥所的。

阮海安让3人留在山下，他带2人摸上阵地，先去抓一个哨兵。

阮海安说，过去越军指挥员和苏联顾问老向他们灌输，说中国军队没什么了不起，都是和平兵，不经打，让他们不要怕。可阮安海所见的却并是这样的。

刚接近哨兵，哨兵听见响声喊口令，两个特工无法回答，一个特工便将插在腰上的两枚手榴弹拉开弦，扑向哨兵，准备与哨兵同归于尽，另一人准备袭击团首长。

哨兵急中生智，抱住敌特工，拼尽全力，猛地将他推向下坡的另一个特工，然后卧倒在地。瞬间，“轰隆！轰隆！”两声巨响，两个敌特工被炸身亡。

听见爆炸声，部队火速包围过来，将正准备逃跑的阮海安抓获。

阮海安讲的是事实。他要偷袭的94团3营9连，哨兵是3班长杨世昌。94团刚参加过援老抗美回国不久，可不是不经打的和平兵。

讲到这里，阮海安喝了口咖啡，欲言又止。最后才说：“中越两国是兄弟，你们是大哥，我们是小弟，大哥又为何欺负小弟呀。”

既然打开了话闸，我不得不说了：“照常，大哥应该保护小弟，可是小弟如果不讲理，总是对大哥拳打脚踢，你说要不要还手？”

他似懂非懂，没有吭气。转移了话题，说他被释放回家后，当了农民，靠种稻谷水果为生，后来和农村姑娘结了婚，生有一男一女。

近年老了，因有伤病，不能干重活，生活艰苦，他偶遇我就是去河内看病。

鉴于他生活困难，我拿出1000元人民币给他。阮海安愣住了，不肯接，我放在他手里，用力按了按。他收下了，眼眶有点红。

我心中的疑问还没解答，又继续问阮海安，为何会不恨我。

他笑了一下，说：“你我当时都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你我都没错，怎么会恨你呢？人，任何时候都不要生活在仇恨当中，否则痛苦的是自己……”

阮海安的话，我完全赞同。

潘法官与阮海安交谈时，悄悄拍了一张他的近照

阮海安的故事让我一下子想起一位快80岁的老人，她是一名越战老兵妻子。她丈夫就是被困448团的一名指挥官，后来也成了战俘。

这场战争，让她从一个人人敬仰的英雄的妻子，一下变成被人唾弃的战俘家属，一生受尽屈辱。今年丈夫去世后，她和我聊了很久很久。故事写完后，她却没有勇气刊发了，说不想再被人谩骂和议论了。她想不通，自己的丈夫在战场上已经战斗到人类的极限，为何被俘后就只剩耻辱？

我们的每一场败仗，所有的屈辱、苦难和不死的过错，都让被俘官兵承担了。但他们都只是服从命令的军人。关于战俘问题，每个国家都不相同，有的国家就认为战俘不仅要遭受战场上的残酷，还要经受战俘营的折磨，他们也是真正的英雄。只有我们能重新看待战俘问题，老奶奶的困惑才能得到解答，她才可能坦然许可我们刊发她和战俘丈夫的故事。

1979年，在越南战场的潘怀英

（本文部分人物系化名）

编辑：霞姐

插图：大五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