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次回北京录制节目，主持人问我，当年梁将军有没有看过电影《奇袭》？

这可是他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指挥的杰作，至今国防大学都在讲这个案例。

那时候文艺作品不多，又跟他有关，父亲肯定看过，只是我从来没有听他说过。

父亲是从战士一路晋升为将军的，知道什么叫一将功成万骨枯。

战场对他们的心灵震撼是很大的，回忆过去是一件比较痛苦，令人伤感的事。

他绝不会主动说：这个仗是我打的，那场战争是我指挥的，我在这段历史中作用如何如何。

这不是谦虚，这是对牺牲战友的尊重。

现在人们提到“梁兴初”，就会提到“38军”，就会说——哦，“万岁军”。

其实，我父亲生前很少在我们面前提万岁军，更没提过《谁是最可爱的人》就是描写他的38军的。

直到父亲去世后，我母亲觉得父亲这一生太了不起，太不容易了，她用了二十多年，一个个向他的老战友走访，这才使我们拼凑出一个稍微完整的父亲形象。

从小铁匠到开国中将，父亲的经历比电影还传奇。

父亲小时候家里太穷了，上不了学，只能去铁匠铺当学徒。

十二三岁的孩子，每天抡几斤重的铁锤，把一块块硬铁疙瘩砸成一件件称手的铁器。

真正见识了什么叫千锤百炼。

到1929年初，毛泽东率领的井冈山红军来到吉安县发动穷人革命，父亲受到鼓舞，第二年就加入了红军。

三年后，他从打铁的，变成了铁打的。

当时父亲已经是一名红军连长了。一次反“围剿”战斗中，父亲负了伤， 一颗子弹从左腮直接穿透了头部，血流满面。

就这样，父亲他还坚持指挥完战斗，直至昏倒在阵地。在后方医院，父亲昏迷了三天三夜，棺材已经放在屋子外边，再不醒就直接装棺了。

父亲生命力太顽强了，最后时刻，竟然奇迹般醒了。

那时候医疗药品极缺，只有黄纱布条，头部伤口感染流脓，只能用探针顺着弹道孔塞纱布换药。

又正好是夏天，伤口发炎流脓，只能用镊子夹着盐水沁透的纱布条，在伤口里反复拽动，一只只蛆就顺着脓水流了出来。

多年后，父亲回忆起每次换纱布，都是钻心刺骨，疼得泪流满面，想死的心都有。

6个多月的治疗堪比刮骨疗毒，你说一般的人能受得了这罪？可能早就光荣了。

但我父亲挺过来了，从这以后，战友提起我父亲，都说那个“铁打的”。

抗战时期的梁兴初

到了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父亲成为八路军中的一名营长，参加了平型关战役。

杀鬼子，哪里能少得了梁兴初啊。团长大喊一声，全体冲锋！

父亲挥舞着刺刀冲了上去。短兵相接，用刺刀最过瘾。当年抡大锤的打铁汉子，端起刺刀来，同样是一把好手。

战斗从早上一直持续到中午，阵地上到处是小鬼子们的尸体，通信员发现我父亲居然也躺在地上，双眼紧闭，浑身是血，一动不动，以为他牺牲了，不禁大哭起来。

突然，父亲睁开眼睛，猛地坐了起来，大声骂道：“哭什么哭，老子一块皮都没有破。”

原来一场拼杀下来，父亲实在太紧张、太兴奋、太累了，杀到最后，浑身像散了架似的，瘫倒在地。

坐在血腥味刺鼻的阵地上，父亲一边擦拭刺刀，一边笑着说，这小鬼子，到底也是肉长的，你瞧，我这刺刀还是好好的。

父亲一生中共有9发子弹穿过他的身体，去世前身体里还有4块弹片没取出。

他的功勋真的是拿命换来的。

父亲这人性格鲜明，外号不少，长征途中还被首长戏称他叫“梁猴子”。

因为父亲当时是侦察连长，主要职责就是侦察探路，就像是变化多端的“孙悟空”。

红军长征进入云南时，父亲经过精心策划，没费一枪一弹，巧取马龙县城，俘虏龙云一个团，直接威胁到昆明。

当时我父亲乔装成国民党团长，带着部队大摇大摆向马龙县开来，因为实在太像了，县长喊口号、放鞭炮，开门迎接远道而来的“中央军”，好酒好肉招待。

以至于毛主席后来说，要是百姓都像云南县长这样，革命要早几年结束。

为了寻找长征的落脚点，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多次制定开辟新根据地的计划，但都因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而未果。

经过艰难的跋涉，只能决定往苏联方向靠近，但根据地具体落脚哪里一直没有定论。

红军走到了甘肃的哈达铺，父亲接到了一项特殊任务，毛主席要他去哈达铺探探路，筹集一些物资，重要的是搞些“精神食粮”。

当时红军被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围困，战斗减员太大，加上信息闭塞，对国内政治局势变化几乎是一无所知，迫切需要了解外面的事。

接下来仗怎么打？剩下的红军得往哪里去？都是问题。

父亲回到连队商议后，决定乔装进城。

于是，父亲带上侦察连战友，都换上国民党中央军的服装，大模大样地开进了哈达铺，保安队员刚上前拦住，问是什么人，侦察连队员一个大耳刮子扇出去。

对方一看父亲的军衔和气势，赶紧通报团长，镇长一听，亲自出门迎接。

父亲一边吓唬镇长让其去筹集粮食，一边派侦察连去找“精神粮食”，可是镇上都翻了个遍，也没找到几张旧报纸。

正在郁闷之时，一个国民党少校副官把自己从省城带来的一捆报纸送上来，有《大公报》《山西日报》等等。

虽然报纸是一个多月前的，但上面却写着陕甘红军打破蒋氏第二次围剿，解放了安定、延安、靖边等县城，使得陕甘根据地连成一片。

他知道，这才是毛主席真正想要的“精神食粮”。

毛主席看到报纸后很高兴，说侦察连收获巨大，让父亲以后每到一处，首要任务就是找精神食粮。

怎么个巨大法呢？

毛主席在收到报纸的第二天，就在哈达铺召开重要干部会议。

毛主席在会议上说：“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根据报纸上提供的消息，那里有刘志丹和徐海东的红色根据地，我们要打起精神，北上抗日，向陕北进发！”

红一方面军就此改称陕甘支队，向陕北根据地挺进。

可以说，父亲的这次侦察行动，有意无意地改变了中国近代史的进程。

干革命，有勇有谋还不行，得有信仰。

父亲两次蒙冤入狱，两次差点枪毙，他都挺过来了。

1939年冬，父亲所在的湖西抗日根据地发生了骇人听闻的“肃托”事件。

所谓的托派，是指苏联共产党中托洛茨基派的简称。“肃托”先后被扣押审查者达五六百人，300余人惨遭杀害。

一心在前线率队与敌寇苦战的父亲，做梦也不会想到，“肃托”的魔掌正从背后向他伸来。

父亲被抓后，要他承认自己是“托匪”，交代如何勾结徐州日寇，如何给日寇发电报联系，如何叫鬼子围歼四大队。

这种完全莫须有的事，父亲一律缄口鄙笑，他语重心长地规劝审讯者，国难当头应当团结起来打击敌人，不要在自己人内部自相残杀啊！

上老虎凳、压杠子、灌辣椒水、吊起来皮鞭子抽……最使父亲难以忍受的是用手摇电话机过电。

每次摇柄飞转，强烈的电流就针扎般刺遍全身，就仿佛遭了雷劈火燎一般，脑壳剧痛欲炸，心如箭穿欲碎，冷汗如雨，奇痛难耐。

这位在战场上叱咤风云、令日伪顽敌闻之丧胆的抗战名将，却在自己根据地的私牢里，被酷刑折磨得死去活来。

所有的酷刑都用遍了，对方没有得到一句他所要的“口供”。

得知父亲被抓，当时驻徐州的日军司令部，高兴地频频举行酒宴庆贺，这是他们用上万兵力“扫荡”，也无法做到的。

父亲关在阴暗潮冷的民房里，一连好几天没有饭吃，不给水喝，又饥又渴，虚弱到了极点。

看管他的哨兵，趁着夜幕，塞过来几颗青枣，流着泪悄声送信，再不招供，对方就要下毒手了。

父亲向哨兵艰难地点点头，摆了摆手让他赶快回哨位，免得受牵连。

梁兴初（右一）与战友们的合影

就在父亲已做好赴死准备的时候，115师政委罗荣桓赶来了，他带着部队穿越日寇几道封锁线，行程数百里，星夜奔往湖西，刀下留人。

生死关头猛地见到了老首长，父亲如同受屈的孩子见到亲娘一样，扑上前去，双腿一软跪了下来：“罗政委啊，您再晚来一步，我就见不到您了！”

父亲17岁参加红军，身经百战，生死早就置之度外。只是身为军人不能战死疆场，而是死在冤假错案，父亲是不甘心的。

所以，见到解救自己的老首长时，才会如此激动。

我父亲这人，心思单纯，想法也简单：有哪个山头守不住，就派他去守，有哪个阵地攻不下来，就交给他来攻。

他就是一个军人，执行命令那就是坚决彻底，忠心爱党，绝不会有二心。

父亲以擅长打大仗、恶仗著称，都称他为“猛将”“虎将”，其实他骨子里也有柔情的一面。

他和我妈妈的认识，就很有人情味。

那是1948年的10月25日，那个时候我父亲担任东北野战军第10纵队司令员，辽沈战役开始后，东野占领了锦州，封闭了从东北到关内的大门，准备“关门打狗”。

黑山阻击战开始前，父亲心里也紧张得睡不着，毕竟对手是比自己多5倍兵力的国军精锐——廖耀湘的西进兵团。

一天晚上，父亲到前线去巡视，想去看看工事修的好不好，布防合理不合理。

黑灯瞎火的，父亲发现有个兵，因为没有棉大衣，正躲在大卡车下避风，人冻得瑟瑟发抖。

10月25日的东北，早就寒风凛冽。父亲手电筒一照，发现还是个女兵。

他就问旁边的，这是怎么回事呀，哪个部队的？怎么搞得，马上就要打仗了，这不得冻坏了。

我母亲当时是东北野战军第九分部的护理护士，隶属赶来支援101高地的手术队，等在阵地上准备出发。

父亲赶紧让警卫员去找了件大衣，给我母亲穿上，当初我母亲心里想的是，哎呦，这个管理员挺有权力的，说叫拿个大衣来，就给拿了个大衣。

到了战斗打响，我母亲为了让伤员不被冻死，就把砖头放在柴火烧热，用布包起来就给战士贴在胸口上，代替我们现在的热水袋吧。

因为这个，我母亲救了很多伤员，立功了。等待开立功评审会，我父亲就去参加，两个人一见面，我母亲都不敢相信，给她军大衣的是司令员。

黑山阻击战胜利结束后，父亲闲暇下来，没想到眼睛又长了“麦粒肿”（睑腺炎），经常去卫生队，都是我母亲给他护理。

一来二去，身边的人看出了两人的心思，一撮合俩人就结婚了。

梁兴初将军与妻子任桂兰

父母结婚后，部队很快到了湖南，追剿白崇禧的部队。

当时天气比较热，北方来的同志还穿着狗皮大衣，父亲是军长，有吉普车，我妈是普遍护士，也坐不上，只能跟着卫生队一起步行，很辛苦。

自己的老婆，能不心疼吗？

没办法，父亲就故意把吉普车放出去，说你先走，我去卫生队看看。

父亲不放心的一个原因，是那时候我母亲已经怀孕。母亲见到父亲也很高兴，好巧不巧，就看到一个老农在那卖芭蕉。

我母亲就特别想吃，当时母亲也才17岁多一点，还是个孩子，加上怀孕，就很想吃这个芭蕉，可怜巴巴地看着我父亲，想哭也哭不出来。

我父亲也很犯愁，咱娶来媳妇谁不疼呢？

我爸就说，这样吧，你特别想吃，我就违反一次纪律。

我母亲一听，问，那你怎么违反？你有钱吗？

当时我父亲身上还真有两块大洋。这两块大洋是部队的军费，因为担心放在一起丢了，每天部队出发前，战士一人发两块，到晚上再收回去。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部队就是靠这样保管军费的，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筐里。

我父亲是军长，也得保管两块大洋。

于是，父亲就拿出两块大洋，花了3分钱，给我母亲买了5根芭蕉，很小的5根。

我父亲一口都没舍得吃，母亲三下五除二就吃完了，就是囫囵吞枣，什么味都没尝到就吃完了。

用了公家的3分钱怎么办，父亲让警卫员去找管理处处长来，将实际情况跟处长说完后，把剩下的一块九毛七分钱提前交还给处长。

剩下3分钱怎么办呢？当时是供给制，也没工资说下个月还上。父亲就和管理处长说，你记好了，下个月不是要发牙粉吗？我的牙粉你就不要给我了，把这盒牙粉顶了这3分钱。

结果，我父亲下个月就真没牙粉，靠盐水刷了一个月的牙。

讲这些小事，是想说军长也是人。有没有感情？有；自己的老婆需要不需要照顾？需要。

但你个人的家事，不能牺牲党组织的利益。得自己承担，这才是真好汉。

那个时代的老一辈共产党人，他们廉洁奉公，遵纪守法的责任心，告诉了我们什么是责任，什么是纪律。

父亲从东北一路征战到广西，也成了四野的主力，王牌中的王牌。

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后，父亲是首批入朝的四个军长之一。毛主席对父亲是寄予厚望的，提醒司令部，要注意使用好38军。

然而，没想到父亲这个著名的“打铁军长”却出师不利。

志愿军秘密渡过鸭绿江后，10月25日，第一次战役打响。

38军奔袭熙川，担负歼灭韩军第8师的任务。父亲的计划是由113师主攻，112师迂回熙川以东，包抄敌人，断其后路，114师为预备队。

就在38军紧急行军的时候，碰到了朝鲜人民军的一位同志，从他口中得知了一则惊人的消息：熙川驻有一个美军黑人团，而且规模足有上千人。

消息汇报到我父亲那里，父亲也很惊讶。黑人团？还是朝鲜人民军的情报？难道是我们的情报不准？

原先的作战计划针对的是“软杮子”——韩军，现在一下多出上千美军，意味着作战计划必须调整——因为美军的装备与火力远非韩军能比。

考虑到当时38军只有一个师过了鸭绿江，剩下的两个师，其中一个在鸭绿江的北侧还未过江，另一个师正在开进途中。

父亲决定再等一等，等两个师汇合后再去进攻熙川黑人团，要确保打有准备之仗。

于是，父亲决定修改作战方案，并同时电报了总部。

为了等这个师，他们就地待了一晚，第二天才开始发起攻击，而且在前进途中，又和沿途零散敌人恋战，打打停停，结果耽误了时间。

父亲不仅未能及时完成穿插迂回的任务，而且让韩军第8师给跑了。原来这里根本没有所谓的美军“黑人团”。

战后的志愿军司令部总结大会笼罩着浓烈的火药味。

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刚点到38军，彭德怀老总就不客气地打断了：“38军梁兴初到了没有？”　

父亲站了起来。

彭老总凶父亲：“我问你，你38军为什么慢慢腾腾，我让你往熙川插，你为什么不插下去？你是怎么搞的？”

“人家都说你是一员虎将，我彭德怀没领教过，什么虎将，我看是鼠将！”　　

“39军在云山打美国人打得好，40军在温井打韩军也打得好，42军在东线也打得漂亮。只有你38军，我让你往熙川插，你为什么不插进去？啊，为什么不插？一个黑人团就把你们吓尿了？38军是主力？主力个鸟！”

父亲一听，骂自己就算了，怎么还骂了38军，忍不住回了一句：“彭总，不要骂人嘛！”

谁知，彭德怀更怒了：“你梁兴初没有打好，老子就是骂你！你延误战机，按律当斩！骂你算客气的，我彭德怀别的本事没有，斩马谡的本事还是有的！”

其实开会前，父亲心态还算好，虽然没有完成穿插任务，但他的334团坚守飞虎山阵地整整五天五夜，起到了表率作用，而且志愿军一共歼敌15000余人，有4600余人是38军歼灭的，不比其他军逊色。

彭老总这一顿骂，整个会场，空气凝固，寂静瘆人，气氛紧张得要爆炸。

父亲虽然内心里感到有一些委屈，但是执行志愿军的决议，这是不能做任何动摇的。

散会了，人们陆续都走了，父亲仍端坐不动，盯着墙上的作战地图发愣，准备迎接第二次战役的到来。

父亲当时说了一句话：“我梁兴初是打铁出身。38军也不是纸糊的！下一仗不打出38军威风来，我就不是梁兴初！”

到第二次战役打响时，38军奉命攻打朝鲜北部战略要地德川。

当时42军原本要派一个师支援38军，被父亲一口回绝，他说：“打德川我们包了，42军该干什么干什么，要打德川我38军足够了。”

开战前计划作战方案的那一夜，父亲抽剩的烟头装了一大碗。

第二天早晨，我父亲把作战方案拿出来跟政委刘西元商量，刘西元看到我父亲眼睛通红，再看到他桌子上满满的一大铜碗的烟头，就说：“不用看了，这个方案一定是你的精心策划。”

结果，规定3天打下德川，38军用了5个小时就全歼伪七师师部及所属第五、第八联队，并生俘美军顾问团上校团长。

打下德川后，38军还创造了一个奇迹。

当时彭德怀命令38军当夜出发进到嘎日岭、兴德里一带，以消灭东援、南逃之敌；之后进逼价川，攻击军隅里、价川之敌。

父亲发现德川以西的嘎日岭山高林密、地势险要，是向军隅里进军的必由之路，如不占领，敌人就会在这里卡住前进的路。即使我军能插到三所里，也会因缺少主力配合而难以坚持。

因此父亲果断指挥114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全歼敌人，占领了嘎日岭主峰。

随后，113师承担了一个对战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大任务，奔袭三所里，切断美第9军南撤通路。

这是一场关乎决战是否取得胜利的奔袭，38军113师的战士用两条腿与全机械化的美军进行竞赛，在不断与敌遭遇的情况下，沿着山间小路急速前进。

14个小时后，113师创造了奇迹：奔袭145里成功攻占三所里。

14小时急行军145里是什么概念？

1990年海湾战争的英美部队进攻败逃的伊拉克军队，一天一夜的进攻速度也不过100至110里，而当时志愿军行军路线还是险峻的山路环境。

这简直是世界步兵史的一个奇迹。

三所里被攻占后，敌人企图夺回三所里，113师打退敌人多次进攻，又炸掉了公路大桥，使敌人经三所里南逃、北援的企图化为泡影。

在三所里大战方酣之际，父亲派副军长江拥辉带领114师主动出击，迅速攻占了风章洞等地，并分割包围了美第25师、第2师及伪军第1师各一部。

同时指挥112师插向双龙里，围追堵截美第2师和美第八集团军炮兵部队。

112师335团为追击南逃的敌军赶到了松骨峰一带，一营三连奉命抢占松骨峰北侧的无名高地，截击敌人。

三连官兵以百人之力，在无险可守的情况下，阻敌数个师长达十几个小时，为主力部队围歼敌人、夺取第二次战役的胜利争取了宝贵时间。

这场著名的松骨峰阻击战，后来被魏巍写进了战地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

最可爱的人，也成了志愿军的代名词。

梁兴初与志愿军军官的合影

整个二次战役中，父亲指挥的38军痛打伪七师，奇袭武陵桥，穿插三所里，血战松骨峰，突破“三八线”……后来不少成功战例，被编入我军军事教案。

38军独自毙伤俘敌11000余人，缴获各种火炮239门、汽车1500余辆，歼敌总数占全军歼敌总数的33%。

看到38军在第二次战役中的战绩，彭老总很高兴，特发电报通令嘉奖，写完嘉奖令，不过瘾又把电报稿拿回来，提笔在电报稿后写上“三十八军万岁”几个字。

后来《人民日报》战地记者根据这一嘉奖令，写下战地通讯《被人们欢呼“万岁”的部队》。

从此，38军赢得了家喻户晓的万岁军美名。

连后来毛主席接见志愿军高级将领时，都称父亲为“万岁军军长”。

但这事，父亲从来没有和我们说过，提都没提。

父亲指挥军队，绝不只是坐镇后方，在地图上摆弄棋子。

了解我父亲的领导和下属都知道，父亲哪怕升为军长，他都能记住每个连长的名字。

在红军长征过草地时，父亲的通讯员小李掉进沼泽里，大家没经验，越拉陷得越深，小李看着着急的父亲，说“营长你快走吧，前面还有任务，求求你了，营……长……”

小李的头就这样沉到泥里去了，父亲哭了，哭得很痛心，战友把他拉走后，他还在边走边哭。

一个战场指挥官，不爱兵怎么行，他们可是把命都交给你了。战士们所面对的危险、所付出的牺牲，我父亲比谁都清楚。

每一位战士的牺牲也更加刺痛父亲的心。

在抗美援朝的第四次战役时，父亲的主要任务是拖住西线的敌人，给东线志愿军提供有力的支持。

父亲的队伍最擅长打运动战，穿插、包围是他们的拿手好戏，38军始终是进攻的铁拳。

打这种守备战对38军是非常不利的。尽管如此，38军还是坚守汉江达22天之久。

这也是父亲最难的一战。

抗美援朝时期的梁兴初（左一）

战斗一开始就很残酷，很快，连军指挥所都在对方炮火的威胁之下。

一发炮弹直接落到军首长住的院子，弹着点离父亲很近，要不是他刚好起身接电话，就牺牲了。

大家都非常担心，建议后撤。此时335团的团长范天恩也打进电话，建议“军指挥所”尽快后撤。

范天恩也是一员猛将，绰号“范大胆”，在二次战役的时候，以一个连的兵力在松骨峰挡住几个师的敌人。

他跟我父亲共事多年，关系很亲密，说后撤也是为38军着想，毕竟损失太大了。

电话是副军长接的，我父亲正好能听到，两人说着说着就呛起来了，副军长说：“我服从你还是你服从我？”

范团长只好说：“我当团长的，当然要服从军长，可是我向你建议是对全党、全军负责。”

范天恩也挺有个性的，好心提建议反遭了顿骂，不甘受这个委屈，又说：

“我从国内回来后，下面的人都问，是不是梁军长不在军里？要是梁军长在，绝不会让善于进攻的部队死守在这里挨打！”

父亲一听恼火了，接过电话就说：“胡说八道！我梁兴初就在你身后，为了掩护东线反击部队集结，仗就是要这样打。死守在这里，一步不准退！你们要退，就从我身上踏过去！”

听到是父亲的声音，范团长也冷静下来，郑重表示，有他范天恩在，335团一个山头也不会丢。没有军长的命令，一步不退。

就这样，335团在“580高地”上坚守了8天8夜。

600平方米的阵地上，每天至少落下两万发炮弹，团指挥所的人员，耳朵都被震出了血。

电话线炸断了、接上，刚通了又断。后来在收回的一段50米的电话线上，竟发现有30多个接头。

阵地白天丢了，夜间再夺回来。

这片高地跟后来的上甘岭类似，完全焦土化了。

阵地上一片漆黑，弹片削断了所有的树木，地上已经看不出弹坑，只有松软的土末，一脚下去，就像踩进面缸里，得费力才能拔出来。

我父亲连自己的勤务连都派上去支援了。到了最后关头，父亲只能派出他身边的最后一个营，第38军114师341团3营。

很快营长刘保平和指导员刘德胜都来了。

父亲说，现在需要你们去“580高地”，坚守二十四小时，一天一夜。

一天一夜，说出来就是一句话，但在这种残酷的炮火环境下，不是说你想守一天一夜就能守得下来。

怎么守？靠什么？那是靠血，那是靠命，那是要死人的。

作为营长和指导员，他们俩心里也明白，这是让他们干吗？

这是去送死！

让你上去，守不住你也是死，守得住你也是死，就是个死。

所以战争是很残酷的，一个营的人去顶住进攻24个小时，平均每个小时要死多少人？

我父亲也知道这个任务意味着什么，接下来就说，我知道你们两个在国内作战非常勇敢，是我们军里面的战斗英雄，你们对我还有什么要求？

我相信，父亲说这句话的时候，心里是很有感触的。

这些战士都是跟他从国内一路打上来的。从抗战到解放战争，再到抗美援朝战场，跟父亲是上下级，是战友，更是生死兄弟，父亲心里很了解他们。

但这种情况下，没办法，就是要顶住。

营长跟指导员相互看了一眼，就跟我父亲说了一句：“军长，我们上去了，阵地我们保证守得住。万一我们光荣了，能不能把我们的遗体送回国内安葬。”

这是一个士兵最普通的要求。

中国人讲究的是落叶归根，不愿意客死他乡。这是中国人几千年的传统，不管他们参加革命多久。

但就是这样的一个要求，我爸爸也不能给一个明确的答复。

为什么？

当年志愿军的规定是，只有团以上干部牺牲，遗体才可以拉回国内安葬，其余只能就地安葬。

不是不想，是没有条件，没有办法把烈士遗体一个个收殓好，好好地运回来。打完仗部队就要紧急转移。

都说青山处处埋忠骨，就是因为这个关系。

父亲听到这样的话，心里能不感触吗？他还是个军长，不能随便乱说，也不能让奔赴战场的战士心寒。

父亲想了想，最后说：“你们放心，人民永远不会埋没英雄。”

两人带着我爸爸的这句话上了前线，最后刘保平牺牲，刘德胜重伤。

谁是最可爱的人？他们就是。

梁兴初与家人合照

抗美援朝虽然已经过去70年，但他们为了保护新中国，为了后代能平安幸福，不畏牺牲奔赴战场的高尚精神，是需要我们传承下去的。

我的父亲，他参加过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当过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志愿军。

四战五军，这就是父亲梁兴初的一生。

编写：西周、霞姐

（照片为口述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