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人参文化源远流长，从两汉时期开始，人参就被记载到中医经典论著中，成为滋补圣品。
此后，人参受到历代统治者、贵族乃至平民百姓的推崇，成为日常药用乃至外交聘礼的佳品。
但是，到了明清时期，由于长期采参导致了人参资源的匮乏，明清政府都面临着严峻的人参问题。
明朝政府的人参来源主要是后金（清朝）所在的东北地区，对人参的高度需求，使得大量白银流入东北，壮大了满族实力，最终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清朝的人参依旧出自东北，但是，为了保障统治阶级能够享用人参，清朝采取了国营政策，却未曾想到，这种政策反而加剧了人参危机，弄巧成拙。
诸如此类的问题，暴露了封建王朝体制的致命缺陷——即官僚制度的利己性与阶级划分。
中国古代人参文化与人参采摘业的变迁1. 对人参的崇拜长盛不衰
早在秦汉时期成书的《神农百草经》中就已经出现了人参药用价值的记载，《神农百草经》记载，“人参味甘……除邪气，明目开心益智……延年益寿”。
此后，人参的奇特功效更是深入到各个社会阶层。
在统治阶层看来，人参是珍贵的药材，适合作为外交礼物赠送和收取。
唐朝之时，渤海国（环渤海地区，包括今日的东北部分地区）将人参作为必备的贡品之一。据《渤海国记》记载，渤海国屡屡将人参作为珍贵贡品进贡给唐朝。
除此之外，渤海国还将人参作为外交礼物送给日本，由此可见，人参价值在东亚文化圈内广为人知。
在中国本土贵族眼中，人参也是不可多得的珍品。
据《晋书》记载，慕容皝曾经在咸和八年（333）派遣使节与东晋尚书令顾和交好，在他手写的书信中，他写道“今致人参十斤”。由此可见，人参是颇为贵重的礼品，即使是送给一国重臣也毫不寒酸。
当时不少文人墨客更是动笔写下了不少讴歌人参的文字，讲述了人参的神奇之处。
例如，《西溪丛语》中说道“下有人参，上有紫气”，紫气是中国文化中颇为重要的一种祥瑞景观，将其与人参联系在一起，突出了人参本身具备天地造化的特色。
不仅如此，在诸多精怪故事中，人参也逐渐作为重要事物登场。
《隋书》中记载，隋朝时上党有一户人家，每天都能听到宅子周边有人呼叫，但却见不到人。
有一天，他们循着声音找人，终于在宅子一里左右的地方看到一株人参，原来，那是人参在呼叫，“（人参）枝叶繁茂，具体人状”，俨然成为了一个草木精灵。
这种传奇故事为人参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暗示了人参在普罗大众乃至知识分子心中的神奇作用。
2. 人参的采摘与匮乏
中国的人参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上党参，主要生长在太行山山脉，二是辽东参，主要生长在长白山等地。
在宋代以前，中国境内流行的主要是上党参。这主要是由于太行山靠近中华早期文明的中心，开采较为便利。
可是，经过上千年的开采，时至宋代，上党参的资源已经濒临枯竭。《梦溪笔谈》中记载，“王荆公（王安石）病喘，药用紫团山（在太行山山脉）人参不可得”。
即便是贵如王安石，想要得到上党参也遍寻不得，由此可见，上党参已经接近绝迹。
于是，宋人不得不赶赴辽东开采辽东参，与契丹、女真等北靠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进行交易时，辽东参成为必备物品之一。
正如《契丹国志》所言“宁江榷场，以人参为市”。
宁江指宁江州，地处现代吉林省松原市，是宋朝和契丹、女真等少数民族交换物资的重要贸易城市。在宁江榷场中，人参迅速成为主要货物之一。
随着上党参的退出，宋代以降，辽东参迅速成为中国境内流行的主要人参品种。
明清两朝的人参困境与应对措施1. 明朝的互市
明朝早期，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大多服从明朝统治，辽东参的来源较为丰富，据《明宪宗实录》记载，明朝的佟家江附近盛产人参，这一地区的少数民族将人参作为贡品常年上贡给明朝。
但是，随着明朝国力的衰落，满族的崛起，这些盛产人参的地区相继被满族人占据，明朝只能通过互市的形式获得人参。
当时，满族人为了独占人参利益，往往严格禁止外人进入山区采摘人参，在明朝史料中，有关边境军民私自进入满族势力范围采摘人参被杀害的史料屡见不鲜。
正因如此，人参的价格水涨船高，一度成为明朝士绅享用的奢侈品。
与此同时，人参价格的飞涨导致了明朝大量物资和白银流入东北地区，增强了努尔哈赤领导的满族势力的经济实力。
不少明朝的有识之士看到了这一点，纷纷向明朝政府建议中止互市，在万历三十七年（1609），在熊廷弼的主导下，明朝中止了与满族人的互市关系，据日本学者稻叶君山统计，短短一年时间内，满族人手中滞销的人参就多达30多万斤。
这种做法短时间内打击了满族人的经济收入，但是，在经过短期调整后，努尔哈赤使用了蒸煮晒干的做法，将新鲜的人参制作成其他产品进行售卖，反而获得了更大的利润。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明朝的做法起到了完全相反的作用。
2. 清朝的国营策略
时至清朝，人参问题本来应该得到解决，因为，众所周知，东北地区完全是清朝人的老家，想要开采人参不是轻轻松松的事情吗？
然而，清朝时期的人参产业也遇到了问题。
经过漫长时间的开采，再加上人参生长周期较长（普遍在20-30年间），辽东的人参也面临着资源危机，时至清朝，开采区域已经逐步向北移动。
随之而来的是盗采人参人数的暴增。据《柳边纪略》记载，“凡走山者，山东、山西人居多，大略皆偷采者……岁不下万人”。
如此多人对人参趋之若鹜，无疑又进一步加剧了人参的资源危机。
面对这种情况，清朝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保护人参资源的措施，其中，最为重要的莫过于将人参产业经营收归国有。
满清将人参采摘权收归政府，列入会典，由盛京中的工部侍郎负责统一管理，在乌喇设置捕牲总管衙门专门负责此事，并设置了专门采人参的丁户，每年就负责采人参。
同时，为了满足清朝贵族对人参的需求，清朝设立了八旗参山制度，八旗王公按照旗色分配山林，这些山林中的人参专供这一旗的王公贵族。
不仅如此，清朝还严禁普通百姓进入参山采摘，据《清史稿》记载，康熙曾下令“私向禁地盗采人参者，为首拟斩监候”。由此可见，清朝政府对盗采行为的严厉处罚。
时至康熙年间，人参山制度已经无法满足人参需求。由于人参山制度管控了人参的出产量和销售渠道，反而使得人参自由市场迅速恶化，人参价格迅速上涨，最终导致人参供不应求。
原本为了解决满人需求的制度反而使得满人得不到人参，这种方法的结果与明朝可谓是如出一辙。
所以，在康熙二十一年以后，清朝政府开始实行人参票制度，所有采摘人参的人都要凭借领取的票据入山采人参，由各处卡伦进行核验，每票进山人数在3-4人之间。
到了乾隆时代，政府更是直接在盛京户部下开设官参局专门处理人参事务，划定各地参场，放票采参。
政府对放票采参的监督颇为严厉，《清实录》记载，“每年放票刨参，俱派员严查，并设卡伦”。
即便如此，私自采摘人参的情况也还是屡禁不止，而且，不少人私下里随意买卖人参票，或是买通看守人员，加大采参力度。
换言之，清朝的国营政策依旧没有解决人参资源紧张的问题。清朝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清朝官方发放的采人参票据逐年锐减，在康熙年间，一般一年可以领取一万多张票据，而到了乾隆中期，每年发票依旧不足5千张。
除此之外，清朝还实行了“歇山轮采”政策，在一定时间内关闭了一些人参场，以此保护人参资源。
无论清朝政府如何努力，清朝政府的地方吏治都依旧不可避免地走向败坏，一旦人参采摘脱离了自由市场，这种人参产业就陷入了利益集团控制，由此，人参问题终究无法解决。
小结从汉朝开始，人参就是养生佳品，长久以来，普罗大众乃至上层贵族对人参的崇拜有增无减。
随着人们对人参越发推崇，在汉朝开始流行的上党人参资源逐渐被发掘殆尽，时至北宋，即使是达官显贵，想要获得上党人参也并非易事。
所以，从北宋开始，产于辽东地区的辽东人参开始成为中国境内流行的主要人参品种。
时至明朝，辽东人参资源被满族人垄断，为了切断明朝向满族流入了大量白银，明朝政府一度限制辽东人参流入明朝境内，但是，明朝政府的体制毕竟日益腐朽，这种限制并未起到预期效果。
清朝政府也对人参采取的限制采摘政策，但清朝政府的出发点是人参资源的匮乏。
清朝政府开设专门政府机构，发放采参票据，以此控制人参采摘，可惜的是，清朝官员内部也是腐败从事，这种收归国有的政策不仅没有很好地控制人参市场，反而刺激了人参价格的进一步走高。
明清两朝都搞不定的人参问题暴露了封建专制体制的本质弊端，即官僚机制不可避免的腐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