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古代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古代书籍浩如烟海，这些书籍自然是我国古人劳动和智慧的结晶，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同中国书籍丰富而相比拟，汉文化对世界，尤其对周边国家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是人所共知的。

就朝鲜来说，其古代国家自新罗至高丽再至李朝，都有“慕华”“事大”的倾向和传统，皆将中国看作一个模仿、学习的榜样，目的显然是为了自己的进步和发展。

朝鲜求书的途径有哪些？

“请书”与“赐书”，早在永乐年间即已有之。

永乐元年，朝鲜国王李芳远派遣右政丞成石璘出使大明，永乐皇帝接见了他们，在谈话中石璘提到：

“又我殿下性本好学，而元子亦年十岁，入学成均，常患书册之少。”

永乐帝向礼部官员说：

“…（朝鲜）奏请国王冕服及书籍，这是他知慕中国圣人之道，礼文之事，此意可嘉…书籍整理给与他…。”

于是，石璘等在中国得《通鉴纲目》及《十八史路》，献于国王。

不久，永乐帝遣使将所赐元子之书《元史》一部及《十八史略》、《山堂考索》、《诸臣奏议》、《大学衍义》、《春秋会通》、《真西山读书记》、《朱子全书》各一部送至朝鲜。

永乐四年，皇帝又遣使赐李芳远《通鉴纲目》、《汉准》、《四书衍义》、《大学衍义》各一部。永乐七年赐《大统历日》一百本、《劝善书》三百部。

永乐十七年朝鲜敬宁君李排出使大明，皇帝对他说：

“汝父、妆兄皆王，汝居无忧之地，平居不可无所用心，业学乎？业射乎？宜自谨慎读书。”

于是，特赐御制序《新修性理大全》、《四书》、《五经大全》等。

宣德年间的“请”、“赐”书籍的事情亦屡见不鲜。

宣德元年(1426年)明宣宗赐朝鲜《五经》、《四书》及《性理大全》一部，共一百二十册；《通鉴纲目》一部，计十四册。

宣德十年8月，朝鲜世宗国王就曾“遣刑曹参判南智如京师贺圣节，乃奏请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赵完壁《源委》及金履祥《通鉴前编》、陈柽《历代笔记》、丞相脱脱撰进《宋史》等书，这年12月南智赍敕自京师回国，敕曰：

“王奏请书籍，今发去音注《资治通鉴》一部。其馀书板损缺，待刊补完备颁赐，王其知之。”

关于《宋史》，至景泰四年时端宗国王再次遣使奏请，于次年9月朝鲜圣节使黄致身回国带来皇帝的敕书：

“得王奏称，王国僻在海隅，书籍鲜少，欲得故元所修《宋史》，宣德十年王祖巳尝奏请，因待补完残阙，未蒙颁给。兹王复以为言，且先考古好文之意，特从所请，降赐《宋史》一部，付王贡使陪臣中枢院使黄致身领赍去，至可领之。”

成化五年(1469年)闰二月明使崔安等将皇帝别赐《五伦书》、《五经大全》、《性理大全》、《四书》等交给朝鲜国王。

值得一提的是大明向朝鲜赐《大统历》之事。明朝每年都向朝鲜颁赐明代历书《大统历》。领赐此书的意义不仅仅是由于它具有使用价值，更重要的是具有显明的政治意义。

朝鲜奉行《大明历》，意味着朝鲜臣服于明朝，这就最能体现大明的宗主地位。

一般情况下，都是在每年的11月或12月赐下一年的《大统历》，数量为一百本，先是由正朝使或节日使带回，后来则由冬至使（受历使）前来领取。偶而未能领到，明朝则派遣使者送至朝鲜。

例如，明英宗正统元年正月，明朝派舍人魏亨到朝鲜赐日历，“前此每年历日授本国节日使以送，今节日使南智回还时，朝廷未及颁赐，故礼部奉圣旨使亨追授南智，若赶到，须直到王国交付。亨未及路上，故来也”。

除了朝廷赐书之外，朝鲜有时还从明朝官员或文士那里得到一些赠书。

例如，明宪宗成化二十二年，朝鲜圣节使质正官李昌臣出使大明，奉国王之命购买《苏文忠公集》，求诸北京，未曾买到，当他回国途经辽东时，偶然遇到了进士前知县邵奎，二人交谈起来，昌臣趁机求苏集，邵奎便将昌臣迎人藏书阁取出苏集让他看，并赠给他。

昌臣欲偿之，邵奎却之曰：

“何用价为？所以赠之者，以为他日不忘之资耳。”

昌臣“仍赠诗并序”，二人饮酒之际，但“以绝句四韵相唱和”，昌臣还将邵奎之诗带回进献给国王。

当然，明朝官员以个人的名义向朝鲜赠书者并非仅邵奎一人。

明孝宗弘治八年6月，太监金辅等赴朝鲜“领诏敕诰命及瓣物”，顺便“令头目二人献大明《一统志》及《通鉴纲目》；弘治十五年，李昌臣以正朝副使的身份出使大明，太监金辅又以《青囊杂纂》、《玉音韵海》、《切韵指南》等书相赠，回国将其献于国王。

皇帝向朝鲜赐书或朝鲜到中国购书，皆不从明朝始，但有明一代，中朝的书籍交流已达到非常频繁的程度。

尤其朝鲜的购书热情，远比前代强烈。朝鲜在“使臣贸易”中，书籍与号角、药材之贸，皆是极受朝鲜官方重视的，历代国王都将购买书籍作为出使大明使者的一个重要任务。

下面仅就《李朝实录》所记对此作些具体了解。

首先看朝鲜君臣购书之欲：

明宣宗宣德十年（朝鲜世宗十七年，1435年）8月，世宗国王李祹除了向圣节使南智提出向皇帝奏请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等书外，还指示从事官带着如下任务前往大明：

其一，“太宗皇帝撰《五经四书大全》等书久矣，本国初不得闻，逮庚子岁受赐，乃知朝廷所撰书史类此者多，但未到本国耳，顺详问来，可买则买”；

其二，“理学则《五经》、《四书》、《性理大全》无馀蕴矣，史学则后人所撰，考之赅博，故必过前人，如有本国所无，有益学者，则买之。《纲目》、《书法》、《国语》，亦可买来，凡买书必买两件，以备脱落”；

其三，“北京若有《大全》版本，则措办纸墨，可私印与否，并问之”；

其四，“本国铸字用蜡功颇多，后改铸字四隅平正，其铸字体制二样矣，中朝铸字字体印出施为，备细访问”。

明景帝景泰二年7月，文宗国王李珦命赴京使臣购买《周礼》、《仪札》、《经传通解》、《续仪礼集传集注》、《通志》、《中庸辑略》、《资治通鉴总类》、《通鉴本末》、《宋史》、《朱文公集》、《宋朝名臣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续文章正宗》、《备举文言》、《宋朝名臣奏议》等书。

明英宗天顺元年(1457年)11月，命出使大明使臣曰：

“艺文馆所无书籍，医方、佛书可多购来。”

明宪宗成化六年（公元1470年）10月，朝鲜院相申叔舟启曰：

“前此令赴京书状官收买我国所无书籍，近年停废，甚未便。且中朝必有新撰书行世者。请令正朝使行次书状官买来。弘文、艺文两馆书籍帙未具者，亦令收买何如？”

成宗国王李怿下令说：“可”。

明孝宗弘治十年(149？年)7月，朝鲜国王燕山君李隆下达指示：“弘文馆遗失书册《吴越春秋》、《南北史》、《三国志》，令千秋使贸来。”

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4月，燕山君下令：“《剪灯新话》《翦灯馀话》、《效翠集》、《娇红记》、《西厢记》等，令谢恩使贸来。”

正德六年4月，朝鲜中宗国王李怿“命求遗逸之书，又令购贸中朝”。

正德九年12月，朝鲜“尊经阁失火，历朝书册尽烧无遗”，左议政郑光弼等建议：

“尊经阁书册事，《四书》、《五经》、《通鉴》、《性理大全》等册则印藏，《纲目》及历代史、诸子百家，凡杂册则以文武楼所裁移送。他馀所无之册，请贸于中原。何如？”

国王李怿下令：“依所启。”

正德十二年9月，朝鲜礼曹启：“中原有声息，今于圣节使之行，请勿贸书册。”

国王李怿指示说：“书册宝物，不可不贸。”

其次，看看朝鲜使臣购献的情况：

宣德十年7月，朝鲜使臣在北京完成谢恩、进献任务以后，贸得胡三省《资治通鉴》回国以献，国王“赐衣有差”。

成化十一年6月，使臣韩明浍自京师回国，“进新增《纲目》、《通鉴》、《名臣言行录》、新增《本草》、《辽史》、《金史》、刘向《说苑》、《欧阳文忠公集》各一帙”。

成化12年5月，朝鲜谢恩使郑孝常等回国复命，仍进《朱子语类大全》二十卷，说：“此书近来所撰，故进之。

成化十六年4月，朝鲜奏闻使鱼世谦回自京师，“进《文翰类选》、《五伦书》、《律茶疏议》、《国子通忠》、赵五页书簇四轴”。

成化十八年3月，朝鲜正朝使李克基等回国复命、“仍进《清华集》、刘向《新语》、《说苑》、《朱子语类》、《分类杜诗》及羊角书版”。

弘治七年9月，朝鲜圣节使河叔溥回月京师，“进《辑注武经七书》及《陈书》”。

正德四年闰9月，朝鲜左议政朴元宗向国王“进《阙里志》唐本八卷”，说：“臣之赴京所得，载孔子首尾事迹，而我国无有，故进焉。”

正德十三年4月，“正朝使新贸来《大明会典》”。

从朝鲜购书的情况看，重点是经、史，其次是文学，而对科技之书，亦颇重视。其购书的主要市场是大明首都北京，其次是辽东地区。

关于后者，可举一例：

明英宗正统年间，通事金辛向国王报告：

“辽东人家藏胡三省《赢虫录》，欲市之，臣既与约定而来。”

于是，国王李祹便命前正郎金何送麻布15匹前往辽东购之。

朝鲜对中国书籍的求取，除了向中国请求或购买而外，还常常在国内收集民间的藏书，以满足书籍之需。

例如：

宣德四年5月，世宗国王传旨各道监司：“道内有家藏《国语》、宋播芳《资治通鉴原委》、《文苑英华》、《朱文公集》、《周礼》、《东岩证议》等书者，备悉访问，虽未成帙，并令进之。”

朝鲜重视中国书籍的收求，同时也重视中国书籍的印刷和出版。下面仅据《李朝实录》所记而述其概况：

宣德二年11月，朝鲜“出库倭纸九百五十帖，命铸字所印《通鉴纲目》”。

宣德四年2月，“庆尚道监司进新刊《易》、《书》、《春秋》板子，命下铸字所；3月，“全罗道监司进新刊《诗》、《礼》板子，命下铸字所”。

宣德九年7月，世宗国王，“命铸字所印大字《资治通鉴》，造纸于各道”。

成化二年7月，世祖国王“出内藏《大明讲解律》及《律学解颐》、《律解辨疑》等书，命大司宪梁诚之校正。分送《讲解律》于庆尚道，《解颐》于全罗道、《辨疑》于忠清道，使之刊印各五百件，广布中外”。

成化十年11月，同知事李承召启曰：

“尝闻世宗欲印诸史，而《史记》、《前汉书》则印之，其馀史则未毕而罢，故《史记》、《前汉书》则今士大夫之家稍有之，其他诸史则仅藏于秘阁，而民间绝无。故学者不得览焉。请印颁《后汉书》等诸史。”

成宗国王遂使右副承旨金永坚印颁诸史。

弘治十八年5月，国王燕山君指示：

“《唐诗鼓吹》、《续鼓吹》、《三体诗》、《唐音诗》、《诗林广记》、《唐贤诗》、《宋资诗》、《赢奎律髓》、《元诗体要》，令校书馆印进。”

正德十三年9月，同知中枢府事许毯进《通鉴纂要》一帙，中宗国王“命印出领之”，朝鲜“旧无此编，许宽赴京贸来”。

朝鲜在印刷中国书籍之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如在1434年，世宗国王欲印《资治通鉴》五至六百部，用纸竞达三十万卷，因此政府就动员庆尚道、全罗道、忠清道、江原道等地区的广大劳动人民，以供应纸张。

另外，据有人初步统计，朝鲜在出版《文献备考》以前所编写的有关儒家的书籍竞达二百五十多种，李朝盛时，校书馆“盖无一日无印役之时，每于赴京使行之还，如得中朝（指中国）书籍之稀罕于中国者，则必随即印出，以为广布，故公私书籍，至不可胜读”。

朝鲜大量印刷出版中国书籍，目的是使其广布于中外，以便更好地学习中国，发展自己。

然而，中国书籍通过朝鲜而传入日本者史有记载：

“礼曹启：‘日本国使臣求书册，只与《论语》、《孟子》，何如？’传曰：‘医方所以活人也，今客人所索多，而只许此书，无乃不可乎？如得效方东坡、杜诗黄山谷诗学大成等许之，无乃可乎’”

据有人统计，从1388年（明洪武二十一年、高丽辛禑十四年）到1499年（明洪治十四年、李朝燕山君五年)的一百一十一年间，日本向朝鲜派遣的“请经使”多达83次，朝鲜输出日本的《大藏经》竟达四十三部，如按每部六千卷算，总卷数可达二十五万多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