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我前往越南安沛市，为牺牲的战友扫墓。

作为扫墓团的领头人，我这次来还想看看曾经的小兄弟伍秋成，他牺牲的时候只有22岁。

然而，我走遍了整座墓园，其他战友都找到了，就是没有找到伍秋成的名字。

难道是出了啥子意外？

想想不太可能，中越两国虽然兵刃相向过，但对援越的中国烈士们还是很尊重的，大多都得到了妥善安置。

可为什么偏偏没有伍秋成的墓碑？我的这位小兄弟究竟在哪里？

为此，我找到中国驻越南大使馆。

1966年10月，一纸命令，我从铁道兵二营部调到了团政治处，任宣传股干事。

当时，我们正在越南参加援越抗美战争，由于美军轰炸，部队经常会出现伤亡。

作为宣传干事，我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调查战争中突出的人或事，调查核实后，向上级报告，向部队宣传。

我到团部还不满一个月，驻守越池大桥的部队突然遭遇数十架美国飞机的轮番轰炸和扫射。

几百枚炸弹、几十枚火箭、几千枚菠萝弹，在方圆800米内倾泻而下。现场的干部战士和越南老乡都遭受巨大的伤亡。

当时，七连的伤亡最严重，涌现出了好几名英雄，我们团政治处立即组织人力去七连调查。

我清楚地记得，自己睡的正是烈士的床铺。

接连几天，我们把被炸现场跑了一遍又一遍，找了上百人交谈，了解情况。

我笔记本上抢救情景的草图画了几十张，反轰炸中英雄事迹素材记满了厚厚的保密本。

一名叫李绪全的烈士，从安全地带冲进弹片横飞的现场抢救受伤的战友，往返奔跑5个来回，背出5个重伤战友。

直到巨型炸弹落地爆炸的瞬间，李绪全才扑向田埂，还没有来得及按防护要领把嘴张开，就被剧烈的爆炸震死。

像李绪全这样的英雄，我们会详尽查清死因，尽量满足烈士的遗愿。

李绪全生前一直在积极入党，我们就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追记了一等功。

但大多数战士在牺牲的时候，不会有预兆，也不会有目击者，很多都是离奇地失踪，需要所在部队四处寻找，才能查到一些蛛丝马迹。

在战争年代，牺牲是随时随地可能发生的，跟我们想象中的不一样，被人缅怀纪念的英雄只是其中很少很少的一部分。

很多烈士，连死亡原因都还要根据现场情形，作出研判才能给出结果。

比如我的小兄弟伍秋成。

接到他的死亡通报是1967年12月22日，当时团工程通信连一起牺牲了两名战友，还有一个叫彭炳合。

看到伍秋成的名字时，我心里也是咯噔一下，战场虽然经常要面对战友牺牲，但认识的和不认识的，感受不一样。

如果牺牲的战友还是大家都喜欢的，那就更加难受了。

就在十多天前，我还跟伍秋成见过面。

当时，他背着一个卷着电话线的“线拐子”，腰间别着一把大砍刀和铁钳等电工常用的工具，顺道来团政治处看望我。

伍秋成还是之前那样，一口重庆话，我们简单聊了几句，他喝了几口水就笑呵呵地走了，想不到就成了永别。

我跟他是同年入伍的，碰巧跟他住在一个营房，安排床铺的时候，我刚好跟他对着，之间只隔了条一米多的通道。

他那时才十七八岁，个子不高，身体还算结实，眼睛很亮，是那种很普通的重庆小战士。

我是读完大学才参的军，年龄比他大了六七岁，秋成一直把我当做“老大哥”，非常尊重，我很喜欢他。

我在团政治处工作

因为都是年轻人，天天嘻嘻呵呵，大家一块打打闹闹，你家里来了信了，他的对象的照片，都悄悄地躺在床上看，你传给我看，我传给你看。

每天，通讯员从营部取回来我们的信件以后，都是用喊的：伍秋成你的信，刘世安你的信。

有的时候看到通讯员回来了，伍秋成就悄悄把一个排的信都拿回来，把他熟悉的那几个人的信给拆了，要是对象的来信，大家就互相抢着读，特别开心。

伍秋成不仅是个很活泼的战士，还是很会动脑子的战士。

比如说，那个时候我们一起学打炮眼，当时没有风枪、盾构机这些设备，就是用铁锤、钢钎放在打炮眼的位置，一个人扶钢钎，一个人抡大锤，一下一下地打。

大锤打得很准，取决于掌钢钎的人一定不能晃动，一旦晃动不仅打不准，而且掌钢钎的人也会受伤。

当时我们这些新兵蛋子，就比赛哪个人的大锤抡得稳当，有的能抡两百多下，有的能抡四百多下。

我勉强打两百多下，伍秋成至少能打三四百多，而且掌钢钎的时候非常稳当。

另外，打炮眼掌钢钎的常常要吃灰尘，过段时间，老兵就得用水缸子舀点水，倒入炮眼里面，这样灰尘就会少点，但是打一下就要蘸一下，崩到脸上到处都是。

伍秋成就有新办法，用草绑在钢钎上，下面炮眼用草挡住，这样水就很少崩到脸上。

跟他在一起搭档，他的办法很多，很会动脑筋。

比如搬石头，容易受伤，如果卫生员不在现场，止血都是一个问题。

伍秋成每次遇到这种事，就找一些草药过来，嚼碎了，敷在伤口上，很快就把血止住了。

然后用水洗，再找卫生员包扎一下，过几天就好了。

大家都夸他。

当时我就觉得，秋成可以当卫生兵或通信兵。

一是他有卫生方面的知识，做卫生员合适，另外他小且灵巧，爬山上树，把树抱得紧紧的，几下子就能上树了，当通信兵不成问题。

后来他真的当了通信兵，不过不是我推荐的，是其他文书推荐的，这说明大家都觉得他很灵巧，生活经验也很丰富。

伍秋成不负众望，很快就入了党，并且以骨干身份做了通信连的班长。

通信兵这份工作也挺辛苦，需要经常查线，保证电话讯号的通畅。

查线的这条路恰好要经过团政治处，他每次都会到我的办公室坐一坐，聊一聊。

那会儿因为在越南，生活很枯燥，两个人见面，除了互相问候，也没啥子玩的，我就常常把团里的宣传手册、毛主席语录（越南语），给他几本。

通信兵常常要到处跑，需要跟越南民兵打交道，我想越语版的“红宝书”对他来说，应该能派上用场。

再有，当时战士基本都要佩戴毛主席像章，而且大家聚在一起，喜欢攀比谁的像章更亮，谁的像章更大，或者当成一种礼物相互赠送。

有时候，秋成来的时候，我就多给他几枚像章，让他送给班里面的战士。

没想到，这么一个好兄弟，就这样没了。我收到秋成牺牲的消息，整个人都是懵的。

他们连的战士已经收敛完尸体，就地掩埋了。

我只知道，他是被炸弹炸死的，究竟是什么时候牺牲的？怎么牺牲的？完全是一无所知。

1969年2月初，我所属的铁道兵支队完成了既定的任务，即将回国。

我们在越南外合修建了中国援越抗美部队烈士陵园，把伍秋成与彭炳合迁葬到了这里。

回国前，我们政治处的同志去陵园与烈士们告别。

我特意记住，过纪念碑，顺着通道往前走第五排左二，就是伍秋成的安息地。

我来烈士陵园悼念战友

我一直想搞清楚秋成牺牲的具体情况，但因为忙于工作也没追问。回国之后，这个秘密居然真相大白了。

当时，我们支队归建铁道兵一师，转战湖北十堰，参加“襄渝铁路会战”。

原来在越南设置的工程通信连改编为勤务连，连指导员姓杨，我跟他交往过，从他口中得知，伍秋成跟彭炳合正是他的兵。

我听了很激动，就问他秋成牺牲的细节。

杨指导员反问我：“你还记不记得美军投的磁性定时弹？”

我说：“怎么会不记得。”

杨指导员就跟我讲起了伍秋成牺牲当天发生的事：

那天，秋成奉命要外出查线。

当时，连里本来计划多派几个战士跟着他，秋成觉得已经是非常熟练的工作了，就只带了彭炳合跟他一道去。

也就是说，秋成的这个决定，减少了部队的伤亡。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那天他也一定会来团政治处找我玩。

但是，他们两个人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直到当天晚上开饭的时候，大家才发现少了两个人，于是赶紧动员人出去找。

战士们沿着电话线搜寻，最终只发现了一个弹坑，在附近寻摸到伍秋成带的砍刀，以及部分碎尸。

现场太过惨烈，分辨不出来谁是谁了。

战士们对牺牲的战友是非常尊重的，尽可能将尸体收敛，再换上新的衣服，木工班又加急制作了两副棺材，然后就掩埋了。

遗体找到了，那死因又是什么？

伍秋成与彭炳合牺牲附近有一座没完工的越南机场，那一带是美军重点轰炸的区域。

就在他俩牺牲的前一天，美军飞机刚刚轰炸过这片区域。

连队估计，很有可能是他们在巡逻的时候，碰上了隐藏在草丛里面的定时弹。

美军当时在越南投放的主要是化学定时弹，空投前撞针打破化学侵蚀液，通过一点点侵蚀，最终触发引信爆炸，稍不注意就会导致伤亡。

但那时候，我们已经掌握了破拆化学定时弹的方法，像我们营的王道舜就是拆除定时弹的专家。

而且这种定时弹一般不会过夜，秋成他们又是通讯兵，一旦发现，肯定会通报，不可能私自破拆。

想到这里，大家不约而同地想起之前团里发出的通告，要求战士们警惕的“磁性定时弹”。

这是美军的新发明，专门针对我们拆除定时弹的解放军。

因为我们挖定时弹的时候，常常要用上铁锹之类的铁制工具，磁性定时弹本身具有磁性，一旦遇到铁制品，立刻会诱发爆炸。

即使不带铁锹，战士们身上的扣子、配枪也能造成事故，而伍秋成他们查线的时候，恰恰都带着铁制的大砍刀！

所以，伍秋成这批战士牺牲后，团里就更加重视，要求战士们妥善规避定时弹。

排爆的时候，不能使用铁锹，而是直接从美军飞机残骸上面扒下铝皮，改造成工具，还不能穿军服，只穿着小裤衩操作。

这样一来，磁性定时弹就发挥不了作用，团里的伤亡就减少了。

我们用美军炸弹壳改装成的警钟

但这份经验说起来是有代价的。我们支队有八个团，同时期都有牺牲，不止伍秋成他们两个。

一开始大家没意识到，后来这个地方发生了，那个地方发生了，而且都是带着铁锹牺牲的，这才判断是磁性定时弹。

所以，在战场上，“吃亏”就意味着有牺牲。

讲明了伍秋成牺牲的真相，杨指导员很遗憾地对我说，他对秋成印象也很好，觉得这小伙子聪明，做事细心，把任务交给他很放心。

我又想起伍秋成刚入伍的那些日子。

秋成特别喜欢跟同龄的新兵玩，也不知道他们为啥子那么开心，总之就是很活泼。

军队里面纪律是很严格的，但年轻小伙子私下里开开玩笑，只要不出格也没人管。

他们班一个兵，是跟伍秋成他们一块玩的，在新兵排的时候，住了一次院，做了个包皮切除手术。

这种手术其实在现在已经不稀奇了，但是那时候，大家都没听说过，当成一桩趣事。

伍秋成还鼓动其他几个战士，一定要看看是什么样子。

这天，那个战士手术恢复后，回了营房，伍秋成就带着另外两个战士，一个抱腰杆，两个扒裤子，非要看看是啥样子。

直到后来，我们这些老兵退伍聚会的时候，还喜欢喊那个战士叫“小包皮”。

所以，秋成就是这么一个人，什么都可以说，什么都可以打闹，但他不做坏事，就是偶尔恶作剧，大家也都觉得很好玩。

不过，在军营里，许多聪明的战士，喜欢走捷径，怕吃苦，好偷懒，不容易服从命令。

但伍秋成不是这种只爱耍“小聪明”的战士。

他很活泼，爱打闹，但是也安静得下来，心思也很细腻。

我记得，当时新兵都有枪，还配发有油壶和擦枪布，星期天的早晨，我们第一件事就是擦枪。

一般来说，擦枪布用了几次后，就直接扔掉了，秋成却偷偷把我们丢掉的擦枪布攒起来。

我就想，这娃子为啥捡那些油腻腻的擦枪布呢？

后来，我们才知道，伍秋成买了针线，用这些废旧的擦枪布做了一个油布包。

他那个针线包里，揣着顶针、几个小线团，还有粗粗细细各种钢针，哪个是用来补袜子的，哪个是用来缝衣服的，哪个是用来穿被单的，他都分得清清楚楚。

我们这一代人，在年轻的时候，大多过过苦日子，家里面兄弟姊妹又多，爹妈根本顾不过来。

所以，我们做家务，打水洗衣都不算难事，但像秋成这样，喜欢做针线的男兵确实不多见。

我就问他：“你搞这个油布包是干啥子？”

他就说：“刘大哥，我们铁道兵常年在外面执行任务，万一磕着碰着，把衣服裤脚给刮破了，拿过来让我给补一补，不就又变成新的噻！”

从这以后，战友们衣服、裤子破了，真的就找秋成缝补，我军服上的扣子松了，也去找他。

后来，班长、副班长听说他针线做得好，就跑来跟他一块做。常常能看到伍秋成跟副班长半天半天地坐在一起，研究针线。

而且，他毛衣打得也很好，怎么添针，怎么折边，都很熟练。

你看，一个新兵，玩的时候，就痛痛快快地玩，安静的时候，又能做这么好的针线活，怎么能不讨人喜欢噻。

一晃几十年过去，提起他，我脑子里还是那么一幕场景：

一个小战士，端坐在床上，低着头打毛衣，过一会儿又拿起衣服缝几针，就这样安安静静地做着活，不吵也不闹。

离开越南这么多年，我一直想找机会去给他扫墓。

2013年12月，我也退休了，有了空闲时间，带领重庆援越抗美老战士团体赶赴越南扫墓。

我们这一行一共47人，主要是当年参战的老战士，以及部分烈属。

进入越南后，还有一个小插曲。

当时，越南首都河内的交通管制很严格，我们乘坐的大巴不准进，只能改乘小车。

等我们到了酒店之后，扫墓团把预先准备好的花圈就地放在了酒店大厅里。

越南民间佛教徒比较多，看到这一幕，特别计较，要求我们搬走。

后来，因为语言不通，酒店方面就报了警，等警察来了，我们就跟对方说，这些都是祭奠烈士用的。

结果，越南警察听说我们都是援越抗美老兵，就主动给酒店解释，对方听了以后，就不坚持了，同意我们把花圈留下来。

中国与越南的关系，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发生了不小的波折，但是大多数越南人都清楚，没有中国的大力援助，他们是赶不走法国殖民者和美国侵略者的。

他们内心是很认同的，也很尊重从中国来的老兵。

去嘉林援越抗美烈士陵园的时候，我们看到越方规划的陵园条件很好。

我祭拜了烈士李绪全的墓，看着墓修缮得很不错，心里也安慰了许多。

另外，在安沛市还有两个中国援越抗美烈士陵园，朗达和盛兴，我们也去扫了墓，举行了隆重的祭奠仪式。

大家向烈士们敬献花圈，还向烈士墓前添了家乡的泥土，老兵们呼喊着战友，跪在烈士墓前痛哭，场面很感人。

我向援越抗美烈士致悼词

然后就是分散瞻仰、看望烈士墓，我准备看望小兄弟伍秋成。

他的墓本来在外合，后来越南方面在安沛市郊修建了兴盛烈士陵园，就迁葬到了这里。

可是，我走遍了整座陵园就是找不到他的墓碑，按照越方所说，他的墓碑就在这座陵园里。

秋成的遗骸前后搬了两次，我担心，会不会是在第二次迁葬的时候，出了意外？

想到这里，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跟我同行的战友建议再找找，因为彭炳合是跟伍秋成一起牺牲的，如果能找到他的墓碑，或许就能查到线索。

我们在陵园里挨个搜寻，总算找到了彭炳合烈士的墓。

这时候，我悬着的心才放下。接着，我们根据秋成跟彭烈士相同的死因和死亡时间，终于在不远处找到了一个疑似是伍秋成的墓。

原来，越方在迁葬的时候，统一给烈士们修了新的墓碑，但工作做得不细致，不少汉字都写错了。

“伍秋成”这三个汉字，第一个“伍”字写成了“何”，第二个“秋”干脆就不是个字，像是个“禾人”，第三个“成”竟然写成了“庆”字，变成了“何‘禾人’庆”，难怪我们找不到。

后来，我查到中国驻越大使馆编写的一个《中国援越抗美烈士名录》，伍秋成墓的所在位置，跟我们判断的是一样的，这样才确定，我们并没有找错。

这次赴越扫墓，老兵们对越南的总体印象不错，他们对我们的烈士很尊重，只是细节上有缺失。

回国以后，我以重庆市援越抗美老战士赴越扫墓团的名义向民政部报告了此事，但信被退回了。

没办法，我只好向国务院反映情况，但是也没有回音。

2017年10月，我又委托一位赴越旅游的战友，转交给中国驻越南大使馆一封信，就伍秋成烈士中文墓碑上的错误和其他中国援越抗美烈士墓存在的问题，专门作了报告。

在信里，我提了三点：一是，陵园里有些墓碑因为风化，字迹已经模糊，急需修缮；二是，援越抗美烈士陵园调整的不少，类似伍秋成的错误可能还有；三是，有些烈士的墓碑只有越文，没有汉字。

这些问题虽然小，但是烈士的亲人、战友前往祭拜，寻找很是困难，看到这种状况，心里是很凉很凉的。

烈士们一二十岁就献出了生命，他们什么都没有了。希望大使馆协调越南方面，予以整改，让烈士英名长存。

这封信送交后，我们也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也不知道越南方面究竟有没有整改过。

说起来很惭愧，我到处给政府部门写信，心心念念地想修正秋成墓碑上的错误，但却完全忘记跟秋成的家人取得联系。

当兵的那会儿，大家都很年轻，只顾忙工作，聊天的时候也是有一搭没一搭的几句话，我只知道秋成是重庆长寿人，具体住在哪里，家里情况怎么样，一点也不清楚。

后来，我找战友打听，才知道秋成家在重庆市长寿海棠乡农村，除了父母外，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妹妹。

现在，父母早已去世，家里只有哥嫂一家4口人，生活条件很差，哥哥年纪太大，头脑已经不清楚了。

老兵们向伍秋成之墓鞠躬致意

我一度在想，给秋成修正墓碑上的名字是否还有意义，毕竟他的家人也不太会去越南扫墓。

但是，只要一想起秋成生前的样貌，我就不忍心。

有人问我，为啥子秋成给我留下了这么深的印象？

我的回答很简单，其实也没啥，就是觉得他能干，讨人喜欢。

这位战士不像李绪全那样的烈士，牺牲前一连救了5个战友，也不像王道舜，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拆弹英雄”。

秋成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战士，也没立过功，只是因为意外牺牲了。

但作为军人，他应当获得起码的尊重。

前段时间，我读到了【真实战争故事】刊发的一篇援老抗美文章，发现老挝方面给我们的烈士陵园修缮得很不错。

最关键的是，我看到有读者留言提到，他曾接过退役军人事务所（部）的工程，负责修缮烈士墓地，翻新烈士陵园。

这倒是给了我启发，墓碑名字错误这桩事很可能是归退伍军人事务部负责，我想我可以给他们写信，反映伍秋成烈士名字错误这个问题。

我今年已经85岁，身体也需要静养，也许不能再去越南祭拜战友了。

如果有读者有机会去越南，能不能代我去趟安沛市的盛兴陵园。

看看那些没有中文名字的烈士有没有改过来，看看能不能找到“伍秋成”三个中国字。

如果找到了替我敬支烟，告诉秋成小兄弟，我还想着他呢。

刘老始终坚信，每一位烈士都值得尊重。不管他是立功的英雄，还是普通的战士。

作为当时参与援越抗美的铁二团中唯一的大学生，刘老回忆的笔触始终都在基层士兵身上。

这些士兵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完美人设。就像伍秋成一样，调皮捣蛋，甚至喜欢耍些小坏心思。

但这正是令人感动的地方。

他们让我看到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如异域莽莽丛林中万物一般，蓬勃、猛烈、有温度。

而战争，直接摧毁的就是这样一个个旺盛的生命。

一点不留余地。

相信你，已经理解了我们记录这些故事的意义。

编辑：西周 霞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