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华彩咨询 白万纲

国家治理，发展道路，以及经济社会建设中的政策、规划、改革、开放、创新等很多举措和行为，会形成优势外溢，当其自发或自觉地集结在国企中时，就能形成巨大的优势，可将其视为泛国有资本。因其广泛分布与融合，使得国有企业、政府与社会资本之间，构筑了一个强大而通畅的互联网式纽带。自觉的、系统的泛资本集结，可成为国企做强、做优、做大的重要动能。同时，国资委通过泛义与广义国有资本高效配置，形成更高层次的国有资本布局，以及更高动能的“国有—社会资本“互动格局。

我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资本同土地、劳动力、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共同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繁荣发展作出了贡献，各类资本的积极作用必须充分肯定。同时，我们对资本性质的理解逐步深化，对资本作用的认识更趋全面，对资本规律的把握更加深入，对资本运行的治理能力不断提高。

中央一直在思考一系列问题——怎样发挥国家体制优势，“激发各类要素活力”；怎样创新要素治理，“善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举国体制优势，统筹各方面力量资源，不断拓展融合深度和广度，构建一体化的国家战略能力”；“必须推动要素集合，推动协同创新，形成创新力量”；“释放沉淀资源，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推动高质量发展”；以及怎么用理论去指导这些创新，“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加强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

上述对资本的思考，对举国体制如何拓展融合的思考，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全新的思考维度——国企里面还有哪些资本形态在发挥作用，还有哪些要素需要激活，如何更好把举国体制优势拓展融合到国企的发展中来。

结合之前多年的沉淀与研究，我以为，应该在研究货币资本之外，更深入地研究各类要素（泛资本）如何作用于国企——即，泛义（广义）国有资本体系。这项研究是对资本作用的更深入的揭示，也是社会主义制度创新与探索的组成部分。

国有企业中就有多类资本，国资委投入国有企业的不仅仅是货币，甚至货币已不是国资委最主要的投入；党建、领导关怀、政治地位、特殊政策、关键牌照、特许经营、政府交办任务、服务一带一路等要素或事项，往往也作为泛义的资本起着重要的作用；有时，作用甚至比货币资本更大。之前，我们往往用算大账等说法，来对这些现象进行解释或概括，今天在习近平总书记“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要深入研究多类资本所起的作用”的原创性思想启示下，也许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去探索和阐述其背后更深刻的机理。

真正使得这些国有企业产生效益，乃至做强、做优、做大的，并不仅仅是货币资本，而是与若干政府主导其产生和分配的要素，共同发挥作用。我把这些政府主导其产生和分配的要素，统称为泛国有资本，这里所定义的泛国有资本体系，又可以分为泛义国有资本和广义国有资本。

泛义国有资本，包含七个维度：政治资本、治理资本、改革资本、政府责任与服务资本、经济社会建设综合资本、社会发展促进与服务资本、产业促进资本。其共同特点是政府主导，来自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越是自觉、系统、顶层设计的国家治理体系，其国有资本越是高能量，互生互促，越容易共振和形成矢量和，否则则相反。

一、泛义国有资本的七个维度

1、政治资本：政治资本是国家制度优势的总和，比如：党的领导、政治资源、国家战略、区域优势与禀赋、改革开放等。

2、治理资本：治理资本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总和，比如：国家治理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治理探索，治理制定等。

3、改革资本：改革资本是国家改革顶层设计、改革能力、改革落实与支撑体系的总和，比如：改革理念、各种改革政策、改革部署、试点与创新、改革中的权力与利益分配、创新与探索、容错等。

4、政府责任服务资本：政府的各种责任及其施政行为产生的影响的总和，比如：政府服务界面、规划、政策、基建、民生、环保、文化、社会管理等。

5、经济社会建设综合资本：国家推动经济社会建设的各种行为对国家和社会的综合推动和发展能力的总和，比如：供给侧改革、要素流动与配置、高标准市场、营商环境、物流、供应链等。

6、社会发展的促进与服务资本：国家推动社会发展的各种投入与行为产生的综合效果，比如：五位一体建设、城乡一体化、共同富裕、双碳等。

7、产业促进资本：国家促进产生发展的各种直接、间接的行为，以及产业政策、产业环境、产业生态层面的治理和投入，比如：产业政策与规划、产业安全与自主、数字化转型、绿色化、智能化、供应链管理、全要素生产力等。

二、各级国资委怎样认识和用好用足泛义国有资本？

首先，要认识到泛义国有资本的存在，使得国有资本处理与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时，可全局、俯瞰、主导地积极有为。落实在国资委，就是要用顶层设计指挥好国有资本布局。这里的国有资本布局，不是简单的进退重组，优化分布，而是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上，用国际视野、时代视野，洞察地谋划全国国资层面的系统深刻的变革，在此基础上才能谈论多级国资具体布局。

按照国务院国资委的部署，要完成站在全国高度上的国资三级规划——国家层面国资整体规划、各级国资委层面国资规划、各级国企层面国资规划。

而这样一个跨越三层级的规划，本质上应当是站在全国高度上，对泛义国有资本如何最大化发挥作用——引领全国国资布局结构调整，促进国企在国家发展和建设中的角色与担当，促进多级国企有序发展，带动国有资本构建与社会资本之间的合作界面——进行重新认识和重新设计。

今天的国资国企，其本质和发展规律已经深刻地与国家道路、体制、治理和经济社会建设交融、共振在一起，必须把企业与时代、与国际国内、与政府、与社会、与区位、与产业、与科技、与金融的关系囊括并融合在其中。所以，从泛义国有资本角度去看待国资国企，按照泛义国有资本的构成及其规律，去改革和驱动国资国企，就成了应有之义。

围绕这些内容，国资委可以深入做三件事：

1、国资委可以往国有企业里配置的要素，到底有哪些？哪些是自觉、有意识的配置？哪些是自发、无意识的配置？还有哪些因为没有被认识到，而被忽视或错配？

2、绝不应当仅从资本层面考量，或仅是在企业制度相关层面的改革，而应形成一种全新的“供给侧改革”观——国资委所推动的改革、创新，所安排的制度，乃至所对接的政企关系，所呼唤的发展环境与政策，都是国资委需要过问和“有作为”的要素。这也是一种供给，不能再老拿土地，人才，资金等要素说事。

3、国有企业之间最根本的差异不在于商业一类、商业二类、公益类的分类，而是不同国有企业内配置的泛义国有资本的不同组成，也就是说，不同国企内的政治资本、治理资本、改革资本、政府责任与服务资本、经济社会建设综合资本、社会发展促进与服务资本、产业促进资本，在配置之初就有了巨大的差异，导致国企在功能、运作和效益上的千差万别。国资委在制度安排和系统重构立场上推动的国企改革，其源头应当在于对所配置泛义国有资本的梳理、优化及再配置。

三、泛义国有资本，落实到国企其最大的考验就是国企党委（组）把关定向能力，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的把关定向，绝不是静态和被动的，而是包含对很多事物的积极把握和主动谋划。

一段时间以来，党委到底怎么把关定向，成了一个说不清的事情，最后演变成了积极站位和政策解读基础上的行动。但是，需要进行把关、定向的，到底包含哪些内涵和外延，一个有高度的党委会的思考方式和格局，到底和董事会有哪些差异？这些问题，我们其实可以在泛义国有资本中得到较好的解释。

泛义国有资本的这七个维度，是在更好地解决国家制度优势、治理优势、经济社会优势、意识形态优势等优势，如何被国有企业主动、自觉、系统地吸收，并形成一个能转化为国企运营竞争力的结构，左手是党的建设与国家治理，右手是国有企业的集团化运作，党委会就是要在二者之间打通、驾驭、贯通、衔接。而在这个开放、动态、互动的格局中的把关定向，是有生命力的，是有活水源头的。

广义国有资本不光包括货币资本，其实它还包含投入于国有企业的所有相对直接的要素和可视为要素的各种对象，具体包含十二个维度。其共同特点是：在上级授权，配置基础上发挥了本级的创造性建设，从而形成了与货币资本的作用可等量齐观(乃至更重要)的要素作用。管好广义货币资本，对国资委的挑战是改革和授权，引导国有资本科学布局，管理资源科学配置，创新国企评价方式；对于国有企业的挑战是形成新的规划视野、资源配置方式、评价视角和激励方式。

一、广义国有资本包含十二个维度

1、规划与制度资本：规划突破，区域与产业规划，制度创新，组织优势与创新。

2、政府资源资本：如政府职能，公共产品及资源动员能力，政府规划与政策可为地方发展所做的创新突破，特许与配额，人体生物资源经营权等权力，信号权、频道权等资源占有权的政府经营；政府采购，其他非标转标的资源资产经营；政府特殊目的衍生品权；国有资产的使用与流动的顶层设计；围绕非标产权的泛产权交易体系。

3、产业资源资本：资源、区位、物流、生态环境等。

4、货币资本：资金、票据、证券、财政背书与承诺、收益权、现金流等。

5、管理资本：管理模式、制度创新、组织优势与创新。

6、经营资本：品牌、资源、运营能力、供应链、产业链、生态圈等。

7、人力资本：企业家、科研工作者、职业经理人。

8、创新资本：创新政策、创新环境、创新文化、创新动力、创新生态、创新保护与知识产权。

9、远见资本：未来研究、趋势发展、规律揭示与未来塑造。

10、特殊优势资本：制度、创新、扶持、试点、特许、专营、资质、地位、通道、平台、资源等。

11、产业资本：价值链、供应链、产业链、生态链、超边界资本。

12、数字资本：数字治理、数字基础设施、数字资产、数字安全。

二、国资委如何认识并管好广义国有资本？广义国有资本还是比较容易理解，这些要素大家都知道，但之前都被笼统地归于“管理出效益”的管理项中，所以管理手法也比较粗糙，就是呼吁企业招人才、抓管理。

而当有了广义国有资本的全景图之后，国资委可以更好地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1、围绕不同国资的广义国有资本构成及其机理，优化企业评价体系，引导国企关注广义国有资本，研究自身的广义国有资本构成及其作用机理，并梳理及优化自身的广义国有资本。

2、考虑到国资委需要进行整体布局，持有各种泛义（广义）国有资本可以组合配置成为：产业龙头、关键部件供应者、产业配角、贸易伙伴、园区管理者、供应链服务者，金融服务者、基金投资者、风险投资者、孵化者、峰会论坛举办者、非盈利服务机构、长期股市投资者、资产管理平台、创新平台、科创平台等，各种能创造性推动实现本级国资布局战略实现的角色。

3、考虑到不同企业的广义国有资本构成不同，需要科学的分类管理、分类授权、分类配置资源、分类考核，进一步可个性化设计不同企业的改革路线图。

4、基于广义国有资本在企业中的构成及其作用，促进对企业建立不同的激励维度、激励指标，促进个性化考核、精准化考核，并鼓励企业通过市场化手段配置及优化广义国有资本。

三、国有企业管好广义国有资本，不光是拿着国家的钱去投资和布局，还要在用好、用足泛义国有资本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精准地用好广义国有资本。

1、拿着国有的规划与制度资本、政府资源资本、要素资本、货币资本，结合着管理资本、经营资本、人力资本、创新资本、远见资本、特殊优势资本、产业资本、数字资本等多种广义资本，去围绕国家和区域战略进行布局。

2、资金、人才、土地固然重要，但是授权、制度、创新、数字化也同样能产生巨大的价值，关键在于怎么因势利导、主动作为、错位竞争。

3、未来，企业的竞争越来越深入到非广义，乃至泛义国有资本领域，全要素生产力、全要素集成力越来越具有决定性。

4、不同广义国有资本项，具有不同的产生、积累、生效、壮大的机制和逻辑，国有企业应该深入研究与自身密切相关的广义国有资本项，向这些新“关键成功要素”要效益。

必须看清楚，国有资本是社会资本之上的更高层、更核心的资本，国有资本与社会资本融合，共同构成全中国的资本力量。而其中引领者、带动者、驱动者，一直是国有资本。

进一步来看，国有资本还在以上这些基础之上，发挥了七个社会资本高度需要、但自身解决不了的作用。

1、针对市场化的支撑、推动、促进作用——培育市场化主体；

2、针对盲区的先锋、引领、稳定作用——高风险投资；

3、针对改革的突破、探索、引路作用——改革，闯关带头；

4、针对创新的开创、试错、开辟作用——创新前瞻投资，布局；

5、针对民生的承担、兜底、保障作用——公益，兜底投资；

6、针对市场的补偿、调节、补充作用——政府职能企业化；

7、针对引领的错配、前瞻、布局作用——长线，战略探索。

这七大作用非常好地说明了国有资本与社会资本之间到底构建了怎样的深刻关系。

因为泛义（广义）国有资本结构的不同，不同国企可以在不同场景下，基于自身的主责主业，基于自身与社会资本之间构筑的合作关系，可以选择性地担当不同的角色。而正是这些国有资本组成和结构的不同，给了国有企业能够构筑与社会资本之间更多元、更灵活、更广泛的合作空间。

泛义国有资本与广义国有资本的研究，意在把握国资国企运作的本质和规律，揭示出国家治理、国家发展道路，以及经济社会建设过程中的多种外溢优势（因素），可以自发或自觉集结在国有企业中，成为较大优势。如果能够对这个过程进行自觉的、系统的管理，这些外溢优势就可以集结成为国有企业的巨大优势，成为其做强、做优、做大的重要动能。

【全文完】

封面图源：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