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凌
1966年8月18日的那天，宋彬彬登上天安门城楼给伟大领袖戴上袖章，以及被领袖谕示“要武嘛”的时候，或许没有料到，她此后将再也不能从“宋要武”的十字架上下来。直到日前她第一次走出沉默，向公众道歉，仍旧引发了“洗刷罪名”的争议。
宋彬彬对媒体说，几十年来在她身上一直有两个人，一个是宋彬彬，一个是宋要武。前者是真实的她，后者是她背负的“红卫兵暴力”符号。让宋彬彬变成宋要武的，除了她本人那次给领袖戴袖章的举动，以及此前在卞仲耘之死中的某种缺少担当，还有很多来自他人的因素。在变成了红卫兵符号的宋彬彬身后，站着一系列他人的身影。他们各自在有意无意中，将一个普通的“老红卫兵”宋彬彬一步步推到了“宋要武”的位置上。不提及这些名字，就无从还原文革背景下宋彬彬的罪与罚
。1、彭小蒙在文革期间，彭小蒙是和“宋要武”同样著名的中学红卫兵，但她的出名并非由于戴袖章的机缘巧合，而是靠打先锋拼杀出来的。彭小蒙是北大附中的学生。当年的老师回忆，1966年7月26日，她在中央文革冒雨接见学校1万名师生的时候，率先抡起铜头皮带抽打工作组长张承先，雨水和血水混流，震惊了在场的所有师生，包括到场的中央领导人，却得到江青的赞赏和热烈拥抱，从此开创了红卫兵暴力殴打（武斗）的风气。
5天之后，毛泽东在给清华红卫兵组织的信中表扬了彭小蒙在殴打张承先的会上的讲演，以及她领导的“红旗战斗小组”。江青更称彭小蒙和她的“战友”们是“小太阳”。此后彭小蒙在打人斗人中一直亲自上手，表现抢眼。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记载，北大附中初中一年级女学生万红，因为父亲是右派遭到男红卫兵殴打，奔进女厕所试图躲避。当时彭小蒙也在女厕所里。万红求彭小蒙，说“毛主席接见过你。你知道政策。请让他们别打我。”但彭小蒙把她从女厕所里拉了出来。万红被命令站在一个凳子上挨斗，被铜头皮带抽打，又有同学把凳子从她脚下抽走，使她重重摔在水泥地上，面青鼻肿。
王友琴还记载，彭小蒙曾经到北京外国语学校、女十二中、灯市口中学等学校进行“串联”鼓动。8月18号的那次天安门城楼接见中，彭小蒙风光无限。她是唯一代表北京红卫兵发言的人，面向全国直播。相比之下，宋彬彬的给毛戴袖章有一定偶然性。但更重要的是，宋彬彬得以登上天安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彭小蒙。
孔丹回忆录《难得本色任天然》引述彭小蒙的回忆称，当时红卫兵上天安门由中宣部副部长雍文涛安排，雍文涛让彭小蒙推荐人选，彭小蒙推荐了师大女附中、四中、北大和清华附中等学校，每校20人。根据这份回忆，当时楼下的几十万红卫兵，谁上天安门的决定权在彭小蒙手里。如果彭小蒙没有推荐女附中，宋彬彬就得不到上城楼的机会，遑论给毛戴红卫兵袖章。当时同样在城楼下的八中陈小鲁等人，就没有机会上楼。
从彭小蒙的挑选来看，以她认为运动搞得比较好的学校为主，但并无一定标准，譬如四中的红卫兵负责人秦晓、孔丹都属于不主张乱打人的“政策派”。师大女附中激烈反工作组的“主义兵”，也没有得到上城楼的机会。这也说明，老红卫兵内部还谈不上明确的“保工作组”和“反工作组”分野。宋彬彬给毛戴袖章之后，她和彭小蒙就成了当天最出风头的两个红卫兵。但“宋要武”的概念性意义逐渐压过了彭小蒙。
据王友琴记载，文革以后，彭小蒙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诉说她自己和父母在文革中受了迫害，但没有提到自己当年的风光一时。彭小蒙的父亲是全国红十字会领导，属于高干子弟。但显然没有宋彬彬父亲宋任穷的“上将”和政治局委员地位来得显赫。这也是她不适合充当红卫兵符号的原因。尽管是她促成了宋彬彬走向城楼的一步。
2、刘进刘进是推动宋彬彬登上天安门的第二个关键人物。刘进是宋彬彬的高三（3）同班同学。1966年6月2日，她听到广播中聂元梓的大字报，带头写了女附中第一张要求文革的大字报，并找到宋彬彬等签名。工作组进校后，刘进成为工作组任命的师生代表会的主席，宋彬彬等四人是副主席。工作组撤走之后，紧跟着发生了卞仲耘之死的事件。在这次事件中，刘进和宋彬彬一样，没有能够有力制止低年级学生的殴打行为。事后她们将卞仲耘送到医院，和在场的李松文老师一起，在字条上留了名字。这张字条上，刘进排在倒数第二个，宋彬彬排在最后一个。
当天晚上，刘进和宋彬彬一起向北京市委书记吴德汇报了情况，吴德表示“死了就死了”。第二天刘进在学校广播中讲述了汇报经过和吴德的话。刘进说：“一些同学就记住了一句‘死了就死了’。”此后，刘进和宋彬彬等人一起成立了师大女附中“文化大革命筹备委员会”，担任主任，宋彬彬等担任副主任。这个组织联络了接近工作组和反对工作组的两派学生，继续引导学校中的“文革”。以后由于宋给领袖献袖章引起校内纷争，刘进和宋彬彬一同退出了筹委会。纵观始终，刘进和宋彬彬始终一同进退，而刘进始终处于主导。
“8·18”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当天，刘进是领队。接到红卫兵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指令时，随父亲从河南赴京、一向低调的刘进对宋彬彬说：“你当过学生会文体部长，认识的人多，你从各班挑40人带队去。”宋彬彬因此带队登上天安门，刘进却留在城楼下。事后看来，刘进的这一个决定，造成了两人在文革中角色的重大分野。宋彬彬由此走向宋要武，刘进却仍然是刘进，一个普通的高干子弟、老红卫兵。宋彬彬登上了城楼，但她能给毛泽东戴袖章，自然也有她父亲的身份起作用。宋彬彬本人回忆，身后一个空军大院的男生鼓励她给毛主席戴袖章，而一旁站着的公安部长谢富治曾和宋任穷一块工作过（查阅履历，二人同授上将，解放战争时期谢富治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兵团政委，而宋任穷任第二纵队政委），认识宋彬彬，因而允许了宋彬彬去献袖章。
据宋彬彬本人称，毛泽东并未问起她的父亲，也不认识她，只是问了她的名字。“要武嘛”三个字也是随口说的。但这三个字的分量却不同一般，似乎打开了潘多拉的匣子，掀起了红八月的“武斗”暴力潮，文弱的宋彬彬也从此变成了“宋要武”。宋彬彬的高干子弟身份使她有机会去向领袖献袖章，但她保工作组的立场，却使她献袖章的行为在校内引起了争议，反对工作组的“主义兵”表示她没有资格献袖章，认为这样做不利于运动方向发展。事后看来，“主义兵”可以说准确预测了领袖的心思。
在戴上“红二代”宋彬彬献的袖章时，毛已在考虑对她的父辈“走资派”们开火，这或许是他不问宋彬彬父亲姓名，却亲自为她“改名”的真实原因。当天上城楼的学生共400余人。如果刘进不是决定让宋彬彬上城楼而自己留下，这一情节或许不会发生。2007年，改名实验中学的师大女附中评选杰出校友。起初参与评选的决定由宋彬彬自行做出。但以后对于宋彬彬出现争议，学校征求刘进的意见，刘进主张若拿下宋彬彬会对宋的负面影响更大，且宋彬彬不属于文革后受到清查的“三种人”（编者注：指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作为麻省理工学院地球行星科学系第一位大陆女博士，具备知名校友资格，因此建议保留。校友们的意见影响了宋彬彬，几天后她决定继续参选。不料，参选的后果超出了她的预料，宋彬彬再次卷入漩涡中心。
近年来，刘进一直在和校友们推动还原8·5事件历史。2013年1月4日，在北京大学原禹贡学社召开的“8·5事件真相”研讨会上，刘进说自己一直想还原她和宋彬彬在卞仲耘和天安门献袖章事件中的真实角色，分担宋彬彬肩上的责任。无奈，这不取决于她。
3、男记者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袖章之后，下午返校，接受了一位《光明日报》年轻男记者采访。他听说了领袖对宋彬彬说的两句话，还让宋写下了这两句话。两天之后，《光明日报》发表了文章《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署名宋要武，括弧宋彬彬。这篇文章以宋彬彬自述的口吻，将她改名宋要武。《人民日报》紧跟着转载，“宋要武”的大名播于天下。
宋彬彬说，这完全出乎她意料。她从来没有要改名为“要武”。但外界已经认同这一“御名”，宋彬彬开始收到成麻袋的信件，署名“宋要武”收。由于宋彬彬和宋要武两个名字都不便再用，宋彬彬改名宋岩，一直使用到文革之后。宋彬彬究竟有无改名宋要武，连她的朋友们都不太清楚。陈小鲁是宋彬彬丈夫的同学，他一直到本世纪初听宋彬彬本人辩白，才知道她并未改名。宋彬彬变身“宋要武”后，并未参与抄家破四旧。但她的武汉之行，却进一步加强了“宋要武”的影响力。据宋回忆，当时王任重动员她和刘进去武汉保湖北省委。这或许含有借重“宋要武”影响力的意味。刘进没去，宋彬彬却和四位同学一起去了，她自称原因是王任重是宋任穷老部下。
在武汉，宋彬彬发表了保湖北省委的文章，据她说署名本来是宋彬彬，被省委的人改名宋要武发表，而且加上了很多谩骂词汇。当时宋很意外。这篇文章影响极大，连宋彬彬的学校都被谣传改名“要武学校”。以后，“派鬼女儿”保湖北省委之行也成为江青打倒宋任穷的一条罪状。始作俑者的那位《光明日报》记者，并未在稿件上署名。据宋彬彬讲，文革后她曾找到《光明日报》社长穆欣，查找那位记者，却并没有找到。如果宋彬彬之言属实，那位“年轻的男记者”，为了切合当时的政治主题，创造性地把领袖的一句话改成了“宋要武”这个具有魔力的名字。
时过境迁之后，自然难以出头承担这份责任，以免染上“三种人”嫌疑。这位颇有创造性的记者，打造了宋彬彬走向“宋要武”阶梯上的最后一级。他的报道手法，很容易让人想起建国后新闻史上的诸多“经典名篇”。
4、刘兰兰（音）在1月4日的研讨会上，《记忆》主编吴迪说到了一个8·5参与殴打卞仲耘的人名：刘兰兰（音，或刘楠楠）。这是近年来唯一有人指名提到具体的“凶手”。吴迪说，该女生初中在北京市第三女中，高中转入师大女附中，是军队干部子弟。根据校友们回忆，当天对卞仲耘的殴打中，一群“住在三军总部大院”的女学生是下手最重的，因为她们的学习不好，这时抓住机会表现。而刘兰兰又是其中出手最重者。据吴迪称，刘以后当了兵，文革后清查“三种人”运动中，她被“双开”，羁押起来准备审理，却由于赶上了孔丹给中央领导上书替“老红卫兵辩护”，一风吹从而过关。在“谁是真凶”的问题上，先后涉及的还有数位领袖子女。但事后证明她们在8·5当天打死卞仲耘事件中并未卷入。
一个吊诡的现象是，围绕卞仲耘之死，师大女附中的校友们出版了多种著作，从不同立场进行了调查，譬如王友琴的《学生打老师的革命》和刘进、叶维丽、冯敬兰等人的调查。但这些著作和调查结论中，没有一个人提及当天参与动手殴打卞仲耘的人名。在叶维丽等人的讲述中，对于出手最重者的描述，往往用“一个瘦高个，一个大胖脸，文革前很出名”来描述，据说实际谁是打手已是公开的秘密。但不管是在调查结论和研讨会上，校友们仍旧不愿意讲出真名，理由是“追究真凶有多大意义”。另外一个原因则是，参与殴打的人众多，无从追究谁是祸首。冯敬兰最近发表的8·5事件综述中，也只是称其为刘某某。而吴迪提到的刘兰兰（音），就成了唯一一个若隐若现的名字。问题是，如果一直不说出打人者的姓名，宋彬彬就一直难以卸去对“卞仲耘之死”的重负。
5、孔丹孔丹因为近来和秦晓的“红二代骂仗”事件知名。他在文革中和宋彬彬同属于老红卫兵，同为不主张乱打人的“政策派”，8·18同时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但没有直接联系。1966年8月31日，孔丹再次登上天安门，或许是模仿宋彬彬，他当时给江青和林彪戴上了“西纠”红卫兵袖章之后，也想给毛泽东去戴，被周恩来阻止了。
孔丹在文革后的一次“上书”行为，影响了整个老红卫兵群体的命运，也间接埋下了宋彬彬在当下的争议。1984年，“老红卫兵”卷入了文革后开始的“三种人”清查，孔丹借助红二代身份给陈云上书，信中提出“老红卫兵”在文革中是坚决保护以刘邓为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反对中央文革篡党夺权的，虽然在抄家破四旧中有过，但功大于过，和以打倒各级老干部为目标的造反派根本不同。这一理由显然说中了要害，获得了陈云等批示，老红卫兵就此解脱，还别列入接班人梯队。但解脱老红卫兵的理由中，显然脱略了“红八月”在他们主导下的暴力伤害。前文已经说到，8·5事件中参与殴打卞仲耘的刘兰兰（音）本来可能遭遇审判，却由此过关。
由于这一问题始终未能得到清理，多数老红卫兵获得前程的同时，类似“卞仲耘之死”的心理伤害却在发酵，历史和心灵欠账一直累积下来，由“宋要武”这样的符号化人物来承担。宋彬彬因而只好避居国外，2003年回国后也讳莫如深，一直走不出“宋要武”的阴影。一直到眼下，终于由她和陈小鲁这样的“老红卫兵”出面来道歉清偿。虽云亡羊补牢，也难免积重难返。对于宋彬彬的遭际来说，孔丹之上书，功耶罪耶，就如他和秦晓的“饭局骂仗”，是非只能扪心自问。
参考资料：《对‘八五事件’的记忆与反思》，
师大女附中刘进等校友编，2014年1月《文革受难者》，王友琴，
开放杂志出版社，2004《学生打老师的革命》，王友琴，
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双月刊1995年八月号《难得本色任天然——孔丹口述史》，米鹤都编，中港传媒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