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相信看过电视剧西游记的朋友，一定都对一个情节印象深刻。那就是无论唐僧一行到了哪个陌生的地方，只要说一句“贫僧来自东土大唐”，立刻就会被当地人高看一眼，待为上宾，恭维道“天朝人物，果然仪表非凡”，甚至迫不及待地就想把这位大唐高僧招纳为婿......

虽然这种情节多半出于作者吴承恩自诩天朝上国所带来的自大心理，但是某种程度上这也的确是事实。古代中国凭借其相对周边世界碾压式的文明优势、海量的人口和财富，相当长时间内一直是全世界的“文明灯塔”，即使在秦汉唐宋这些辉煌的王朝覆灭很久以后，世界仍然习惯以秦人、唐人来代称中国人。

我们近在咫尺的邻居日本也是如此。且由于地理相近，日本自古以来就受中华文明影响甚深，古代日本人对中华这个词那真是当做偶像一般崇拜，但凡“唐物”（日本人口中的中国物品）出现，都会引来日本人打破头地疯抢。

到了近古，统治日本的德川幕府实行闭关锁国之策，中日之间长久以来的交往被骤然切断，因此，日本士人对中国的变化一无所知，他们脑海中的中国印象还依然是从那些古书上读来的文明繁荣，人人知礼的大唐盛世，是那个无所不能、笑傲于世界东方的中央帝国。

江户时代的日本，其生活方式大体上还是中国唐代的遗风

因此，当近世日本被突然闯入的美国炮船给轰开大门（1853年的“黑船事件”），茫然震惊失措时，其首先想到的就是到中国去，中国一定有办法教给我们怎么对付这些洋夷！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日本幕府精心挑选了一批使者，在闭关锁国200多年后登上“千岁丸”号再次踏上了前往中国的“朝圣之旅”。

日本画家笔下访问上海的千岁丸号

这批随船前来的日本使者皆是一时精英，日后都是成大器的。包括后来创立奇兵队在攘夷战争中大放异彩的高杉晋作，明治时代最大的官商之一的五代友厚等。因此，关于千岁丸号1862年访华一事，中日研究者都格外重视，认为正是通过千岁丸使团的访华印象，使日本最终确立了要脱亚入欧，效法西方改革图强的念头。

明治初年的日本风云人物高杉晋作

这个结论无疑是正确的。那么千岁丸号上的日本使者们究竟看到了怎样的中国，怎样的上海，从而使他们对心目中的“唐国”和“天朝人物”彻底失望呢？

这方面学者的研究文章已经颇多，但大多着眼于政府层面的交流。其实千岁丸号的数十位日本团员在上海逗留数十天，更多的印象是来自于在这里每天接触到的形形色色的“唐人”，而正是这些日常接触的中国人，使日方大失所望，对所谓中央帝国的幻想彻底破灭。

我们不妨来看看他们在大清治下当时号称最繁华开放、华夷杂处的上海都遇到了什么人、什么事：

1，畏惧洋人如虎的清国文人

千岁丸号上的日本使者们是抱着寻找富国强兵方略的想法来大清的。可惜，上海这里与大清国其它地方一样，竟然找不到一个有真本事的读书人。在日方人员眼里，“清国本是文学无双之国，却无以治国之论。因此近世之风则是有志者无一不是为己者，一味贪求中举。为中举煞费苦心于制科时文， 成为虚鹜徒劳的弊端。既是尊从优雅艺文，又何必耗资如此之大，将自己陷入到虚文卑弱的地步，照此下去岂能治理国家，以致被长匪（指太平军）苦害，外来夷狄控制。清国危如累卵，实在可怜。”

这种八股文取才制度对士人精神的毒害从千岁丸团员之一，专业画师纳富介次郎对与之交往的一个大清文人的记录中就可见一斑。

多少青年才俊，就这样把精力浪费在了八股文中

纳富介次郎在日记中提到了一个叫施渭南的上海文士某日来船上访问，与纳富介次郎等日本人探讨书画。一时兴起，施渭南赋诗题扇。这本是当时文人雅兴，但昧于世界大势的施渭南题诗写的却是歌颂前代蛮邦对中原王朝称臣纳贡的事，这引起在座的日本使者的不满。一个叫林三郎的日本团员勃然大怒，当即扔掉那把扇子说: “我们神国的天皇，万古无变，世上无与伦比。你岂能将他与北虏王相提并论。你这个可恨的腐儒，实在失礼！”

突如其来遭到日本人的指责，纳富介次郎还以为施渭南总要辩解几句吧，没想到施渭南一见日本人发怒，立马腿都抖了起来，忙站起道歉，并立即删改那诗句。此后见到林三郎就低头弯腰，如见上级官差一样。

一日，施渭南又来日本船上聊天。正逢在上海的荷兰领事也有事前来，施一见，陡然变得面色如土，颤抖着站在那儿礼拜。我感到奇怪，问其缘故，他说:“荷兰人走过去时瞪着我，大概是讨厌我来这儿和贵国人交谈，我在此呆长恐怕会使他们发怒。”说着起身回去。事过二三天，吓坏了的渭南还不放心，又派其子来访，请日方使者代为到荷兰人跟前说情，令纳富介次郎叹息不已。他在日记中不无感慨地写道，施渭南在当时北京也是知名人士，如此知名者还这么怕洋人，可见恐洋已成习惯！中国文人，大多是此种精气神，又如何能与洋人抗衡！

正在伺候洋大人的满清官员

2，除了文学，找不到其它书籍的书店

作为醉心于兵事的藩士，高杉晋作一到中国就特别留心于寻找地理、军事等方面书籍，可惜实在难以寻觅。大清国唯重文章之学，书店里满是在售的诗文，却几乎无人问津那些于富国强兵有实际意义的书籍！

高杉记录的一段与中国人的笔语如下:

(高杉:)英夷鸦片以来战争之事，书为史册者有否？

(中国士人:)无……（多么的言简意赅！[捂脸]）

清末杭州的一家书铺。当时的书店也是考试导向型，以服务八股考试为主

高杉一次逛书店，店主问:“现有《佩文韵府》贰部，请问要否？”

高杉答曰: “《佩文韵府》等于我无要，有陈忠愍公(抗英名将陈化成，1842年殉国)、林文忠公(林则徐)两名将之著书，则我虽千金要求之矣。”

有较深汉学功底的高杉当然懂得，作为分韵编排的辞书《佩文韵府》有很高学术价值，但他此时最急迫求索的，是挽救民族危机的谋略， 林则徐、陈化成的思想言行自然为他所渴慕，清朝应对鸦片战争的经验教训也为其关注。此类图书，高杉不计价格，一概购买。

可惜，店主找遍全店，也拿不出满足高杉晋作要求的一本经世济民的书来！

同时代的日本士子更喜欢《海国图志》这种经世济民的书

3，沉沦鸦片的领水员

对于初来大清的这些日本人来说，最惊讶的就是大清上上下下都沉沦于鸦片之中的现状！1862年时的上海滩，鸦片有多流行呢？

据光绪年间教会医生的一项统计，上海各类人吸鸦片的比例为:苦力50%,工人30%,商人40%,官绅无统计，而南京官绅吸食者为50%,上海亦应相近。

近半数的上海成年男子吸鸦片，这是何等严重的事态！纳富介次郎向当地人打听，鸦片何以有如此之大的吸引力？答复是:"鸦片烟味儿极美”，虽明知有毒，甚至危及生命，但“心气不爽，或做事感到疲倦时，吸口鸦片会顿觉精神振奋。因此，人们最终还是废止不了鸦片。"

纳富介次郎记载，“千岁丸”离开上海港前，曾雇请一位领水员，费用80银元，这在当时是很高的报酬了。这个领水员是当地人，会讲英语，却衣衫破旧、面黄肌瘦。纳富写道:

“在黄浦出发前，中牟田仓之助问他:“你每月有几次这种活？”回答说:“有时两、三次，有时四、五次。”中牟田又问: “你有父母妻儿吗？”回答说“没有”。又问:“那么，你是喜欢赌博或沉溺于女色了？否则，你挣那么多钱，怎么衣着如此不整，而且身体又那么瘦弱？”他答道:“我不好别的，只嗜好吸鸦片。挣的钱虽多，但还不够吸鸦片的呢。”

随船的日本藩士们都不相信鸦片有那样大的吸引力，竟使一个人倾家荡产。但紧接着藩土们亲眼看到的情景，终于使他们明白了鸦片烟的特殊威力:

“过了一会，此人来到我们住处，从一个精美的盒子里取出烟具，平卧着抽起来，约半刻钟，大家都凑过来看稀奇。其烟充满了屋内，其味难闻。因此就制止他吸烟，可他根本听不进去，眸神荡漾，如醉如睡。过了一会儿，恐有事故，仓之助大喝一声把手放到刀把上，脸上露出怒色。见此，那人吃了一惊，匆忙收起烟具走了。”

帆樯林立的晚清时代上海码头

对此，另一位日本使者日比野辉宽不由得感慨道：“余窃闻水路主人一月获利二百余金，然而却贫苦到这种地步，鸦片费用大到如此，使人贫苦，甚至朝吃夕死也在所不惜。 嗟乎！陷害生民于迷惑、沉溺之中，莫如其甚也！”

日本使者之一叫做名仓予何人的曾与中国士人王互甫讨论烟毒泛滥问题，王互甫叹息没有解毒良药，名仓君笑着说:“除此烟毒需良方，今求取其药甚难，但确实是有的，其药名则徐

丸、化成汤！”王互甫一愣，随即二人皆是苦笑不已。

以上海南京路风光为主题的清代欧洲明信片

总之，日本使团在上海的所见所闻，深刻地验证了林则徐1838年9月所上的那道著名奏章:如果对禁烟“泄泄视之”，后果将是“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

伟大的林则徐

4，不以为耻的遍地娼妇

上海自19世纪中叶开埠以后，秦楼楚馆竞相开办，直追扬州和南京秦淮河等风月名地，渐有“沪城青楼，不下扬州”、“不比秦准河减色”之说。19世纪60年代初，上海已成为娼妓泛滥之地，有“东方花都”之称，毒、赌、娼成为上海的三大毒瘤，西方人也说:“上海因名副其实地被当作世界上最邪恶的城市之一而闻名。”同治《上海县志》的编辑者之一毛祥麟所撰《墨余录》说，上海妓院“无地无之，更有花烟间及广东流娼，密如栉比。”“更可怪者，下开店铺，上列娼楼。甚至避兵而来赁居之僧寺道院，亦与妓家分上下。” 毛氏叹息道:“几不成世界矣！"1869年，英国萨默塞特公爵访沪后，在英国上院演说，也把上海公然称为“罪恶的渊薮”，可见当时上海滩风气之差！这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城市上海的一大景观，是其在近代转型过程中的畸形表现。

旧上海的红灯区

而这点自然也被日本使团注意到了。日本藩士们沪上逗留期间，也有涉足青楼的。峰洁的《船中日录》载，6月15日(五月十八日)，峰洁同寅之助、尾本公同、岩濑弥四郎、渡边与八郎、松本兵次郎等，随三位长崎会馆商人永井屋喜代助、松田屋伴吉、铁屋利助，一起逛妓馆，交洋银后，即进入青楼，见各室门前卖妇站立任选。青楼中还有舞台，可见优、倡是并行的。倡优出演，颁给洋银12枚。

商人松田屋伴吉则详细记述了6月15日(五月十八日)他们一行逛妓馆的经历。这天，三位商人在中方商行协德行四位主人陪同下，到黄浦江乘妓馆游船。游船内有床和桌椅，卧床有玉饰，颇华丽。天窗以油纸裱糊，故透亮。游女们皆着宋代服装，演奏大鼓、笛、胡琴等。不时给客人奉上水果、茶汤、水烟、梅酒、点心、西瓜。商人们与游女相拥而嬉。全部活动都支付现银。

晚清一张妓女拍摄的照片（估计是作为自己的广告海报）

日比野辉宽也记述了自己在上海逛青楼的经历:7月25日(六月二十九日)，他被一中国人引至僻静巷道，“在一茅屋院前听得古笛声”。进院后，只见“房舍壮大美丽，楼上丹青描绘，栏槛漆色灿烂，一位二八美人依槛挥着团扇，姿容绝美。”“楼下户口颇多，户内有十二三岁的少女站在帷幕之外，姿容稍异。帷中可窥见一美人对镜梳妆。 引导者对我说:这是青楼。”日比野被导入楼内，发现有三十余间房。又带到另一楼，装饰稍劣，是广东妇人在此。粤妇为洋夷所喜， 每充其妾。

日本自平安时代以降妓业发达，士人拥妓习以为常，故访沪藩士多以自然主义态度记述上海的色情场所，当然不可能揭露妓业背后的惨痛与悲苦。但他们在纵情享受中国声色之时，也不无诧异中国（上海）妇女为娼者之多，在其日记中对此多不无鄙夷，认为中国妇人廉耻之心全无，一点也没有传说中的大唐之地人人讲礼义的民风（感觉这是边吃边骂，好伪君子啊！）

清末的上海滩已经有很多常住洋人了

无疑，这又给千岁丸使团的中国印象大大减分了……

总之，千岁丸号1862年的这趟中国上海之行，让日方大失所望。他们没有看到大清从鸦片战争吸取到任何经验教训，所有的一切依旧在原来闭塞落后的轨道上缓缓滑行。这里的人民羸弱无礼，只知道追逐蝇头小利；这里的士大夫们也没有人关心如何富国强兵，只知道流连于烟花之地，沉沦于鸦片床上。中国，已是垂垂老矣，无能为也！日本，必须抛开几千年来形成的对华依赖，彻底转向欧洲寻找富国强兵之术！

对中国失望后，日本掉头向西，迅速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明治维新

可以说，读了日本千岁丸号使团的访华日记，作为一个中国人，真的是让我羞愧莫名。如此腐朽的社会，确实如林觉民烈士那篇传诵千古的《与妻书》所说：“……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第以今日事势观之，天灾可以死，盗贼可以死，瓜分之日可以死，奸官污吏虐民可以死，吾辈处今日之中国，国中无地无时不可以死！”这怎能不让有志之士奋起革命？而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不就是那堂堂的大清王朝吗？这样的王朝，早就该灭亡了！愿世人皆早日清醒，再不为这个辫子王朝歌功颂德！

这一跪数百年，中华之精神脊梁几乎断掉！满清其罪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