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0月，日本华北方面军集结了2万重兵进攻太行山，在黄土岭和八路军狭路相逢。
日军指挥官名叫阿部规秀，不久前还接到调令去天皇身边当侍从武官。
为了带着军功回去，这一仗他发狂似地对根据地展开了烧杀劫掠，不计伤亡地想吃掉八路军指挥部。朱德、彭德怀、聂荣臻、贺龙还有杨成武，眼睛也死死地定在了这个小小的黄土岭上。
不过，这些后来威名赫赫的元帅和将军，都不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
一名刚从黄土岭战场被抬上担架的小战士，正苦苦请求医生不要截掉自己的左腿。
他是杨成武独立团的兵，就在刚刚突袭日军时，一发滚烫的弹片刮过了他的左小腿脓肿还在恶化，为了保住他的命，医生准备给他截肢了。
就在这时，一个金发碧眼的洋大夫正好路过，小战士一眼就认出了这是当初给他讲过课的白求恩。
白求恩正好听到了医生要截肢的建议，看了看他的腿说：“孩子才17岁不到，没了腿可惜了，手术我来做，我要保住他的腿。”
手术很成功，这位小战士最终保住了左腿，可惜的是白求恩大夫却在那场战斗的另一个手术中感染，在五天后牺牲。
这位被保住了腿的小战士叫余新元，他记住了白求恩牺牲前跟他说过的话：“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向前冲，决不后退！”
相比我们以前聊过的那些开国将帅，余新元只是个“小人物“，谈不上有什么开天辟地的丰功伟绩。
但他的一生，却见证了我们过去一百年里几乎所有的“名场面”。
一方面，他和许多“大人物”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在他13岁时，因为教员在他村子里说的一句话，他参加了红军。参加抗战后，他让白求恩治过腿，也和“狼牙山五壮士”并肩作战。
平型关、百团大战、保卫延安、辽沈战役，那些决定中国命运的大场面，他几乎每场不落地都参加了。
在和平年代里，他的传奇还在继续。
他在当地方干部后不仅带着群众抗洪救灾，还曾经送过两名青年报名参军，这两个人一个叫郭明义，一个叫雷锋。
美国有个电影叫《阿甘正传》，讲的是男主角阿甘一生经历了越战、中美建交、美国反战运动和民主抗议。
相比电影里的“阿甘”，余新元一生遇到的大场面要波澜壮阔得多，而且最重要的是，阿甘是虚构的，而余新元却是真实的传奇。
2015年抗战胜利大阅兵时，当电视镜头扫过“抗战老兵”车队时，余新元那个标准的敬礼，还让不少人感叹这位百战英雄，就算92岁还是精神抖擞，豪气不减当年。
今天，我们就来讲讲这个不平凡的平凡人——余新元。
在甘肃静宁县的界石铺，一直有个“谐音梗”的传说。
1935年10月，教员率领红一方面军血战腊子口，在六盘水穿过蒋校长三十万大军的包围，来到了这个西北小镇。
一看战报上的地名，蒋校长大为震怒：这地方叫“界石铺”，那不是我的名字吗？居然让红军给占了？
碰巧，教员也想到了这层，他笑着在街石上连跺三脚说：“我们踏上了蒋介石的脊梁骨，再用劲一踹，他就要趴下了。”
打了胜仗后，教员心情大好，住在界石铺的18天里常常给乡亲们演讲，其中有个放羊的13岁小男孩，一有空就挤在人堆里，听教员给大家讲课。
这个小孩就是余新元，那个时候，他还叫吕新院。
教员湖南口音重，余新元年纪也小，那些“土豪”、“分地”的大词很多都听不懂，可当他听说，红军为穷苦人打天下，要去打倒那些骑在大家头上的恶霸时，余新元的眼睛都亮了。
在生命中的前13年，余新元是不折不扣的“穷苦人”。
1923年11月7日，从余新元出生时起，家里人就不断告诉他：咱们祖祖辈辈都是给地主扛活的命，什么样的苦都得学会咽，什么气都得学会受。
父亲说：“咱们穷人啊，生来就是遭罪的命”。可就连这样的“命”，很快也没了。
红军来的4年前，镇上又来了伙土匪。
本来，土匪们只是像往常那样抢大家的粮食、牲口，可偏巧那天土匪看到了余新元的母亲年轻俊俏，当着丈夫和儿女的面，就跟饿狼一样地母亲扑去。
母亲不堪受辱，抱着一个筐子跳了井。等土匪走后把人捞出来时，只见母亲的尸体还紧紧抱着全家最后的一点财产 —— 25个鸡蛋。
父亲悲痛欲绝，从此再也没吃过鸡蛋，也没再娶妻子。
母亲死后没多久，当地又赶上灾年，在县官和地主的层层剥削后，家里断了粮。余新元的3个妹妹里，2个先后饿死，1个被迫送人。
而为了生存，余新元只能忍着痛苦和仇恨，给迫害自己一家的地主放羊讨碗饭吃。
就在余新元自己都快认命时，头戴五角星的红军出现了，他们和余新元见过的兵都不一样：
这群人不仅不拉壮丁，不抢女人和粮食，还总给老乡们挑水干活，送衣服被子。
他们一到村里，那些欺负人的地主老财个个吓得不敢出门，可对待余新元这样的穷苦人，他们又是当朋友一样看待。
更让余新元印象深刻的是，那个被战士们称为“毛主席”的男人，总站在他面前说，我们穷人要一起斗地主，分田地。
他不仅说了，而且还奋力挥舞着手臂，说得理直气壮，慷慨豪迈。
短短十多天的相处，余新元就认准了一点：教员和红军是自己的大恩人，自己这辈子都跟定了这支队伍！
趁着一天深夜，余新元告别了父亲，悄悄赶着地主家的200头羊，追了几十里地才赶上了红军的队伍，成为了红一师的一名小战士。
团政委给他起了个新的名字——余新元，一个是免得他家人遭恶霸的报复，另外也寓意着“新生”。
刚参军3个月，余新元就赶上了胡宗南大军围剿，参加了山城堡战斗。
在余新元的印象里，打仗就是当官的举着手枪，对下面的士兵喊“给我上”。
可当战斗打响后，全连最先顶着密集炮火冲上去的，是连长、指导员和队伍里的党员。
敌人的攻势非常凶猛，很多战友刚上去就被打倒，但年纪最小的余新元，始终被战友们挡在了身后。
经过一场又一场的战斗，余新元一次次跟着大家冲上去，前面的战友倒下，他就捡起他们的武器和弹药，踏着他们的脚印向敌人冲去。
慢慢的，他从当初被大家挡在身后的小孩，长成了可以冲在最前面的战斗主力。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余新元的部队从山西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9月下旬，余新元的部队来到了河北涞源县一个叫平型关的地方。
首长跟大家说，对面的这伙日本鬼子叫板垣师团，号称“钢军”，这群鬼子打仗凶猛，余新元的部队刚打了他们一个埋伏，这伙人就重新集结反扑了上来，双方在阵地上不断拉锯，经常打到弹尽粮绝，还要拼刺刀再打个你死我活。
更狠的是，这伙日军坚决不投降，有个八路军副营长抓了个半死不活的日军俘虏，没想到俘虏刚喘过气就狠狠地咬向他的耳朵。
还有个通信员掏出纱布准备为日本伤兵包扎，那个伤兵却扬手拔出刺刀杀害了通信员。（电影《太行山上》第20分钟后有基本一样的场景）
对这伙敌人，余新元下手毫不留情，他和战友们昼伏夜出，不断用袭扰把敌人骗进包围圈，先用手榴弹和机枪开路，子弹打完了冲进去肉搏。
有次180多个鬼子想躲进山洞顽抗，余新元就和战友搬出缴获的炸药，把山洞直接炸塌。
八路军的游击战术让日本人非常苦恼，他们找来了被誉为“名将之花”的阿部规秀。
此人很懂游击战，他的部队也学会了小股出击，还用拉网扫荡、疯狂屠村的方式切断八路军的补给和援助。
为了消灭这个劲敌，余新元的部队在黄土岭展开了埋伏，在这场战斗中，阿部规秀被一炮炸死，成了日军在中国战场被击毙的最高将领。
只不过，余新元却在战斗中受了重伤，然后有了故事开头白求恩做手术的故事。
上手术台时，余新元的伤腿已经非常严重了，不仅小腿上的肉基本都被炸飞，化脓的地方一直蔓延到大腿上。
白求恩用手术刀一点点地割掉溃烂的腐肉，把消炎药涂在纱布上，然后伸进余新元的伤口不断来回拉扯，反复消毒。
因为没有麻药，余新元痛得好几次几乎要晕过去，豆大的汗珠把床单都打湿了，但为了不打扰白求恩，余新元始终没掉一滴眼泪，没喊一声疼。
重新上药后，余新元的腿果然好转了，当他想要再找白求恩大夫当面道谢时，白求恩却在给他的副营长梁金彪做手术时伤口感染，已经牺牲了。
带着“白大夫”那句“绝不后退”，余新元重返了抗日战场。
1941年秋天，已经是副排长的余新元接到了上级命令，率领战斗小组在河北易县的狼牙山展开阻击。
按照部署，全团各单位四下分散，遇到路过的日军就展开分段阻击，让敌人每前进一步就要碰一颗硬钉子。
在余新元隔壁的7连有几位战斗英雄，就是我们熟知的“狼牙山五壮士”。
余新元遇到的情况，和“狼牙山五壮士”差不多。他的战斗小组一样只有5个人，每人出发时5发子弹，47枚手榴弹，打完的弹壳还得回收，反复用六七次才报废。
除了每天二两小米，别的物资一概没有，补给全靠从鬼子手里抢。
战斗开始前，余新元知道自己武器没鬼子的好，除了沿途收集敌人的弹药外，还专门选了个在山坡上的破庙当阻击点，从周围搬来了一大堆石头，把庙围了起来。
没多久，1000多人的日军扫荡队朝着破庙走来，等敌人走到眼皮底下时，余新元带着战友突然抛出滚石，砸死了好几个冲在最前面的鬼子。
趁着敌人阵型乱掉后撤时，大家果断开枪，又打死了好几个敌人。
因为山路陡峭，死了好几个人后，鬼子一时没摸清虚实，每次都派出小股部队想来偷袭，结果被余新元用手榴弹、“石头炮弹”全面开花，把鬼子打退了12次。
可时间久了，鬼子终于发现山上只有几个人，八路军的大部队没在附近，他们开始放心大胆地展开队形，搬出重炮狂轰滥炸，想把这个面前的阵地扬了。
在这样凶猛的攻势下，余新元又打退了几次鬼子的冲锋，可是当敌人发起第20次进攻时，大家都已精疲力竭。
第一轮炮火轰来，战友张连第的头骨就被打掉了半个，余新元一把将他另一半头骨用绷带扎住。不一会，战友袁根成胳膊断了，冯正祥负重伤。
有个叫张祥的战士被炮弹炸中，朝着余新元喊：排长，我不好了，我腿不行了。
看到敌人不断围上来，心急如焚的余新元朝着张祥大喊：腿不行，还有手！
张祥说：我.....我不行了。
跟敌人杀红了眼的余新元近乎残酷地喊：我不管你行不行，阵地不能丢！
听到这里，张祥忍着剧痛又搬起石头向敌人砸去，等鬼子退回去时余新元走近一看，张祥的双腿已经被炸掉了，身上好几处伤口血如泉涌。
在弥留之际，张祥躺在他怀里说：“副排长，我能不能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现在就介绍你加入！”
“清明节，能不能替我到父亲和哥哥的坟前上根香、添把土？”
“只要我活着，我替你去！”，想了想张祥被鬼子杀害的亲人，余新元含泪答应。
张祥满意地笑了笑说：“告诉我姑姑，我是为抗日死的.......”
听到这里，余新元再也抑制不住眼眶里的泪水，他拼命点头说：我答应你，你为抗日而死，你是光荣的！
可是张祥已经倒在了自己坚守的阵地上，闭上了双眼，再也听不到回答了。
没多久，鬼子又冲了上来，唯一能动弹的余新元抱起一块石头向敌人砸去，但他刚探出战壕，一发子弹打进了他的胸口，余新元晃了晃后，从悬崖边摔了下去。
幸运的是，那发子弹没有夺去余新元的生命，他摔下去时被挂在了半山腰的石台上，不久后被战友发现，带回了根据地住在老乡家疗伤。
余新元养伤的地方，是村里一个叫王义珍的老奶奶家。
王义珍是根据地里再普通不过的一个老百姓，在记载里，我们甚至找不到她的家人都去了哪里？
可能查到的是，王义珍就像亲娘一样地对待余新元。
村里没了粮食，她就把自己攒的钱全换成小米，把重伤的余新元抱在自己怀里，一口一口地给他喂小米粥。
难得有了个鸡蛋，王义珍也会把鸡蛋蒸好，吹凉，再一口一口喂给余新元。
靠在老奶奶的肩上，吃着小米粥和鸡蛋，余新元的枪伤居然奇迹般好了。在好几次昏迷的半梦半醒时，余新元都觉得自己回到了小时候，躺在了妈妈的怀里。
渐渐地，他把对王义珍的称呼，也从“王大娘”改成了“娘”。
伤愈归队后，余新元在南泥湾跟朱总司令和教员一起扛过开荒的锄头，抗战结束了，他又重新拿起枪，跟着部队在大山里带着胡宗南绕圈子。
但每次他得了奖，总是忍不住要从大老远外跑回王义珍家里。
当上“抗日战斗模范”，余新元捧着奖励的袜子和毛巾，一进家门就喊：“娘，我当时模范了！这是孝敬您的奖品。”
1948年，解放军挺进东北和国民党决战前，部队又路过王义珍的村子，余新元揣着攒下的20块大洋跑回了老妈妈家。
几年没见，王义珍已经70多岁了，当她颤巍巍地打开门时，却想不起面前这个战士是谁。
余新元想到这次去了前线，说不定就没办法回来看娘了，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哭着跪下喊道：“娘，我是您一口汤一口饭救活的人啊！”
听到这里，王义珍眼睛亮了，抱着余新元摸了摸头，用苍老的脸贴在余新元的胸口，两个人的泪水流到了一起。
在集合声中，余新元一步一回头地出了村子，据余新元回忆，等他打完仗想回来找王义珍时，双方再也没联系上。这是自己最后一次见到“娘”了。
在辽沈战役前线，余新元的右脚掌被炸断了。
从13岁参军开始算，余新元参加过平型关大捷，打过百团大战，在黄土岭和狼牙山狠狠爆锤过敌人，又一路转战东北。
这个年轻人才26岁不到的生涯里，走了几万里的征程，打了500多仗，浑身7处重伤，记录了无数的艰辛、传奇和光荣。
对一个战士而言，在胜利即将到来的时候，不能再上战场，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就在这时，一个叫田儒文的小护士，把郁闷的余新元拉进了新的生活里。
余新元在医院养伤时，田儒文总是一边给他护理，一边求他讲各种打仗的故事，一来二去，两个年轻人都在心里种下了爱情的种子。
在那会，“爱”字总是很难说出口，终于有一天，余新元用80年前特有的方式对田儒文表白：“我看你挺好的！”
田儒文也用了同样的方式回答：“我看你也挺好的！”
这话刚一说完，两个人四目相对，一瞬间都明白了对方的心意。可余新元还是小心翼翼地问：
“我浑身刀枪伤，跟了我，你是要遭罪的！”
“我身体好，我可以照顾你！”
“你不怕？”
“跟着你，我什么都不怕。”
于是，在寥寥数语、一床棉被还有2块钱的喜糖下，这两个年轻人就这样开始了后半辈子的相互陪伴。
在组织的安排下，余新元来到了辽宁省辽阳市，在兵役局当政委。在解放后的十年来，除了征兵的工作，余新元还带着大家修水库、抗洪，过上了紧张的建设生活。
1959年的冬天，余新元跟往常一样回到兵役局，门口一个小青年看到他的中校军装，忽然从凳子上站起来，睁大眼睛问：“您是管征兵的首长吗？”
余新元突然想起来，昨天秘书跟自己说过，有个叫雷锋的青年工人，从弓长岭的工厂走了20多里山路，一直等在兵役局门口，非要闹着当兵。
看来这个年轻人，就是雷锋了。
余新元管的就是征兵，他一打量就知道，雷锋的身高和体重都不达标，于是老老实实跟他说：“你个头不够，长一长再来吧！”
谁知道雷锋说：“我不管够不够，我这回一定要当兵去！”
旁人觉得很奇怪，雷锋是鞍钢矿山的工人，正经八百的超级大厂，而且他还是生产标兵，每月30多块钱的工资。
相比之下，当时的部队一边要防着美蒋匪军的空袭，一边要警惕北边苏联挑事，不是在前线的深山老林备战，就是在后方玩命操练，也挣不到多少钱，像余新元这样的军官、老革命，时不时还得吃野菜充饥。
余新元就问：你为什么非得去当兵呢？
雷锋答道：我要为人民服务。
“在后方为人民服务，也是一样的”
谁知道雷锋毫不客气说：“要是真的一样，为什么还得分前方后方？”
这番话把余新元呛住了，这小伙子还挺有个性啊。
第二天，雷锋又跑了20多里来了兵役局，手上还带了个行李箱，一见到余新元就说：“首长，我带着全部家当来了，要是你不送我去部队，我就在你这‘当兵’了！”
雷锋没有开玩笑，他还真就天天在兵役局扫地、擦桌子，看到谁有什么活要干，他就上去抢着干，谁都拦不住。
余新元也被他的热情感动了，既然暂时没法送他当兵，那就先带他回家住下，慢慢再说吧。
回到余新元家里，雷锋还是啥活都要抢着干，全家人都很喜欢他，田儒文还专门做了当时很难吃到的菜包子，给雷锋改善伙食。
看雷锋吃得很开心，余新元随口问了句：出来这么久，家里人想不想你啊？
听到这，雷锋吃菜包子的嘴停住了，余新元没发现这个细微的变化，继续问：家里人同意你去当兵吗？
雷锋把菜包子放在了桌上，哇的一下泪水就涌了出来，他边哭边说：我没有家人，我是个孤儿。
原来，雷锋的身世和余新元异常相似。雷锋的父亲被鬼子打死，哥哥和两个弟弟在灾荒时饿死和病死了，就连母亲也因为被地主侮辱，悬梁自尽了。
雷锋边哭边说：是毛主席和解放军救了我，所以我最爱毛主席和解放军，我一定要去当兵，余叔叔你就帮帮我吧！
余新元这才明白为什么雷锋那么想当兵，原来他和自己一样，都是受尽压迫的苦命人啊！
想到这里，余新元决定破个例，一定要把雷锋送去部队。
因为雷锋体检差了一点，余新元就让他先去军用被服厂，给那里的军人们打打下手。雷锋一进厂里，很快就学会了缝补手艺，一个人一天缝补了63套军服，比正式工人干得还多。
厂里的参谋就跟余新元说，这个孩子多能吃苦啊，就送他去部队吧！
有了那么多战友的支持，余新元心里有底了，他找到给雷锋做体检的吴春泽院长，再三恳求吴院长能破例给雷锋签下“合格”的意见。
余新元恳切地说：雷锋这孩子瘦小一点，是在旧社会吃了太多苦，等去了部队多锻炼锻炼，他准能强壮起来。
吴院长也明白，余新元跟雷锋非亲非故，“走后门”纯粹是爱惜一个好兵苗子，但他是个很坚持原则的人，还是一板一眼地说：那是以后的事，我只能对眼前的雷锋负责。
余新元还是不肯放弃：上级说的合格，是身体和心理都要合格，雷锋政治上非常过硬，至于身体，他还在长个子的时候，总会达标的。如果上级追究起来，责任由我来负！
吴院长终于点了头，雷锋也成了市里最后一个穿上军装的士兵。
1960年1月8日，在余新元家住了58天后，雷锋即将踏上去部队的火车。余新元和儿女们给雷锋置办了各种日用品，田儒文一大早起来，给雷锋做了丰盛的饭菜，让他带在路上吃。
快2个月的相处，雷锋已经成了家里的一员，看着孩子要出发了，田儒文首先掉了眼泪。
一看到这个场景，余新元赶紧说：你这是干什么？孩子去当兵是光荣的事，咱都得高高兴兴的，可说着说着，余新元自己眼睛也热了起来。
雷锋在站台上捋了捋军装，对余新元说：首长，让我叫您一声爸爸吧！随后，雷锋抬手一个敬礼喊道：爸爸。
然后雷锋转过来，对着田儒文也喊了声妈妈，然后深深鞠躬，眼泪打湿了站台。
余新元当时只知道自己给部队送了个好兵，却没想到雷锋后来会成为全国人民一起学习的楷模。
在雷锋的日记里，还记录了两人的一次重逢。
1960年11月6日晚上，余新元在单位加班，趴在办公室睡着前还看到了报纸上关于雷锋的新闻。
晚上迷迷糊糊的时候，听到雷锋的声音在叫他。他一睁眼，看到这个“儿子”就站在自己面前！
雷锋自己回忆说，他们这对“父子”聊了几句家常之后，“爸爸”余新元跟自己说的最多的，还是“好好工作”，把“力量献给党的事业”。
很不幸的是，1962年的8月15日，雷锋下车给战友指挥倒车时，车轮打滑，碰倒了一根木头柱子，这根柱子打到了雷锋左太阳穴上，在送医不久后，雷锋牺牲了。
雷锋牺牲那天，余新元全家人都难受得没吃饭。
1977年，又是鞍钢工厂，有个叫郭明义的小伙子也来找余新元，说自己想参军。
郭明义当时的体检和政审都合格了，因为他最尊敬的人是雷锋，听说雷锋是余新元送去当兵的，他就想找余新元报名，跟着雷锋的足迹去部队。
就这样，余新元亲自把他送上了参军的火车。
在部队，郭明义是了不起的好战士，复员去了工厂，别人不想干的脏活累活，郭明义都抢着干。
他先后干过司机、团支书、宣传干事，甚至还干过统计和翻译。不管在哪个岗位上，郭明义总是能干一行、精一行。
此外，郭明义还把大量收入用在资助贫困儿童上，平时经常无偿献血，用行动践行了“雷锋精神”，在2010年获得了“感动中国”人物称号。
而余新元，则凭着独到的慧眼，为中国培养了两代的英雄模范。
虽然余新元用尽办法把两个“干儿子”送去当了兵，但在亲儿子余锦旗找自己说情，想走个后门参军时，余新元反倒一口拒绝了。
余新元跟儿子说，国家让你上山下乡2年，你在农村还没干够时间，怎么可以提前离开？说什么也不肯开这个后门。
一直拖到第二年，余锦旗才靠着自己的努力被部队选上，分到了最艰苦的二炮装甲兵部队。
儿子想申请换个舒服点的兵种，余新元再次拒绝，部队生活的艰苦让儿子一度恨起了自己的父亲。
直到有一天，儿子收到了余新元寄给他的一封信：
“你现在20岁，正是锻炼的时候，我希望你能干好，你是一个军人，我不希望看到你逃避困难！”
当时正是备战最紧张的时候，许多军人都可能随时上战场，余新元却对儿子说：“即使要为党和人民献出生命，也要勇敢地冲上去”。
到这时，儿子才开始理解了父亲。
在旁人看来，余新元的做法是不近人情，还总把党和人民这种大词挂在嘴上，有点像沽名钓誉。
可了解余新元的生平就知道，从小时候参军到现在，“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不是一句空话，而是一件件非常具体的工作，一个个非常具体的人。
这个工作可以是打鬼子、打反动派，也可以是修水库、抗洪，送雷锋他们去当兵；而这个“人民”里，有帮自己疗伤的王大娘，送丈夫儿子来队伍打仗的根据地妇女，还有省下粮食也有运到前线的民工们。
这些工作和人，构成了余新元的一生，是他最大的快乐和精神支柱，他是想把自己这份快乐分享给儿子。
这是一种更高境界的父爱。
到了晚年，有不少人想请余新元讲讲自己的英雄事迹，但余新元去了现场，讲的也总是别人的故事，不爱多提自己的功劳。
以至于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看着普普通通的老人，他见过的大场面，他打过交道的人物随便拿出一个，都够别人吹一辈子。
2015年，国家举行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工作人员在档案里找到了余新元的资料，邀请他参加“老兵方阵”。
穿上当年的军装，和其他老战士一起沿着长安街，在全国人民的注视下走过天安门。
在直播镜头里，余新元用力抬起了已经不再灵活的右手，军礼坚定有力，目光深邃地看着面前的群众。
在事后接受采访时，余新元说：“我这个礼敬给抗日战争牺牲的先烈们，我是代表抗日战争牺牲的先烈过天安门的。”
说话间，已经99岁的余新元，神态又恢复了当年的神采，仿佛准备再上一次前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