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立旭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的今天，不能忘记毛泽东确定过渡时期总路线、实践“一化三改造”，领导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奠基之功。
根据实际情况变化改变原来的设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毛泽东提出，我们要建立的是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强调：现在我们的主要任务，不是立即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而是大规模地搞工业化建设。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才能奠定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基础。中国什么时候能够进入社会主义？毛泽东在1949年设想，大约需要二三十年的时间。根据是：国民经济还没有恢复和发展，大规模国家工业化建设尚未展开，缺乏向社会主义转变所必要的物质基础和社会经济秩序；占国民经济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方式还是个体、分散、落后的，将其引导到集体经济轨道，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私人资本主义工业还在发展，没有纳入国营经济领导轨道。等到二三十年后，条件成熟时再谈过渡。1950年6月23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的闭幕词中说：“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
◆1950年6月，毛泽东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并致开幕词和闭幕词。
对于毛泽东的上述认识和做法，斯大林曾经表示怀疑。斯大林逝世后，毛泽东在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我们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斯大林并不把我们看作是共产主义者，而是把我们看作属于铁托一类的人，说我是半个铁托。”当时斯大林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有很高地位，他的怀疑，对毛泽东是一种巨大压力。尽管有压力，但毛泽东认准了就决不改变。
但是，从新中国成立后到1952年夏秋之交的变化，超出了毛泽东原来的预料。
从国内情况看，发生了四个变化，一是朝鲜战争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认识到要保证国家安全，必须加快工业化步伐；苏联援助的100多项重大工程，也使中国工业化进程加快；支持战争工业的发展，拉动了国民经济总体快速发展，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提前完成。建国仅三年，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就超过了建国前最高水平。二是国营工商业和私营工商业的产值比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国营经济已经超过私营经济。“五反”运动后，私营工商业已经开始纳入国营经济领导的轨道。三是新区土改顺利完成后，产生了不少以土地入股为主要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还有少数集体农庄，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悄然兴起。四是抗美援朝中镇压反革命运动使社会基本稳定。毛泽东在1951年2月提出的中国长期发展战略（即“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笔者注）中的“三年准备”，到1952年就完成了，从1953年起，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将要开始。
从国际情况看，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教训了美帝国主义，起到了制止战争的作用。毛泽东估计：世界大战，大体上10年到15年打不起来。
◆1953年9月，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第24次会议上听取抗美援朝工作报告。
毛泽东密切注意这些变化，认识也随着实际情况的变化而发展，由此提出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他正式提出这个问题，是在1952年9月2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这次会议在研究决定了其他一些重大问题后，毛泽东借着另外一个同志的话头，说了这样一段话：“十年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十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毛泽东在中央高层会议上首次谈他对过渡问题的意见，而且语气肯定。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提出这个重大问题，并且有了明确态度，并没有使与会的中央领导人吃惊，相反，却得到了他们的一致赞成。这里面的原因，恐怕就是各位领导同志也和毛泽东一样，一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情况的变化而改变认识。之后，毛泽东多次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过渡问题，大家意见一致，心情高兴。
对过渡问题始终持慎重态度
当时斯大林还在世，毛泽东考虑，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应该征求斯大林的意见。因为现在中共的提法与过去同斯大林讲的不一样了，斯大林会对这种改变不理解。当时苏联是世界上对中国建设支持力度最大的国家，中国的建设计划和苏联的建设计划有某种联系，在过渡问题上如果不征求斯大林的意见，不利于中苏友好，也不利于我们的过渡。毛泽东的这个想法，得到了中共中央书记处同志的赞成。1952年10月2日，刘少奇率团参加苏共十九大，毛泽东委托刘少奇就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向斯大林征求意见。刘少奇临行前起草了一封给斯大林的信。这封信经毛泽东阅改后，又经中央书记处其他同志阅后同意，译成俄文。刘少奇到苏联后，把这封信托接待他的苏共高级干部转给了斯大林。这封信中提出了中国有可能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最后特别说明：“这些问题还没有在中共中央的会议上讨论过，还只是若干同志的一种设想并在非正式的谈话中谈论过。”
1952年10月24日，斯大林会见了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会见时，斯大林直截了当地对刘少奇说：你们的信我看了，我觉得你们关于过渡的想法是对的。会见后，刘少奇立即用电报向毛泽东报告了斯大林的意见。
◆朱德、周恩来等到机场迎接访苏归来的刘少奇。
过渡问题重大。出于慎重，毛泽东采取和中央同志探讨的办法。他经常把自己的意见摆出来，请大家看对不对，有没有新的补充。1952年11月3日，他在一次中央高层会议上提出：在过渡时期，我们要消灭资产阶级，消灭资本主义工商业，但是要有步骤地进行。我们要消灭，但现在还要扶持一下。1953年1月31日，毛泽东在中央一次会议上又说：我们讲过渡问题，但我们对资产阶级，还有几个问题没有彻底解决：一是税收问题，二是劳资关系问题，三是商业调整问题，四是资金短绌问题。这些问题，我们是一定要解决的。1953年2月1日，在中央讨论一个文件时，毛泽东表示，不赞成在这个文件上写的“社会经济结构已经大规模地改组”这句话。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还在考虑多方面的问题，在是否要这么快就过渡的问题上，他还在反复思索，慎重对待，不轻率下结论。
有这样一件事。1952年9月2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会上谈了他对过渡问题的一些新想法。有一位列席会议的部长回去后向一些高级干部传达了会议内容。中央发现后对他进行批评。这位部长检讨错误后请求中央给他处分。毛泽东知道了这件事后，于1952年11月13日给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写了一封信，同意中央对这位部长的批评，但又主动承担了责任，表示不要给这个部长处分了。这件事表明，毛泽东在探索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时，不愿意把自己正在考虑，自己也觉得还需要进一步探讨的事情，在更大的范围公开。
毛泽东亲自下去调查研究
1952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在公布《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而发表的社论中，使用了一个“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提法，引起了物价波动和思想混乱。毛泽东明确表示：不同意这句话，还给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写信说明了自己的意见。毛泽东所以特别重视这件事，是因为新税制关于“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提法，与他酝酿的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通过赎买来消灭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方略相矛盾。
◆1953年2月，毛泽东在武汉视察途中。
毛泽东认为，过渡这件大事，只由中央作决定不妥当，要征求基层干部的意见。1953年2月15日，毛泽东乘专列南下，当天专列就到达河北省邢台境内。他先后请一些基层干部，县、省干部到专列上谈话。1953年2月16日深夜，毛泽东的专列进入武汉。2月17日，毛泽东白天批阅文件，看地方上的材料，晚上把中南局、湖北省委、武汉市委少数领导人请到他的住地一起吃饭，边吃边谈。18日、19日，毛泽东继续与中南局、湖北省、武汉市一些领导干部谈话，了解情况，同时也向这些干部谈了他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前一段时间酝酿过渡问题时形成的意见。主要是：“新民主主义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在这个过渡阶段，要对私人工商业、手工业、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过渡要有办法。”“国家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现在起大约需要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这是和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同时进行的。”“私人工商业如何转？资本家转什么？他们如何生活？其中有些人会和我们一起进到社会主义的。只要不当反革命，就要给工作，给饭吃。”“我爱进步的中国，不爱落后的中国。中国有三个敌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已经被打倒了，还有民族资产阶级，个体农业、手工业和文盲三个问题，当然对待这些人不能用对待前三个敌人的办法。个体农业，要用合作社和国营农场去代替，手工业要用现代工业去代替。手工业目前还要依靠，还要提倡，没有它不行。对民族资产阶级，可以采取赎买的办法。”
◆1953年2月，毛泽东视察南昌舰并与全舰指战员合影。
毛泽东离开武汉后于2月20日晚上到达安徽安庆，就在停泊于安庆江面的军舰上找地方干部了解情况。21日上午，毛泽东约安庆地委书记傅大章在江边一边散步一边了解情况。离开安徽，毛泽东又先后到南京、徐州、天津调查研究。毛泽东也在这些调查研究过程中讲了自己的想法，主要有：假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有十项任务，现在已经完成了七项八项，那么要不要等到把这十项任务都做完了，再去搞社会主义呢？不是的，只要基本条件成熟了，就可以开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工作。我们是革命阶段论者，但两个阶段不能截然分开。同时，毛泽东特别强调：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处理自己的事情，一个地方也是一样，要从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考虑问题，制定政策。2月26日，毛泽东乘专列回到北京。
“总路线是照耀一切工作的灯塔”
毛泽东回到北京后，顾不上休息，第二天，即2月27日晚，就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向大家讲了自己南下调查研究的情况，同时向与会同志表明了自己在过渡问题上的决心。毛泽东在会上说：“什么叫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的步骤是走向社会主义……类似过桥，走一步算是过渡了一年，两步两年，三步三年，四步四年，五步五年，六步六年……十到十五年走完了。我让他们把这话传到县委书记、县长。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还多一些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及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他在会上表示，我们在过渡问题上要防止急躁情绪，“急躁情绪基本上是什么倾向？是盲目性，太急了。”
这次会议，一直开到第二天凌晨1点才结束。毛泽东和参加会议的中央其他领导同志都十分高兴，大家都期待着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恰好中央财经委员会的例会马上要召开。毛泽东决定，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各大区、各省市委和财委的负责人都参加这次会议，目的是通过这次会议，在过渡问题上统一全党思想。
这次会议从6月13日开始，共有163人参加。在财经会议召开的第三天，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主要讨论《关于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是根据毛泽东到南方调查研究的实际材料，在毛泽东亲自指导下写出来的。报告提出了中国独特的过渡方式：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特别是公私合营这个主要环节，实现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变革。会上，毛泽东要讲话。事先，他在自己手里的那份报告稿的封面上，写下了在政治局会议上讲话的提纲：“总路线是照耀一切工作的灯塔。”“有所不同和一视同仁，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前者管着后者。”“几点错误观点：（一）确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二）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三）确保私有财产。”“党的任务是在十年至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改造。”“所谓社会主义改造的部分：（一）农业；（二）手工业；（三）资本主义企业。”“逐步对于将资本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认识──社会主义成分是可以逐年增长的，资产阶级的基本部分是可教育的。”
毛泽东在这个提纲中，正式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概念，并且将这条路线放在照耀一切工作的“灯塔”的地位。毛泽东在会上展开讲时，完整地表述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接着，毛泽东对过渡时间作了解释。他说：“考虑来考虑去，讲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比较合适。根据几年来的经验，大概十年到十五年是一定需要的。”毛泽东阐述道：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包括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两个部分。同时再次强调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灯塔”地位：“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不要脱离这条总路线，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和右倾的错误。”毛泽东还对“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进行了批评。毛泽东综合起来说：“我们提出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比较好……走得太快，‘左’了；不走，太右了。要反‘左’反右，逐步过渡，最后全部过渡完。”
中央政治局会议经过认真讨论，同意毛泽东关于过渡问题的观点，同意《关于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报告中提出的改造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根本途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补充和修改意见。毛泽东和大家一起再次认真研究了这个报告。会议在对这个报告进行修改、补充后，将报告的题目改为《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未定稿），决定把这个文件印发给参加全国财经会议的全体同志，让大家讨论。
全国财经会议集中讨论了《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未定稿）。在讨论中，不少同志对新税制进行了批评。会议结尾阶段，周恩来准备了作会议结论的稿子。这个结论稿完整地引用了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表述。毛泽东看后，做了一些修改，并加写了这样一段话：“这条总路线的许多方针政策，在一九四九年三月的党的二中全会的决议里，就已提出，并已作了原则性的解决。可是许多同志，却不愿意遵照二中全会的规定去工作，喜欢在某些问题上另闹一套不符合于二中全会规定的东西，甚至公然违反二中全会的原则。”8月11日，周恩来在全国财经会议全体大会上宣读了会议结论稿。8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财经会议上发表讲话。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并没有事先写好成稿，只有一个他自己写在会前他又反复研究过的手中那份七届二中全会决议铅印本封面上的提纲。他在讲话中提出：“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必须在全党，首先在中央、大区和省市这三级党政军民领导机关中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并在适当时机，召集地区一级领导干部，开展讨论，讲清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问题……过渡时期、建设时期，有资本主义、有社会主义。二中全会决议就是中国的新经济政策，现在要具体化。”毛泽东在讲话中批评了新税制。与别人批评新税制不同，毛泽东在批评之前，自己首先承担了责任，作了自我批评，这使许多中央领导同志很是感动。
明确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内容
全国财经会议，统一了全党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问题的思想。但是光在党内统一思想远远不够，需要经过全国政协，统一全国各阶层的认识。全国财经会议刚刚结束不久，恰好9月召开全国政协常委会第四十九次扩大会议。
为了做好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工作，在召开这次政协常委会扩大会的前一天，毛泽东亲自出面，把陈叔通、黄炎培、李济深、李烛尘、章伯钧、盛丕华、程潜、张治中、傅作义、章乃器请到中南海颐年堂，向他们详细说明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政策。毛泽东的说明，入情入理，使民主党派心情舒畅，打消了过去存在的一些疑虑。就在这天，毛泽东对周恩来将要在政协常委扩大会上作的报告稿和总结报告稿做了再次审改。
◆1954年五一劳动节，北京市民高举“为实现国家在过渡时期总任务而奋斗”的标语牌通过天安门。
周恩来在这次会议上作的题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报告中是这样说的：“在我们的人民民主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中，不是要等到那么一天，由国家宣布所有的生产资料都归国家所有，而在这一天以前，一切都原封不动毫无变化。这是不可能的……在过渡时期中，要使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一天一天地增加。过去我曾与盛丕华先生说过，将来是‘阶级消灭，个人愉快’。就是说采取逐步过渡的办法，做到‘水到渠成’。”9月11日，是这次政协常委扩大会的最后一天。这一天，周恩来在会上作的总结报告中明确说：“我国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就是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也就是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比重中逐步增长的时期。”
在这次会上，全国各阶层在过渡问题上统一了认识，9月24日，全国政协向全国正式公布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当时，这个总路线表达了四个要点：一是新民主主义时期就是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二是这是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比重中逐步增长的时期；三是逐步过渡，“水到渠成”；四是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宣传和实践
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后，各级党组织在全国范围展开了宣传活动。但在宣传工作中，许多地方出现了对过渡时期总路线解说不一的现象。毛泽东及时发现了这个问题，要求中央宣传部起草一个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提纲，以此统一口径，准确表述过渡时期总路线。中宣部决定由副部长胡乔木组织人起草宣传提纲。胡乔木组织人起草好一个稿子，交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拿到这个稿子后，在第一时间就全部看完，但很快又退回了。很明显，他对这个稿子不满意，要求重新写。胡乔木组织人重新写后，再交给毛泽东看，他还是不满意。这样反复几次，中宣部共起草了七个稿子，时间也过去了两个多月。到第七稿时，毛泽东才比较满意。但是，他还是亲自动手，对这个第七稿进行了修改和补充。12月13日，他给胡乔木写信说：此件已看一遍，比前好多了，估计还会有些修改的。
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提纲，对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了这样的完整表述：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当时出版的《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各种学习宣传资料。
在此过程中，毛泽东对过渡时期总路线问题又进行了深入思索，认为我们所列过渡时期任务，不应该是并列的，而应该有主体，有两翼，形成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关系。对此若不说清楚，党领导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会出问题的。他在同陈伯达等人谈话时，把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关系，比作“主体和两翼”。“主体”和“两翼”是密不可分、互为前提的。实现国家工业化，即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同实现社会主义改造，是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这个历史过程的两个方面，体现了发展生产力和改革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是一条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路线。“总路线也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毛泽东在修改中宣部起草的宣传提纲时，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化三改造”进行了系统阐述。这个文件先在党内发布，后来普及到全民。随之，过渡实践全面展开。
在过渡中，“一化”是“主体”，毛泽东对此十分重视。在一些材料上批示，指导我国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初步基础；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同时培养建设人才。“一化”实践的重点，是在苏联帮助下完成156个建设项目，配套完成694个大中型项目为重点，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在新中国经过三年经济恢复基础上，从1953年到1956年，中国基本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建立起了独立的工业体系，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
过渡的“两翼”，是把“三大改造”按照工业和农业区分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和手工业改造是工业，实现农业集体化是农业。毛泽东对“两翼”也极为重视，不仅在一些重要材料上作出指示，还对《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亲自把关修改。由于中国各地农村情况差别很大，农业合作化问题复杂一些，毛泽东的指示也多一些。在毛泽东的指导下，“两翼”发展都很顺利。
从1953年起，我国在经营范围、价格、利润、市场等方面采取限制办法，使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纳入国家计划轨道，同时对之实行利润按国家税收、企业公积金、职工福利金和资方股息红利的分配办法，逐步改变资本主义工商业性质。1955年8月私营工商业改造速度加快。到1956年底，已实现公私合营的企业占原有私营企业数的99%。在工业企业总产值中，国营企业占68.2%，公私合营企业占31.7%。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任务已经完成。手工业改造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同步进行，采取的是手工业合作社办法。到1956年底，全国建立手工业合作社10万个，从业人员603万人，占全部手工业人员的91.7%，合作化手工业产值108亿多元，占手工业产值总额的92.9%，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基本完成。
新中国土地改革后，农村逐步形成了一些互助组。过渡时期总路线确定后，我国从1954年起，在互助组基础上，兴起大办初级农业合作社的高潮，到年末已经建立49.7万个初级社。1955年7月开始办高级社。到1956年底，全国参加农业合作社的农户达到96.3%，其中加入高级社的农户达87.8%，成为农业生产主体。全国对农业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一化三改造”基本任务的完成，使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基础，是亿万中国人民的福祉。毛泽东在领导中国共产党制定和实践过渡时期总路线中，进行艰辛探索，付出很大心血，为领导中国进入社会主义，作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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