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荣喜

韩慧英，原名韩慧芝，化名王英，中共早期党员、革命烈士陈为人之妻。1903年9月生，河北省高邑县人。1925年6月，在保定第二女子师范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中共北方区委派她到陕北榆林，以教书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27年8月，与陈为人结为伉俪。1928年9月，被任命为满洲省委妇女部长兼管省委机关工作。1929年，陈为人、韩慧英一同被调往上海。1932年冬，中央决定他们负责管理在上海的中央文库。1937年3月，陈为人在上海病逝后，韩慧英回到陈为人老家湖南江华。新中国成立后，她先后在衡阳专署、零陵专署工作。1968年7月6日，在长沙病逝。

机智勇敢协助陈为人守护中央“一号机密”

1932年冬，在白色恐怖极为严重的形势下，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不得不从上海迁往中央苏区。陈为人和妻子韩慧英（地下交通员）受党组织派遣，留在上海，负责中央文库的管理工作。

当时，中央秘书处、文件管理处保存的中央文件多达20多箱，共计两万多份，囊括中共早期的几乎所有重要文件。其中，有党中央各届、各种会议记录、决议案；有党中央给各地的指示及各地党组织给中央的报告；有共产国际的指示；有苏区和红军军事文件，有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手稿；有瞿秋白、苏兆征、彭湃、罗亦农、恽代英等革命先烈的遗墨、照片等等。这些文件材料是党的历史记录，是革命进程中重大事件的见证，堪称党的“一号机密”，保管好这些十分重要的文件以“备交将来（我们天下）之党史委员会”。如果落入敌手，将给党的事业带来巨大损失，后果不堪设想。

陈为人夫妇接受这一危难之命后感到使命光荣，责任重大。他们俩作了严密的防范计划：一旦出了问题，而又无法挽救时，宁可放火烧楼，与文件俱焚，也绝不让敌人得到党的机密。

◆1932年下半年，陈为人接管中央文库。他在上海小沙渡路（今西康路）合兴坊15号租了一幢房子，利用二楼亭子间保藏中央文件。

按照党中央的要求，中央文库对外要以“家庭化”的形式出现。陈为人很快选定了上海小沙渡路合兴坊15号为库址。妻子韩慧英则被安排在附近的一所小学当教员，协助工作。

在当时秘密斗争的残酷环境中，任何一点疏忽都会造成不可避免的重大损失。他们把文库改装成一个富商家庭的模样，对外则以开湘绣店作掩护。白天穿着湘绣店老板的服饰，轮流在铺面和客厅以谈生意应付环境，一到晚上陈为人就关起店门，独自到三楼亭子间，紧闭窗户，拉严窗帘，拧亮电灯，通宵达旦地工作。韩慧英则在隔壁厢房里轻哼摇篮曲，哄孩子入睡，并负责警戒。陈为人从墙的犄角里取出文件，埋头整理，把厚纸的文件抄在薄纸上，把大字改成小字，把密写在小说、报刊上的文件、信函抄录下来，把文件的四边空白纸剪掉……并按时间、地区、问题等加以分类整理，以减小体积，进而缩小目标，避免敌人的耳目，便于保管和转移。

为了确保文库的绝对安全，他们按照党组织的决议和规定，不与外面任何人发生联系，文件的运进和调出完全由韩慧英与一个代号叫“张老太爷”的人（即中共上海中央局秘书处负责人张唯一）单线联系。韩慧英是“张老太爷”和陈为人之间唯一的联系人，她往来联络点和自己家之间的路线和时间都经过精心设计。每次出门前，韩慧英都和陈为人约定好返回时间。一旦逾期，就说明出现了突发情况，陈为人会马上带着中央文件转移。

◆陈为人在东北开展革命工作时的照片。

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意，确保文件安全，他们不得不时常搬家，哪怕是遇到了一个没有工作关系的同志，也要马上转移，以防万一。经过无数个不眠之夜的剪抄、归类、装订成册，陈为人把原有的20多箱中央机密文件压缩成6箱，最后又把6箱压缩成了4箱。

有一段时间，环境十分险恶，陈为人夫妇就将文件当作家当，一起搬运到霞飞路一户白俄人家的楼上住，以躲避敌人的视线。房东是个白俄老太太，她那在巡捕房谋事、整天骑着摩托车满街乱窜抓共产党的儿子，做梦也想不到自己家里竟有这样的共产党机关，房客竟然是一条“大鱼”。

天有不测风云。1935年2月，敌人在一个晚上破坏了中共8个活动据点，位于上海法租界雷米路汀家弄文安坊6号的上海中央局秘书处机关遭到警探和特务的突然袭击，书记黄文杰等30多位同志被捕。秘书处负责人“张老太爷”也不幸被捕。

机关出事一天后，韩慧英不见“张老太爷”按时来家送取文件，料想可能出了问题，而一份上级调阅的文件和一份经费支出预决算表必须送出。因此，她决定次日按时前往“张老太爷”处看看情况。韩慧英身着小花格大衣，把文件用牛皮信封装着放进衣服的里袋，小心翼翼地来到张的住处。她习惯地举目一望，只见二楼窗户那暗红色的窗帘仍然悬挂着并扬起一角（表示安全）。韩慧英上前一步，伸手按约定暗号两重两轻地敲门。敲了一遍又一遍，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多年地下工作经验提醒她，此时万万不可转身离去，于是继续敲门。门终于开了，闪出两个特务，前后夹持着将她拽进屋里，带上二楼厢房，这是“张老太爷”的住室。此时，上下三层已空无一人，纸屑杂物狼藉一地，室内家具东倒西歪，柜子全被打开，置放在墙角的几个皮箱不见了。“机关真的出事了！”她的预感得到证实后，急促跳动的心很快平静下来。她镇静自如，没有惊慌害怕，趁一个特务喊车，另一个不注意的一瞬间，将文件从怀中取出丢在了地下被翻乱的书堆里。为了不暴露自己的身份，她化名王英，假装是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农村妇女，她用老家河北高邑的口音哭诉自己是初到上海投靠亲戚找错了人家，乞求特务放了她。但狡猾的特务岂能放过，随后，把她押到了法租界巡捕房。审问时，她与“张老太爷”都说互不认识，敌人临时把他们关在一起时，“张老太爷”感到很对不起韩慧英，是自己连累到她，使她年幼的三个孩子离开了母亲，难过地流泪了。为了避免敌人的怀疑，韩慧英抑制内心的痛苦，没掉一滴眼泪，佯装若无其事的样子。两个特务将慧英带到审讯室审问，并用尽酷刑，韩慧英把生死置之度外，守口如瓶，巡捕房只好把她引渡到国民党警察局，关进龙华监狱。最后，她和“张老太爷”一起被送往苏州反省院。

◆韩慧英在上海时的照片。

天色很晚了，陈为人仍不见妻子回来，断定她出事了。他无暇考虑营救之事，闪入脑海的第一个念头便是火速搬家。陈为人用高价租下小沙渡路（今西康路）合兴坊15号楼房，带着六个大皮箱和三个幼小的孩子安全转移了中央文件。

韩慧英被捕后，陈为人与党组织的联系完全中断了，也断绝了经费来源。为守护中央文件的安全，他又不能出去工作谋生，日渐严重的肺病得不到医治，还要养活和照顾身边嗷嗷待哺的三个孩子，生活陷入困境，只好典当衣物，维持生活。

起初，陈为人一个人里里外外还能应付，但长期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按党内秘密工作规定，机关一定要家庭化，没有女主人何谓家庭？这时，陈为人通过互济会帮助，把李沫英请来，协助保管中央文件。由于经费来源断绝，陈为人劳累和饥饿，身体越来越差，肺病复发，经常吐血，后来连掩护机关也成问题，急得没有办法，硬着头皮去找鲁迅帮忙，向冼星海的岳父借钱。因为经济极为困难，李沫英不得不到外面教书挣钱给予接济。万般无奈之下，陈为人只好给在河北正定小学任教的妻妹韩慧如写信告以姐姐“病重”，要她速来看望。

韩慧如赶到上海，陈为人才将事情的原委如实告诉她：“叫你来，是要你帮忙一段时间，要知道，一个长期没有主妇的家庭是会被人怀疑的。今后在家你是我妻妹，外出就扮成我爱人。”韩慧如极力支持姐夫的工作，拿出积蓄的300银元支撑着一家人的开销。住在租界要付昂贵的房租，每月30元，每季度还要交房捐等，这300银元支撑了几个月就耗尽了，一家人又不得不靠典当度日。到最后，陈为人把二楼上的家具几乎变卖一空，甚至铁皮罐头之类零星杂物都卖光了，一日三餐山芋稀粥都吃不饱，生活越来越困难。

◆曾经保管过中央文库的韩慧如。

由于陈为人曾经被捕过，怕遇到叛徒，尽量少出门，更不能出去找事做。韩慧如初到上海，不懂上海话，找工作也很困难，经费没有来源，生活难以为继。在这种情况下，陈为人冒着危险晚上去找何香凝，想通过何香凝女士来找到党的关系，何香凝告诉他，她的门外有暗探盯梢，叮嘱他不要再来。

陈为人心急如焚，按照过去约定的办法找党组织，但仍没有结果。

敌人没找到任何证据，1936年初，韩慧英出狱，几经辗转找到了陈为人。一家人终于团聚了，生活却更加艰难。为了继续寻找党组织，也为了生计，姐妹俩外出教书谋生。韩慧英经李沫英介绍到陪民女中附小教书，通过当训育主任的罗叔章认识了毛道逊，与徐强接上了关系。原来，受党的委托，中央特科上海负责人徐强也在到处查访陈为人和中央文件的下落。党组织考虑到陈为人的身体状况，决定将中央文库的工作交由徐强指定的人保管。陈为人在转送最后一箱文件返回后吐血不止，从此病情越来越严重，1937年3月13日病逝，时年38岁。

陈为人病逝后，中央文库的保管任务，先是由上海地下党情报系统的徐强担负。后又几经辗转，数易其手。上海解放后，1949年9月14日，由地下党员陈来生，将全部文件送到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并由市委转交华东局办公厅。9月18日，再由华东局办公厅全部送到北平中央秘书处。

陈为人、韩慧英等呕心沥血，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下来的这批中央文件，是中共建党以来第一批重要档案，现已成为党中央档案中的无价之宝。1949年9月，中共中央接收这批档案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批阅签发的电报指出，“大批党的历史文件，十分宝贵……对保存文件有功的人员，请你处先予奖励。”这是对陈为人、韩慧英等同志为守护中央文库所作贡献的最高褒奖。

积极主动组织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陈为人病逝后，为了便于工作，经组织同意，韩慧英将三个不满十周岁的孩子送回陈为人的老家湖南江华抚养。正要返回上海时，“八一三”事变爆发，不得不滞留在江华。

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江华县社会各界各阶层爱国民众联合起来，积极开展抗日后援活动。

是年秋天，韩慧英组织江华各界人士在县城沱江举行抗日演讲会并参加演讲，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团结抗日。

1938年4月，韩慧英到长沙找到了党组织，并协助罗叔章做难民工作。11月，因孩子生病又不得不返回江华。为了维系一家人的生计，经女教师唐剑萍介绍，韩慧英到江华简易师范学校代课，任女生指导员。后又在香凝小学、风云乡中心学校教书，并任教导主任、校长。

韩慧英经常利用讲台宣讲抗日救亡道理，鼓动大家团结抗日，教唱《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之歌》，参加教育界举行的抗日演讲会，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宣传党的抗日主张。

◆沪剧《一号机密》剧照。

1939年，韩慧英在江华县城创办妇女纺织生产合作社，利用晚上时间组织演戏、讲演、捐款、支援抗战。

1940年，韩慧英联络唐剑萍在江华县开办合作事业，并在沱江考棚女子学校附近发动贫民妇女，成立妇女染织社，发展社员38人，集股380元。韩慧英在工余时间组织妇女唱抗日救亡歌曲，以提高妇女觉悟。利用晚上演戏、演讲和募捐，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由于合作社的发展壮大，引起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注意，最后被县政府勒令停办，韩慧英也因此受到传讯。10月，在中共江华县支部组织领导下，韩慧英在县城沱江创办江华县新运促进妇女运动会。

1941年3月，韩慧英在沱江体育场上主持召开“三八”妇女大会，并发布宣言，发动妇女起来抗日，成立募捐团，开展群众性的募捐活动，捐募到鞋子300双，还有棉背心等物资，支援抗日军队。

江华解放前夕，她帮助党的地下工作人员，联系进步人士和青年师生，组织“湘南人民翻身团”“地下农协会”等组织，开展迎接解放的活动。

完成陈为人遗愿将革命进行到底

韩慧英不仅是一名坚定无畏的共产党人，而且还是一个坚强勇敢、吃苦耐劳的女性。不论在黑暗的旧社会，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蒙冤的逆境中，她都能勇于面对，毫不惧怕，坚持真理，赤胆忠心，对革命始终抱有坚定的信念。

她和陈为人共生了五个子女，长子长女都是在陈为人被捕期间因无人照料、身患重病而夭折的。

◆1937年，陈爱昆（左）、陈力（中）、陈爱仑（右）兄妹三人在上海。

1928年冬，陈为人在沈阳开展地下工作时被捕，在监狱里遭受敌人的严刑拷打，又染上严重的疾病。为营救陈为人，韩慧英在怀有身孕的情况下，每日奔走在皇姑屯至沈阳城之间，寻找组织设法营救，还筹钱给陈为人治病。

1937年3月13日，陈为人病逝。因怕被敌人发现而暴露身份，韩慧英强忍悲痛，没有声张，用被子盖着遗体，领着三个不懂事的孩子守候在床边，陪陈为人度过最后的一夜。

对于一个女人来说，还有什么比丧夫失子更加痛苦。可是，韩慧英没有被悲痛压垮，而是在艰难险阻中继续前行，完成陈为人的遗愿，把三个孩子抚养成人，将革命进行到底。

1949年，全国刚刚解放，百废待兴，韩慧英的党籍问题迟迟未能落实。1950年，经本人申请，由时任江华县县长的王荫轩同志介绍，她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韩慧英先后担任江华瑶族自治县文教科副科长、科长、县委党训班主任，文教部、宣传部副部长。任职期间，她注重调查研究，积极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在贝江兴办公费制瑶族完全小学。同时，兴建沱江完全小学。1960年10月，韩慧英调任衡阳专署教育科副科长。1962年12月，任零陵专署文教科副科长。她大部分精力从事幼儿教育工作，悉心培育祖国的花朵。

◆1949年9月18日，由杨尚昆起草，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批阅的嘉奖电报稿。

“文化大革命”初期，韩慧英的身心遭到摧残，1968年7月6日在长沙病逝。这一冤屈直到1984年才得以平反昭雪。

阳光总在风雨后。1986年9月18日，经中央组织部批准，确定韩慧英加入中国共产党和参加工作时间为1925年6月。

1987年5月16日，中共零陵地委组织部认定，韩慧英同志是中共早期党员，为党做了大量工作，历尽艰难险阻，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对革命作出了贡献。在艰难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没有动摇对党的坚定信念。全国解放后，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工作，她不愧为中国共产党的好党员、好干部。她的一生是为党的革命事业奋斗的一生。

1987年4月18日，中共湖南省委老干局决定将韩慧英的骨灰安放在湖南革命陵园，她的英灵终于得到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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