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1908年2月6日(清光绪三十四年戊申正月初五)。同年11月，光绪帝(清德宗载湉)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三年后亦即1911年，武昌革命成功，推翻了延续数千年的中国封建帝制。但好景不长，随之而来的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军阀混战绵延不绝。另一方面则是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我的青少年时代，就是在这一社会急剧变革的时期度过的。 我家祖祖辈辈务农。原籍芳兰镇。芳兰是个大镇。刘、薄两家是大姓。镇上共有两千多户人家，人多地少，谋生不易。到我高祖父时，立足不住了，于1827年(道光七年)举家搬到离芳兰镇15公里的张家庄。 张家庄是个小山村，地多人少，高祖父买了十多亩坡地，后来我曾祖父弟兄二人，就在这里定居下来了。我祖父母死后，由伯父管家。我伯父读过几年书，会写写算算，在蒋村同某人搭伙，开了个纸坊，他当掌柜，人们都叫他“昌有掌柜”。我父亲没有上过学，从小就干活，给人家打小工。12岁那年，他在张家庄做小工，脚手架倒下来了，砸断了他的右胳膊，找了个羊倌来接骨。羊倌是给全村养羊的庄稼户放羊(每户也不过养四五只)的，由于经常给羊接骨，其中能干一些的也就成了“接骨匠”。胳膊总算是给接上了，虽没有完全复位，倒也不影响干活。我伯父的小算盘打得很精，而且冷酷无情，祖父母死后，他就提出来要分家。我父亲比他小15岁，很怕他，把他当老子看待，只能依着他。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与其说是分家，倒不如说是他把弟弟从家里撵出来了。我的父母，带着我哥哥，不得不再一次步祖先的后尘，抛别三辈人的故土，搬到了我外公外婆家所在的蒋村。我父母人缘很好，张家庄的人，不论亲戚、朋友，还是一般乡亲，都十分看不惯我伯父的做法，对我父母的遭遇深表同情。后来，我家每年都要到张家庄扫墓上坟，走亲访友。直到多年后，我参加革命了，遭到通缉、追踪，在蒋村遇到危险，不得不离开的时候，仍把张家庄当作首先考虑的落脚点。 蒋村在县城东面20里，正好坐落在忻(州)定(定襄县)盆地的盆沿上，背靠着山，面向着平川，是全县比较富裕的地带。地下水丰富，打的井很多，造纸业很发达，已有近二百年的历史。 蒋村有一怪，就是名曰蒋村却没有一户是姓蒋的。蒋村造纸业规模较大，用人就多，所以有很大的吸引力。那时到蒋村打短工晒纸的男人，平时也有十来个人。我父母也加入了这个行列。 蒋村的纸坊里，家家都供奉着“祖师父”蔡伦的牌位。逢年过节，纸坊掌柜都要给他上供、叩头。造纸的工艺，和一千八百多年前“汉蔡伦，始造纸”时大不相同了。原料主要是麻绳、新旧书刊、废报纸和一些乱七八糟的纸筋。如果造上等的“大老连”纸，还要整疋整疋地加上最好的“洋纸”。造纸用的工具、设备很多，大都很笨重。“好处”是用劳力多，男女老少以至十岁左右的孩子都有活干。抄纸是技术活，那是男人们的事，女人可以晒纸，老人、小孩可以沙纸筋(沙，读作sha，沙汰之意。沙纸筋是把乱七八糟的纸筋加以挑选整理)、赶碾子。这里造的老连纸主要用于制账簿，也可以用来糊窗户，糊顶棚，中小学生写大楷也用它。用途广，销路也就好，主要销往山西的忻、定、台、崞等县，晋中一带也销一些，但不多，倒是内蒙古和当时直隶省的几个县都有固定的销路，习惯地形成了类似“订货合同”的关系，到时发货就是了。 我家搬到蒋村时，父亲的堂舅帮了大忙，让父亲一家三口住到他自己家里。老舅爷又找到我三姑父，让他在自己的纸坊里给我父亲安排了活计。这时我哥哥才4岁，到蒋村的第四年我姐姐出生了。要解决一家4口的吃穿用，父母亲只好起早搭黑地拼命干。我父亲干重头活，母亲晒纸，干家务，从来不闲着。 三姑父见我父亲干活是一把好手，支撑个纸坊没问题，就安排他和蒋村一个姓朱的合伙办纸坊。纸坊起名“万盛昌”，字号虽起得响亮，其实没有什么根底，房子、设备是从一个姓胡的地主那里租来的，原料开始时主要靠从我三姑父那里借用，随借(纸筋)随还(钱)。朱能写会算，就由他管账，平时也干抄纸活。我父亲是“领作”，用现在的话说，就相当于班组长兼技术员了，既要安排、指导别人干活，自己也要全力干。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纸坊坚持下来了，而且越干越好，收入逐渐增多。到了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我父亲用一文一文积攒下来的钱，在村东头周家堡子上买了一个小院子，又买了八亩坡地。从此，日子一年比一年好起来。 我父亲叫薄昌福，是村里有名的好劳力，吃苦耐劳，干的活又快又好。他沉默寡言，脸晒得很黑，表情显得格外严肃，有人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他“黑脸阎王”。他心地善良，为人忠厚、忍让，是村里村外人所共知的。 就在我母亲生四弟的那一年，我伯父家道衰败。一天，他怀里揣着刀子，站在周家堡子五道庙、财神庙路口，等我父亲从纸坊回家。见到我父亲，他便说：“你站住!我现在过不了日子，给我40吊钱!”我父亲一听就愣了，说：“我一年也不过赚40吊钱，都用来养家活口了，都用完了，手头实在没有积存。”伯父脸一沉，唰地从怀里掣出一把刀子，在手里掂了掂，大声说： “那好，没有钱，你就把我杀了吧!给你刀子!”我父亲被逼得无路可走，只好答应给他借钱，最后借了高利贷。我母亲很难过，要找伯父讲理。父亲只说了一句话：“人家讹咱，总比咱讹人家好。”母亲从这句话里，听出了他心里的痛楚，只好颓丧地坐下来，默默地流泪。 这一年我4岁，已经记事了。就在伯父讹走40吊钱后不久，一个晚上，母亲闹肚子痛，额头上的汗珠直往下流。我吓坏了。母亲说：“书存儿，别怕，快去纸坊叫你爹!”那时父亲晚上也在纸坊干活，不回家。纸坊在村西头，离家有一里多路。我赶快跑到纸坊，告诉他母亲肚子痛得厉害。父亲二话没说，抱着我就往回赶。回到家里，他忙碌了一阵子，传出了婴儿响亮的哭声，是弟弟出世了。家里添丁进口，本是大喜事，我父母却相对无言，默默垂泪。家里欠了一屁股的债，拿什么来养活这个孩子呢?父母亲在无限悲苦中，狠着心把他溺死了。 合伙开的纸坊，也是靠着父亲这种宽容、忍让的精神维持下来的，一直维持了近二十七年之久。当初合约规定股份都是一股，盈利对半分。但朱的账目不清，卖纸赚的钱，年终结账往往有部分不入账，自己拿走了。我父亲不识字，不会算，明知亏了，也只好如此。有时朱还用别的方法捞钱。有一次他到原平镇跟买主结账，回来说，路上有人用刀子偷偷割开他的“捎马子”(商人们用它装钱、装物，经常搭在肩上)，把收来的银元全偷走了。那笔钱相当于纸坊年收入的四分之一，可不是个小数。父亲自然不高兴，心里发火，但即使这样也不肯说破，不愿伤和气，当然，朱对办纸坊也出了不小的力。刚合伙时，我家的家境比他家要好些，那时他家还欠人三十多吊钱，没有一亩地。等到散伙时，他家成了中等地主兼纸坊主人了。照理说，我家的情况应该更好些，因为我家还多出了一个人，我哥哥也在纸坊干活，是个抄纸能手。但结果是我家虽然也有进益，按阶级划分，已不是一无所有的雇工、雇农，而是富裕中农了，但比朱家却差远了。如果不是父亲有气量，这纸坊早就办不下去了。父亲常说：“和人合伙开纸坊，总要先念人家的好处。人家对不起自己的地方，心里明白就行，用不着人前人后唠叨。” 我父亲虽一向宽以待人，能忍则忍，但办事绝不含糊，从不受人左右。只要他拿定了主意，就不会轻易改变。他决定送我上学的事就是一个例子。我初小毕业以后，他本不打算再让我上学，犹豫了好久，但下决心让我上了，就再也没有动摇过。高小毕业后我要继续升学，他二话没说，同意了。村里有些人觉得这与我们的家世身份不相称。周家堡子上就有几个和我父亲一样在纸坊做工的人，说话特别损，别人都管他们叫“周短子”，这时他们合计着要“整”我父亲一番。一天，他们聚在周家堡子的财神庙、五道庙前，等我父亲路过时，就一问一答地说起风凉话来了： “薄昌福送他儿子到太原去读书，是想做官吧?” “做官要有面子(指认识官场的头面人物)才行，薄昌福有什么面子?” “怎么没有?脱下袜子，不就露出脚面来了吗?” 说完，几个“周短子”一起哈哈大笑起来。我父亲听了，一声也没吭。这类尖酸刻薄的闲话他听得多了。他和我母亲结婚的时候，蒋村就有人说：“薄昌福还能养得起老婆?”迁到蒋村的时候，这些人又说：“怎么样，在张家庄过不下去了吧?”对付这些闲话，他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不予理睬”。 我在太原上学期间，常向《山西日报》、《并州日报》投些稿子，没有多少政治内容，只是讲些学生的在校活动，例如“国语辩论会”某一次辩论情况，等等。《山西日报》不给稿费，只给一份报纸，平时寄到学校里，放假期间就寄到蒋村。蒋村从来没有订报的，突然看到经常有《山西日报》寄来，一个月不断，议论就多了。有的说，一定是书存入了混(共)产党，不看报不行。我表兄(三姑父的二儿子)一听就急了，特地找到我父亲说：“舅舅，咱的日子也算是过得不错了，二小子怎么还想加入混(共)产党?现在还有口饭吃，混(共)了产以后吃什么?”我父亲苦笑着对他说：“穷人不找混(共)产党找谁?你别多管闲事!” 那时我父亲并不知道共产党是怎么回事，但他相信自己的儿子，知道儿子读了书，懂了道理，不会走错路。 抗战爆发，日本侵略军占领雁北以后，我把父母亲从家乡接出来，送到了陕西汉中。作为山西“出了名”的抗日干部家属，他们再在家乡呆下去，危险太大了。可以想见，眼看着用一辈子的血汗创下的家业弃于一旦，父亲心里是多么痛苦。他不久就一病不起，1938年病逝于汉中，终年64岁。 回顾我父亲的一生，可以说，他当得起“忍辱负重、顽强抗争”这八个字。他默默地向命运，向贫穷，也向世俗的偏见、世道的不公平抗争。他肩负一家人生活的重担，倔强地站起来，艰辛地前行着，走自己看准了的路。他这种黄土地上农民的淳朴性格和实干精神，自然对我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我母亲叫胡秀清。她上了岁数以后，村里人都称她“昌福老人”。她以一生的行事，赢得了村里人的尊敬。 她是父亲的好帮手。一家人里，数她起得早，睡得晚，吃得差，穿得破。她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心血献给了这个家庭。 我母亲不是个弱女子。她遇事不惊，临危不乱，反应敏捷，总能迅速做出决断。我家曾先后两次遇到出人意料的逼债，几乎逼得一家人走上绝路。都是她化解了。一次是上面说到的伯父强要40吊钱，为此家里欠了一堆债，她强忍一个母亲最难忍受的痛苦，了结了这件事。另一次是个大年三十，我姐夫突然上门来讨债。这时我姐姐已经去世，外面传说我在监狱里已被整死了。我父亲说：“我手头没钱，大年三十，也没处去借，等过了年再说行不行?”可我这个姐夫却说什么也不行。他说：“你家我信不过。你二儿子死了，大儿子不行，家里没有顶梁柱，这钱今天非还不可!”我父亲急得没办法，出去在土崖上乱转，我姐夫还追着。我嫂子怕出意外，也跟了出去。母亲把父亲叫回来，说：“我有办法了。”母亲人缘好，有一批朋友，是一些比较富裕人家的老太太和中年主妇。母亲从她们自己的“私房钱”里借来了100吊。这样才打发了这个特殊的债主。 母亲的人缘是用她的赤诚待人和热心肠换来的。别人家有了难处，她总是尽力相助。外祖母家祖传会看病，像头痛脑晕、伤风感冒、肚子疼等一类小毛病，我母亲都能治。村里人有个病痛，常常来找她。她又明事理，讲公道，谁家婆媳失和，夫妻打架，妯娌吵嘴，也常找她去评理。久而久之，她就成了村里公认的排难解纷的长者。 一些难解的纠纷，有时她一句话就解决了。我10岁时的一件事，至今还记得很清楚。那时我很淘气。我三姑父有个哥哥，人挺小气。他家有几棵枣树，结的枣子个大皮薄，味甜核小。我们几个孩子忍不住嘴馋，常常去偷偷打枣吃，一次被他看见了。他操起棒子就给了我一下子，吓得我撒腿就跑。他又拿起一把铁锹来追。正在这时，我母亲从街上回来了。一见这情景，她就对着我喊：“站住!让你伯伯拍你一锹就是了，跑什么?!”那人听了，觉得不好意思，讪讪地走了。 她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渐渐地，在母亲的陶冶下，我也成了小朋友中间的调解人了。后来，一些成年人遇到麻烦，也往往来找我商量，弄得我哭笑不得。 对于我们几个孩子来说，父亲是身教，母亲则是身教以外还有言传。古话说，身教重于言教。这是强调以身作则的重要，不能光说空话，还要作出表率。但对孩子们来说，不跟他们讲道理是不行的。在我家，这个任务就完全落到母亲的肩上了。从我懂事的时候起，母亲就耐心地给我讲父亲的事，讲村里的事，讲得最多的，是我家的种种不幸遭遇，以及怎样闯过来的故事。这些对我是有很深影响的。 抗战爆发后，母亲和父亲一起到了汉中。父亲去世后，我又把她接到了晋东南抗日根据地。这时她接触到了一种全新的生活。1939年底，我们住在沁源县阎寨村。一天，我很晚回到家里，母亲还在等我。她说：“今天来了两个人，一高一矮，外乡口音，能听懂，很有礼貌，不知道是什么人。” 我问：“是来找我的吗?” 她说：“说是来看望我的。一进门就伯母、伯母，问寒问暖，有说有笑的。让我别尽为你操心，要多多保重自己的身体，那个年纪大的，我看比我小不了几岁，也是一口一个伯母，临走还给我鞠了一躬，真叫人心里过不去。” 我说：“那是我的领导人刘师长和邓政委。” 我母亲一听就怔了，大声说： “啊呀，是他们啊!我心里本来就犯疑，觉得像是两位大领导，可也没想到是他们!他们那么忙，还抽空来看我这个老婆子。你瞧我，也没留人家多坐一会儿，临走时也没有送一送，多不好！” 事后我向伯承、小平同志说起这件事，并向他们转达了我母亲的话：“你见到他们二位，要替我说几句谢谢他们的话，实在当不起。”刘、邓都说：“看看老人是应该的。”1946年我去延安期间，当时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的滕代远同志，还特地给我母亲过了一次生日。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和友情，深深地印进了她的心里。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我先到了北平，随后我母亲也来了。她终于看到了革命事业的胜利。同年9月28日，母亲因病去世。终年76岁。遗憾的是，只差两天，她没有能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回首往事，我深深怀念我的母亲。她的牺牲自我、乐于助人的品德，遇事的沉着冷静和办事的精明干练，都使我深受教益。 父亲、母亲，加上哥哥、姐姐、弟弟和我，这就是我们在定襄蒋村的六口之家，一个有着一部奋斗史和辛酸史的家。 （摘自《中共高级干部自述》，中央党校出版社，2011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