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1月6日（农历九月廿七日），我出生于山西省定襄县（新中国建立前属五台县）河边村（今河边镇）的新堡（现在是河边镇二村）。我原名叫刘福生，学名刘正洪。 定襄县位于山西省北中部定盆地东侧，三面群山环抱，境内四水贯流。全县地形由东向西呈簸箕形。北面以将军山、五台山余脉与原平市、五台县毗邻，东南以文山、系舟山与盂县、阳曲县接壤，西与忻州市相邻。全县东西长48公里，南北宽36公里，总面积865平方公里。 定襄县历史悠久，三晋闻名。早在新石器时代，人类祖先就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西汉初期，此地就已成为人烟辐辏、商贾云集的通都大邑。东汉建安20年（公元215年）置县以来，一直是晋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较发达的县份之一。明清时期全县手工业已十分兴盛，成为闻名晋冀陕蒙的“铁乡”和“造纸之乡”。抗日战争年代，这里是晋察冀、晋绥抗日革命根据地的发祥地和中心腹地。 定襄县英杰辈出，人文荟萃。自古以来，定襄人秉承燕赵遗风，民风淳朴，崇文尚武，人才辈出。古有吕布、赵元、傅新德，近有续范亭、续西峰等。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从这片土地上走出了许多革命战士和共和国的省部级以上干部，有薄一波、马洪、史进前、杜导正等人。 定襄县河边村是一个美丽的村庄。它位于五台山西麓，往西是一片开阔地，平坦而肥沃。村子后枕文山，前临滹沱河，依山傍水。滹沱河从村南向东流去，弯弯曲曲，宛若给村庄拦腰系了一条玉带。 河边村虽然是北方的一个小村，但一年四季风景如画，让人陶醉。到了春天，漫山遍野都是翠绿的春草，五颜六色的花朵点缀其间，好像是一床碧绿的大棉被，把山丘和平原盖上了厚厚的一层。我放学后，在秋收后的地里参加刨毛楂子（烧柴）等劳动。 到了夏天，河边村更美了，山清水秀，滹沱河清澈见底，里面有许多鱼、虾和小螃蟹，它们快乐地嬉戏着。当年这里的人们只顾农田劳动、经商。寒暑假我就守着枣林，在降雨量少时，打井浇地，或到岗地里摘酸枣。 秋天，是稼熟捻丰的季节，河边村一片金黄，高粱、玉米、粟米、豆类，争奇斗艳，为金秋增添了无限的生机。到了冬天，我的家乡又变成了一个美丽的童话世界，白茫茫的一片，我和小伙伴们一起打雪仗，堆雪人，滑冰，陶醉在这美丽的白色世界里。 河边村这个名字，不知道是否因滹沱河流经而得名。文山前的五条沟壑间的山脊逶迤而下，直至村前，似五条巨龙争向河边饮水。山脊两侧坡上被开垦出的层层梯田，犹如龙身上的片片鳞甲。也有人说，文山形同虎身，层层梯田恰似虎纹，村子恋情地仰靠在温暖的虎背上。龙腾虎跃的山水佳境，很容易让人们产生种种遐想。 河边村是一个比较富饶的村庄。据考证，这里早在盛唐时代就成为滹沱河中游地带。在五台一带素有“县不如镇，镇不如村”（县指五台县，镇指东冶镇，村指河边村）的传言。全村约几千户人家，上万人口，顺着山势散住在文山脚下，或高或低，星星点点，凝成大堡、小堡、前东堡、后东堡、新堡、永和堡（又称文昌堡）、齐家沟子、罐上等18个堡子，南北长达五六华里。全村姓曲的很多，村民崇文尚武，勤劳俭朴。 从文山上流下来的水从街上流过，这条街叫石沟街，是河边村商业买卖的地方。每年农历腊月23日至27日赶集，全村人聚集于此，置买过年物资，非常热闹。山西军阀阎锡山在村内开设了几个大商号，当时称六大字号。石沟街中心有个大戏台，每年农历正月十五日元宵节和抗旱祈雨等活动都要在此唱戏。 河边村位于定襄县城东北部20公里处，是全县对外联系的“北大门”，交通比较便利。省会太原至河边铁路、忻（州）（五）台（山）公路从南向北穿过全村，是省城太原前往著名佛教圣地五台山的必经之地，具有明显的边际位置性。村里手工艺人从文山上取石加工制作精美的砚台，雕刻各种器皿。滹沱河沿村弯弯曲曲流过，两岸形成的盐碱地供村里制盐的商人熬成黄盐上市。 在河边村的18个堡子中，比较有名的是永和堡和小堡。永和堡坐落在村东头的一个土丘上。一些关乎全村的祭、祀、礼、仪，经常在此举行，就连文昌庙也建于此，以至年长月久，村里人习惯将永和堡称为文昌堡，今天提起永和堡反而少为人知。小堡是全村的中心，学校所在地。 新堡是我的出生地，也是全村地势最高的地方。站在堡的门前瞭望，一望无际的田野上种植着大片的高粱、玉米、粟米、豆类、薯类，大道两旁是高耸入云的柳树、榆树、槐树，家家院子里都有果树、枣树。 我家住的院子是祖父手上形成的。院子分前后两院，中间有个砖砌的花格子墙和门庭，二门旁边栽有柏树、枣树。我家住前院北房、南房、西房。大门口有个照壁，有姜太公钓鱼的雕塑，门旁供奉土地菩萨，下边有排水沟。后院较宽，由祖父母、伯、叔家居住，东边是大房子，专做储藏粮食、物品和供奉祖宗牌位用。大房南边有小门通向伙计院和厕所、柴屋、羊圈。后院北边有耳房（称小房子），是孙子辈结婚时住宿的。 另有一个场院，用于停放大车、农具、柴草。村里建筑习惯大都是平房，夏天可用作乘凉，秋季用于晒粮食。前院北房有一间是楼房，用于堆放物品。记得小时候，传说楼上有狐狸仙，有神有鬼，我非常害怕，晚上有点响动就以为是鬼来了，直至参加工作后才知道那只是迷信。 我家是个大家庭，我出生时已是三世同堂，我10岁时大家庭尚未分家。祖父刘昌乐，为人忠厚，勤劳俭朴，勤耕善种，略事商务。每天早晨他第一个起床，把前后院都打扫得干干净净。我记得祖父曾经营几十亩地，雇请伙计喂养牲口、种地，收获三七分成，秋收时全家成年人参加收割和打场。 山西商业在历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明清以后的山西商业更有长足的发展，不仅有雄厚的商业资本，而且有遍布全国的分支机构。但到清朝末年，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大量廉价商品的输入和官方银钱机构滥发纸币，致使山西商业迅速走向衰败。到我祖父这一代，整个国家的经济形势已对经商不利，山西商业整体已处衰落阶段。 尽管如此，定襄县的经商传统还是很浓厚，祖父也深受影响，曾前往离家十五里路的东冶镇开设“业盛泰”铺面，但我不知道他经营什么。虽然如此，祖父骨子里还是个标准的农民，就是到了晚年，他还非种地不可。 祖母姓徐，五台县大建安村人。相距河边村10华里，小时候我曾随祖母到大建安村走亲戚。祖母一生操持家务，既和渴可亲，又非常能干，家里的大小事情都是在她的督促之下进行。她先后生下了我伯父刘玉乔，我父亲刘玉堂，我叔父刘玉民。 伯父刘玉乔又名刘如玉，是机械工人，解放后是高级技师。他儿子刘春生是司机，在抗战中牺牲，后被追认为烈士。叔父刘玉民又名刘如川，也是汽车司机。祖母成天口里念记着全家老少，尤其是外出做事的儿孙们。 少儿时代，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我的父亲和母亲。 我的父亲刘玉堂又名刘如镜，是一个很懂得人情世故，很有情趣有骨气的人。他读过师范学校，是村里文化人之一。据祖父说，家里要父亲读书的原因，是想要父亲撑撑门面。 当时，政府非常腐败，实行保甲制度，村里有村警，可以抓人打板子。苟税杂税非常厉害，老百姓们都说：“衙门八字开，有理没钱别进来。”这些交粮催差的人在村公所就有不少，都是吃老百姓的。 我父亲虽是读书人，但他保持了农民的本色。他刻苦读书，勤俭朴实，具有浓厚的爱国爱民意识。从师范学校毕业后，他曾在河北省井陉县的一个煤矿子弟学校教过书。他的字也写得有模有样，寒暑假时，他给村里的人写字。父亲学习了一些历史知识，常讲中国要“富国强民”的一些道理。 河边村现在改为河边镇，分为一、二、三、四村。当年广大人民群众生活习惯是勤劳俭朴。我记得家里喂养牲口的人家，都是早晨三更天起来，五更天（天刚亮）就赶着牲口上路去窑头（五台县距河边约40里的地方）驮炭，除牲口驮几百斤外，自己还背几十斤或百多斤，回来卖给需要的人家。这种生活已成祖祖辈辈的传统。 农村文化生活是戏剧。每年正月十五前后组织唱戏、踩高跷、扭秧歌、耍社伙（农村学武术的表演拳术和刀、枪、剑、戟等武功）。爱好文娱的人，平时劳动中也边劳动边唱。父亲曾经告诉我当地流传的一个笑话：一位爱唱戏的农民，背了上百斤炭边走边唱“四郎探母”，唱到见了母亲时当即下跪，忘记背了上百斤炭，跪倒地下就不起来了，挡住后面同伴的路。 农村文化生活代代传承。春节时堡门口点灯栅，把每盏小油灯在木架上摆成“天下太平”、“五谷丰登”字样，反映人民的愿望。摆“九曲”让人转游，促进智力游戏。这些文化生活我都参加过。每年正月的文化活动由各堡子组织，由所在村民出摊负担经费。父亲经常教育我们兄弟姊妹节俭，讲有一家富豪人家把剩饭每天倒入水沟中流出墙外，而外面住的穷人捞起来晒干，等到灾荒年或没有饭吃又反卖给这家富豪，人家救了他的命。讲孝敬老人的24孝故事，兄弟和睦的孔融让梨等故事，让我们养成互敬互让的品德。 虽然当时的生活有太多的不如意，但父亲豁达乐观。我小时候，他经常给我讲农村人喜欢说的民间笑话故事。定襄笑话故事有个明显的特点就是主人公虽然傻，但是傻里傻气中有种最精明的人也敌不过的聪明，比如定襄民间广为流传的傻女婿对诗的笑话就是典型。 在民间笑话故事里，最能代表定襄人文风的当属宋丑子的笑话故事。宋丑子是定襄大南邢村人（因为他特别聪明，好多地方都在与定襄人争抢他），是个“县城被坏了风水后没成气候的当朝宰相”。他流落民间,“锯茅桩”、“哭小姨子”、“席子底下放黄米窝”等等，以幽默诙谐、恶作剧的手段和另类的思维与艰难生活和不公、不平、不明的社会做斗争并屡屡获胜。他的许多故事传说甚至已经成为定襄人逆境求生的教科书，当然其中更多地掺杂了后来定襄人的聪明智慧，宋丑子说到底就是歌颂穷人的化身。 定襄民间笑话故事里，还有定襄人祖传的哲学伦理。后来的人通过传承它，获得了宝贵的精神营养和继续传承的责任与义务。越是传统的越有生命力，这是当前哪怕今后颇为时髦的网络文化所难以媲美的。 我父亲用特有的缓急得当、温和流畅的方言讲述当地民间笑话故事，如诗如画，如泣如诉，如松涛如溪声，如铁马如响箭，更如就着定襄蒸肉吃定襄荞面河捞，讲述者与听讲者极容易产生共鸣。 很幸运，我有两位好母亲，一位是生母徐春梨，一位是继母白桂英。生母贤淑和气，非常善良，她育有三男一女，即我的大哥刘英生（后改名刘斌），二哥刘秀生，我和妹妹刘秀英。继母也是勤俭持家，任劳任怨，她育有一男两女，四弟刘龙生，二妹刘秀蝉，三妹刘秀娥。 我家的这个大家庭，还有伯、叔父之子刘熬生、刘庆生、刘荣生等，还有孙女秀珍、秀竹、秀梅等，曾孙辈就更多了。 我的生母整天都很忙碌，收拾东西、做饭、洗衣。她非常痛爱我们，对我们从来不发脾气。遗憾的是在我10岁时，我的生母因病而逝。请医生吃中药不见效用，巫师驱鬼等痛苦不堪，一想起此事，我就揪心地痛。 从我记事起，家里已走下坡路。到1937年因日寇入侵，伯父、父亲、叔父全都歇业在家，转为务农，退了种地的伙计。祖父因生活困难把土地变卖了。我父亲租种由村公所代管的阎锡山家的十几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