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人的飞机又来了。

飞机大得吓人，飞得很低，我能感受到一股炙热的波浪擦过我的头顶。

刺耳的呼啸声过后，铺天盖地的炮弹在这小小的山包上炸开了。

那天是大晴天，但漫天的炮弹就像“雨点”。

四月，正是树木生长的好时节，可弹片把树木的枝条都削去了，很多树只剩下一个黑乎乎的树桩子。

我们一行13人一字排开，在毫无遮掩的上坡路上加速前进。

我们要上山。

二十分钟前，山下坑道指挥所。

营长为我们备下了壮行酒。

“两小时内你们必须要赶到小无名高地上！”他下达了命令。

小无名山高地是在北朝鲜883.7高地延伸下来的一个小山包，不知道这个小山梁子到底叫什么，最后就取了个小无名高地。

883.7高地是敌人的重要屏障，他们共修了四个阵地，小无名山是其中一块。我们团2营一个班，头天晚上将小无名山给攻打下来了。

这就像在敌人鼻子下面割了一刀，他们肯定是疼得要死，要疯狂进行反扑。

果然，天一亮，敌机就反复轰炸，不到三个小时，抢下小无名山的志愿军就被压在坑道中，多人受重伤，坑道口也炸塌了。

我们第一个任务就是把他们救出来。

情况紧急，每一分钟都可能有人牺牲。

我们班12个人把酒一饮而尽，当着营长表决心：“坚决完成任务，向黄继光、董存瑞战斗英雄学习，不怕牺牲。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叫苦累，请首长放心！”

当时所有人都向英模学习，这是我们出任务前的常用表态。

但这是我们第一次执行任务前喝壮行酒，大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们可能再也回不来了。

没人退缩，也没人思考，时间太急了，上级给了任务，必须立刻执行。

我当时是第60军181师541团1营1连的一个班长，接受任务后，组织又派来一位作战经验丰富的老班长。

这样一来，我们班一共就有13个人，一同向着小无名高地的方向前进。

我们这13个人，天南海北的哪儿都有，有两个还是上午刚刚来的新兵。但我感觉和他们每个人都格外亲近。

差不多下午四五点，我们赶到的山脚下，经过包扎所的时候，碰到担架队在运送伤员。

担架队没有武器，冒着炮火上山去背战友、背手榴弹、子弹、水等一切物资，又危险又辛苦。

这次我们去营救伤员，也是把伤员抢出来背到战壕边，由担架队抬到山脚的包扎所。

担架队抬着两个负伤的同志从我们身边快速通过，一个满身都是血，已经认不出他的样子了，还有一个少了条腿，身上也受了重伤。

战士们看了都有点儿害怕，但更多的是难过。老班长对我们说：“不要难受，我们要为他们报仇。”对，报仇！

我们都相信老班长的话，但没想到老班长很快让我们都傻眼了。

开始爬坡，我们每人携带一把冲锋枪，8个手榴弹，1个手雷，4个装满子弹的弹夹里共有200发子弹。

整体看，小无名高地处于一个由三个支撑点组成的三角型阵地的最下端。

敌人能居高临下地俯瞰我们，但我们却看不见敌人。他们躲在坚固的掩体后面，举起机枪就能瞄准我们。

我们必须两小时内赶到山顶。

除了快速救出被困的同志，更重要是去晚了，好不容易争夺来的阵地，会被敌人再次夺走。

只有13个人，也只能13个人，人太多，目标就太大。

顾不了那么多了，我们13人一路队形，相互拉开两三米的距离，一心只想快点儿冲上去。

敌人很快发现我们，飞机马上来了，起飞、拉伸、俯冲、投弹，一系列动作又快又频繁。光秃秃的山头上顷刻下起了炮弹雨。

没地方躲避，也没有时间躲避，我们只想着拼命往上冲。

当我们全班快要冲到半山坡的时候，老班长的头上擦破了皮，负了点轻伤，只见他扶着头叫唤着：“副班长，我不行了，你把全班带上去吧。”

听老班长这一说，我心中很是紧张，但我只能克制着，命令全班：“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完成任务，冲上去”。

我们的老班长参加过抗日战争，也参加过解放战争，是久经考验的老兵，按理说他不应该这就下去呀，可他确实转身回去了。

回去也就算了，可他为什么感觉有些害怕呢？

现在，我只能带领着剩下11个人往山顶上冲。

天空“雨点子”的越来越密集，怪不得老班长也吓到了。天上的飞机、两边的大炮一直不停地扫射。

这是我第一次带领这么多人执行任务。以前我们执行任务都是小组制，每个小组有三四个人、分批执行。

我们班平时都亲密得很，相处像亲兄弟一样，此刻，我还对完成任务充满了信心。

刚冲到半山腰，上坡的时候，每个人的动作都要快、就很累。

机枪手高全保是最累的，他的机枪本来就最重，还背了四个像转盘一样的弹盘，每个都有4、5公斤。

结果他都没有叫唤，一个河南新兵，叫赵小红的开始叫唤：“哎哟，班长我不行了。”

说完躺在地上不动了。

这个小伙子又会拉二胡又会唱戏，自从来了我们班，把气氛搞得活跃的不得了，我特别喜欢他。

战争闲暇时光，战士们总想听听音乐，大家围坐着，我就会对他说：“二胡来一个。”

他总是欣然答应，痛快给大家来上一曲，这种时光虽然短暂，却给大家带来很多欢乐。

但是在战场上，他却是个胆小鬼，连长教导他：“你是新兵，先把自己保护好。”

于是赵小红总是一到战场就躲在战壕不出来，要不就蹲到一个弹坑里，两手傻傻抱着冲锋枪，吓得浑身发抖，一枪不敢开。

其实每个新兵都有适应过程，我刚当新兵的时候也害怕，听到枪声就腿软了，听到炮弹的声音心里也发慌。

炮弹有两种声音，如果是“呜呜呜……”的声音，就说明离我们很远，用不着担心，如果是“噗噗噗……”的声音，就说明离我们很近了。

刚当新兵的时候不懂这些，听到炮弹在空中“呜呜呜……”叫唤的时候也害怕得不行，要赶快窝着。

但一旦战斗打响，遭遇了敌人，就要把害怕抛在脑后。你死我活的战斗中，谁怕死谁先死，别说是躲来躲去，稍微犹豫一点儿都不行。

何况现在的情况紧急，容不得任何人退缩胆怯。

战场有战场的纪律，遇到投敌的、怕死的、畏首不前的，那对不起，我就是要枪毙你。

我严肃地对赵小红说：“你知道战场纪律么？”

他可怜兮兮看着我，说：“知道。”

我说：“只说你知道不行，要执行战场纪律。”

他听我这么一说，马上从地上爬起来，一口气跑到了山顶。

看着冲在前面的赵小红，我心想着这一战要打下来，肯定能治好他这个胆小的毛病。

然而，他再没机会被治好了。

我们刚到山顶，敌人的大炮就开始猛烈轰炸。

山顶上没有可以躲避的地方，一个同志大喊说：“快跳到战壕里。”

我们赶快跳到战壕里卧倒。其实那个战壕已经快被敌人的飞机炸弹炸平了，有个山东小哥慌了，在战壕上面蹲着也不是站着也不是。

我抬头看见他傻愣着，一把把他抓下来，趴到战壕里面，这时，一发炮弹刚好落在他刚才站的位置。炮弹一爆炸，飞起来的泥土把我俩都埋了。

捡了条命的山东小哥说：“要不是你，我就没有命了。”

这个山东小哥名字叫邱少文，在这事之前，他平时执行任务的时候都有点不太听话，经常和我顶顶碰碰的，但这之后，我说什么他都直点头。

此时，敌机飞得很低，战壕都被掀起了一阵风，这是敌人的惯用手法，先用飞机轰炸，再发起进攻。

果然，不一会儿，我们听到炮弹的声音少了一点儿，快要停的时候，半山腰那里有枪响了。

战斗正式打响了。

我们面对的敌人是韩国的李承晚部队。他们熟悉当地情况，人机灵，鬼点子特别多。

记得我之前接手过一个坚守阵地任务，阵地上的韩军猖狂得很，耀武扬威地进进出出，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

后来首长下达命令，要狠狠打击他们的嚣张气焰，我们每晚都派小分队在敌人阵地前打埋伏，只要一见他们就打，不到两个月时间，搞得他们不敢出阵地。

但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只听见每隔一段时间他们就在战壕掩体里打乱枪、放冷炮。

我们派侦察班摸黑到他们的阵地里面去侦查，发现敌人的机枪都在响，但他们人还都睡着。

原来他们竟然在机枪扳机上栓个绳子，套到脚上，这样睡在被窝里也可以打枪。

这样子狡猾的敌人，他们的装备还很精良，是我们想都不敢想的。

我们和敌人的生活条件简直不能比。

敌人穿的是什么呢？

都是呢子大衣，皮鞋，盖的被子都是鸭绒的、羽绒的，那被子就像个口袋一样，晚上睡觉往里一钻，下面还垫着气囊。

我们不是睡在阵地，就是睡在地窝子里，即使在零下几十度的冬天，也不能生火取暖。

我们从来没有洗过澡，晚上睡觉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都是穿着衣服，只是把大头鞋脱掉。冬天零下40多度了，早上起来，大头鞋都还冻在地上拔不起来。

敌人吃的也很好，都吃罐头，那罐头里什么都有，鸡蛋、大米饭、黄豆、猪肉、羊肉、牛肉，丰富得很。除了罐头，还有咖啡，香烟。

我们吃的、用的都没有办法供应上。作战时一直吃的是炒面、高粱米，用凉水就着吃。冬天真是一把炒面一把雪，用雪水就着吃下去。

我们不能生火做饭，敌机白天不断地在天空中转，只要有烟火被他们发现就开始轰炸、扫射。

我们部队也有抽烟的，自己出国时带的那种烟叶子，抽完就没有了。也有条件好带两三条烟，也是抽完了就没有了。

我不会抽烟，想到我们抽烟的同志，哎呦，那真是可怜。他们烟瘾上来，只能用敌人发的传单，把树叶子卷起来当烟抽。

小无名山阵地上面的敌人早已发现我们，特意等我们快冲到山顶开始阻击。

敌人只要出战壕，不管对面有没有人，都要先打枪。他们的枪能打到50米，甚至100米之外，我们还没见着敌人，就先见着了他们的火力。

第一波进攻的敌人过来了，人不多，可能有十几个人，一个班的兵力。

我们看着敌人过来了，也往前面冲，敌人打枪我们也打枪。

我们的那个冲锋枪太好用了，是当时苏联造的最高级的枪，周围的炮弹皮、灰尘、沙子粘在里面没有关系，把枪弄起来拍打拍打，扳机还是很灵活。

一梭子是30发子弹，我们把两个梭子绑到一块儿，照着敌人就开始扫射，很快就把敌人打退了。

敌人退了之后，有两三个同志受了轻伤，我们也不敢待太长的时间，赶快撤了回来。

山顶上没有地道，没有办法隐蔽，只能卧倒在开始那个战壕。

每次枪声停止，我都要开始清点人数，来回报数，都是11个人。

少了一个人？这个人哪里去了？

不行，说什么也要找到这个人。

我们又跑到山顶上刚刚打枪的地方，在敌人一个一米多深的炸弹坑里，发现赵小红在那里面坐着。

可是他的头却没有了，被炸弹硬生生削掉了，手里面还抱着他没开过的冲锋枪。这个爱音乐、拉二胡的新兵就这样没了。

我们又在周围找了一圈，也没有找到他的头，只好把他的身体背着，背回我们隐藏的战壕里面去。

也敢不把他背下山，因为背下去的话敌人跟上来了可了不得，只能等担架队来的时候往下背。

其实在战场上人人都害怕，我刚当新兵的时候也害怕。

但一次任务，就彻底治好了我的害怕。

其实在战场上人人都害怕，我刚当新兵的时候也害怕。

但一次任务，就彻底治好了我的害怕。

记得那次班里刚刚担任守备任务，晚上一名副班长去前沿放哨，结果被炮击中已身亡，听到这个消息，我毫不犹豫申请接受任务，领两个战士把他背回阵地。

虽然距离不到500米，但当时用了两个小时才把他背回去。

那次真把我吓坏了。

地上积雪四五十公分厚，坡很陡，我背着副班长上坡，两个战士在后面往上推，还要爬山过壕沟，有时经过山坡还要两手按着地上匍匐前进。

后面的战友每次把他往上推一下，他就会嘴里出一口大气，“喝”一声，他的嘴就在我的后脑勺附近，嘴里淌着血顺着我的后背流淌。

当时感觉他或许还活着，拼命加紧速度前进。我想起八、九岁的时候，有一次经过地主家门前被地主家狼狗咬了一口，腿上鲜血直流，当时晕血，感觉自己就要死了。

现在，我背着浑身是血的战友却一点也不害怕，心里只想着要赶快抢救他。

当我们把副班长背回阵地的时候，我的棉衣和裤子全部被鲜血侵透了，连长赶忙给我换了一身新的，让我休息。

我内心久久难以平复，总想着副班长平时的相貌，战场上他可机智勇敢。结果副班长在我背时就死了。

这是我上战场第一次接触死人，从这一件事后，我真的变得坚强，不怕死、更不会怕死人。

没有亲眼看到你的兄弟一个个死在你面前的人，是理解不了我们为何能把生死置之度外的。

想到再也没有机会历练的赵小红，我心里十分难过。

但战场上的难过就是一瞬间的，时间到了下午四五点钟，我先要想法去救压在坑道里的战士。

正在这时，敌人的第二次进攻来了。山上又下起了炮弹的“雨点子”。

我们的战壕不深，没有东西覆盖，几乎就是裸露着的。

特别是战壕很小，我们要把手里的手榴弹、子弹都摆在战壕的上面和外面，密集的炮弹有时落在上面，就会二次引爆。

为了躲避炮弹，我们只能跳来跳去。敌人的炮弹一落下来，我们就赶快跳到炸出来的炮弹坑里。

跳来跳去虽然很危险，但呆着不动死得更快。

飞机轰炸完，不一会儿，就听到半山传来敌人的枪声，应该还增加了兵力，有两个排的样子。

他们冲到小无名上阵地上方，在机枪工事上对我们进行了扫射，结果因为我们冲得太过勇猛，一下冲到敌人眼前，吓得敌人赶紧往工事下躲。

我们班里有个叫王辉成的，他实在太勇敢了，抬着冲锋枪冲上去就对准敌人扫射。

敌方机枪手吓得一缩，正准备后退时，王辉成猛一冲，上去就把机枪从敌人手上夺过来。

王辉成好像是山东莱阳人，他平时就很聪明，无论早上还是晚上守阵地都从来不怕，每次到他守阵地时表现也好。

我第一次执行背副班长回阵地的任务时就带上了他，我在前面背，他在后面推，他一声也没有叫苦。

王辉成的英勇行为大大鼓舞了士气，我们很快打退了敌人的第二次进攻，开始准备上坑道救助伤员。

但那时候天还没有全黑，上面的敌人离我们那个坑道口就是不到40米的距离，他在上面我们在下面，能随时随地都能观察到我们，用轻重机枪都把我们都瞄得准准的。

想要救出伤员，就必须裸露在敌人的枪口下，先把压着坑道口的土扒开。

我必须派出两个战士。

我看了一眼，下达命令说：“陈有名！张壁虎！你们两个人现在不管怎么样，先把坑道口的土扒开，扒开之后你们就完成任务了。”

这个任务很危险，他们两个毫不犹豫就答应了，一句废话没讲，提着冲锋枪走向坑道。

陈有名、张壁虎俩人年纪和我差不多大，我们相处得都很好。

平时他们表现得也很好，胆子大，守阵地、去执行任务都是积极报名。

我们剩下的人在后面的战壕里掩护他们，但冲锋枪只能打50米到100米的距离，超出这个距离之后，我们不打了，只能听见敌人机枪的突突声。

过了十几分钟，我们在战壕里听着敌人的轻重机枪停了，就想着是不是挖开了。

我们正准备冲，结果一露出头，敌人又开始打了。我心里想，完了。

果然，坑道还没有弄开，他们就牺牲在那个坑道口。敌人看到坑道口的人不动了，才停止了打枪。

任务还要执行，但现在行动就是送死。

终于等到天黑下后，我们悄悄来到坑道口，两个牺牲的兄弟就趴在那里，血早已流干了。

来不及伤心，把他们移开后我们继续接着刨坑道。不敢发出大声响，大家也是用手刨，手都出血了。

刨开后，发现里面有9个同志，一个排长、一个卫生员的伤相对轻一点儿，还可以走。

还有7个人不能动了，只是还有口气，我们再晚来一会儿，他们的情况就难说了。

坑道里两个负轻伤的同志，把机枪架在坑道口跟前一直打，这样才把夺过来的阵地守到我们来，没让敌人给夺回去。

我们把重伤的几个同志，背到阵地的战壕之前，让担架队背到山下的包扎所里面。

背完7个重伤同志之后，我们还打扫了战场。全部弄完大概已经凌晨3、4点了，每个人的衣服都让鲜血浸透了。

第一个救援任务完成了，牺牲了我三个兄弟。

第二个任务是守住小无名山阵地两天两夜，剩下的兄弟也不知道谁能活。

这一天我们忙得什么东西都没有吃，一口水都没有喝。担架队本来要给我们送水的，可到半路就被敌人的飞机和轻重机枪打死了，真惨啊。

阵地第一天的夜晚格外的长。

晚上一般没有战斗，但我们也不能睡觉。

从救助伤员到打扫战场，我们一直不敢说话，因为和敌人离得太近了。在坑道里面，我们可以说话，我交代了一下第二天的任务。

我们剩下的9人已经有4个受了轻伤，在三面都是敌人的情况下，守住阵地的任务很艰巨。

“大家都做好思想准备，有什么话讲，有什么要求都提出来。”我平时也不怎么会说话，想让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就说吧，明天我们可能都要牺牲在这里。

大家都表态不怕牺牲，都说：“班长你放心吧，人在阵地在，一定能完成任务。”

“希望活着的给我们家人通个信说一声，叫他们放心，我们没有给家里的父母亲丢脸。”这是当晚他们提出的唯一要求了。

我们都是十八九岁的小伙子，我是班长，不能表现出太担忧的样子，一整个晚上大家都互相壮胆子。

脑子里都是邱少云、黄继光等英雄人物，都是去堵枪眼，火烧死都不动的画面。

我们班的兄弟都觉得当兵很光荣，哪怕是牺牲了也会觉得很光荣。

我们都是农村兵，家里都很穷，饭也吃不饱。

比如我家在四川农村，家里虽然有几亩田，每年都有几个月没吃的，母亲就在家里纺线织布，父亲到外面去打工去，给盐贩子挑盐，还出去拉船、划船去。

我生下来不到一岁的时候，就遭洪水，房子全部被洪水冲走了，家里面几亩地里的土也被冲完了，我们就只能搬到另外一个地方。

重新要盖草房的时候，需要一些木材、茅草，就借了地主的高利贷。家里面一共借了二十几元，到了年底要还给人家四五十呢，多了一倍多。

我十五岁那年，家里养猪，每天都要早早出去打猪草，有一次我从地主的甘蔗地里过了一下，正好遇见地主，他就说我偷了他的甘蔗，把我的镰刀、背篓都拿跑了。

我哪里敢偷他的甘蔗啊，那时候我连碰到地主家的娃娃都觉得害怕得很，不敢和他们接触，就更不敢给地主说什么了。

这还不算完，父亲回来看我空着手，我告诉他被地主老爷拿走了。父亲也不问我，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我打了一顿，真是冤枉得很。

这一桩桩一件件的在我的心里，让我对旧社会看透了，也恨得要命，我早就一心想去当兵。

1951年春天，看到征兵我偷偷去报名了，都没跟父母说。

得知当上兵的那天我心里真是高兴得要命。

过去在家里穿的衣服都是穿了很多年的，补丁盖着补丁，可是在部队里面居然给我们发新衣服、白衬衣。

我以前从没有见过这样的新衣服。

记得刚去的第一天，我们费了半天功夫学会了打背包，本来想要通知家里面，最后上战场都没有通知，那时候我还不认识字，也不会写信。

我先在营部当通讯员，领导让我去学卫生员，他把我的背包都打好了。我总觉得学卫生员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虽然背包打好了，但我始终不愿意去。

因为我听说部队马上就上前线了，我想上前线去。领导知道我的心思，也就没勉强我，让我去训练打枪。

我们当时的装备确实太差劲了，我去训练打靶，结果打了三发子弹，一发都没有中靶，我心想这个事情太怪了，怎么笨也不至于一个没有打中。

结果下来查枪，那个枪连准心都没有了，可想我们的装备有多差劲了。入朝作战的部队已经经过了五次战役，受损很大，需要补充兵源、休整部队。

我也很快被派往前线了。

记得那是1951年3月的一个黄昏，太阳快落山的时间我们开始过鸭绿江，每个战士身上背六七十斤重的背包，里面有棉被、大衣、炒面、高粱米、食盐等，都是跑步通过大桥。

当时心里想的，和这歌唱的一模一样：“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中国好儿女齐心团结紧，抗美援朝打败美帝野心狼。”

过了十几公里处，公路两旁随处可见炸毁的坦克、汽车和摩托车，老百姓的房屋都轰炸烧毁剩下残垣断壁，行军途中很少见到当地老百姓。

怕敌机轰炸，白天不敢行军。天黑后，敌人的飞机还在空中不断投下照明弹，把公路照的通亮，有时连根针都可以看到。

刚到朝鲜行军途中部队首先要防特务，有许多潜伏特务，他们专门给敌军飞机打信号枪发出信号，引飞机来轰炸。

公路上的行人车辆马车大炮简直是堵得水泄不通，要被敌人飞机轰炸就太危险了。

其实对战场上的新兵来说，一切都懵懵懂懂，就是正常行军都很容易掉队，然后钻到其他队伍里。当时有好几个新兵找不到原单位，都跟着别的队伍走了。

到了驻军大本营，后勤补给线也被敌人打断了，什么吃的都没有，山上的野菜都吃光光了。

我差不多是当年9月接受任务开往前线战斗，后来就参加了无数场大大小小的战役。

到这次驻守小无名山战役，我已经是在战场上摸爬滚打两年多的老兵了。

大家各自想着自己的心思和家中的父母，度过了漫长的一夜。

天亮了，敌人一阵炮轰之后，我们从坑道出来迎战。

这次敌人大概派出了两个连队，一个连队最少都有一两百个人，几乎等于一个营的兵力。

他们的炮火猛烈，冲起了滚滚浓烟和尘土，像飓风一样从我们眼前刮过。

我们一共9个人，4个人都带着不同程度的伤，我也负伤了，小腿被弹片刮到。

周有幸，先是腿受伤后来是胸部受伤，伤势比较严重。阵地上很紧张，有人打枪也要有人在下面装子弹，把手榴弹揭口，准备再次进攻。

我给他包扎好身体，想让他在阵地下面做点其他的事儿，但他坚决不下去。

他叫喊着：“我要继续，为我父母亲争光，坚决消灭敌人，虽然我现在的腿走着不方便，但是我要继续坚持。”

反正我们都抱着必死之心，每个人都勇敢到了疯狂。中午12点的时候，我们9个人第一次把敌人打退了。

又有3个人负伤，陈建华最严重，已经不能动了，还有两个人的腰上、左背上负伤了，他们只是包扎一下，忍着疼痛坚持战斗，怎么也不下火线。

下午两点多的时候，敌人第二次进攻来了，飞机大炮先来一轮轰炸扫射。

每一次炮击，都是一声发射的闷响，紧跟着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在山坡上留下一个深弹坑，和一团热气球般的黑云。

泥土砂石哗啦啦地飞起来。

陈建华刚刚负了伤，忍着疼痛不做声，还在勇敢战斗，被敌人的迫击炮打中牺牲了，我们刚把他背到战壕，担架队还没有把他背下去，敌人的炮弹又开始打啊。

周有幸也没有及时躲避，被敌人的炮击击中了，他牺牲的太惨了，炸的身体四分五裂，都没有一个全尸。

这个兄弟平时表现得特别好，我们晚上总是要出去在阵地前面去巡逻、去活动，防止敌人来偷袭，每次派两个人三个人出去，他都是很勇敢地积极报名。

有两个新兵天上午才来我们班，下午就要参加战斗。战斗经常就是这样，不光是我们班，其他排里也是这种情况。

他们都姓孙，一个叫孙家常，另一个我没就记住他的名字，就叫他小孙吧。

小孙在敌人第一次进攻时就负伤了，包扎了一下。第二次进攻的时候，又负伤了，刚刚包扎完，仓促得很，炮就来了。

受伤他动作稍微慢了一点，山头上又没有躲避的地方，炮弹落到跟前就牺牲了。小孙杀了这么多敌，是个非常优秀的新兵。

又牺牲了三个同志，我的心里太难受，一心只想给他们报仇。作为班长，我只能冲在最前面，高喊：“同志们，给我狠狠地打呀！”

我们冲的时候，都是从敌人的尸体上踏过去，把敌人的尸体摞起来、搬起来做工事，用敌人的尸体掩护、挡子弹。

两边树的树枝都打光了，全部没有树叶，树枝子上面都挂着敌人的衣服和肉丝。

那个场景我再也不愿意回想，太残忍了。

敌人的每次进攻都特别激烈，根本没有什么喘息的机会。下午4点多钟，敌人又发起了第三次进攻。

我们只剩下6个人了，大家都带着不同程度的伤，忍着疼痛继续战斗。

敌人在离坑道20米、30多米的地方架起了轻重机枪瞄准我们，四下无处躲避，我们只能在露天的战壕里暂时躲避，右侧前方就正对着敌人的机枪。

没有地方掩护，我们就不躲避，我们直接往前冲！

机枪手高保全的机枪太重太沉，顾不上瞄准敌人，也换上了和我们一样的冲锋枪准备冲刺。

我们6人人分为两组，我和王辉成冲在最前面，后边儿各带两个人，准备和敌人拼了。

什么也顾不得想，只能听到对面的子弹哒哒哒地响，两边也是嗖嗖嗖的声音，也不知道是从多少敌人的尸体上踩了过去

我们迎着敌人反冲上去，边走边扫射，转眼把大部分敌人都打死打伤。

不知过了多久，敌人的尸体被我们堆成了小山。

这一天，我们把敌人打退了三次，消耗了敌人的大部分力量，他们停止了进攻。

每次战斗结束，我照例要清点人数，一看四周都没人了，最后就剩下我、王辉成、邱少文和受重伤的新兵孙家常四个人。

又牺牲了两个同志，他们都被被敌人的轻重机枪打死了，连尸体都没有找到。

一个叫叶祖华，他是山西的，他早就负了伤，但怎么也不肯下阵地，坚持要完成任务。

我们相处的时间很长、关系很好，可都是一直都在执行任务，都没时间了解他家里的情况，也不知道他家里面还有没有什么人了。

机枪手高保全也牺牲了。

他是我的四川老乡，我们班上的同志平时表现都好得很，他这个四川出来的山里娃尤其能吃苦。

他身体棒，班里面他个子最高，大概一米7、8的个头，力气最大，所以能抗最重的机枪。

以前我们晚上出去背粮食、背弹药的时候，最重的是一袋子50公斤的高粱米、面粉，他一个人就能背得动。

那时候缺少营养、没有蔬菜，部队里的同志们都得了夜盲症，晚上出去背东西的时，前面是眼睛好的同志引路，在他们身上绑一个绳子，后面的同志手拉着绳子摸黑走。

不管走路多困难，但从不影响高保全把粮食袋子背得稳稳当当的。

挖坑道的时候，他是抡大锤的，这个活儿是最耗力气的。朝鲜冬天冷得要命，可他无论什么时候都是那么有劲儿，干活也利索。

这次因为没有地方躲避，一冲上去就在敌人眼皮子下面，轻重机枪就像暴风一样，下雨点子一样，把树枝都打光了成了树筒，当时他们就牺牲了。

孙家常负了重伤，他的肚子他的腿都被炸的是一团肉，我们只能是帮他简单包扎一下，背到战壕的地方，但是后来他的伤太严重了，担架队还没把他抬下山，走到半路上就牺牲了。

两个新兵小孙都牺牲了，来的时候还是那么活泼可爱、生龙活虎的小伙子，转眼间人就不在了。

想想我都还没机会认识他们，我的心到现在还难受。

我们最后活下来的3个相互看看，全身都是黑呼呼的，身上血淋淋的，衣服早就被炸弹皮划的破破烂烂，我只看到他们的眼珠子在转。

三个人都累的没有办法，没有水喝，嗓子干的都冒火了，我们只好用自己的尿把嘴皮子抹一抹，嘴裂开了，火辣辣的疼。

直到天黑，接应我们的同志才上来了，我们一起打扫战场。

在敌人的尸体里把枪支捡回来，那天晚上我们还找到一些文件，似乎是个当官的，身上带着他家里面的照片、图纸，手上还带着手表。

全部结束之后，天已经亮了，我们3个人带着收缴的机关枪、半自动步枪和其他战利品下山了。

艰难到了山下，终于见到了担架队，吃到了青萝卜和鸡蛋面粉蒸的馒头。馒头太干了，我们咽都咽不下去，就只是吃了点青萝卜。

原来，担架队上来送水、送弹药，送到半路上就被敌人攻击了，四四方方像油桶一样运送水的大铁桶都被打漏了，还有好多人都牺牲了。

每个人都很难过，也没有问担架队牺牲了多少同志。

下山之后我们准备回连队，走到半路上的一个河边，我们3个人都喝足了冷水，才发现两天没有吃东西，实在没有力气了，走不动了。

真是有意思，打的时候都忘记了吃饭，想不起喝水，好像只要听到敌人的枪响，似乎这些都不重要了。

坐在河边实在爬不起来，我们只能对着河里放枪，用枪声来刺激刺激自己的神经，站起来继续走。

其实我们应该高兴，我们完成了领导交给我们的任务，这是一个士兵至高的荣耀。

但是一想到牺牲的9个兄弟，没有一个人高兴得起来。

我们仨人相互搀扶着，就这样走走停停，从前线到驻地大概5、6公里的路程，我们走了大半天才到。

回到连队，连长指导员对我们非常热情，开大会表扬我们，还给我们口头开庆功大会，给我个人记了二等功。

我没要这个二等功，只要了个三等功。为什么呢？

因为二等功的要回国到处演讲，我不想演讲，我只是想参加下次战斗。

就是现在想来，我也不后悔当初的这个决定。

小无名山战役已经快接近抗美援朝的尾声了，这场小战役属于1953年夏季反击战中著名的方形山战役。

方形山战役为停战协定而打的，就是要让美国人彻底停火停战，心服口服。

我们第60军这一仗打的真漂亮，缴获了好多物资啊，光那个军毯子、黄大衣、那个电线那个都拉了好多辆汽车。

1953年之后，抗美援朝老兵回国以后，该提干提干，该复员就复员，该转业就转业。

我提干了，升为排长，邱少文复员回山东老家了，王辉成调到炮兵团去了。

那个年代没有通讯方式，也没机会好好照张相，我再也没有和他们见面，想联系也联系不上人，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哪里了。

一开始带领我们的老班长。因为他负了轻伤就下火线，听说就被处分了。我和他也没能再见面了。

如果他们3个都还活着，那和我一样也是八九十岁的老人了。是呀，只有我留在小无名山上的9个兄弟，他们不会老，永远只有十八、九岁。

我只要一想起他们年轻的脸，我就很难受，我很想念他们。

刘祖良驻守小无名山获得二等功证明

刘祖良爷爷今年已93岁高龄，看到他的回忆录，他断断续续写了很多年，上面都是密密麻麻的补记。

尽管如此他还是无法记起全部战友的名字。

为了还原小无名山战役的每个细节，我电话补充采访了刘老十余次，刘老哭了两次。

第一次是回忆起在坑道里战友相互交代遗言，说：“如果我们牺牲了，麻烦通个信告诉我的父母，我们没有给他们丢脸。”

第二次是刘老提起担架队，有一次实在忍不住哭了，说：“他们可真是惨啊！”

听着刘老的抽泣声，我在电话另一端沉默了很久。

据《抗美援朝战史》的数据，中国人民志愿军在这场战争中伤亡总人数是：36万余人。

截止2014年10月29日，经中国民政部、总政治部确认的抗美援朝烈士共有197653名。

大多数人和留在小无名山高地的年轻战士一样，没有留下名字。

就连每天都在怀念他们的刘祖良，也记不住他们的名字了。

（编辑：霞姐 插图：大五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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