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后期的宦官监军对基层武官发展的影响
唐代史料中有关宦官与军队相关的记录层出不穷，宦官在唐代的政z军事舞 台上有着浓重的一笔。这种有别于传统军事活动的特殊案例，影响着唐代后期军事 活动的方方面面，是研究唐代军事史问题不可回避的话题。
宦官作为皇帝亲信被派往各地巡视监察，基层武官得以与之交际来往的情形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种：
其一，宦官监军使和基层武官在军队中都是属于弱势群体。基层武官作为军队 中的下层武官，在政z上也没有发言权；而宦官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历来不被主 流社会所接纳，也常常被社会上层人士所忽略，但是宦官在外监军往往代表皇家。
德宗贞元十九年“陈许节度使上官薨，其婿田欲胁其子使袭军政；牙将 王沛，亦之婿也，知其谋，以告监军范日用，讨擒之。”节度使的女婿牙将王沛 借助监军范日用代表皇权的身份和职权，避免了一场军乱的发生，有效的维护了 军队的团结。
其实，皇帝派遣宦官充当监军使有两个主要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得到各地情报充当皇帝的耳目；一方面是希望宦官监军使可以牵制节度使，维护地方的安稳。
而监军往往在当地人生地不熟，对周围情况需要一个了解的过程，所以笼络、分化地方藩镇的各级武官就是他们处理政务时常用的手段，许多宦官也 深得此道。
如唐僖宗广明元年二月，沙陀军进逼太原，陷大谷。康传圭派 遣大将伊剑、张彦球、苏弘珍三路人马在秦城驿阻挡沙陀军，结果被沙陀军打败。
“传圭怒，斩苏弘轮。张彦球部下兵士为乱，倒戈攻太原，杀传圭，监军使周从 寓安慰方定。”康传圭因为一次战败就斩杀了苏弘診弄得军士人心惶惶，结果导致张彦球纵使部下兵士为乱，反将康传圭杀害了，幸亏监军使周从寓及时安抚和处理各位领兵将的情绪，才没有让这场变乱演变成更大的动l。
加之，唐代宦官 群体中也有出身于军人家庭的，其本身与基层武官有着天然的联系。陈弱水在研 究唐代长安宦官社群还注意到了基层武官与宦官之间的婚姻、邻里关系。而宦官 监军使往往是皇帝身边的近臣，一些投机的下层武将自然不会放过这样升官发财 的助力，很多武官甚至成为宦官养子，为虎作伥。
监军宦官也往往自领为数众多的亲兵部队，如宦官刘贞亮“出监军宣武军，自置亲兵千人，贞元末，宦人镇兵 附顺者益众”。宦官拥有了自己的部队，那自然也拥有了与自己息息相关的基层武官为其带领军队。
这一次兵乱就是宦官吕太一与一些基层武官带兵做乱的，但是由于他们的兵变没有任何长远的计划，这场小叛乱很快就被官军平定了。
其三，宦官与基层武官的代表立场不同，且不知相互尊重对方，有时弄的矛盾突出。基层武官与宦官之间常常发生冲突，他们本就不是同一类人，所以很多基层武官对于有些宦官的作为也看不下去，并很容易出言冒犯，或者釆取置之不 理的手段。
李维周与诸位带兵武官不合，使交趾城的包围圈出现了漏洞，南诏 蛮军趁机逃出了大半。幸好征讨安南使高骈及时回归，才使得战局没有出现其他 的变动。
还有更胜者，为争夺功劳而置国家利益于不顾，至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而后，他们在向朝廷上书中各执己见， 宋威称是在颍州西南战场上擒拿到的，杨复光则奏称尚君长等人确实是来投降的。 唐僖宗于是命御史归仁绍等进行审查，但是并没有查到什么实质上的证据。
宦官监军与地方武将的不和，导致了“斩尚君长等于狗脊岭”，更是对于朝廷招安分 化黄巢义军的实行造成了无法挽回的影响。
基层武官与宦官监军合作共事，既可以利用宦官的身份来提升自己的权威，同时也可能让自身成为宦官监军使的爪牙。如果二者之间不能好好合作，则彼此 可能互拉后腿，甚至发生激烈的直接冲突。
赏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对基层武官群体发展的影响
一〉军队赏颶的激励作用
历代王朝均以封爵、名秩、金帛、车服等赏赐手段，褒奖、劝勉为国效力、建 功立业之人。唐朝军队将领统领部下也大多遵循“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观点，用 丰厚战利品作为激励军队士气的工具，以达到取得战争胜利的目的。
这是唐初早期就颁布的有关赏赐的明文，唐王朝以封赏奖励激励下层 将士们奋勇作战，然后又将所获的金玉宝藏等物分赐众将士，目的只为擒拿王世 充。这也符合我国自古以来军事思想的精髓。
赏赐的原则是“赏其先得者”，故而直接带兵的基层武官在冲阵杀敌中往 往率先攻入敌营，皆为赏也。
军队中赏赐的形式是多变的，有时候一些带有实际职务的基层武官职位也会 用来充当赏赐的筹码。唐懿宗咸通十一年春，南诏蛮军将入侵四川，当时 西川军将士不习武备，缺乏训练，军中士气不是很高。
于是节度使卢耽决定再行 招募勇猛之士，“先是，西川将士多虚职名，亦无禀给。至是，揭榜募晓勇之士， 补以实职，厚给赏赐，应募者云集。”面对即将到来的南蛮大军，此刻西川军在招募时，直接选举晓勇之士以充军官队伍，突将是唐朝军 队在战时对一些负责冲锋作战的基层将官的一种称谓，在唐朝后期的军中属于比 较有实权的将官，宝应元年，突将王元振就曾凭借其在军中的声望与地位率领愤怒兵士起而作乱。
军赏不当造成的负面效应
对军队中有功之人进行额外的奖赏，本来是一件极好的事情，但是如果在进 行赏赐时没有把握好公平、适度等问题，就会造成与军赏出发点相违背的结果， 甚至造成动荡都是有的。
军队中赏罚之事其实很有学问，赏赐得公平与否直接影响了军队将士的人心 向背对于国家稳定和方镇内部的安全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康承训将破蛮之功全划归为自己 的亲人子弟，而立下烧南诏蛮军营帐的天平军小校却连升一级的赏赐都没用获得， 引起军中怨恨，在军中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可见如果赏赐不公，掌握一定兵士的基层武将就会率领 其跟随者叛乱犯上，唐之后期这样的叛乱并不少见。
唐代军赏过度问题，起自安史之乱，是时为平定安史之乱，玄宗诏书允准“武 官折冲以下，赏借绯紫任量功便处分讫，具闻奏。”
将基本的赏军之权下放于诸 路，这与战事频繁的军事形势相适应的。同时朝廷鼓励各地自主召募士兵抗击叛 军，这些政策都使得各地军队中直接统帅兵马的武将地位逐渐升高。唐代中后期， 中央朝廷和地方藩镇对军队中的掌握兵权的各级武官则大都采取厚重赏赐的方式 进行笼络，从而对军队将士进行大规模的赏赐和赡军，造成了唐代后期军队将官们 唯利是图，兵骄将惰的现象。
对唐代历史具有重大影响的“经师之变”的发生，就是因为军赏问题引发的。“径原节度使姚令言将兵五千至京师。本来是为朝廷平定叛乱的经原军，因为朝廷没有依照旧例给予他们丰厚的军赏，将士们怒而攻进京师，并大呼宜人自求富贵！
唐代后期的厚赏和逐利风气的盛行，影响了军中大量的基层武官从军的心态， 特别是地方藩镇军中的基层武官和士兵们只知有藩府，而不知有朝廷。只知如何 讨要赏赐，而不思如何尽忠报国。
特殊赏蹯一愚赏格”
唐朝政f有时候为了快速平定某些叛乱，遏制叛乱局面，会颁布一些特殊形 式的奖赏恩赐，比较出名当属“悬赏格”。贾志刚在其《唐代军费问题研究》中 称“悬赏格”仅为一时之制，是对唐代平常赏格制的一种补充。
如：“如有擒执 渠魁，下其城邑便以承嗣在身官爵、资财、田宅，一切回赐，自余立功者节级酬赏。又如“如有能枭擒朱泄者，即以朱油：在身官爵授之，仍加实封二千户；朱 油：所有田宅财物，悉并充赐。其枭擒贼大将已下，并节级特加优宠，仍各与实封； 应棄擒人所有田宅财物，亦使赐之。”
这是唐朝处理内部叛乱的一种特殊赏赐，以叛乱方的将领所拥有的官爵、田宅财物来授予帮助平叛的将士，这种特殊的赏 赐有助于让叛军内部出现分化，出现帅将与下层将士互相猜忌的局面。
但是这种 赏赐也容易造成军中统帅防备基层武官，基层武官既要担忧上级统帅猜忌又要防 备士兵哗变夺权，从而使得军队骨干的基层武官被动的卷入利益纠纷。由此并不 能从根本上解决叛乱问题，反而让这种赏赐成为野心家、阴谋家更加肆无忌惮，因为他们不需准备更多的成本，只要许下承诺就行。
野心家借助“悬赏格”堂而皇之的广开诱人支票以求达成其阴谋诡计的做法，毫无原则地破坏了军队内部严 格的统治次序以及军士应该绝对忠诚绝对服从原则，是唐代后期及五代社会动荡 不安的重要因素的。
唐代后期疯狂地赏赐并没有得到一批疯狂为国的将士，反而造就了一批疯狂 为财的武官。 士兵从军只为军费与赏赐，基层武官也只想着争赏夺赏，将官上下级之间也没有 丝毫礼法尊重可言，于是唐后期“祸乱继起，兵革不息，民坠涂炭”。气兑得再严 重一点，唐代后期整个军队好像都进入了一种有钱听将令，无钱要将命的精神状态。
等级社会属性在基层武官群体身上的影响
首先，相当于军队士兵与高级将帅来说，唐代的军纪法律对基层武官的要求更多。所受处罚更加严厉，比如都犯逃避军事勤务罪时，主司将领加一等；而如果负 责宿卫的士兵玩忽职守，其上司也会受到重罚。
这一系列针对武官的措施，主要 是因为唐前期是以府兵制为主，有一整套与府兵制相适宜的军事管理制度，中央 部门只要加强对各级军官的管理进而就可以有效地对军队进行管理。然而，在军 纪处罚的实际执行中对于武官阶层却有着维护照顾的一面。
唐宪宗时期，特赦反 叛的吴元济部下李祜。“宪宗特恕，遂遣祜赐想”因为他具有很强的军事才能。 “李祜，本蔡州牙将。事吴元济，貌勇善战”。这种情况大多出于统治者或者上 级将帅爱惜其才能的时候，故而以象征性的惩罚使将领警傷和戴罪立功，发挥其 军事特长为国家建功立业。另外，唐代官员本身也享受一定的刑罚抵消特权，而军中的基层武官们自然也是着这一特权的。
唐代军官在纪律上较之于士兵确实拥有很多宽松的地方，就好比以个人为例，如果犯了同样的一件错误他们所受到的处罚却是不一样的。这个特殊性是明明白白的标出来的，是封建性的局限性所决定的，不过从另一面来看，这种制度也好像在鞭笞鼓励士兵们都奋勇杀敌好立功 封官共同享有这份特权。
另外，唐代的军功奖赏对于将士阶层有着等级划分，等级身份不同，以军功获得的奖赏则实行不同的奖赏标准。唐初，由于国内战争的形势需要，同时为鼓励将士奋勇作战，唐高祖与唐太宗对待有功之士，实行强力的物资及其授勋并行的激励政策。当时以军功授励更多的针对军队中的基层武官，让其在军事生涯中能够获得更多的荣誉，当时很少出现士兵以一次军功授勋的现象。
自高宗以来这 种授励的情况出现了改变，“战士授勋者功盈万计”，也就是说授以勋官在唐高 宗以前是至少身为基层武官才普遍享有的现象被改变了，从此一般的士兵也能以 军功获授勋官。
虽然自此以后，朝廷滥以励官甚至其他别将果毅之类官职赏赐士 兵，逐渐导致各种虚职基层武官人数的膨胀，以致“虽在行间，仅无白身者”的现象在唐军中普通存在。各色武官人数的膨胀，导致武官群体地位地下降，打破了军队内部上下级的森严秩序，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等级社会的身份地位在 讲究战斗力的军队中也有着重大的影响力。
最后，基层武官既是军中之士，又是朝堂之官，比之基层的文官和士兵来说 自然要承受更多来自上级的压迫和陷害。《资治通鉴》载，唐僖宗中和二年。发生了镇将谢弘让含冤而死，牙官吁能气愤起义的事情。
事情的大概情况是这样的“陈敬多遣人历县镇事，谓之寻事人，所至多所求取。有二人过资阳镇，独 无所求。镇将谢弘让邀之，不至；自疑有罪，夜亡入群盗中。镇将谢弘让觉得 “寻事人”没有向其索取财物，是准备告其有罪，于是连夜逃入群盗中避祸。可 见在唐后期，七品镇将之类的基层武官的生命财产已经没有多大的保障了。
一朝镇将 居然成为捕盗使谋求功劳赏赐的工具，而节度使陈敬不愿让“寻事人”暴露，更 是对之不加过问，最后让谢弘让受刑至含冤而死。后来，又有邓州牙官肝能， 因为公事错过期限，逃亡为盗，杨迁又进行诱捕，旰能听到谢弘让的冤屈，大骂 杨迁之辈无耻，义愤填膺地举义起事“攻陷城邑，所过涂地”。
唐代的基层武官 在军队和社会上皆属于弱势群体，他们中虽然有一些颇具才能之士，但仍然要受 到很多其他不可控之因素的影响，甚至迫使他们走上谋逆叛乱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