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霞姐。

抗美援朝战争时，中国空军刚刚建立，年轻的飞行员只在七拼八凑的教练机上训练了几十个小时，就要升空迎战。

但他们不仅打破了敌人不可战胜的神话，还创下一次次世界空战史奇迹。比如，一次击伤击落四架美军飞机的王天保就是其中一位。

我们联系了他的子女，详细聊过后，看到普通人难以想象的侧面：从放羊娃到飞行员，从飞行员到东海舰队航空兵司令员，这看似一鸣惊人背后，是什么在支撑着他？

现在有的孩子多大了都要家长陪伴，我们小时候可不这样，并且是想都不要想。

家长陪你了，国家怎么办？

父母是你的父母，但他主要是国家的人，他得为国家做事。

我的父亲王天保是战斗英雄，曾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创下世界空战史的奇迹，后任海军东海舰队航空兵司令员。

在父亲的字典里，个人再大的事都是小事，国家的事再小都是大事。

我们从小就是以服从为天职，一声令下父亲往哪里走，我们也跟着跑。

没有废话，一切只要国家需要，没有讨价的余地。

1926年10月16日，父亲出生在河南陝县南阳村，家里贫穷靠打短工放羊甚至四乡讨饭过日子。

小时候，父亲和大伯关系最好。

兄弟俩相差两岁，从小一块长大，一起给人家当长工，帮人家放牛，放羊，锄地，跑腿。

因为没钱上学，兄弟一起去学校旁听上课。

抗战爆发后，为了混口饭吃，大伯先去当兵了，他们的大姐夫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连长。

抗战很惨烈，大伯进部队没有得到照顾，直接下到班里去跟日本人打。

几次恶仗之后，连队被打散，大伯跑回了老家。后来还是因为家里太穷，为了能有口饭吃，大伯又投奔别的部队，参加抗日去了。

而父亲走了另外一条路。

我曾一度好奇父亲那么小，是怎么出来去了延安了？

父亲说，有一次，他放丢了一只羊，怕挨打不敢回去，当时学校有个老师是共产党员，就说那你跟我走吧，咱们一块去延安。

那是1939年年底，父亲13岁。

老师带着他们一行十几人，先来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培训了40天左右，正好有十几辆马车要给延安送棉衣，就跟着一起去延安。

父亲还太小，跟着大伙走不动，同另外两个小孩坐着马车到的延安。

从西安到延安九百多华里，走了二十几天才到，路上遇到好几次国民党盘问搜查，都混过去了。

中央组织部的同志问父亲有什么要求，他说：“想上学，学文化。”

组织部领导很为难，说当前学校太少了，人又多，年龄小的才能去上学。

父亲被分配到中央出版社发行部工作，先当了几天公务员，后又到电话班当电话员。

到延安才两个多月，正赶上日本的飞机对延安进行了轰炸。

震耳欲聋的爆炸声，让父亲第一次感受到飞机的威力。

等敌机飞走后，父亲从窑洞里出来捡炸弹碎片卖钱，父亲一面捡着炸弹碎片，一面望着天空，心中产生了一个念头：

将来我们有自己的飞机时，他也要去开飞机，把敌机统统打下来，保卫我们的国家。

这个想法只是父亲年少时的一个梦，根本没有想到以后会实现。

父亲后来任东海舰队航空兵司令员

那时候解放区很困难，为了坚持抗战，延安到处可以看到打草鞋、纺线自力更生的热闹景象。

父亲也很快学会了纺线，还参加了纺线比赛，经常获得第一名。

1942年出版发行部改为中央出版局，博古兼局长，秘书长许子祯。

许秘书长的夫人，黄慎妈妈回忆说，第一次见到我父亲时，他头上扎了条白毛巾，穿了一件老棉袄，腰上系了一条麻绳，冻得小脸红红的，鼻涕不住地往下淌。

许秘书长看父亲爱读书，又把他调到了发行科做收发书报工作。

父亲很自律，不仅每天把《解放日报》的主要内容都看一遍，还自学完了代数课程。

这为他日后成为飞行员打下了坚实基础。

1945年，抗战终于胜利了，父亲上学的愿望也有希望实现。

当时东北是全国的工业区，学校也多，父亲想去东北的学校学习，向组织提出申请，组织上同意了父亲的要求。

正好许子祯秘书长也有任务要去东北，让父亲等着跟他一起走，父亲便先留在了许子祯秘书长身边。

到了年底，许秘书长被调到中央宣传部工作，父亲也跟着一起到了中央宣传部。

中央宣传部设在杨家岭，大家住的窑洞外有片小树林，在树上挂了一块小黑板，十几个年龄小的“红小鬼”就坐在小木凳上，将书本放在膝盖上记录学习。

上课的老师叫田家英，后任毛主席秘书。

有一次，田老师在小黑板上写完题目回头，愣了一下，学生们也都回头看去。

只见毛主席就站在他们身后，拿着快燃尽的香烟，正微笑地看着。

原来毛主席出来散步，听到读书声，便走了过来，在后边静静地看着孩子们学习。

想到主席就在身后，大家学习的劲头也更足了。

很快，蒋介石彻底撕下了合作的面具，令胡宗南纠集兵力向延安进犯，为了诱敌深入，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党中央主动撤离延安，转战陕北。

父亲也随中央宣传部跟随彭德怀部队第一批过了黄河，撤退到瓦窑堡。

此时，父亲的大哥，已经是国民党的一个连级军官了。他带着警卫员，回了一趟河南老家看望他们的妈妈。

1947年７月份，西柏坡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全国各大解放区领导都来参加了这次会议。

父亲就也跟着许子祯一起去了，在这里父亲结识了毛主席的儿子毛岸英同志，他比父亲大四岁，瘦高个。

和父亲同屋的还有康生前秘书李文模同志，大父亲二岁，文化水平很高，为人谦和，空余时间常给父亲补习一些文化课。

李文模也想开飞机，这和父亲的志向不谋而合，至此成了好朋友。

父亲与毛岸英和李文模，还有一位小同志名字记不起来了，四人同为土改大会工作，同学习，同劳动，每天吃、住、行都在一起。

四个大小伙同睡在屋内的火炕上，多少有点挤，只能紧挨着睡。

一天，父亲可能是因为累了又喝了好多水，半夜醒来想去上厕所，父亲害怕不敢出去，当时陕北山上有狼，就想憋到天亮，不知不觉又睡着了。

梦里到处找厕所，结果早上起床，发现尿炕了，而且把边上毛岸英的褥子也尿湿了。

父亲觉得很丢人，不承认，非说是毛岸英尿的炕，毛岸英只是笑笑，什么也没说，只是把被褥拿出去晒了。

通过这件事，父亲觉得毛岸英是一位有胸怀有担当的大哥哥，他的为人深深影响了父亲。

会议结束后，父亲就随同许子祯一起去了东北。

许子祯问父亲要学什么？

他说，想学开飞机。

年轻时的父亲

第二天，父亲就拿着许子祯写的介绍信到了东北局组织部。

组织部领导同许子祯是老战友，他看信后说：“想开飞机很好，可不知道能不能行。因为当飞行员对身体条件和文化程度等各方面要求都比较高。”

父亲说：“让我去试试看吧！”

几天后，他和李文模（康生前秘书）、蒋祖林（丁玲之子）、杨迋番（父亲是牺牲了的师长）四人一起来到哈尔滨东北组织部。

组织部同志看了介绍信后说：现在各个地方和部队正为航空学校选调学员，你们四人都是延安出来的，条件都很好。

几天后组织部就派人把他们四人一起送到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刘亚楼参谋长亲自接见。

刘亚楼参谋长对作战处长交代：“我交给你一个新任务，你亲自负责把他们四位同志送到牡丹江航校去。”

第二天，四人抵达了牡丹江航空学校。

他们都是从延安中央机关过来的，政审没有问题，经过文化考试、身体检查后，都留下了。

从小的梦想就要实现了，父亲高兴得几天都在兴奋之中。

入航校的第一阶段是进文化补习队。

补习班共有20多人，每天要学习十多个小时，父亲之前有文化基础，学习又努力，担任第一班的班长并兼任队里的学习委员会主任。

航校的生活很艰苦，每天吃小米，苞米面，每月吃上一两顿大米饭，那就是改善伙食了。

东北的冬天寒风刺骨，大家住的屋子叫“干打垒”，半地下形式，上面用玉米杆和泥土打成砖块，再一块块地垒成墙，这样可挡风保温。

房间里没有炉子取暖，条件十分艰苦。当时和父亲一起来的四人中，两人受不了这艰苦的生活离开了。

补习了九个多月的文化课，进行最后一次体格检查。

父亲从小给人家干活、放羊，每天爬山越岭，身体好得很，体检非常顺利地通过。

体检后，开始了系统的航空理论知识学习。

开设的课程有《航空历史》《飞行原理》《发动机构造原理》《飞机构造原理》《领航学》《空战战术》等等。

每天课堂学习八个小时，晚上复习两个小时，从文化课的X+Y到航空理论课，又向天空跨上了一个台阶。

在课堂上父亲认真听讲，不懂的问题写下来，课后问教员，一直把问题弄的明明白白为止。

父亲那时候连做梦都在背原理和数据。

到1949年3月，父亲进入老航校飞行三期学习飞行驾驶，教官是一些被俘的日本教官，要求很严格。

日本教官说在日本训练飞行员，要先在初、中级教练机上训练2至3年后才能上“九九”式高级教练机飞行。

但由于没有初、中级教练机，父亲他们一上飞机就是日式“九九”高级教练机。

而且老航校的“九九”高教机是用零碎部件拼起来的，经过修补勉强能飞起来。

有一次日本教官带学员飞行，飞着飞着，教官在后面用一根小细棍猛打前边坐着的学员。

学员回头时教官用手指指前面，学员不明白，又打，后来总算是反应过来了。

原来机头前的螺旋桨没了，也不知什么时候掉的，最后只能以滑翔方式降落。

当年航空油非常珍贵，为了省油，学员飞行着陆后，飞机滑行停在跑道尽头后，就用马把飞机拉回起飞线。

新中国的第一批飞行员，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条件创造条件学习训练。

客观说，日本教官对航校教育是有贡献的，父亲前后一起的这几批飞行员，只有几十个小时的飞行经验，就直接敢上战场，而且飞的还比较好。

新中国飞行员的训练进程也成了世界空军训练史上的奇迹。

但父亲和老同学晚年回忆时，还是会开玩笑说，他X的那些日本教官，这不行，那不行，还要打我，你是我的俘虏，能让你打？

1949年11月，父亲从老航校毕业后进入了济南五航校，进行机型改装的学习和训练，他和张积慧（抗美援朝一级战斗英雄）分在一个班，张积慧当班长父亲当副班长。

张积慧学习当时最先进的“米格-15”苏式喷气式战斗机，父亲也申请学习米格-15。

当时的五航校校长方子翼（后任空军四师师长）说：都去开米格-15了，那La-11谁开？（La-11是苏联的螺旋桨战斗机）

于是父亲转而改装飞螺旋桨的La-11战斗机了，父亲就是这样，不打折扣地服从组织决定。

半年后，分配到南京空军第四混成旅（太平洋部队），同年10月调入空军第2师4团任中队长。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了。

父亲待命，准备飞向战场。

1951年，父亲所在的4团参加完国庆阅兵，刚回到部队便接到命令：“空2师第4团转场到东北凤城草河机场待命！”

凤城草河机场距鸭绿江约40里地，4团的任务是配合掩护轰炸机解放大、小和岛。

11月28日，志愿军总部再次下达了轰炸大和岛灯塔区、直接配合陆军部队登陆解放大、小和岛的任务。

出征前，机组每个人照了一张单人照片。

这种戴着没有帽徽的棉军帽的单人半身照，被称为“光荣照”，为牺牲后的追悼会而准备。

每位参战人员都留下了遗书，另外还拿到写有中朝两国文字“我是中国志愿军空军”的布条，以便在跳伞生还后使用。

由于第一次轰炸志愿军空军大获全胜，第二次还是按照原来的作战部署行动，然而这次行动却是一次壮烈的出征。

父亲驾驶的La—11，是螺旋桨飞机，负责直接掩护轰炸机。

米格15的喷气式飞机是高空远距离护航。

抗美援朝时期我军的飞机

1951年11月30日下午15时，轰炸机按时起飞了，起飞前指挥部临时将轰炸机队形由“品”字型编队改为纵向编队，由于编队难度降低，所以比“品”字型的编队时间缩短了4分钟。

由于忽略了这个编队时间的缩短，九架杜-2轰炸机直接飞向鸭绿江，往大和岛方向飞去。

编队从沈阳起飞后直接飞过鸭绿江，往大和岛方向飞走了。

父亲他们按照之前规定时间起飞，刚起飞，父亲第一个看见需要护航的轰炸机，他晃了晃翅膀，往左一调头就跟上去了。

当时不知道中间缩短了4分钟，只是诧异怎么这么快。

父亲一转身就到了鸭绿江，这个时候高空远距离护航的米格 15 还正在跑道上起飞。

一过鸭绿江，就相当于进入战场。

美国飞机已经过来了，跟父亲他们搅在了一起。

敌机已从高空疯狂地俯冲下来，父亲他们的机群一下被冲散了，父亲成了单机作战。

父亲向左一个急转弯，甩掉了后面想来偷袭的一架敌机。当父亲再想向轰炸机群靠拢时，发现自己已经陷入了七架敌机的包围之中。

当时美军的战术，叫圆圈阵。

就是一架飞机与一架飞机接尾式的互相掩护着兜圈圈，企图寻找时机，相接咬尾式攻击。

当你进入圈内，不管你在那个方向对他们攻击，都有后面的飞机咬你的尾巴。

父亲被他们团团围住了。

父亲清楚敌人飞机的优势，也更清楚它的缺点——转弯半径大。

而父亲驾驶的La－11飞机虽然速度慢，但飞机灵活，转360度只需21秒。

所以父亲虽然在圆圈中间，后面的敌机还是打不到他的。

美军在外面画大圈圈，父亲就在里面画小圈圈，一边盘旋，一边找机会打击敌人。

突然，一架“F-86”进入了瞄准光环，父亲立即咬住它，开炮！

只见一股火光罩住前面的敌机， 它“呼”的一声向右下方掉了下去。

顾不上看那架敌机，又一架“F-86”进入了瞄准环，再一次按动了炮钮。

这时父亲立即回头，一看跟在后面的那架飞机，已经很近了。

父亲一蹬舵来了个急转弯，暂时避开了后面的炮口，然后将飞机的坡度增到最大，转过来，切半径。

一架“F-86”送上门来了，瞄准、开炮！一条火舌扑向敌机，那家伙也坠落下去。

父亲再次回头看时，后面的敌机仍紧紧地咬住不放。

父亲再次来了个急转弯，突然发现前方有两架敌机跟得很近，马上把瞄准环套住前面的一架，说也巧，这两架“F-86”突然飞成了一条直线，同时都套入了父亲的瞄准光环。

说时迟那时快，父亲按下炮钮，一个长射，两架敌机都通过了火网，摇摇晃晃地仓皇逃窜。

这时七架飞机形成的包围圈已经没有了，只有后面那架飞机还紧紧跟着父亲转。

父亲一转弯正和敌机形成对头式。

美国飞行员最怕打对头，他也掉了个机头，正好飞到了前面。

这架“F-86”已经离父亲很近了，飞机上喷的一道一道的颜色都看的很清楚，连座舱里飞行员的头都看得清清楚楚了。

父亲瞄准了它，打了个长射，火网直冲敌机。

这时，只听“轰”的一声，敌机底部冒出了一个东西来，父亲也没看清是什么，紧接着父亲的飞机“哗！”一下，猛烈地抖动起来。

父亲当时还以为是自己被击中了，把飞机扣过来，没发现什么异常，又把飞机转过来试试，一切也正常。

大概是离敌机太近，进入了爆炸后的气流中。

这时父亲再看看四周，身边的七架F-86机已经没有了。

父亲马上找回轰炸机队，继续担任掩护任务。

编队返回凤城草河机场后，父亲只在飞机底部发现一个小洞，其它地方没有伤迹。

飞机剧烈抖动，估计是因为距离敌机太近，进入了它的蜗流的原故。这样大概计算了一下，父亲距离打下的这架敌机可能只有180米左右。

从飞机拍摄的胶卷上确认，父亲共６次开炮，击落击伤４架敌机。

父亲首创的用活塞式螺旋桨飞机击落喷气式战斗机的奇迹，在中国空战史上作为战例列入实战教材中。

父亲在向战友介绍战斗经验

这次战斗完成了收复大、小和岛的任务，但中国空军也损失惨重，4 架轰炸机被击落，La-11也被击落了3架，米格 15 损失了一架……

但这一战，父亲他们值得骄傲，抗美援朝以来，美国吹嘘的Ｆ－86“佩刀”式喷气式飞机，照样可以打下来。

父亲后来说过，在空中格斗中，人的因素才是第一位的。

中国空军在经验和技术上虽然不足，而面对世界最强大对手，能打掉它，除了在心理上战胜对方外，更重要的是，年轻的中国空军都有一种拼命学习的精神。

他们知道，只有前进，才有胜利。

只有胜利，才有尊严。

为让更多的新飞行员得到实战锻炼，1952年初，空4团奉命从朝鲜调防回国，转场至上海江湾机场。

朝鲜战争仍在激战中，美国空军在我志愿军空军的顽强阻击下屡次失败，改为夜间轰炸。

9月份就对拉古哨发电站进行了两次空袭，当时志愿军空军因不具备夜间作战能力，没有迎战。

为适应朝鲜战场的需要，空总调父亲到88团当团长，并指示要尽快培养出更多的、战时能冲得上去的“全天侯”飞行员。

为此，父亲展开了紧张的夜间飞行训练。

就在紧张训练中，美军又要发起两栖登陆计划，父亲率队进驻辽阳机场，一边加紧夜航训练，熟悉当地地形，一边等待命令，时刻准备迎战美军的登陆计划。

一直到1953年8月，朝鲜战场宣布停战，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

停战第二天，父亲就接到命令，带领夜航大队返回了上海江湾机场，团建制归为空2师4团，父亲任副团长，下属三个飞行大队。

美国不甘心朝鲜战场的失败，支持台湾，重新加剧了对大陆东南沿海的军事挑衅。

为保卫东海岸线的安全，父亲需要在沿海机场频繁转场。

航空兵的转场是非常复杂繁琐的。飞机所用的器材、油料、通信、充电充氧器和维护每架飞机的机械人员，这些都需有条不紊地进行。

指挥转场的过程中，最考验指挥官的能力，确定起飞时间、次序、航线及意外情况的备降机场，事无巨细，一点差错不能有。

父亲在无数个转场的不眠之夜中，也历练得越来越沉稳。

1954年6月底，父亲接到转场广州白云山机场的命令，当时他是空29师85团团长。

当父亲带领La-11飞行大队安全降落在白云机场时，脑子里还一直盘旋着一个问号：为什么将85团紧急调防南方？

原来，当时台湾军舰经常在南海拦截一些与大陆经济往来的国际商船，为了保证南海这条重要海上运输线的安全，周恩来总理亲自令空军执行护航任务。

为了更好的护航，得先找到离南海海域最近的机场，父亲马不停蹄飞往雷州半岛附近去找机场。

巡视一圈，最后找到了海口，这里有个日本人建好的机场，父亲查看后发现跑道有很多弹坑，飞机没法起降。

父亲的飞行照

情况汇报到梁兴初司令那里，梁司令指示，你们说怎么修，我们动员全体海南军区人员连夜给你们修。

6月26日，梁兴初司令员下令海南军区，全体人员紧急动员，全力以赴赶修跑道。

第二天，父亲带领一个大队飞往海口机场。

到达海口机场上空时，因地面情况不明，他让大队飞机在空中盘旋等待，自己单机先下去着陆。

当飞机降低高度接近跑道地面时，猛然一颠，差点翻了，父亲马上轻拉操作杆将飞机拉平，复飞一圈并在天空观察跑道情况，一边指挥天上的机群：“注意！先不要着陆，等我查清跑道的情况。”

直到看到跑道边上有一处稍平坦的地方，父亲才缓缓将飞机安全着陆在海口机场。

自此，父亲也成为我军战斗机降落在海南岛上的第一人。

海口机场是个空机场，只有几间平房，飞行所需要的设备都没有。

没有氧气，没有充电车，没有油，也没有雷达，只有一个小塔台车，它的通信半径只有60公里。

飞行大队降落后，全体飞行员齐上阵，将跑道上的大小坑全部填平，再将飞机所需一切器材从白云机场运到海口机场。

一切准备就绪，父亲赶紧带着赵旭飞往榆林港海面寻找船队。

榆林港离海口机场 210公里，父亲深入海域70—80海里也没发现船队，只能返回海口机场。

第二天早上八点整，父亲在塔台上指挥赵旭和韩光荣出航。因当时通信车的通信半径很小，飞行距离超出后通信就联系不上了。

九点钟左右，巡逻的双机飞回来了，父亲在塔台上问他们，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我下来再和你说。”无线电里传来赵旭的回答。

父亲预感到有事情发生，一着陆就问怎么回事？

“唉！打掉一架运输机。”赵旭说。

“不是给你们说过，不能打吗？”父亲着急说。

父亲来海口接受任务时，已经接到过通知，在榆林港湾边有条国际航线，规定不能袭击。

“英国的，帝国主义的飞机，怕啥！”赵旭说。

父亲心里一惊，知道事情不好。

“我打我负责。”赵旭说，父亲赶紧问身边的韩光荣到底怎么回事。

原来，赵旭在海上巡逻时，接到联络点的信号：一架大飞机向东飞去了，你们去看看。

赵旭接命令后一转机头带着韩光荣朝东加大速度飞去。几分钟后，大约追了70海里，他们发现了这架大飞机。

“你在上面掩护，我下去看看。”赵旭对韩光荣说完就把机头一推冲了下去。

“是英国的运输机，打吧！”赵旭说。

韩光荣说：“不是说不让打吗。”

赵旭说：“英国的，帝国主义的飞机，打！”

赵旭说着一压机头，向运输机开了炮。

韩光荣说：“你打，我也打。”

这样，两架飞机上下开炮，把这架运输机打着了火，掉进海里。

这就是历史上我机打下英国运输机——霸王号事件。

听了韩光荣的叙述，父亲问：“你们是不是看错了，以为是轰炸机。”

“没错，是运输机，帝国主义的。”赵旭仍固执地说。

父亲知道瞒不住，只能马上向上级汇报。

晚上12点多钟，父亲收到一份毛主席给彭老总的电报批示：我们飞行员，明知道是英国的运输机，还要打，这是犯罪。

第二天，赵旭和韩光荣被带到广州停飞检查了。之后赵旭被判了二年刑，缓期执行，留在机关工作。

在打下运输机的第四天早上，父亲照常带着一架僚机去海上巡逻，在南海榆林港附近的海面上发现了运输的船队。

父亲在他们上空盘旋了几圈后，返回海口机场。

在父亲回来后，第二批飞机接着起飞巡逻，也按时回来了。

第三批出航的是中队长周振东，他是航校一期的飞行员，一直跟着父亲飞行，飞行技术很好。他的僚机叫何贵表，是浙江人。

他们起飞2个小时后，还没有回来。父亲派出2架飞机去查看。

派出的飞机回来说：没有发现周振东的双机，但看见海上商船队的队形已经乱了，不象原先那样的队形了。

父亲感到事情不好，这时接到空军通知，发现二艘美国的航空母舰。

原来，我们打下英国运输机后，美国试图报复，在南海附近调来了二艘航空母舰，一艘叫大黄峰号，一艘叫菲律宾海号，停在榆林港南边百余海里处，时刻寻机报复。

当年通信落后，这些情况父亲他们一点都不知道。而父亲飞机起飞巡逻的具体时间、航线对方却完全掌握。

当他们第三批飞机起飞后，美国起飞了十几架舰载机，对两架中国飞机进行了突然袭击。

周振东、何贵表牺牲了，谁也不知道他们落在哪片海域，谁也没有看见他们是怎样与数倍于己的敌人周旋搏斗的。

可以想象到，他们在强大的对手面前，一定没有畏惧，没有退缩，顽强英勇地战斗到最后一刻。

事发后第二天，父亲全团空、地勤人员，一个个义愤填膺，纷纷要求为战友报仇。

父亲把留在广州的一个大队也调到海口机场，时刻准备出击。

但很快接到上级沿海禁空的命令，东欧商船已经安全进入港口，台湾当局知道大陆出动了飞机来护航，也没有再出来拦截。

父亲护航任务结束返回白云机场。

到1954年11月，父亲接到命令，转场上海大场机场，配合轰炸机解放一江山岛。

父亲当时任空2师4团团长，同月父亲升任空9师副师长，因指挥La-11歼击机配合轰炸机解放一江山岛任务，没有马上上任。

彼时，美国政府和台湾国民党蒋介石当局签订《共同防御条约》。

美国随后派出第七舰队5艘航空母舰、3艘巡洋舰、40艘驱逐舰组成的庞大舰队，在中国东南沿海一带进行侦查和巡逻，直接掩护和策应国民党军对大陆的骚扰破坏活动。

作为对美蒋当局签署《共同防御条约》的强硬回应，决定在闽浙沿海国民党所占岛屿中，集中力量攻占设防薄弱又距海岸较近之小岛。

经综合比较，决定攻打一江山。

1955年1月18日中午，一江山岛战役正式打响，这是解放军海陆空首次协同登陆作战，意义非凡。

炮火连天，水柱腾空，枪林弹雨，登岛部队在海军、空军和炮兵掩护下，分三路向一江山岛进攻。

战至15时48分，我军登陆部队占领4个高地，击毙守敌519名，俘虏567名，缴获大批武器弹药。

一江山岛解放后，附近岛屿的蒋军悉数撤退，浙江沿海人民才得到安宁。

这一战，蒋介石说，共产党的军队不可同日而语了。

一江山岛战役作战图

一江山岛解放后，父亲于55年春节大年初一，乘火车前往沈阳空9师赴任。

在沈阳圩洪屯机场，父亲从螺旋桨飞机改装为喷气式米格15歼击机，并组织部队除日常飞行训练外还加强了夜航训练，锻炼空9师成为全天候的飞行部队。

一天，父亲正在塔台上指挥飞夜航训练，接到中央军委命令，空9师改为海军第6航空师。

届时，父亲从陆军到空军又转为海军，成为了海陆空三栖老兵。

那年，父亲29岁。

他完全实现了小时候的理想，驾驶飞机，保卫祖国。

此时，父亲也已经成家。

母亲曾是丹东机场的广播员，曾向朝鲜做宣传工作。父亲抗美援朝立了特等功，要向外宣传广播，很可能就是经过母亲的口，只是她不记得了。

丹东的广播任务完成，母亲调回杭州，正好分配到父亲所在的师，经组织安排俩人就结婚了。

到1958年我出生时，我上面已经有三个姐姐了，那时候父亲的驻地在宁波。

平时我们姐弟很少见到父亲。父亲平日里都吃空勤灶，不在家一起吃。

星期天可以在家吃了，又常常是一早就到指挥所去值班。

父亲跟我们见面，就要问考了多少分。

七八十，那对话就过去了，要说考 100 了，那还不错。

父亲对成绩要求不那么严，主要看你做人，以及有没有坏毛病。

如果有坏毛病，就非常严厉，非要把毛病给你扭过来。比如小时候不洗脚呀，手绢洗不干净，东西随手扔，上厕所不冲……这些事情父亲就非常严。

1953年父母在上海的合影

我们文革前读的都是机场的子弟小学，离家十几公里，住校，一星期只能回家一趟，后来转到离家大概一两公里的地方学校。

家属院里子弟都是些师长、副师长，政委、参谋长的孩子，从小也捣蛋的很。

大家对机场的熟悉，是刻在骨子里的。

飞机的起飞降落、修理厂的飞机试车、部队的吃饭吹号，在母亲的肚子里就听熟悉了。

但男孩子跟修理厂更熟。为什么？男的一般来讲都对机械比较感兴趣。

修理厂在修飞机的时候，发动机的声音震天动地，我们一听，就往那儿跑。

有时候在这里面待得耳朵都听不见，也不舍得离开。

发动机试车，就是把发动机固定在一个台子上，给他点上火，喷上油，让他往外喷火，让发动机在里边转起来，听听声音看看转得匀不匀。

我们去看飞机的编号，一看就知道这是哪个叔叔飞的。

飞行员，我们都很熟，有时候我跑到空勤灶里去打饭，这个人给我塞一个水果，那个人给我塞一个点心。

有时候是听他们讲，你爸爸怎么样了，我才知道一些。记得大概9岁的时候，我跑到机场玩，工作人员一看是家属的孩子，也不是太管我们。只跟我说，别乱动。说有一个叔叔弹射牺牲了。

我回家问爸爸，说好像是因为弹一个伞怎么摔的？父亲耐心跟我讲这个伞是怎么回事。

说飞行员坐的座椅下面有一个弹，这个弹叫伞弹，你在跳伞之前你在裆底下有一个座，座位下面有一个拉手，你一拉那个伞弹就爆炸了，一爆你就从座舱里被弹出去了，连舱盖一块就炸出去了。

牺牲的叔叔是我父亲机场的机械员，在战斗机的座舱里边修理降落伞，伞弹有试验弹和实弹。

机械员失误了，来试验弹伞，把实弹放进去了，一下把他自己连带座椅就弹出去了。这弹出来的高度是30多米， 掉下来就牺牲了。

父亲不仅跟我用手比划，而且还拿个笔在那画，这个跳伞怎么回事，告诉我这个原理。

这是父亲跟我们说的飞行相关事情为数不多的其中一件，所以我印象很深。

而有件事，父亲瞒了一辈子。

那天晚上，父亲没有值班，我们都去睡觉了。

夜里两三点钟，父亲的电话突然响了。

家里有父亲专属的值班电话，从我们家直接通到指挥所的作战室，为了防止有人中间监听，没有中转，就是纯粹用电线联通。

那个电话我从来没听到响过，那天晚上是第一次。

电话机的上面的两个铃铛，就像自行车铃铛似的，然后中间一个小锤子来回地摆，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响。

我一听，心想这什么声音？嗯，着火，怎么会这个声儿？

哒啦哒啦哒啦哒啦，老有一个人在耳朵旁边摇铃铛。

再一看，我爸把灯打开，一接以后就放下电话，穿衣服，砰砰砰就跑到指挥所去了。因为我们家离指挥所大概300 米左右，那个指挥所在一个山洞里。

不到一小时，父亲又跑回来，就听他对我妈说，收拾行李，他要去山海关。

我就在门口，听到楼下面有车声，把头往外一看，一个北京吉普车等在楼下。

父亲噼里啪啦上了车就走了。

父亲走了以后，我心想摔飞机了？但摔飞机也没这么一个紧张法，那时候也不会想到别的大事情。

早上起来问，母亲说父亲出差走了。

2020年7月接受中央台采访时拍下的全家福（少了三姐）

过了十几二十天，父亲回来了，然后收拾完东西，跟我妈交代了一下又走了。

电话响起是1971年的9月13号凌晨，父亲接到命令是要立即禁空，有人从父亲管辖的山海关机场驾机叛逃。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

父亲刚到了山河机场，就被扣下来，开始交代。

由于林彪叛逃起飞的机场是我父亲管辖内的机场。

飞机加油、机场放行、跑道、管理、看门，发生一切的问题，都是父亲手下的人，所以他们怎么也脱不了干系，直到最后才清白。父亲回来的时候，剃光了的脑袋上，已经长了一些小短发。

关于林彪九一三事件我们都很清楚。

我父亲当时要亲临现场处理各种事，掌握的是“九一三事件”山海关机场当晚发生的第一手资料，这我们就不清楚了。

我对这段历史的内情，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父亲到去世都没跟我讲过这件事，连我母亲也不知道。

我直接问过无数次，父亲只有一句话，中央怎么说咱就怎么做，文件上写的很清楚，除此之外他都说不知道。

保密的这个纪律从父亲打仗开始，就深深印在他的脑子里。

父亲后来任东海舰队航空兵部队司令员，对台作战的所有的东西他能不知道？

我好奇问过他，咱们装没装备新的飞机？当时你用什么轰炸机？现在师里都什么飞机啊？

父亲一句不说，他的保密近乎到了偏执的地步。

这是一个指战员的素养。

父亲任东海舰队航空兵司令期间，还经常带着新飞行员训练。

他是飞了一辈子的战斗机飞行员。

1985年，父亲59岁，他申请最后一次飞行，飞完以后就停飞。

军委批复不能单飞，只能飞教练机，父亲坐前面，后面坐个教练。父亲这样的职务，一般都是不让单独飞，但人生最后一次飞行，都是期望能单飞的。

飞教练机，还飞他干吗？一切都是后面的教练控制，只要后面一拉杆，前面的操作全部失灵。

但没办法，制度就得遵守，父亲还是飞上天空，翻了几个跟头，做了几个翻滚，过把瘾就下来了，正式向蓝天告别。

80年代末，父亲离休。兢兢业业工作一辈子，突然从岗位退下来后，肯定会有些失落。

此时，父亲的大哥突然回来了。

抗战结束以后，哥俩就失去联系。我们本来还猜测，大伯可能在某一次战斗中去世了。

后来大伯辗转联系上河南老家，才知道他跟着部队撤到了台湾，后来在台湾当了个监狱长。

大伯与我父亲取得书信联系时，爷爷奶奶都去世了，父亲还在职，也不好多说什么。父亲离休后，台湾开通老兵返乡探亲政策，大伯第一时间就回来了。

大伯一下飞机，见到父亲，抱起来就哭。那么多年，大伯孤悬孤岛，一个外乡人受尽排挤，心里肯定很多委屈。

大伯一看也是军人出身，板板正正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穿的衣服也讲究，走路很快，坐的时候，一直挺直腰板。

我们一家带着大伯回河南老家，给爷爷奶奶扫墓。

大伯第一次回来时，认为大陆经济还比较困难，带了一些衣服、戒指，送给老家的亲人。

可能也是带着点扶贫的心来的。

等到我们家后，看到父亲的官比他大，生活也比较好，大伯才稍微收敛了。

在家里，兄弟两人就盘算起各自的路线。

大伯说，他去台湾前，最后一站就到了一江山。

再一对时间，正好就是我父亲攻打一江山的时候。

兄弟俩真的兵刃相向过。

大伯说，知道你们要打一江山，头一天晚上我们就走了，到你们第二天打时，我们只在那里留了一个营，其他的全都坐船跑了。

大伯还挺得意，说你看你没打着。

大伯还讲到 ，国民党的军队武器好、穿的好、用的好，意思是比你们解放军的还好。

我爸就问了一句，那你们怎么跑到台湾了。

结果大伯“咳”的一声就不说话了。

直到2008 年，北京奥运会，大伯再一次来北京，这次他能明显感觉到大陆发展很快。

老哥俩猜可能是最后一次见面，说了很多过去的事，小时候的事。

他俩从小感情就好，不管中间分别多少年，都是最亲的兄弟。也都盼着台湾能早日回家。

2014年父亲和大伯王宝财最后一次见面

王老英雄的传奇，很多人写过。

他在朝鲜上空创下的奇迹，每一个动作都被记录了下来，作为教材范例来使用。

但那只是他96岁生命中短短的几分钟，足够耀眼但无法涵盖其一生。

他在空军事业的发展，看似顺利、成功，甚至是一夜之间，一鸣惊人。

其背后是我们普通人难以想象的坚韧和勇气。

2022年5月5日，王天保老英雄在北京病逝，享年96岁。

当年那架伴随着他出生入死的战机，陈列于空军航空博物馆。

历史的魅力在于它的不可知性和戏剧性。

除了他个人的传奇，兄弟俩的命运更让我们嘘唏。

他们手足情深，前后共赴国难，于家于国于时代于天下。

又因归属不同的阵营，楚汉鸿沟，井水河水，差点兵刃相向。

只道是：“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编辑：洛一 霞姐

图片由王天保后人提供，部分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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