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士珙，1912年出生，五台县大建安村人，徐一清之三子。1928年，赴日本留学，入岩仓铁路学校本科学经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辍学归国，在其父徐一清任董事长的榆次晋华纱厂股份有限公司任稽核、总稽核、代理董事长。1937年抗战爆发后，徐士珙随第二战区长官部到晋西，先任山西省政府建设厅参事，继任第二战区“抗日经济建设运动协会”主任。 1939年前后的二战区，一方面地处抗日前线，由于日军控制了交通沿线的广大地区，军需民用难以保证，生活用品严重短缺；另一方面一批爱国的工程技术人员满怀拳拳报国之心，相继从沦陷区投奔而来，希望能有用武之地。发展经济的需求和可能同时并存。在上述情况下，利用和发挥现有的技术力量，根据现实的需要，在可能的条件下组建一些小型工业企业，尽快地生产出坚持敌后抗战所急需的紧缺物资和军民生活用品，就成为当务之急。有鉴于此，阎锡山将原有的抗日经济运动协会改组成为“第二战区经济建设委员会”（简称经委会），自兼会长，任徐士珙为秘书长。经委会由重庆国民政府批准成立，投资法币60万元就地设厂。经委会成立之初，设于陕西宜川县城，次年迁于西安。 徐士珙以秘书长负责经委会的实际工作，阎锡山的会长只是一个名誉职务。经委会设委员若干，分别由原西北炼钢厂工程师梁海峤、原太原化工厂厂长曲廼俊、原太原晋生纺织厂厂长王吉六、原山西农专教授杨黄清等担任，这些人都是学有专长的专家学者。徐士珙吸收各方面专家的意见，坚持从交通运输便利、原料供应便捷、较为隐蔽可以避开敌机轰炸等三个条件出发考虑设厂地址，行之有效地在山西吉县，陕西宜川、泾阳、铜川、耀县一带建立起了十几个小型工厂。建厂之前，为了取得重庆政府的支持，徐士珙亲赴重庆办理了审批手续。 经徐士洪之手建立起来的小型工厂包括：纺织一厂（宜川）、纺织四厂（宜川）、纺织二厂（泾阳）、纺织三厂（泾阳）、毛织厂（宜川）、卫生材料厂（宜川）、铁工厂（铜川）、钢铁厂（耀县）、皮革一厂（宜川）、皮革二厂（泾阳）、化学厂（泾阳）、面粉厂（吉县）、电灯厂（吉县）、首善纺织厂（吉县），以及农场一所（设于宜川黄龙山，配合阎锡山发动的“人人劳动，人人生产”的生产运动，进行开荒种植）。 由于恪守从实际需要出发和因地制宜两个基本原则进行筹建和组织生产，所以这些小型工厂建成之后，很快起到了改善战区供给状况，发展战时经济的作用。这时的徐士珙年尚不及而立，短时期内有此业绩，自然被视为阎锡山经济班底的后起之秀。 20世纪40年代以后，由于日军封锁的加强，二战区的食盐供应空前困难，晋南运城盐池控制在日军手中，潞盐断绝；天津长芦海盐则因为运输问题供应不上。食盐供应关系重大，阎锡山责成徐士珙主持的经委会设法通过物资交流，解决这个难题。徐士珙接受了搞食盐的任务后，在经委会中特别组建“食盐采购团”（简称盐团），设团址于吉县，以赵完璧为主任。盐团组建后，遂按照徐士珙的指示，一方面分派特派员深入日军占领区，通过内线秘密购运食盐及其他紧缺物资；另一方面避开重庆政府的秘密监视网，利用旧有关系，往来于黄河各渡口，与对岸的陕甘宁边区进行秘密交易，互通有无。从而使经济贸易在秘密状态下进一步开展起来，食盐供应严重不足的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 1944年夏，在与陕甘宁边区初步建立起秘密的交易关系之后，徐士珙奉阎锡山之命，以山西省政府建设厅参事的身份，代表省政府陪送中外记者参观团赴延安参观。参观之余，他与边区经济部门多次接触，就继续扩展贸易的计划具体交换了意见；与平渡关西岸边区政府的盐业公司经理本着平等互惠的精神，以照顾双方利益、满足双方需要和两区人民生活需求为原则，进行洽谈，顺利达成协议，共同签订了以二战区所产十万斤熟铁交换陕北花马池食盐的合同。徐士珙的延安之行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1943年，阎锡山将设立于吉县的兵工制造合作社改组成为制造军火的晋兴机械工业公司，任命徐士珙为经理。公司下设四个工厂，主要任务是生产手榴弹和土法试制五零小步兵电射炮，研制压缩行军粮和飞弹。日本投降后，晋兴机械公司迁回太原，接收日伪小型机器厂及日侨机器厂，进行改组扩建，经营和生产炮为主，徐士珙仍任经理。1947年，徐士珙当选为华北地区工商业界国大代表后，不再兼任普兴机械公司经理，经理一职由协理赵中枢（五级村人）继任。 1944年7月，在抗日战争进入最后阶段的时刻，阎锡山成立“复兴经济委员会”，以徐士珙兼任秘书长，负责研究筹划抗战胜利后的各项经济工作。 1945年9月，徐士珙返回太原，所有原来经委会设在后方的工厂都结束停办。经委会改为“山西贸易公司”，徐士珙任总经理。贸易公司在天津、上海分别设立分公司，负责山西省政府在两地的经济往来。经委会原有资金都拨归贸易公司。 日本投降后，阎锡山将原在晋西及后方的经委会人员组织起来，以经委会所属各厂结束后的剩余资金为资本，组建起了晋兴企业公司，专营进出口贸易。公司设总经理，总经理由徐士珙兼任。公司下设两个厂，一为化学厂，试制染料、电木粉制品；一为电机制造厂，计划修造收音机等电器。因有从日伪手中接收的冷冻机和冷库设备，又购得日本松下株式会社制汽水的机器设备，化学厂又兼产人造冰和汽水等。1947年以后，徐士珙不再兼晋西企业公司总经理，协理张性忱升任总经理。 徐士珙是山西省工商业联合会理事长，因此当选为华北地区工商业界国大代表。1947年前后，《山西工商日报》在太原创刊，这份报纸是由山西省工商业联合会与太原市工商业联合会合办的，徐士珙因此又成了这家报纸的创办人之一。行宪国大召开前后，他先后辞去晋兴机械工业公司与晋兴企业公司兼职，只担任山西贸易公司总经理一职。在此期间，徐士珙往来于南京、上海之间，以国大代表身份参加相关活动。1948年，作为国民政府商务代表团成员，出访日本。之后，常驻上海，为阎锡山处理经济事宜。 1949年5月初，在处理完阎锡山交办的一些经济问题后，徐士珙离开上海。随后赴台。1955年，徐士珙英年早逝，终年43岁。其子徐灵寿，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所长（副司局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