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政权更迭有两种手段和方式：暴力革命与禅让。

前者讲究用实力说话，成王败寇，几乎没有争议；

后者则不同，一是所谓“禅让”出自上古传说，汉魏之前尚无成例；二是无条件让渡权力过于理想化，严重违背人性和客观法则。所以，此载历来为史家质疑甚至诟病，而《竹书纪年》的出现更将这一政治乌托邦直接推翻。

即便如此，后世仍然有人乐于挂羊头、卖狗肉，借用这种形式完成改朝换代，曹丕起了个头，司马炎、刘裕、萧道成等人击鼓传花，将游戏进行了掩耳盗铃式的传承。

不过，同样是玩游戏，魏和刘宋给人以水到渠成之感，西晋却饱受非议。因为在世人看来，魏文帝和宋武帝虽然均行禅代，但基本还是靠个人（曹丕属于接班）军功博得了天下。西晋却先是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父子两代三人靠阴谋诡计和白色恐怖控制曹魏朝堂，后由司马炎坐享其成，顺手摘桃。

一句话：西晋得国，名不正、言不顺。

后世对他们爷几个也是恶评如潮。

带头大哥是唐太宗李世民，他怕修《晋书》的房玄龄骂得不够狠，便亲自捉刀《宣帝纪》的“制曰”，说魏武、文、明三帝对司马懿信任有加，他却狼子野心、狼心狗肺，帝陵之土尚未干，托孤之言犹在耳，就悍然发动了军事政变。

及明帝将终，栋梁是属，受遗二主，佐命三朝，既承忍死之托，曾无殉生之报。天子在外，内起甲兵，陵土未乾，遽相诛戮，贞臣之体，宁若此乎！

司马师和司马昭兄弟二人比之乃父也不遑多让，大哥大肆诛杀异己、平定“淮南三叛”，使朝野噤声；二弟更是大逆不道，弑君于宫门之外，从此“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世宗继文，邦权未分。三千之士，其从如云。世祖无外，灵关静氛。反虽讨贼，终为弑君。

父子三人接力，一步步掏空了曹魏基业，到司马炎的时候终于瓜熟蒂落，改国为家。

这爷几个之所以后世口碑极差，除了得国不正之外，主要还因为他们在政治、思想、文化等多个层面上都作了坏的表率，造成了极大的的负面影响。

首先，以“禅代”之名行谋篡之事，破坏了伦理纲常和政治秩序；

其次，不仅谋国，而且弑君，导致整个晋朝及以后只能以孝治国，绝口不敢提及忠贞二字；

再次，为钳人之口进行的政治屠杀，让所有人不敢公开谈论朝政，云山雾罩、信口雌黄的玄学之风由此盛行。影响更为深远的是，中国人从此开始对时局讳莫如深。

对于司马父子的倒行逆施，《晋书卷一帝纪第一》还记载了这么一件事。某天闲来无事，晋明帝问侍坐的王导，其先祖是如何开创帝业的。王导把情况介绍了一下，并着重说了一下曹髦被弑的事。明帝一听竟大为羞愧，趴倒在座位上说，既然这样的话，我们晋家的国祚也不会长久。

及平公孙文懿，大行杀戮。诛曹爽之际，支党皆夷及三族，男女无少长，姑姊妹女子之适人者皆杀之，既而竟迁魏鼎云。明帝时，王导侍坐。帝问前世所以得天下，导乃陈帝创业之始，用文帝末高贵乡公事。明帝以面覆床曰："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

其卑劣行径居然连子孙都感到不齿！

高平陵政变剧照

一般来说，一个新兴政权普遍会朝气蓬勃、昂扬向上、充满无限生机与活力，像汉、唐、宋、明、清五朝，即使割据如刘宋有“元嘉之治”，短促如隋也有“开皇之治”。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新、旧王朝在通过暴力革命实现更迭之后，一切旧秩序全被打乱，一切旧积弊全部剔除殆尽，整个社会在毫无包袱、毫无阻碍地状态下轻装前进，

比如在经济层面上，旧利益集团被打倒，新利益集团上位，整个社会资源几乎百分百地被重新分配，即使最底层的百姓也能分到一亩三分地。这样，从整个上层建筑的元功勋贵到最底层的贩夫走卒，全都因为拥有了新的财富和生产资料而干劲十足，然后新朝就具有了应有的新气象。

只有一个朝代例外，它居然在建立之初就充满了暮年之气。

这就是西晋。

从魏到晋，除了个别反对者被清算外（像“高平陵政变”和“淮南三叛”），既得利益集团几乎被原封不动地搬到了新朝。这样一来，不仅社会结构没有发生任何改变，旧朝原有的所有沉疴、弊病像政治腐败、土地兼并、军队战斗力下降等也原封不动地转移到了新朝。

也就是说，除了曹改司马之外，官还是那些官，民还是那些民；地主还是那些地主，佃户还是那些佃户；朱门继续酒腥肉臭，路边依旧饿殍枯骨。

换言之，朝代虽然实现了更迭，但各阶级却没有实现根本性变革和流动。

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就像一个人看上去一张二十岁的面容，衣服下却是一副六十岁的皮囊。这个皮囊里面大到循环系统、小到个体细胞，都已未老先衰。

最典型的就是西晋的整个统治集团。

魏晋禅代（连环画）

同样是“禅代”，西晋代魏和魏代东汉另外一个大不同之处，就是两个朝代的上层建筑。

曹丕代汉虽然没有流血，但他的上层建筑或者说是既得利益集团均为曹操的元从故旧，大都与原东汉的统治阶层没有任何关系。

西晋则不同，它几乎原封不动地继承了原来曹魏的政治班底。

而且，这个班底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基本都是一帮附炎趋势、贪图富贵之徒。

因为，有点骨气的早已死得死（如嵇康、王凌、诸葛诞）、逃得逃了（如夏侯霸、文鸳）。

用吕思勉先生的话说就是：与司马氏相结合者，率多骄淫狙诈之徒。

简单看一下西晋上层众生相。

卖主求荣的。代表人物是侍中王沈、散骑常侍王业。据《汉晋春秋》载，曹髦想讨伐司马昭，便与王沈、王经以及王业商量对策，结果王沈和王业转头就向贾充告了密，导致曹髦被杀。

帝见威权日去，不胜其忿。乃召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谓曰："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等自出讨之。"……沈、业奔走告文王，文王为之备。

弑君的。代表人物是贾充。相比于《魏晋春秋》的隐讳，《魏末传》则更加直白和不留情面，它认为弑君就出于贾充的授命。

贾充呼帐下督成济谓曰："司马家事若败，汝等岂复有种乎？何不出击！"倅兄弟二人乃帅帐下人出，顾曰："当杀邪？执邪？"充曰："杀之。"兵交，帝曰："放仗！"大将军士皆放仗。济兄弟因前刺帝，帝倒车下。

竞豪奢的。代表人物是石崇、王恺。石崇，曾任荆州刺史，在任上通过拦路抢劫积累巨富（劫远使商客，致富不赀）。王恺则凭借司马炎舅舅的身份跻身上层。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两人开始了富贵竞赛，王恺用糖水刷锅，石崇就用蜡烛当柴烧；王恺在家门前的大路两旁四十里用紫丝编成夹道屏障，石崇就用绸缎铺设五十里。见舅舅每次都落下风，司马炎就给了他一株两尺多高的珊瑚树。不料，石崇一见，挥起铁如意就把珊瑚树打得粉碎。打完后，从内室搬出若干珊瑚任王恺挑选，其中高三四尺者有六七株，大于王恺的更数不胜数。

武帝，恺之甥也，每助恺。尝以一珊瑚树高二尺许赐恺，枝柯扶疏，世罕其比。恺以示崇。崇视讫，以铁如意击之，应手而碎。恺既惋惜，又以为疾己之宝，声色甚厉。崇曰：“不足恨，今还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树，有三尺四尺、条干绝世，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恺许比甚众。恺惘然自失。

一天吃一万钱的。代表人物是何曾。何曾是一个大美食家，吃得比皇帝都讲究。每次到皇宫赴宴，都是从家里自带饮食。平时每天花在吃上的就过万钱，嘴里还叨念着没啥可吃。刘毅以此上表弹劾何曾，但司马炎丝毫不以为意。

性奢豪，务在华侈。帷帐车服，穷极绮丽，厨膳滋味，过于王者。每燕见，不食太官所设，帝辄命取其食。蒸饼上不坼作十字不食。食日万钱，犹曰无下箸处……刘毅等数劾奏曾侈忲无度，帝以其重臣，一无所问。

司马家族为什么会与这么一帮人合作？尤其是明知道炫富比富是不正之风，为何司马炎还去帮助舅舅王恺？明知道何曾奢侈浪费，为何却不加一字指责？

原因很简单，这群人都是西晋立国的原始股东，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司马炎做事还要看他们的脸色（比如为拉拢贾充，不惜为儿子司马衷娶其丑女贾南风）。

石崇王恺斗富

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三次类似“股份制架构”的皇权。

第一次是西汉和刘邦。为了在楚汉相争中占得先机，刘邦广结爱国统一战线，以分疆裂土、封建诸王为代价，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大一统王朝——这群异姓王成为大汉王朝的一个大BUG，刘邦生命的最后几年都拼在这上面了。

第二次是西魏（北周）和宇文泰。贺拔岳的猝死，让关中陷入大乱前奏，甚至有随时被东魏高欢吞并的危险。这时，赵贵、于谨力排众议，推举年青但威望极高的宇文泰为统帅，代理众人统领关陇，抵拒高欢。宇文泰从此专制西魏政局二十余年，为后世篡魏建周打下基础。

第三次就是司马炎和西晋。“高平陵政变”，司马懿之所以能在绝对劣势下成功，并非其思虑有多周全、措施有多得力，而是他得到了曹魏政权下很多人的支持，这些人就是当时的士家大族，他们后来大多成为西晋王朝的原始股东。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是一群曹操“唯才是举”政策的受害者！

两汉以降，经学的兴起和传播不仅造就了主流文化，更造成了全社会的文化垄断。然后，通过“察举”，这帮人相互推荐、相互提携，渐渐占满了整个朝堂，文化垄断又演变成了对国家权力的垄断。

当曹操通过真刀真枪的拼杀拿到政治话语权后，经验告诉他，要想做事，目前朝堂上这群脑满肠肥、人模狗样的家伙是绝对靠不住的。于是他三次发布诏令招纳人才，而且关键词是“唯才是举”。即：如果有真才实学，即便不忠不孝、无德无行也可以加官晋爵。

这就大大触动了士家大族的奶酪。

无奈，在东汉末年秩序崩坏、军阀混战的情况下，这些士家大族自顾不暇，只能寄人篱下以安身立命。所以，虽然对“唯才是举”有一万个反对也只能憋在心里，偶尔几个想强辩几句的都掉了脑袋（孔融、祢衡）。

因此，曹操在世的时候，这帮人就像一群冬眠的熊、蜇伏的蝎，蜷于洞中石下，只待来年春暖花开。

曹操死后，曹丕按照父亲的遗愿想当周武王，却无奈年龄、资历、才能和威望均远逊乃父，无法形成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局面。思前想后，在士族代表陈群等人的建议下，曹丕祭出“九品中正制”，重新确立士族的家族身份和家族利益以换取支持。

于是，曹丕得名、士族得利，看似各得其所，其实皇权虚弱的祸根已经埋下。

明帝曹叡时尚有手腕，双方相安无事。幼帝曹芳即位后，曹爽把另外一个辅政大臣司马懿排挤出权力中枢，开始专权乱政，不仅无视曹芳、移宫郭太后，还任人为亲，把蒋济、王凌、高柔等一帮老臣全部架空。尤其是他搞得所谓“正始改制”，打着改革选官标准、省并郡县和禁奢侈的旗号，成果没见多少，却把所有士家大族得罪了个遍，并间接地把他们推到了司马懿阵营。

所以，“高平陵政变”一出，留在洛阳城里的人几乎全部倒戈——这帮人不见得全部支持司马懿，但他们却全部反对曹爽！

因为，士家大族的价值观是：国家兴亡，与己无关，他们所关心的只有家族利益如何不受侵犯以及如何最大化。所以，无论城头如何变换大王旗，谁保护他们，他们就支持谁。

于是，股东们投票，司马懿上，曹爽下。

这和彭越、黥布们选择刘邦，赵贵、于谨们选择宇文泰是一个道理。

司马氏虽然侥幸上位，但是，这种有限的推举制却决定了司马皇族的有限权力——因为，股东们不高兴的时候可以放弃曹爽，同样也可以放弃司马家族。

最典型的事例当属司马炎重病之际，这群士家大族就开始考虑更换代理人。

这就是司马攸和司马衷的晋二代之争。

九品中正制

咸宁二年（公元276年），时年仅40岁的司马炎突发重病，甚至到了无法开口、生命垂危的地步。

这时，令人诧异的一幕出现：一部分朝臣如河南尹夏侯和、司空贾充等不是关心皇帝病情，而是聚集在一起，密谋拥立齐王司马攸。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因为司马炎长子司马轨早夭，被立为太子的二子司马衷是个弱智，他最著名的典故就是，在听说老百姓没有饭吃纷纷饿死的时候，奇怪地问身边人：他们为什么不喝肉汤？

及天下荒乱，百姓饿死，帝曰："何不食肉糜？"

这在朝野上下引起极大的忧虑，普遍观点认为，一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傻子不宜成为帝国继承人，确切说是士家大族利益的代言人。于是，他们便把目光投向了久有贤名的齐王司马攸。

司马攸，司马昭的二儿子、司马炎的亲弟弟，因司马师无子，司马昭便把司马攸过继给了大哥。于是，司马师死后，司马攸反而成为了法理上的继承人。

但是，司马师死时，司马攸年仅八岁，根本无法掌控波谲云诡的曹魏政局，权力顺理成章地传到了司马昭手里。

而到司马昭临死的时候，曾想过把司马攸立为继承人，以便让权力再回到大哥一系。但是，在山涛、何曾等人的坚持下，他还是选立了司马炎。

所以，一旦司马炎不预，无论是从法理方面，还是从血统方面，司马攸成为西晋皇位候选人倒还说得过去。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司马炎这场病其来也勃，其去也忽，几天的工夫就像一个没事人一样了。

回到朝堂，他第一件事就是对那场密谋进行清算，夏侯和被罢免，贾充则被收回兵权。当事人司马攸则改授三公（司空），以虚职架空。

（咸宁二年八月）己亥，以太保何曾为太傅，太尉陈骞为大司马，司空贾充为太尉，镇军大将军齐王攸为司空。

初，帝疾笃，朝廷属意于攸。河南尹夏侯和谓充曰：“卿二女婿，亲疏等耳，立人当立德。”充不答。及是，帝闻之，徙和光禄勋，乃夺充兵权，而位遇无替。

同时，作为制衡，自己的老丈人杨骏则受封车骑将军、临晋侯，正式进入帝国高层。

后以后父超居重位，自镇军将军迁车骑将军，封临晋侯。

次年，司马炎再进一步大幅度调整宗室藩王，其中，自己的多个儿子都被封王——这不仅对司马攸的权力进行了强力拆解，更成为他被强令赴封地（齐国）就藩的前奏。

八月癸亥，徙扶风王亮为汝南王，东莞王伷为琅邪王，汝阴王骏为扶风王，琅邪王伦为赵王，渤海王辅为太原王，太原王颙为河间王，北海王陵为任城王，陈王斌为西河王，汝南王柬为南阳王，济南王耽为中山王，河间王威为章武王。立皇子玮为始平王，允为濮阳王，该为新都王，遐为清河王。

太康元年（公元280年）三月，东吴平灭，三国归晋，天下一统，有了军功且根基已稳的司马炎开始对抗朝臣，并首先拿弟弟开刀。

太康三年（公元282年）十二月，诏命司马攸为大司马、都督青州诸军事，并明确要求他立刻离开京都洛阳，回国就藩。

冬十二月甲申，以司空齐王攸为大司马、督青州诸军事。

诏命遭到了朝堂内外、甚至是司马炎阵营的一致反对，其中最为强烈的是扶风王司马骏、侍中王济、尚书仆射王浑、中护军羊琇、河南尹向雄等人。

这就很有意思了。

在这几拨人当中，司马骏是武帝叔父，王济、王浑、羊琇等人不仅是晋室政要，而且还都和司马炎有姻亲关系，向雄则是河南尹（京畿，相当于首都市长）——无论从哪方面来看，作为司马炎的至亲和心腹，他们都不应该支持司马攸——但他们偏偏就反对了，还是强烈反对。

如前所言，他们不一定多支持司马攸，但却是坚决反对司马衷！

但是，不管反对的阵营有多广、声音有多大，司马炎始终不为所动，仍然坚持成命。见事不可为，病痛加上郁闷，司马攸竟然在就藩的路上一命呜呼。

（太康）四年……三月辛丑朔，日有蚀之。癸丑，大司马齐王攸薨。

在这场“国本之争”中，傻子赢了，西晋输了。

何不食肉糜

傻子都能当皇帝，这让庞大的宗室集团嗅到了商机。

无奈，从司马懿的“雄略内断，英猷外决”，到司马师、司马昭的“睿略创基”和“雄才成务”，再到司马炎的“宇量弘厚”、“明达善谋”但又“怠于政术，耽于游宴”，父孙三代在权谋和事功方面已经明显呈现出依次递减的态势。

而到了司马炎儿、孙两代的时候，除了各怀鬼胎、觊觎皇位，整个司马家族已经找不到一个在能力上可以掌控全局、在格局上能为自家利益着想的人了！

太熙元年（公元290年）4月，司马炎崩，司马衷即位，是为晋惠帝，外戚杨骏辅政。

守器非才，皇权旁落，乱源已成。

先是祸起宫闱。元康元年（291年）6月，人丑心黑的皇后贾南风矫诏借楚王司马玮之手诛杀杨骏。三个月后，又施计除去司马玮和汝南王司马亮，独揽朝纲——叔侄二人居然被一个妇人玩死，以权谋起家的司马懿如果泉下有知，不知道会作何感想。

接着乱起八王。元康九年（299年），贾南风为除后患，鸩杀太子司马遹。赵王司马伦以此为名起兵，诛贾后一党，掌握朝政。永康二年（301年）正月，赵王司马伦废惠帝自立为帝，惹来齐王司马冏、河间王司马颙以及成都王司马颖的眼红和联合征讨，“八王之乱”全面爆发。三王以及长沙王司马乂、东海王司马越等人先后沐猴而冠，过把瘾就死，一直持续到光熙元年（公元307年）十一月，司马衷暴亡、司马炽（晋怀帝）继位才勉强结束。

十六年的兵连祸结，西晋秩序崩坏、经济崩溃，“五胡乱华”接踵而至，不仅国破家亡，还引发三百年乱世。

同年，永嘉南渡，从此晋室偏安一隅，再无力北顾。

八王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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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晋书》、《世说新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