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1月13日下午接近四点时，蒋经国因大量吐血，引发了心脏衰竭，之后病逝。

在他病逝的四天后，三子蒋孝勇于深夜带两名男子来见他最后一面。当时蒋经国被放在冰柜里，孝勇把冰柜抽出来时，另两人已泪如雨下，跪在地上不断磕头，口里叫着“父亲”。

蒋孝勇所带两名男子，是他同父异母的兄弟，就是蒋经国的两个私生子。在他们的记忆中，对父亲母亲都没有任何印象，这是他们有生之年第一次与父亲近距离见面，也是最后一次。

与蒋经国的四个子女相比，他们的成长简直就是一部苦难史，为何同为蒋氏后代，他们的待遇却天差地别呢？

这一切还要从他们的母亲章亚若与蒋经国的相遇说起。

蒋孝严 蒋孝慈 兄弟俩

蒋经国曾在赣州呆过一段时间，1939年，他担任江西第四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

到任后，他在会议室的墙上贴了两大标语：

其一，我们要为老百姓解除痛苦；

其二，我们要为老百姓谋取幸福。

为了实现他的执政目标，他多次出巡进行实地考察，由于想民之所想，急民之所急，蒋经国赢得了“蒋青天”的称号。

同时也吸引了不少有志青年到专署工作，章亚若就是其中之一。通过应聘她被录用为专署图书资料室的管理人员。

据章亚若的同学回忆，说她“美丽大方，气质不凡，工作积极，热心助人，毛笔字潇洒有力，领导力强，颇有男子气概，学习能力高，记忆力出众，平剧只要听上几遍，就可上口清唱。”

单听这段评价，就可知，章亚若不仅外貌出众，工作能力也很强，而且还是个文艺分子，本身就十分优秀。

作为图书管理员，她也是百分百用心，不仅把图书整理得井井有条，而且写了很多革命标语贴在墙上。她的用心和细心，都被常来借书的蒋经国看在眼里。

后来在专署举办的一次晚会上，章亚若表演了京剧《投军别窑》，精湛的演技令蒋经国大为欣赏。还没等晚会结束，蒋经国就找到章亚若，鼓励她到前方演这出戏，以激励民众投身到抗日当中来。

演出不久，章亚若的工作就发生了变动，蒋经国把她调到了专署抗敌动员委员会做文书工作，让她有更多发挥自己专长的地方。

章亚若

1939年11月，蒋经国开办了赤珠岭青干班，章亚若进入青干班学习，并且还担任了蒋经国的助手。

在朝夕相处中，蒋章二人互生爱慕之情，爱情的火种在彼此心里燃烧起来。但此时的蒋经国与蒋方良结婚已三年，而章亚若也曾有过一段婚史，并生育过两个孩子。

所以，章亚若对这段感情是有犹豫的，

1939年12月12日，蒋经国的生母在日军轰炸中不幸遇难，这一噩耗让他悲恸不已，他在浙江奉化溪口一直呆到过了“三七”才回到赣州。

回到赣南后，章亚若对刚刚丧母的蒋经国关怀备至，给予了蒋经国莫大的安慰。为了感谢她，蒋经国将母亲生前最喜爱的一床绣着鸳鸯图案的丝质被面送给了章亚若。章亚若视如珍宝，一直带在身边。

后来，蒋经国还把自己在留苏时的日记手稿也交给了章亚若，可见，他对章亚若何其看重，又是何其信任。

作为老蒋的儿子，蒋经国本身就是一张名片，举手投足都会被有心人注意。为了掩人耳目，他与章亚若之间的交往十分谨慎，二人还互取了爱称：慧风为蒋经国，慧云为章亚若。

尽管他们的恋情没有公开，但二人并不避讳在亲近好友面前出现，而且蒋经国还常借走访下属之名到章亚若家里来，还会和章亚若的母亲周锦华唠唠家常。

1941年，章亚若怀孕了，这段时间是抗战最艰难的时期，也是蒋经国在赣南最困难的时刻，因为他在赣南搞新政动了不少人的利益，因此有人不断在重庆告他的状。

尽管工作压力大，但蒋经国在听闻章亚若怀孕的消息后，他还是十分欣喜的，并将此事如实向老蒋做了汇报，以求得到认可。

但老蒋为免授人以柄，让蒋经国安排章亚若到其他地方秘密待产，于是，章亚若后业就到了广西桂林。

蒋经国

1942年正月，章亚若在桂林生下一对双胞胎男孩，一周后，蒋经国前去探望，为他们取小名大毛、小毛。

由于奶水不够，战时物资又紧缺，为了两儿子吃饱，蒋经国从美国设在重庆的援华物资供应处购买奶粉救急。

待兄弟俩满月时，蒋经国把老蒋钦定的学名：孝严、孝慈，赋予了两个孩子，但他们的姓却只能暂随母亲姓章。

从此，两个双胞胎正式取名为：章孝严、章孝慈。同时蒋经国也答应章亚若，一定会让两个孩子认祖归宗。

1942年8月15日，章亚若突然因病去世，距离她产后不过六个月。

对于她的死因，也是众说纷纭，都说她是被人谋害的，但谁是凶手，却莫衷一是。

总之，在章亚若死后，章家人对医院都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能不打针尽量不打，能不住院尽量不住，能不上医院尽量不去。

那么，对于章亚若是如何看待她与蒋经国的这段秘密恋情呢？

据曾担任老蒋的秘书，后成为台北博物院院长的秦孝仪说，有一次，他去探望蒋经国，蒋忽然很激动的提到赣州往事，并且说他和章亚若的交往，除了男女之间的相互爱慕外，还因为章看到蒋没有纯中国血统的孩子（蒋经国正妻是俄罗斯人），所以，她自愿以身相许。

那么，在章亚若死后，还在婴儿期的两个儿子又是如何长大呢？

章亚若死后，由于受制于政治影响，章孝严、章孝慈仍然无法与生父蒋经国一起生活，他们还是跟着章家人生活，其中对他们影响最大的人，就是外婆周锦华。

据蒋孝严回忆，他们最初的记忆是从台湾新竹开始的。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在蒋经国的安排下，兄弟俩跟随外婆、二舅章浣若一起搭军舰到了台湾，定居新竹。

周锦华出身于书香门第之家，家境优越，嫁入章家也属门当户对，尽管战乱频发，但在大陆时，日子虽然紧张，也用不着抛头露面去求生存，但到了台湾，她就要走到生活的最前沿，开起小店，卖杂货、摆香烟摊，这对年过花甲的老人来说，着实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他们一家人挤在一幢小小的二层楼里，兄弟俩与外婆共用一间房，房内放置一大一小两张竹床。

二舅在新竹做生意接连遭遇挫折，工作无着落，一事无成，孩子却生了九个，他们一家人全部挤在一间三四平的榻榻米小房间里。

由于人太多，水龙头和厕所都只有一个，早上为了解决洗漱问题，都要分别用脸盆、水壶等盛水用具来分装，上厕所则要准备好几个夜壶。

屋里基本没有什么家具，用二舅的话来说，他们只是来“逃难”的，顶多在此地住上三五年，随时要回老家的。

所以，一切用具都以“应急”为先，越简单越好，凡是比较贵的，都不予考虑。当然另外一条原因，就是二舅的赚钱能力有限，在兵荒马乱的年代，都只能节衣缩食，一切都要简单。

20世纪50年代，台湾经济也十分困难，新竹地区更穷，不少小孩子上学都是打赤脚。外婆没有让俩外孙打赤脚，她想办法给他们一人做了一双黑布鞋，衣服也是破了就马上缝补，绝不让兄弟俩穿有破洞的衣服去上学。

蒋经国对于这两个儿子并不是袖手旁观的，而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在默默照顾他们。

王升是蒋经国创办赤珠岭青干班的学员，也是章亚若的生前好友，更是蒋经国与章亚若爱情的见证者。

到台湾后，他身居要职，已是军方的“陆军二级上将”，就是他经常出现在新竹，过年、端午节、中秋节，他都会到周锦华家中，他一来，第二天就有鱼有肉，生活就改善一些。

尽管有从台北来的生活费支援，一家十几口人的生活还是过得很艰难，难到最难的时候，连米都没有了。

据蒋孝严回忆说，他和孝慈常到东门市场的米店去赊米，新竹不大，大家都认得，跟老板说下次钱来了再给，也都是可以的。

他们的生活本来就比普通人家的生活过得要差，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二舅还与王升因故闹翻了，一下断了台北的生活费，生活就更是难上加难了，那段岁月被蒋孝严称为“难民岁月”。

到他们上大学时，吃饭都要靠赊帐，之后再用打工的钱慢慢还。后来在蒋孝慈留美时，也是要靠打工赚钱来补贴学费、生活费。

那么对于他们的真实身份，他们就没有抱怨过吗？

在他们小的时候，时不时有人会问二舅，说他们是蒋经国的孩子吧，二舅及家人都会不自然的搪塞过去。

在他们上小学时，他们也问过外婆关于父母的事情，由于官方注册他们的父母是大舅和舅妈，外婆也就照这个剧本告诉他们。

大舅妈原本也同他们一起到台湾的，后来因思念丈夫，又独自跑了回去，这也是事实。

到上高中时，他们有时会看到外婆半夜在屋外坐着哭，手里还拿着一张照片。一开始他们也不敢问，看多几次忍不住跑去问外婆，外婆也不告诉他们实情。

直到外婆离世前，她才把兄弟俩的身世说了出来，两兄弟听后简直难以置信，连问三次，怎么会这样？

但即便知道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外婆也要求他们不能讲出来，不能同任何人提起此事。

据蒋孝严回忆说：

“外婆很痛苦地告知我们实情之后，还要我们把它藏在心里，不要对外走漏，她真的担心会进一步惹来杀身之祸。连自己的父亲是谁都不敢承认，对血气方刚的青年来说是何等的痛苦；这种内心长期的煎熬，绝不是蒋家其他成员所能体会于万一的。 ”

这个身份兄弟俩人来说不可置信，但对于外婆周锦华来说，更多的是痛苦。

女儿章亚若为蒋经国生了一对双胞胎，之后离奇死亡；而她作为“丈母娘”，不仅没有攀龙附凤的享受过荣华富贵，相反，这层关系给她带来的是一连串的心理恐惧、忧虑和不安，以及在物质生活上长达十多年的煎熬与挣扎。

在她心灰意冷时，曾对兄弟俩说，她想住到庙里去修行，只有在他们兄弟俩被邻居夸赞时，说他们好聪明，气质很不一样，外婆才会有难得的笑容。

苦难没有把兄弟俩击倒，外婆去世后，1962年他们同时考入东吴大学，一个读外文系，另一个就读法律系。

蒋孝严的人生理想是从事对外交往工作，1968年，他通过考试正式进入对外交往工作领域，而弟弟孝慈也通过努力赴美留学获取了法学博士学位，之后回到东吴大学法学院任教，并成为著名的法学专家。

当有人质疑他们的奋斗史时，蒋孝严这样说：

“在我的‘外交’生涯历程中，鲜为人知的是，家世常常是阻力，而非助力，每次内部调升或外放，都因为高层人士考虑到我的家世而有所延搁。 ”

尽管兄弟俩通过自身努力，事业有成、家庭美，但他们的愿望还是希望能与父亲正式见一面，这样的愿望一直到蒋经国死后才实现。

对于见面问题，他们与王升提过数次，但理由都一致，不是很方便。

不过蒋孝严与蒋经国曾有一次见面机会，两人也都选择了远离。

蒋孝严主管对欧事务，包括教廷业务，每年教宗生日，教廷都会有一个酒会。1972年，蒋孝严和蒋经国都参加了。

蒋孝严说，当他看到父亲时，很想走过去叫一声“爸爸”，可心里也不敢这么做，最终只是远远地看着他，之后刻意回避退了出来。他们的目光有过短暂的接触，但他事后也不知道父亲有没有认出他。

尽管与蒋经国没有近距离的见过面，但兄弟俩与同父异母的兄弟们倒是相处融洽。

蒋经国与蒋方良育有三子，分别是蒋孝文、蒋孝武和蒋孝勇，作为正牌的“皇子嫡孙”，他们的生活境遇是孝严、孝慈所无法比拟的，但却谈不上有所成就。

长子蒋孝文与反清英烈徐锡麟孙女徐乃锦结婚，在祖父和父亲的安排下本打算从政，但他有酗酒的习惯，曾因酒驾将门牙全部撞断，后来饮酒过量又导致血糖过低，经急救苏醒后，脑部受损，智力如四五岁孩童，此后半年都在病榻度过，全靠妻子悉心照料。

二子蒋孝武，从小也十分顽劣，不爱读书，同样家人也为他安排了从政之路，但就在他仕途得意时，不幸卷入《蒋经国传》作者江南遇刺一案，有舆论声称他是幕后元凶，之后名誉尽毁，在政治上再难有作为。

三子蒋孝勇，深得宋美龄疼爱，16岁就选择投身军界，在军校表现也非常优秀，多次获得高分，名列前茅，但偶然一次军训中扭伤了脚，一辈子只能依靠两根钢钉辅助行走，失去了快速移动的平衡能力，在军界的发展也就戛然而止，之后投身于商界。

早在蒋孝严上大三时，就与弟弟蒋孝武相识，二人相处融洽，蒋孝武还为他画过一张像。后来蒋孝武被派到新加坡工作，而蒋孝严又主管亚太事务，主管新加坡，两人接触列加频繁，甚至像接机这样的小事，都是蒋孝严亲自去。

他们两家人还在新加坡、东京一起过年，蒋孝武也公开表达过，他们之间就是手足关系。

通过蒋孝武，蒋孝严跟蒋孝勇也建立起了联系。1987年，蒋孝勇还特意让人转达，希望正式认他做哥哥。

同年七月，兄弟二人正式见面，蒋孝勇当场就喊他“孝严哥”。

手足兄弟相处融洽，但对于孝严、孝慈来说，他们最大愿望还是与父亲能见一面，最终认祖归宗。

但鉴于蒋经国的妻子蒋方良对他们兄弟二人的存在一无所知，此事一再被搁置。

蒋方良也是一个苦命的女人，原名叫芬娜，自从随蒋经国来中国后，50多年没有回去过俄罗斯，多年来，一直默默追随在蒋经国身后。

所以，蒋氏兄弟也做了个约定，就是在蒋方良有生之年，孝严、孝慈不谈“认祖归宗”

的问题，待蒋方良百年之后，他们再处理此事。

这样一来，兄弟俩与父亲蒋经国的生前会面也就不可能了。

1988年蒋经国病逝，于是就出现了开篇一幕。为了弥补他们的心愿，蒋孝勇在夜深人静时，带着孝严、孝慈现身医院灵堂，把父亲遗体从冰柜中抽出来，让他们见了父亲第一面，也是最后一面。

蒋孝严说，这是人生很悲惨的一幕，但总算他们见到了父亲的最后一面，这次见面是蒋孝文和蒋孝勇的安排。

1993年，蒋孝慈辞去所有公职，没有了身份限制，他就可以到祖国大陆为母亲扫墓了。第二年，他再度回到大陆，不幸罹患脑溢血，之后孝严经多方协调，终于也到了北京看望弟弟，并借此机会，亲自前去祭拜了母亲。

之后孝严将孝慈带回台湾治疗，两年后，孝慈在台北病逝。

2000年，孝严也辞去了一切公职，带着妻子儿女以及弟弟的家人一起回到了大陆，他们一起再一次祭拜了母亲。

2002年12月12日，对于孝严来说这是一个难忘的一天，他终于领到了新身份证，父亲一栏终于填上了蒋经国的名字，总算是认祖归宗了。

2003年7月，认祖后孝严再度回到大陆祭拜母亲，之后还到溪口老家，参观了蒋氏故居“丰镐房”。

在陈列厅的蒋氏族谱中，他和弟弟的名字，以及夫人和孩子们的名字都已经赫然在列了。夫妻俩受到了族人的热烈欢迎，他们在族谱前合影留念，族中长辈都称呼他为蒋孝严，并说非常欢迎他们回来，希望他们为国家统尽一份力量。

得到族人的认可，蒋孝严也十分感动，他和弟弟孝慈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2004年12月，蒋方良去世；2005年3月，孝严终于完成了他的身份证更改程序，正式恢复蒋氏子孙的身份，更姓为蒋，此时他已经63岁，终于走完了认祖归宗之路。

这一路走来真是漫长，从童年一直走到老年，或许他们心累过，但都挺过来了，值得欣慰的是，蒋氏后代仍有一位成员活跃于政坛，他就是蒋孝严的儿子蒋万安，现任台北市市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