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去哪儿了？

这个问题从我记事起，就不停地在脑海中闪现。

父亲离开我时，我只有1岁4个月，对父亲是完全没有印象。

看到别的孩子都有一位或严肃，或慈祥的爸爸，我家却没有，我很是好奇。有一次我问母亲：“爸爸在哪里？怎么总不见他回来？”

母亲回答：“要等全国解放，爸爸就回来了。”

那时我四五岁，其实并不明白母亲话中的含义。

不久，家里就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件事让我至今刻骨铭心。

我不仅困惑父亲去哪儿了，更加困惑的是，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到底干了啥？

那是1954年的春天，我们突然被搬家了。

从我记事起，我就住在北京钱粮胡同内一个整洁的四合院里，对面的邻居是刘伯承元帅。

那时家里有贴着美丽花纹、带穿衣镜的大衣柜。柜里挂着父亲的裘皮大衣、母亲的丝绸旗袍。

桌子上摆着手摇式留声机，抽屉里有德国造小孔成像照相机，还有一些小金块、鹿茸等珍贵物件。

家里那时虽然没有父亲，但一直很热闹，我不仅有保姆照顾，每个月都会有穿军装的叔叔、阿姨来家中探望，母亲也是热情又开朗。

记得有一年的“六一”儿童节，叔叔们带我去北海划船游玩，晚上吃饭时我不仅吃到了松软可口的蛋糕，还喝了一杯很甜的饮料，现场醉得不省人事，后来才知道原来那是香槟。

这一切美好的生活，都因为我有一个了不起的父亲。

父亲叫刘光典，1922年生于大连旅顺，大学毕业后做医药生意，收入颇丰。从父母的结婚照中能够看出，当时家里的富足。

父母的西式结婚照

父亲做生意经常到处跑，在上海期间结识了东北老乡洪国式，他是中共的一名老情报员。

那时的父亲，是两党都想争抢的青年才俊。父亲最终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队伍。

组织交给他的第一个任务，是和洪国式组建中共情报站“华石公司”，相关资料记载：父亲成为洪国式的助手后，不嫌弃共产党穷，拿出黄金10两、美元1000元支持革命工作。

如果按照当时的金价计算，30美元折合1两黄金，这1000美金相当于30两黄金。

“刘光典的贡献是不小的。”这是组织对父亲早期工作的评定。

父亲当时主要负责在上海收集情报，并购买战略物资运回东北解放区，那时要想把盘尼西林这样的战略物资运出上海，是非常困难的事。

当时负责物资空运的飞行员唐玉文对父亲印象极深，说父亲又高又瘦又帅还文质彬彬，大家都习惯叫他“大刘”。

俩人曾约定，等开国大典的那一天，要将家里的黄金当作特殊的党费，全部上交国家，然后带上家人去天安门照张相。

在上海工作一段时期后，父亲被调回沈阳，参加备战辽沈战役的情报工作。父亲开了一家“福生药房”为掩护，从事地下情报工作。

我就是在这个情报站出生的。几个月后，父亲接受任务转战北平建立情报站，此时情报站还是父亲出钱出力，保证同志们生活所需。

此时，组织上已认定父亲是一个合格的中共隐蔽战线战士。母亲带着我们三姐弟乘飞机来到北平，最后入住到北京钱粮胡同的四合院。

当时为了掩护身份，父亲常常带着姐姐去看电影，其实是和战友接头传递情报。平津战役结束后，新中国即将成立，本可以回家和妻儿团聚，但父亲却选择接受新任务，离开北平南下。

在武汉汉口期间，父亲曾往家里寄过一封家书：

“为了今后的生计，我要到遥远的地方去做生意，从此不能再写信。此次外出，要一年多后才能回来，望你们能等我归来。我回来时，若万一失去联系，我会在报纸上用刘芳这个名字刊登寻人启事寻找你们。”

具体父亲去哪儿了？当时全家人都不知道。

这一晃六年多过去，父亲还是没有回家，我们却突然被要求搬家。

新家在北新桥的王大人胡同，是一间破旧的屋子，只有10平方米左右的东屋。

搬家后，开朗的母亲变得愁眉不展，本来身体就不好的她，情况也急剧恶化，还几次被送进医院救治。

母亲出院后，哥姐要去上学，我一人在家照顾母亲，给母亲做饭的任务就落在我身上。

我当时哪里会做饭，记得做的是面糊糊，里面放个鸡蛋和一些菜叶。母亲得的是心脏病，饭里不能放盐，可见这种饭是多么难吃。

母亲身体进一步恶化，不得不住进北京同仁医院。一天姐姐去看望母亲，问她想吃点什么？

母亲很艰难地回答：“这几天一直不想吃东西，浑身没力气。我最想吃点鸭广梨，又甜又软，水还多。”

姐姐立刻出去给母亲买了两个熟透了的鸭广梨，然后一口一口地喂母亲，但母亲只勉强吃了几口，就无力地躺在床上了，她让姐姐把剩下的梨带回家给我和哥哥吃。

母亲和姐姐的合照

几天后，我们姐弟三人去医院看母亲。医生已不让我们进病房，我们三个孩子手牵手依次从玻璃窗前走过。我看见母亲无力地躺在床上，黑头发散乱地落在枕头上，脸色煞白，嘴唇黑紫，身上扎着输液的针头。

我们静静地走过，心中升起惧怕的感觉。

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到母亲，我似乎看见了母亲微闭的眼角滚下了几滴泪珠。她此时在想什么？

母亲当时才32岁，但她再也坚持不下去了。1955年10月18日，母亲去世了。

母亲一走，家里只剩下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大人们开始商议怎么安排。

有人提出要送我们去孤儿院。按照当时的情形，说孤儿也不为过，但家里的亲戚认为不合适，一是父亲不知生死，二来家里还有其他亲戚。

最后商议，各亲戚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把我们凑合养大。

于是，我们姐弟三人继续住在北新桥。此时家中已是四壁空空，屋中放着几张四腿长条凳，凳子上并排摆放几块长条木板，这就是睡觉用的床。

木板上铺着薄褥子，床上两条被子，姐姐哥哥和我便睡在这样的床上。那时姐姐12岁，哥哥10岁，我7岁。

屋子里不生取暖的炉子，下雪时，西北风夹着雪花，透过破烂的窗户纸飞进屋内。我们姐弟三人缩在一起，常常冻得无法入睡。

母亲去世没多久，家里就来了一个老太太，说是给我们请的保姆。当时她已56岁，姓南，我们称她为大姥姥，以示与亲姥姥的区别。

她是一个老北京人，满族。南老太太是一个非常爱干净，又十分利落的人。她曾经在著名评剧演员小白玉霜家当保姆，后来离开小白玉霜那里，来到我们家。

那一段时间，我刚上小学二年级，由于有她的照顾，总算过了一段像样的生活。对于她的关照，我们也永远不会忘记。

我总忘不了她过年给我做的猪肉炖白菜粉丝，尽管吃的是玉米面窝头、发糕之类，只有过年时有些肉及米饭、馒头。那时吃着这些美味佳肴，真好像做了一回神仙。

南龚氏保姆在我们家待了一年多，我们总忘不了她那勤俭持家的风格、干净利落的形象，及对我们几个孩子的疼爱关心。

大约一两年时间，大姥姥便突然离家而去。我们不知道其中原因，也没太在意这件事。

直到2008年，我才知道保姆的真实身份，以及她为何突然来，又为何突然离去。

保姆一走，我们的日子又开始变得不正常。

最难熬的是饿肚子，找不到东西充饥，我就跑去啃白菜帮子，用牙反复咀嚼，就会有种微微的甜味沁入嘴巴里，吃是吃不饱的，但好歹嘴里有个味道。

小学时有一位语文老师，看我总是向同学讨要食物，便招呼我为她去买街头的烧饼做早点。

捧着香喷喷的烧饼往学校走，我控制不住自己，便偷偷撕下烧饼外面那层酥脆的外皮吃了，一路吃了大半，老师看到也不说什么，还把剩下的掰一半给我。

后来我才知道，她就是为了让我能吃上点东西，才特意让我去为她买早点。

姐姐到女二中上学后，就在学校入伙，我和哥哥的粮票不够用，姐姐总是饿着肚子把一多半晚饭带回来让我们吃。

我就在这样的状态中，一天天长大了。

1966年夏天，“文革”席卷全国，中学停课闹革命了。北京的中学里都进驻了解放军，我们学校来了一位梁团长，他生的浓眉大眼，对我的情况产生了疑问，亲自跑到父亲的单位了解情况。

社会动荡不安，我这样的家庭出身更加不稳定。在他的指点下，我穿着他送的一身旧军装，和40多个北京知青，主动申请到内蒙古插队，成了一个牧民。

去内蒙古插队前我们姐弟三人在北新桥合影

可能儿时吃的苦太多，对于草原的艰难，我已完全不在话下。

这段知青时光里，我始终有许多问题深埋心底，时刻不能忘怀，那就是父亲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到底做了什么？我们家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转变？

但由于草原和北京远隔千里，以当时的条件，我根本无法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更无力揭开这些谜团。

一直到1970的冬天，经过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努力，我所在的区域终于拉通了电话线，抱着试试的想法，我尝试通过电话联系过一次父亲在北京的单位。

我很幸运，电话竟然接通了。

当时电话全靠人工接线，这通长途电话的成本实在难以估算。听到我询问父亲的消息，接话的那位叔叔又惊讶又无奈，回答我说：

“你远在寒冷的草原，要注意身体，不该问的事不要多问，有了新情况组织上会尽快告诉你们。”

那时距离父亲离家近20年，我第一次主动联系上了父亲所在的工作单位，但仍然一无所获。

我想若父亲再见到他的孩子们，应是相看泪眼，两不相识了。

直到1972年，我回北京上大学。

后来得知，我上大学的事多靠贵人梁团长在暗中帮助。

梁团长作为一名军人，他去单位了解到了父亲是去台湾执行特殊任务，情况不明导致家人被牵连，就十分同情我。

梁团长还来大学看过我几次，我至今记忆尤深。大学生活最深的感触，是别人都盼着放假，我却最愁放假。一到节假日，同学们都回家了，我却无家可归，一个人留在空荡荡的宿舍，心中难免更多苦楚。

好多同学都帮过我，有的还借过我生活费。现在回想，我这无父无母的无知青年，在十几年的政治运动中，没有出大问题，实属不易。

我就像一直处于如干旱中的禾苗一样，在即将干枯时，不知从哪里洒下几滴甘露，虽不够完全挺立，但使我不至于彻底枯萎。感谢生命中的贤人们。

自从回北京后，我们姐弟都想知道父亲的下落，但一直无从打听。

那时，我已经知道父亲是去了台湾，就想着台湾早日统一，我好与父亲团聚，当面问问他到底做了啥？为什么不敢和家人联系。

但那仅仅是暗藏心底的想法，根本不可能成为现实。

父亲执行地下情报工作，所有情况都必须保密。更何况父亲去的是台湾，两岸长期紧张对峙，要了解父亲的情况真是难于上青天。

直到1987年，台湾解除戒严后，一份秘密材料被传回北京，那是100多个在台湾被杀害的隐蔽战线人员名录。

当时姐姐已经在市政协工作，有更多机会接触到爱国民主人士。一年后，我和姐姐才在统战部看到这份印有“绝密”字样的文件。

我们仔细一看，里面竟然有我父亲的名字。虽然没有详细资料，但明确写着：刘光典，旅顺人。

当时第一直觉不相信这是真的，父亲怎么会在这名录里？

30多年来，我们姐弟一直相信他还活着。如果他牺牲了，组织没理由不告诉我们。

1991年春节前的一天晚上，父亲所在单位的几个同志，将姐姐、哥哥和我召集在一起，对我们正式传达了一个重大情况：

刘光典是在台湾从事地下工作时，被叛徒出卖，不幸被捕牺牲，年仅37岁。

父亲年轻的容颜就此定格

我们三姐弟听到消息，沉默良久，欲哭无泪。当时，组织为我们安排了一场盛宴，但席上没有一人动筷品尝。

正式宣布的消息十分笼统，父亲去台湾执行什么任务？是怎么被捕的？又是怎么牺牲的？遗骨埋在何处？

这些统统没有。

1992年9月9日，我们正式领到了父亲的烈士证明书，哥哥一家人也从河北农村调回北京工作。

寻找父亲的事情看似已经尘埃落定，但我却在那时下定决心，要把父亲牺牲背后的真相，查个水落石出。

这个真相，用尽了我的后半生。

就在我领到父亲烈士证明的这一年，台湾作者李敖出版了《安全局机密文件——历年办理匪案汇编》一书。

在这本50万字的汇编里，我首次看到了父亲的名字，他被称作“刘匪”。

书中写道，父亲在台湾的联络人叫王耀东。他是个台湾籍老共产党，曾上过延安大学，参加过抗日战争，在东北成了家。

到1949年年初，为了给解放台湾做准备，一批熟悉台湾情况，又有着丰富情报工作经验的同志，先行被派入台湾，王耀东就是这样一位同志。

王耀东收集情报很顺利，但他没能按原计划在三个月后返回大陆。

为了尽快取回这些重要情报，中央情报部门采取了第二套方案，决定派父亲刘光典去取情报。

1949年10月25日，父亲从香港渡海赴台，和王耀东接上了头，顺利拿到了第一批情报后，返回香港复命。

父亲采用密写的方式，用米汤将情报写在一张包茶叶的纸里，安全带回了香港。

之后父亲一直在香港待命，直到1950年1月6日再次赴台。

但父亲没想到短短两个多月，岛内的形势已变得非常严峻。国民党开始在台湾全岛实行检举匪谍运动。

当时，台湾一名职工月薪约200台币，而检举一名“匪谍”的奖金却高达20万台币。

在连保制度下，被国民党特务鼓励的告密大军，遍及社会的每个角落。各行各业，无不笼罩在特务的阴影之下。

此次到台湾，父亲的具体任务是通知王耀东返回香港；协助洪国式收集新的情报，并取回已收集到的新情报。

前期的工作推进的还算顺利，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突发事件。

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捕，随后变节。1000多名地下党员被逮捕，中共台湾地下网络几乎被摧毁。

父亲所属的中央社会部，由洪国式直接领导，虽然和蔡孝乾分属不同支系，但岛内风声鹤唳，每一个中共情报人员的处境都变得岌岌可危。

洪国式将收集到的大量军事情报用淀粉密写在纸上交给父亲。1950年2月初，父亲给香港上级报告了“货已办妥，择日返港”的信息。

但不知什么原因，他没有立刻得到同意回港的指令。

洪国式似乎预感到要发生不幸，催父亲速办出境证返回香港。2月28日早上九点，俩人碰面落实返回香港之事。

吃完午饭后，俩人分头行动。父亲去基隆取离境证，洪国式去了台北车站查看车次表。

但洪国式刚到车站，便被抓走了。

原来洪国式领导的情报小组，早已被国民党特务发现，并成功安插了两个卧底进去摸查情况。

一切尽在掌握中才准备抓捕。因担心洪国式是经验丰富的老情报人员，敌方亦不敢轻举妄动，而是提前挖好了一个陷阱。

让一名国民党特务扮成无赖，跟踪洪国式到达台湾车站，等他在看汽车时刻表时，故意滋事挑衅，两人引发争执。

此时，一旁装扮成派出所警察的特务走上前来，以二人违反戒严法为名，将他们带回了派出所。

警察安抚洪国式说没事，让他提供几个证明人的联系方式，只要能证明他的身份，就可以立刻放他走。

洪国式不知道其中有诈，提供了几个熟人的联系方式。直到敌人将他提供的人员一一抓捕，洪国式才知道自己落入了敌人的陷阱。

反应过来的洪国式面对各种酷刑，和敌人周旋，向敌人提供了一些看似重要的假情报。

比如当特务问交通员刘光典在哪里？他机智地答道：刘光典已经返回香港取电台去了。

当时父亲就在基隆。因为洪国式的掩护，父亲有了逃生的时间。

在台湾官方的资料中，洪国式的记录比较详细，但父亲的情况却很简短。

“刘匪匿居山间，掘地为穴，过着常年类似原始生活，仍执迷不悟，继续从事反动宣传，由此可见其思想受毒至深。”

寥寥数语，却把我的心都揪起来了。

我无法想象父亲当年的逃亡之路有多么艰辛，英俊讲究的父亲，竟然沦落成深山里的原始人。

那段日子我夜不能寐，我实在太想知道父亲是怎么躲过敌人的追捕，又是怎么在山中活下来的。

冥冥之中，就连老天也想帮我们一把。多年后，我的儿子刘新宇在网上搜索爷爷的有关信息，突然在一个台湾的奇摩网站找到一本紫红色小册子，题目叫《一个匪谍逃亡的故事》。

《一个匪谍逃亡的故事》封面

下册子的左下角印有“台湾省保安司令部编印四十四年元月”的字样。另外，网上还有一张画，画着一个中共“匪谍”在修改身份证的情景。

处看并不知道这个“匪谍”是谁，但下面的一段引文，让我们大吃一惊。引文为：

“刘光典是一名匪谍，他是匪中央政治局派台地工负责人洪国式的交通员，担负香港和台湾的交通联络。”

看到这段文字，我觉得心跳加速了，我不禁睁大了眼睛，呼吸变得急促起来。书中写的竟然是我的父亲，这难道是真的吗?

这本小册子当时只发行了1000本，几十年后，还能被我们找到，这是多么神奇的一件事。

当时，这本小册子正在网上拍卖，定价新台币500元。我赶紧拜托台湾的朋友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小册子买下来。

不久后，这本小册子才来到我的手中。原来这是当年司令部发行的警示材料，其中详细记载了父亲在台湾的逃亡生涯。

审讯洪国式的时间一分一秒过去，负责抓捕父亲的警察判定父亲还未离台，台湾岛内所有的重要港口、码头都贴满了通缉令：

“重要在逃匪谍刘光典，化名刘先农，大连人，较高身材，平时爱穿棕色西装和蓝色中山装，一经发现，立即逮捕。”

父亲的通缉令

父亲在基隆得知洪国式被捕的消息后，当夜返回了台北，去找王耀东，将随身的文件转移后，回到住宿的天星旅社。

确定没有埋伏后，父亲将旅社中存放的行李和情报文件全部带走，再去找王耀东。不知为何，在俩人约定的汇合地点，却没有找到对方。

不敢再住店的父亲，只能在三轮车夫家借宿一晚。

第二天，父亲给组织发了一封电报：“俊弟得急性脑炎亡故”，向组织发出最后警报，通告小组覆灭。

之后王耀东将父亲送往台南山中的亲友家躲藏，白天帮留宿的山民去甘蔗田里收甘蔗，夜晚就睡在人家的牛棚里。

1950年4月国民党特务机关进行全省大检查，山民因为惧怕，不敢继续留宿，父亲只能离开，东躲西藏在王耀东的众亲友家。

父亲催王耀东尽快返回香港，不用再为自己的事情操心。当时王耀东还未暴露，完全可以安全离开台湾。

但他没有，而是留下来想办法让父亲脱身。

为了离开台湾，父亲想尽办法，还托村民去寻找开往香港的走私船，但因为风声太紧，没能如愿。

大家本以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会有所缓和，但谁都没能想到，国民党戒严令下的白色恐怖整整持续了38年。

越来越紧张的斗争形势，让深陷孤岛的中共地下情报人员插翅难飞。不久后，王耀东的亲弟弟也被捕了。

因害怕暴露被抓，王耀东也返回台南，开始与父亲一起逃亡。

两人不敢再借宿在亲友家，开始每日都藏在树林里，后来由亲友帮忙在附近搭了三个草寮。

所谓草寮就是在地上挖的地洞，洞口铺上茅草之类的东西来遮风挡雨，每个寮住一段时间后，就要找寻新的地点，搭盖可以匿居的草寮。

即便是这样的藏身之处，依然不能久留，需要随时提高警惕，化解危险。其中一个草寮就曾被路过的女山民看见过，万幸是对方并没有宣扬。

到1952年末，因为身上的钱已经快要花尽，为了维持生活，俩人开始跟老乡学习编制竹器出售来挣些生活费。

父亲托人买来最新的报纸，想尽一切办法获悉最新的时事。报纸上的消息除了国民党疯狂镇压中共地下党，就是不断叫嚣让中共地下党投降自首。

此时朝鲜战争已进行了两年，短期解放台湾几乎无望。但父亲心中的信念没有丝毫的动摇，依然向乡亲们宣传革命理想。

直到1954年2月9日，国民党特务机构破获了另外一个中共地下组织，其中有一位曾经掩护过父亲的老师。

这名老师是王耀东的亲戚，也加入了地下组织。但信念一直不坚定，对掩护父亲很有意见。

与其他地下组织发生横向联系，是情报工作中的大忌。然而敌人已经布下天罗地网，王耀东凭借一己之力，要想掩护父亲脱险，找当地地下组织想办法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果然，这名老师被捕后，第一个出卖了父亲。

国民党特务机关立刻闻风而动，出动大量军、警、宪、特进行搜山。

在敌人上山抓捕之前，潜伏在国民党警察局的一名狱警，赶紧上山通报消息。但是警察很快包围了台南旗山。

父亲和敌方周旋多时，寡不敌众，最后仍然没能脱身，和王耀东于1954年2月13日在台湾台南与高雄的交界处沟坪被捕。

一年后，王耀东在狱中被敌人杀害，年仅48岁。

我后来有幸见到了王耀东的外甥。他说王耀东前往台湾时，妻子和儿子都留在了东北。两岸互通后，他多次来大陆寻找，但一直没有音信。

我儿时虽然受了苦，但至少没有和父亲的组织失去联系。而这对孤儿寡母，那些年怎么度过？

一想到这些，我就满心伤感和无奈。

我也在托人寻找这对母子的信息，但至今都没有消息。

2002年，我得知台湾当局成立了“戒严时期不当叛乱匪谍审判案件基金会”。专门负责对戒严时期遭受迫害者进行补偿。

基金会成立当年，补偿金申请案就高达5000件。我也申请要求补偿。

在办理此案时，基金会查阅了许多原始档案，我也因此获得了父亲更多的来自台湾的官方信息。

父亲被捕后，台湾国民党军事法庭认为父亲以非法手段颠覆政府并着手实行，罪大恶极，判处死刑。

父亲不服，上诉后又经二审维持原判。最后，父亲的案件卷宗直接呈到了蒋介石面前。

蒋介石在卷宗最后写道：“此案系四十三年所破获，为何延至现在始行判决，查报。刘犯死刑照准。蒋中正。”

蒋介石亲手签令“死刑核准”

父亲被关押近5年时间里，具体经历了什么，我一直无从知晓。直到后来我偶然在杂志上看到一篇名为《一个台湾老兵的回忆》，才有所了解。

这位台湾老兵和父亲正好关在同一个号子里。刚一见面，我父亲就自报家门，这让老兵对父亲的第一印象非常好。

因为在监狱里很多人都不向旁人透露自己的任何信息。

在老兵的回忆中，我父亲长得高大英武，头发胡子都留得很长，像个野人。后来才发现父亲很能干，不但会说闽南话，还会说日本话。

而且我父亲很仗义，每次发现菜里有肉片，都会对台湾老兵说：“小张，你吃。你身体不好。”

记得有一次，小张问我父亲：“你干嘛来台湾？”

父亲回答：“我奉命。”

台湾老兵为此心生敬意，知道父亲是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但也为父亲的牺牲感到惋惜。

老兵只言片语的回忆记录，让我对父亲有了更多了解。即使在狱中，父亲也保有自己的风骨。

1959年2月4日，这一天是立春，我父亲被杀害于新店安坑刑场。

这一天他们为父亲照了两张照片。

行刑前的照片中，父亲被五花大绑，胸前挂着写有“刘光典”三个大字的牌子，只见父亲微微向右歪着头，目光坚定，不屑地望着敌人的镜头。

行刑前的父亲

这是父亲被押赴刑场，行刑前的存档照片之一。

而父亲牺牲后的照片，却仰面朝天，怒目双睁，死不瞑目。

每当看到这里，我都心如刀绞。我常常想，到底是什么样的信念，支撑父亲走过那艰难的岁月。

申请赔偿的路很曲折，唯一欣慰的是，我竟然找到了父亲的骨灰。

那是2003年，台湾当局决定将台北市郊的马场町和六张犁开辟为纪念公园。这两处是当年白色恐怖时期行刑和埋葬受难者的地方。

为了重修六张犁的灵骨塔，有关部门向社会发出公告，请亲属暂时将塔内骨灰领走，待灵骨塔修好后再行安放。

在骨灰名单中，有我父亲刘光典的名字。台湾友人帮忙将父亲的骨灰领取出来，放在安全的地方，然后把写有“刘光典”名字的骨灰坛照片发给我。

父亲的骨灰坛

看着照片，我百感交集。父亲离家时我才1岁多，毫无印象，而此时我已年过花甲，父亲却已变成一坛忠骨。

我对着骨灰坛照片默念，我一定找机会把您接回家。

历时四年之久，我终于接到基金会的来信。基金会经过认真核实，认为我父亲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中共匪谍。

他们补偿条例中有规定，对于这样的人是不予补偿的。

这正是我想要的结果！

我要的并不是赔偿，而是要台湾官方的认定，只要台湾认为他是坏人，对大陆而言就是好人。

有了这些确凿的证据，我们把了解到的真实情况向上级做了汇报。

看过这些材料后，有关部门的同志找到我们，揭开了一个尘封了50多年的秘密。

父亲在台湾被捕后，基于其特殊的身份，台湾特务机构安排了一个长相酷似父亲的人，到香港散布反共言论，表示跟共产党决裂。

当时，许多认识父亲的人都看到了这一幕，都以为他叛变了。

在国民党这场精心策划的离间计下，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小四合院，早已成了公安部门24小时不间断监视的对象。

为了抓住“叛徒刘光典”，公安部门在我们家四周安排了值班人员，日夜坚守。随后才被迫搬了家。

母亲去世后，有关部门解除了对我们家的监视。但家里突然来的保姆，说是照顾我们一日三餐，实际上更重要的工作任务，就是监视家中是否有生人来往。

为了进一步搞清她的身世，我特意去现在的北新桥派出所查阅户籍档案，查到曾有一个名字叫南龚氏的，生于1900年10月。

大姥姥离开我们家后，我们三个孩子总是想起她。她70岁时，我们还去家中看望过她。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我们才彻底跟她失去了联系。

现在想起此事，直让我有些感慨，心中滋味难以言表。

除了大姥姥，我还记得非常清楚，在我家中的床底下存放着一把日本军刀，那是父亲从东北老家带来的。有着十分漂亮的刀把和刀鞘，抽出之后是锃光瓦亮的刀身。

原来这把刀一直放在家中平安无事，但在我们搬家不久，刀就被要求上交，当时原因也不得而知。

以后，我们的生活逐步艰辛。后来慢慢长大，在学校上学时，加人共青团也受到了阻碍。姐姐和哥哥大学毕业后也相继被分到偏僻的地区任职。

多年以来父亲的问题一直在困扰着我们，似乎那说不清、道不明的团团迷雾和片片阴影时时刻刻笼罩着我们。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那时少年不识愁滋味，最痛苦的是我们的母亲。

母亲名叫王素莲。她是千万个隐秘战线情报人员家属中，最普通的一个。

自我懂事起，母亲的性格是开朗的。母亲结婚前拍过的一张单人照里，她梳着披肩发，额上是齐齐的刘海儿，素雅的条纹旗袍外套着一件温婉的短衫，五官匀称端正，气质斐然，绝对的东方美女。

母亲的单人照

家中保留的两张父母的结婚照，一张中式、一张西式，那时的母亲，时尚又端庄，和父亲男才女貌，惹人羡慕。

母亲和父亲一样，都接受过高等教育，深知隐秘战线的艰辛与不易，但她还是义无反顾地站在父亲身边，在背后为他默默操持一切。

即使是在父亲被组织判定“不明原因的失联”后，也毫无怨言独自抗下了这一切，把我们隔离在阴霾之外，没有把年幼的我们拉进这场政治阴谋下的噩梦。

在寻找父亲的真相中，我还联系上了洪国式的夫人，她是抗战前参加革命的老同志，电话一接通，她就先问我母亲还好吧。

我在电话中问她：“伯母，洪国式后来有消息吗？”

只听电话那头，传来一声长长的叹息：“他没有像你爸爸那样被追认为烈士。”

后来我才知道，被捕后的洪国式很快被安排到台湾的绿岛上，让他做教官，进行岛上关押的地下党和战俘的劝服工作。

于是有关部门认为洪国式已经叛变，因而将他定为叛徒，组织也要求他的妻子与他离婚另嫁。

其实，洪国式当着敌人的面假装劝降，暗中却鼓励大家坚定革命信念。经过十年的艰难曲折后，他被敌人暗杀，并被残忍地肢解后抛入河中。

后来组织上根据实际情况，重新给洪国式做了结论、对他的评价更正为：“因公牺牲”。

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些情况，如果知道，也不会提及老人的伤心往事了。

而母亲的心事我却再也无从得知了。

记得母亲卧病在床时，常常用枕头支撑着身体，用一只旧笔练习写字。她常叨念：“我病好了还要去工作，要练好写字的基本功。”

然而，母亲的愿望始终没能实现。

母亲临终前，曾对姐姐说：“天马上凉了，可你们的过冬棉衣还没准备好。唉，都是我不争气，太不够当妈的资格了！”

姐姐听后，怕母亲难过，马上说：“妈，您心脏不好，爸爸又不在，一个人把我们养这么大，太不容易了，怎么不够格，您是世上最合格的妈了。”

记得给母亲送葬时，姥爷跟在一辆马车后，马车只能放下母亲的一口棺材。姥爷从崇文门走到北新桥，再向西拐到交道口，然后向北到安定门城楼。

那时，我还不太懂什么是幼年丧母和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哀。

我们三个孩子，站在城门外，只觉得北风忽忽地吹，眼中含着泪，看着姥爷一步一步跟着拉着母亲棺材的马车向北走去，直到消失在远方。

我不知道母亲该是何等地信任父亲，若她知道父亲“失联”、“叛变”背后的真相，也能去得安心了吧。

2008年，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我和姐姐去台湾祭拜父亲，同时接父亲回家。

站在父亲战斗并献出生命的土地，我在想，只有两岸早日和平统一，父亲的牺牲才会有意义。

父亲最后一次离开北平，运送他离开的，正是之前上海和他一起执行运输任务的飞行员唐玉文。

唐玉文在晚年的回忆录中写道，飞机从北平起飞，穿过一道又一道云层，父亲就静静地坐在副驾驶后面的位子上，没有像往常一样一直跟他聊天说话。

作为亲密的战友，他感觉父亲当时心里好像有话要说，但一路上，他就这样静静地坐着，透过玻璃窗户望着机舱外的大地一点点远去，没说一句话。

有点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感觉。我想，那时的父亲，一定想过为信仰而献身的念头。

我们姐弟商议后，决定只接回父亲一半的遗骨，葬在北京的八宝山革命公墓；另一半骨灰继续留在台北的人民忠魂纪念公园。

等两岸统一的那一天，再将父亲的遗骨合葬在一起。

而母亲的遗骨，却因为坟场在文革期间被移平，至今不知去向。

曾经恩爱幸福的父母再也不能团聚了

2009年春，我联合其他台湾同胞一起向党中央提出建议，建立一座专门纪念这批烈士的场所。

四年后，“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建成。父亲和其他846个人名被刻在花岗岩墙壁上，他们都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台湾牺牲的隐蔽战线无名英雄。

而据我多年调查所知，1949年前后，共有1500余名情报人员秘密派遣入台，其中1100多名牺牲。

他们的名字和事迹，大多还在保密之中，不被世人所知。

我认识刘玉平伯伯已经四年多了。他寻找父亲的经过也已集结成书。

他说这本书不仅是献给父亲的，也是献给母亲的。

每一个从事隐秘战线的战士，最开始都是要有信仰的，因为没有信仰，会心生畏惧，孤军作战，随时可能会死。

可是他们的家属，大多不过是普通的家庭妇女，不懂丈夫的政治信仰，更没有丰富的斗争经验。

在复杂多变的斗争环境中，她们日夜为丈夫担惊受怕，更没法判断哪个势力背后可以不死人。

唯一能支撑她们的承受这种超负荷的精神压力，只有对自己丈夫义无反顾的爱。

爱，就是她们的信仰。

#有比《风筝》更深刻的谍战电视剧吗#

本文选自《寻找父亲——刘光典烈士的红色足迹》

获作者刘玉平授权独家编辑

并提供相关照片

编辑：赵斯卡 霞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