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 年，比利时经济史学家亨利·皮朗在其临终前的最后一部著作中，提出了著名的皮朗命题：“没有穆罕默德，就没有查理曼”。今日，我们要向诸位宣告同样句式的观点：“没有秦始皇，就没有匈奴帝国”。
众所周知，秦始皇堪称匈奴最为惧怕的敌人之一，他派遣将军蒙恬率领秦军北伐，恰如《过秦论》所描述“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并且，早在秦始皇之前的战国时期，匈奴人便已存在，如此来看，时间上明显对不上。那么，“秦始皇是匈奴国父”这一说法究竟缘何而来？
实际上，这句话与“没有穆罕默德，就没有查理曼”一样，是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出发提出的论点。皮朗命题的逻辑在于，阿拉伯人的扩张致使古典时代的地中海贸易被割裂，欧洲经济重心朝西北方向转移，故而才有了查理曼帝国的崛起。 同理，“伯爵命题”的逻辑是，正是由于秦汉帝国实现大一统，才迫使北方游牧民族形成规模庞大的游牧帝国，游牧人方能从中原获取必要的生存资源。
俄国的哈扎诺夫、魏因施泰因，美国的拉铁穆尔、巴菲尔德、狄宇宙，中国的王明珂、罗新，在过去的 100 年里，那些最为杰出的游牧史专家，早就提出并完善了我们今日所论述的内容。 在大众的印象里，历史上的游牧民族，往往被视作永恒的敌人，甚至遭受着非人的想象，仿佛戴着一副狰狞的面具，露出两颗吓人的獠牙，就如同电影《花木兰》中所呈现的那样。但历史向我们揭示，游牧者与定居者的关系，实则一直相互交融。
在讲述秦汉帝国与匈奴帝国的恩怨纠葛之前，我们必须先破除一些陈旧的谣言。19 世纪的众多历史学家认为，包括当下仍有许多人坚持，游牧是一种原始野蛮的社会形态，游牧社会出现于农耕文明之前，并最终向后者演化。但 20 世纪的考古学和历史学成果，已经将这种观点推翻。
事实上，游牧社会的诞生不仅晚于农耕社会，而且专化游牧是一种极其精细、对知识和技术水平要求颇高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凭借游牧，人类能够在资源极度稀缺的土地上生存，最大程度高效利用稀缺的植被和水源。 以巴菲尔德为代表的游牧史专家指出，欧亚大陆游牧经济的初步形成，与公元前 2000年到前 1000 年的气候干冷化有关。
然而，游牧化的进程并非一蹴而就。公元前 8 世纪灭亡西周的犬戎，以及同时期在华北地区横行的白狄、山戎，都并非游牧民族，而是半耕半牧的部落。直至中原进入战国时期，匈奴、林胡、楼烦等游牧民族才得以确定形成。 无独有偶，欧亚大陆西部的早期游牧民族，例如斯基泰人、辛梅利安人、萨尔马提亚人，也都形成并活跃于公元前 8 到前 3 世纪，这一时间段，充分彰显了欧亚大草原上技术和文化传播的一致性。
历史学家强调，游牧社会的形成并不意味着人们舍弃了其他经济形态，粗放种植、林木采伐、金属冶炼等产业，均是游牧经济的重要补充形式，任何一个游牧社会都离不开这些产业。 但问题在于，草原上的这些副业无法满足社会的需求，游牧民族仍需从定居社会获取这些生存资源，而获取的手段无非两种：一是贸易，二是抢掠。 贸易是有成本的买卖，需要信誉和议价权作为支撑；抢掠表面上是无成本的买卖，但也离不开强大的武力支持。
信誉和武力的重要前提便是组织，游牧社会天然具有分散自主的特征，形成帝国，按理而言是一件颇为勉强的事情。 然而，如果他们所面对的定居社会过于团结，组建更为强大的政体对于游民来说便是必然之选。就这样，在公元 3 世纪，秦始皇完成统一中原的大业之后，曾经各自为战、首领姓名不详的匈奴人，也作为东亚第一个游牧帝国，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秦始皇是中原大一统视野的开创者，但真正确立并巩固此项事业的，是比他小三岁的汉高祖刘邦。刘邦与项羽的争斗，不只是两位枭雄争夺霸业的私人恩怨，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实则是两条历史路线的抗争。最终，刘邦所代表的大一统王朝路线，击败了项羽所代表的多国体系路线，从这个角度来讲，刘邦才是秦始皇事业的真正继承者。
在中原地区做出历史抉择的同时，草原也发生了变化。匈奴首领冒顿单于，接连击败月氏、楼烦、东胡，其中月氏是匈奴的宿敌，也是最为强大的敌人。对于匈奴而言，击溃月氏的意义不亚于刘邦击败项羽。 就这样，当刘邦刚刚在长安坐稳皇位，他便惊恐地发现，一个前所未有的强大游牧帝国，正横亘在汉朝北方，并且在接下来的数百年中，都是汉朝最大的敌手。
秦汉帝国和匈奴帝国，这对双子星的诞生，并非仅仅是巧合，匈奴帝国是对秦汉帝国的适应，草原的大一统，是对中原大一统的必然回应。 在汉朝继承秦朝巩固帝国体制的同时，草原居民也未曾停歇，他们同样在巩固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政体，并且成绩斐然。秦始皇时期头曼单于被秦军打得狼狈逃窜，但他的儿子冒顿单于，却能够在白登之战中，逼迫汉高祖签订城下之盟，这中间仅仅相隔了不过数十年。
白登之战，拉开了汉匈之间 400 年战战合合的帷幕。在中原帝国与草原帝国的这场博弈之中，虽然匈奴也有辉煌时刻，但汉朝总体占据上风。 匈奴帝国的内在缺陷在于，其本质上是对秦汉帝国建立的一种回应。匈奴国家存在的目的，便是为了向强大的中原国家索取资源。一旦这个目标实现不畅，或者这些资源能够通过其他方式获取，匈奴国家便会面临分裂，甚至消亡的危险。
在此基础上，汉朝采取了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分化瓦解匈奴，一方面利用核心贸易拉拢匈奴人，另一方面周期性出兵，破坏匈奴的经济基础。 对于历史上的匈奴国家来说，汉军每年春天发动的突袭，比卫青、霍去病的那几次大捷更为致命。汉朝年复一年地破坏匈奴人的生活，吸引他们选择贸易而非战争。汉朝瓦解游牧国家存在基础的努力，没有白费。
两汉之际，匈奴多次陷入内乱，最终干脆分化为南北两支。南匈奴臣服于汉朝，北匈奴逐渐消亡。南匈奴通过贸易从汉朝获取资源，汉朝以及后来的曹魏、西晋，也善于吸收、分化和打压南匈奴。 但是无论中原王朝如何削弱游牧国家的存在基础，匈奴始终没有崩溃消失，因为无论是战争还是和平，游民都需要保留一个国家的框架，来与大一统帝国进行互动。放弃这个匈奴国家的唯一可能，便是中原帝国首先不复存在。
公元 2 - 3 世纪，随着东汉走向衰落，中原陷入分裂，匈奴帝国才终于失去了存在的必要，与秦汉帝国一同走进了历史的坟墓。公元 304 年，南匈奴大臣于刘渊趁西晋内乱自立，宣布重建汉政权，开启了五胡十六国时代。汉赵政权不久便在乱世中覆灭，匈奴也正式成为了历史的名词。
匈奴之后，在草原上称霸的分别是柔然、突厥、回鹘。当中原王朝强盛时，草原帝国就会强大起来，反之当中原衰落时，草原上的霸主也会相对弱势。 公元 9 世纪，唐朝衰落之后，中国进入五胡十六国之后的第二个长期分裂时期，而北方也迎来了三个世纪的空窗期，在此期间没有任何一个帝国能够掌控整个草原。
直到公元 13 世纪，蒙古帝国在中原统一之前诞生，这算是一个例外。但不可否认的是，当时统治中国北方的金朝和西辽，已然是亚洲最为强大的两个政权。 元明清三朝重建大一统帝国之后，采取了与以往不同的方式对待游牧人。元朝和清朝向蒙古输送大量资源，明朝经历了从对抗到互市的转变。
类似匈奴、突厥这般庞大的帝国再未出现，但游牧人仍会偶尔形成令人畏惧的部落联盟，例如明朝的瓦剌，清朝时的准噶尔。 游牧经济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依附性经济，必须依赖与定居经济的物质交换，这种依赖，决定了游牧人的政体与定居者的政体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后者对前者的影响巨大。
除了中原，欧亚草原的游牧者还经常与东欧和印度大伊朗地区这两个定居地区打交道，或者将其作为突破口。在这两个地区，游牧者同样会依据定居文明的变化做出反应。于是，波斯人遭遇了斯基泰人，罗马人碰上了匈人，分裂的印度成为小股冒险家的乐园，莫斯科大公国见证了克利米亚汗国的最后辉煌。 欧亚草原上的游牧人犹如一股气旋，他们随着周边的气压不断涌动，局部遭遇强压时，气流就会流向其他薄弱之处，但在受压点周围，他们也会形成一股强劲的力量。
秦始皇和汉高祖未曾意识到，自己也是匈奴帝国的缔造者，就像波斯帝国的居鲁士大王，直至死在斯基泰人之手的最后一刻，也不明白这些游牧人为何以及怎样就变成了如此巨大的威胁。但历史偏偏喜欢以这种辩证的方式发挥作用，正如戎狄的侵袭造就了华夏观念一样，大一统王朝的建立，也塑造了历史上的游牧帝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