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故事开始于是南京的街头，两个19岁的大男孩相遇了，一个是高大英俊的官二代，一个是乡下来的小学老师。

两个家世悬殊的男孩，要去做一件共同的事：赴死。

5月正是缅甸的雨季，大雨滂沱，我们的军装始终是湿漉漉的。

简易公路已走到尽头，拦在眼前的是一个大河谷——胡康河谷。

在缅语中，胡康是“魔鬼”的意思，因为河谷对岸就是蜿蜒数万公里的野人山山脉。

后有鬼子，前无通路，团部持续电台呼叫第五军军部，依旧无回音。

我们不知道何去何从。

在远征军的撤退部队中，我团与第96师一起负责垫后，眼下却成了一支孤军。

不得已，电台只能联系重庆军委，我们终于得到了一条明确指令：翻越野人山，回国。

这是我们当时最想听到的命令，谁也不想留在这个鬼地方。

我摸摸身上的行军包，心底说了句：“于君，我们回家。”

于君是我黄埔十四期的同学，叫于用权。

1937年国难当头，我抛弃老家浙江临海小学教员的职务，前往南京报考黄埔军校，乡长、县长都给我出具了证明，希望能一举考中。

我和同学从杭州坐火车去南京，在报考处附近找到一个便宜的小客栈住了下来，当时已是 8 月下旬。

第二天一早就去报名处咨询。那时日军的飞机天天轰炸南京，警报一响，大家赶紧跑进附近的防空洞躲避。

等警报解除回到客栈，唯见一片大火，随身的行李皆付之一炬。与我一道来的同学吓坏了，当天就返回了老家。

那年我19岁，在南京举目无亲，只剩身上的衣服和一点零钱。

我在黄埔军校的报名处徘徊，一位浓眉大眼的英俊青年走了过来，“同学，我看你愁眉苦脸的，遇到什么难事了吗？”

我把经过说了一遍，他竟大方表示，“没事，我家在这，上我家去。”

这就是我和于君的初相识。他与我同岁，也是来报考军校的，江苏金坛人，当时刚刚金大附中毕业，已收到金大的录取通知书了。

于君的父亲是南京政府交通部的一个高官，家在交通部大院，于母照顾家里，还有一个就读金陵女子中学的妹妹。

说完，于君就带着我去他家吃饭。只见于父一身蓝色中山装，戴眼镜，官员模样；于妈慈眉善目；于妹一身民国女生打扮，短发，朴质清新。

一家四口人其乐融融，是我羡慕的模样。

我一个乡下来的小青年，当着这一大家子的面十分拘谨，于妈不断给我夹菜，热情地招呼，于父还详细问了我家的情况，夸我有志气。

但说着说着，于妈忽然悲从心生，抹起了眼泪。

我不由地想起我动身时，老母也是这般不舍，还把一件寺庙里求来的观音护身符套在我脖子上，泪流满面对我说：“彭儿，你一定要好好地回来，我等着你呐！”

最后还是于父打破了僵局，“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忠孝不能两全，义彭君百姓弟子尚深明大义，挺身而出，况我政府官员，受国家俸禄，后代应为表率。若贪生怕死，畏缩不前，何颜于众？”

就这样，于君收留了我，我和他同卧一铺直到发榜，那时我们已亲如兄弟。

经过笔试、面试、身体检查，我俩同被黄埔14期炮科录取。炮科要求学员文化水平较高，最少初中毕业。

更让我俩开心的是，我们俩不光是同班，还是上下铺，我在上铺放个屁，他会在下铺踢我屁股，然后一起哈哈大笑。

黄埔十四期 李义彭

开学不久，全班同学集体宣誓加入国民党，南京战事危急，军校迁往成都，我和于君一起徒步行军2000 多公里。

毕业后又一起被分配到四川永川第12补训处，任少尉排长，训练新兵。

但我俩都不愿在后方工作，强烈要求上前线作战。

1941年6月我们被一同调到第五军独立炮兵团，我在一营三连当代理连长，他在二营五连当中尉副连长，一起参加了第五次随枣战役。

战斗虽取得胜利但伤亡惨重，我们又一起随部队从贵州入滇。

那时，日军已经全面封锁了中国的国际援华通道，只剩下最后的一条“滇缅公路”了，而日军已经从泰国登陆直扑缅甸，准备把滇缅公路切断。

国家生死存亡之际，中国抽调最优势兵力组建十万中国远征军，走出国门入缅抗日，势必将日军抵御在国门之外。

这是自甲午战争以来，中国军队首次到境外作战。

有兴奋，更多是担忧，我和于君约定在异国要生死与共。

1942年的3月，那正是昆明春光明媚的季节，我和于君扛着枪，穿着草鞋，士气高昂地唱着远征军军歌，迈着整齐的步伐走过昆明大街。

路边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

“出国远征，宣扬国威。”

“入缅远征，无上光荣。”

老百姓们敲锣打鼓热烈欢送。当时百姓都很穷，还把自己舍不得吃的熟鸡蛋、大饼硬塞到我们怀里。

我和于君都很激动，深知那一双双注视着我们的眼睛早已把希望寄托在了我们身上。

可那时的我们并不明白，要托举起这样的希望，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

中国远征军踏出国门，开赴战场

入缅之后，我发现沿途的村庄都被烧成一片废墟。

先入缅的第五军第200师，是国军最精良的机械化师，下属五个团，近两万人，作为先头部队，他们刚开始已经取得了一些胜利，让日军遭遇到最惨烈的阻击。

等我们入缅在同古和日军发生遭遇战，伤亡惨重，但仍坚守同古古城和敌人死磕。

日军在战略要地南阳火车站部署了重兵，企图阻止我军增援。3 月 27 日，我营接到命令，配属新 22 师向南进发，为第200 师解围。

我们必须要在 29 日下午4 点前，占领南阳火车站，接应200 师当日深夜突围，不然200师可能全军覆没。

我连的任务，必须在部队发起冲锋前将敌人的火力点和工事防御，特别是敌人的暗堡全部摧毁，不然的话成批战士的生命将被它吞噬。

没有步兵给我们做掩护，团长下令各个连要挖掘战壕，准备好武器弹药，可能发生短兵交战，阵地绝不能丢。

为了避免敌机发现，工事只能晚上进行。为了万无一失，天亮以前我只身潜入敌人阵地前沿，想摸清敌军情况。

距离之近能听到鬼子的声音。我必须得潜伏一整天，等天黑才能离开。

嘴巴干裂，胃里火烧火燎，不知名的虫子钻进我的衣服啃咬，但我一声不敢吭。

坚持到天黑返回部队，详细画出了日军地形图，各个碉堡、掩体、火力点分别标上坐标号码。

根据这个地形图，团长制定了炮击方案，每个目标三炮之内必须击中。

临战前我对战友们说：“人在阵地在，只要还有一口气，我们就要血战到底。”

29日拂晓，终于接到开炮的命令，我早已按捺不住，向标记好的鬼子暗堡狠狠开炮。

我们的阵地也随之暴露，鬼子反击的炮弹不断在阵地上炸开，一时火光冲天，浓烟滚滚。

二排长头部被弹片击中，脑浆瞬时溅了出来，哀嚎和冲锋的嘶吼交织着，我的身边不断有人倒下，有人冲上去。

我被泥埋了一身，来不及整理，鬼子就一股脑向我们的阵地涌来。

炮兵擅长的是中远程射击，近身并不占优势，还好我们早有准备，两辆拖炮的装甲隐蔽在前沿，车上有两挺火力强大的机关枪。

500米、400米、200米……

“打！”

我一声令下，大喝一声跃出战壕，带领战士们一起向鬼子们扑去，那一刻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

期间，不知道有多少子弹擦着我的衣袖过去，又有多少击中了我身边的兄弟。

战斗结束后，大家正坐在弹药箱上休息，我从上衣口袋里掏烟时，才发现左边袖子被子弹穿了个洞，离心脏只有十几公分，算我命大。

那是一场漂亮的胜仗，持续了6个小时。

出征前，我本应和于君一样是副连长，但因为堂姐夫是团长，刚好我们连长生病，我就升任代理连长，连里的老战士们并不信任我。此战之后，我树立了个人威信。

军人之间的感情不是靠裙带关系建立的，必须得是战场上提着脑袋换来的。

我受到团部嘉奖，正式被任命为上尉连长。团长拍着我的肩膀说：“好样的，不愧是黄埔军人，给我长脸了。”

于君也为我高兴，黄埔毕业生百分之九十死在战场上，黄埔中下级军官阵亡比例最高，就是因为冲锋在前。

身先士卒——这就是我和于君遵循的黄埔精神。

我们入缅之初，原计划集中兵力在同古与日军会战，但因在部队的运输上英军未能积极配合，部队无法集中，同古会战已成泡影。

我们接应200 师突围脱离险境后，撤出南阳火车站。决定在缅甸的彬文那与日军对峙。

此时已是4 月中旬，至少要坚持半个月，等雨季到来，缅甸中南部平原汪洋一片，日军的坦克就不能横冲直闯了，战局就能稳定下来。

我军96师的兄弟们奉命正面应敌、坚守彬文那，在他们主阵地以东的丘陵高地上，我带着全连130个战士为他们提供外围火力支援。

他们守彬文那，我们守他们。

换炮、过河、上山、占领阵地，连里的战士们片刻不停，就地砍树、挖壕、构筑野战工事，囤积炮弹粮食。

4月19日，一切准备就绪，万物又恢复平静。这份静本是我熟悉的，也让我安心，这代表着每个士兵都攒着劲在各自的位置上待命，只等我一声令下，痛痛快快和鬼子大干一场。

忽然，阵地里响起一阵凌乱的脚步声，由远及近，慢慢向我靠过来——

传令兵！

他气喘吁吁，脚下不停，见到我时整个人一下脱力般垮了下来，“找了一夜……才找到你们阵地。”

当时的联络状况非常糟糕，传令兵一来，我的眼睛就钉在他身上，等他下令，可他后面的话让我的心凉了半截。

“立即撤退！”

原来前面主阵地的96师已经连夜撤了，我连现在完全暴露在敌军面前。

为了救下我们连这130个战士，传令兵在阵地里摸黑找了我们一夜。

原来，右翼的英军不战而退，左翼的第六军受到日军重兵攻击，战线动摇，日军第56师团现正向我们进发，我军已三面受敌。

团长命令营长，无论如何要找到我们，否则的话就不要来见他了。营长命令传令兵，无论如何要找到我们，否则也不要去见他了。

和传令兵说话间，日军距我们连只有十几公里了，情况万分危险。

我被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击中，陷入了巨大的失落。

准备多时，全连上下都等着和鬼子拼命，还没看见敌人就这么撤了。

真是不甘心呀，但战场局势瞬息万变，军令牵连着人命，由不得我迟疑。

我立即下令全连战士一齐动手，用最快速度把炮件、炮弹、器材驮到骡子背上，跑步撤离阵地。

从彬文那阵地撤下来之后，部队继续向北撤退，我团炮兵营奉命断后。

团长命令于君所在的炮兵二营在伊江大桥西头占领阵地，掩护大部队撤退。

4月29日，我和于君在大桥握手言别。

于君留了下来，而我踏上了那条通往野人山的简易公路。我们约定，我在前方等他，期望他能快点追上我。

但作为殿后部队，他的危险我们都心知肚明。

此时正是缅甸的雨季，大雨滂沱，简易公路道路泥泞，车辆堵塞，我们的行军十分缓慢，但奇怪的是日军一直没有追上来。

直到一周以后二营五连连长追上我，我才知道，是于君所在的二营炮火给予日军沉重打击，为我们的撤退赢得了一天宝贵的时间。

5月1日清晨，多架日机低空向他们的阵地袭来，阵地被炸得粉碎，弟兄们死伤不少，情急之下，于用权和两名机枪手集中火力向一架俯冲而来的日机一顿猛轰。

日机拖着浓浓的黑烟坠入江底，于君的腰部也被弹片击中，血流如注，当场昏了过去。

中弹撤下来的于君无医无药，草草包扎了一下就随部队北撤，因弹片无法及时取出，于君伤口发炎，高烧不退。

几天后，我最好的兄弟就在异乡的土地上，壮烈殉国。

临终前，他嘱咐五连连长一定要找到我，把他的骨灰交给我，带他回家。

关于身后事，我和于君早有约定，谁阵亡，另一人就把对方的骨灰带回祖国。

在异国他乡作战，这是唯一、也是最后的心愿。只是没想到，先兑现承诺的人，是我。

昔日的好兄弟，再见面已是白骨，我恨没能陪他同眠一处。

在战场上，我们永远不知道明天和子弹，哪一个先来。无辜战败，子弹不长眼，谁也不想死，但作为一个军人，从走上战场的那一刻，我们就没得选了。

当五连连长把于君的骨灰交到我手上时，我当即在心里发誓，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不会丢下他。

我要活下去，我要带于君回家。

简易公路很快走到尽头，拦在全团士兵眼前的是一个大河谷——胡康河谷。

在缅语中，胡康是“魔鬼”的意思，河谷对岸就是蜿蜒7万公里的野人山山脉。

团部持续电台呼叫第五军军部，依旧无回音。

我们不知道何去何从。

在整个远征军的撤退部队中，我团与第96师一起负责殿后，眼下却成了一支孤军。

后有鬼子，前无通路，不得已，只能联系重庆军委，我们终于得到了一条命令：翻越野人山，回国。

这是我们当时最想听到的命令，谁也不想留在这个鬼地方。

我摸摸身上的行军包，心底说了句：“于君，我们回家。”

进山之前，团长命令集中所有火炮、汽车、重型装备一起炸毁烧毁。

当时国家工业落后，这些重装备来之不易，炮是我们的第二生命，现在要亲手炸毁心疼万分。

我向团长请求 : “团长！不能炸啊！你把火炮和弹药留下，让我连断后，我宁愿战死在这里，就这样回去，无脸见江东父老。”

团长怒吼道 : “你们以为我心里好受吗？我也想战死沙场，这是委员长的命令，委员长要的是人不是装备！”

这些冰冷的铁疙瘩，一场场浴血战斗让我们变得亲密无间，我对这些炮，渐渐像对投脾气的战友一样熟悉。

它轻巧灵活，重650公斤，长4米，有效射程8公里，平原上可以用汽车拖运，山区丛林可分解为九大件用军马驮运。

无论去什么地方，我从没想过丢下它们。现在却要炸毁它。

战斗中的炮兵

我流着泪最后一次抚摸了炮身，震耳的爆炸声熊熊的烈火吞噬着火炮、汽车，就像吞噬着我们亲密的战友。

火光映红了胡康山谷，无人不流泪。

后来才知道，在胡康河旁，烈火吞噬的不仅是无法携带的重武器，还有1500名伤兵也在此自焚了。

滔天的火光像是某种不好的征兆，我成了一个没有炮的炮兵，即将进入了一座“吃人”的野人山。

后来事实证明，电话那头下命令的人和我们一样，显然都低估了这座山的可怕。

炮炸毁了，汽车也烧毁了，车上的给养堆在地上。

粮食、罐头、被服、军装、皮鞋应有尽有，这些都是我们刚从英军丢弃的仓库找到的，很多国内见都没见过。

大家什么都舍不得放弃，太可惜了，国内的兄弟还在饿肚子呢。

我要求全连上下 :

一，粮食和罐头食品不分官兵各人自背。

二，步枪、子弹、观察、通讯器材不能丢，人在枪在，器材在。

三，各排、班尽可能集体行军，发扬互助友爱的精神，照顾病弱弟兄。

每个人都尽可能多的往身上绑，完全没有去想野人山的险恶，我也一样。

只是，我的行军背包里，即便少拿几件口粮，也必须要随身背着于君的骨灰。

我答应过他，要带他回家。

一场接一场的大雨连绵不断，我们的军装始终是湿漉漉的。

头几天，队伍井井有序地翻山越岭。前面的部队朝着祖国的方向，用缅刀生生砍出了一条路。

越往山里走，情况越发不对劲，山区里覆盖着郁郁葱葱的原始林木，树冠终年彼此相连，一层层将天空完全遮蔽，进山即入黑夜。

地上是千百年沉积腐烂的树叶，一脚下去，埋及小腿，每走一步都要耗费极大的体力，身强力壮的士兵们一天也走不了十里。

团部电台曾收到日军广播，要把我们第五军——这支远征军中最精锐的嫡系部队饿死、困死在野人山。

这很快成为了现实。

一场大雨过后，山洪暴发，突如其来的洪水咆哮着卷走了三排长和几个战士。

我们遇到一条本可徒涉的小河，但因为连天暴雨，河水猛涨，拦住了我们的去路。我们沿河而下，看到不远处有一个土人的小村落，可以游过去请土人来帮忙。

一个士兵自告奋勇，但刚到河中间，一个急浪打来，人就不见了。

排长急忙带着数名弟兄沿河去追，数百米外的河弯里才找到了战士的尸体。

排长说下游转弯处水势较平稳，他有把握游过去。

我说还是我去，排长无论如何不让，结果他真游过去了。

不久，他找来了六个土人，顶着三只独木舟。独木舟每次能坐五个人，土人站在舟头，舟到中流，只见土人凭着有力的双臂，用篙飞快地在水中点几下，舟就顺流斜着过去了。

我紧紧抱着自己的行军包，无论如何，不能让于君掉在河里。

全部渡完后，我叫弟兄们把英军仓库拿来的呢子军服和皮鞋送给土人们作为报酬。这简直是我们在野人山里称得上幸运的经历。

再往后，等待我们的只剩绝望和厄运。

走了五、六天，掉队的人越来越多，各班开伙已经不可能了，好在每人都背有空罐头，可作炊具各自为炊。

96师在前面开路，沿途有他们搭的简易窝棚可挡风雨，每人都是日出而行，日落而息。队伍里再没有人说话。

脚底板上的水泡早已溃烂，旧的还没好，又叠上新的，破烂的军装被撕成布条子包扎在脚上。

沿途蚊子叮、蚂蟥咬，已经将人折磨得痛苦不堪，更可怕的还有吃人的蚂蚁，一不小心踩到这种蚁穴，一个成年人片刻间就会中毒死去。

患疟疾的弟兄逐渐增多，但山中无医无药，一开始每天死一两个人，之后每天死七八个。起初有病号大家抬，之后谁也不抬了。

自己都走不动了，谁还抬人呢？

每天睁开眼就剩一件事：走、走、走。当兵的样子早不要了，拄着棍子，个个都像要饭的。

最大的问题还是，粮食快吃完了。

因为进山前错误估计一星期左右就能走出野人山，出于贪婪的本性，我们从英军仓库背了大量的大衣、呢毯、皮鞋，现在全成了负担，舍不得扔掉也还是一件件丢光。

开始也没有计划用粮，全队上下放开肚皮吃饱饭，现在后悔不及。野菜和少量的米煮粥聊可充饥。

后面进山的部队连野菜也找不到，只能吃芭蕉根。

穿越野人山时，骨瘦如柴的远征军战士

有一天我看见一只野猪，简直眼睛都放光了，掏出手枪就给了它一个子。

我枪法很准，在军校射击考核时曾得过第一名，野猪被击中后仍挣扎着要逃跑，我又补了两枪。

我用刺刀把猪肉分割开，煮熟后带在身上继续赶路，但第二天肉就开始发臭了。后来要吃的时候只能用水洗一下，和野菜一起煮。

这样又坚持了最后3天，再往后就断粮了。

我和我的勤务兵结伴而行，先把两人的皮带煮了吃了，后来又把英军的皮鞋吃了。

十几天以后，什么可吃的东西都没有了。

人的身体开始浮肿，有的战士吃了有毒的植物痛苦地死去，有的战士走着走着忽然栽倒在地，再也起不来了。

不能停下来，停下就意味着死亡。

我得了胃溃疡，痛得要命，大便都是黑色的草根，每迈出一步都要付出几倍于之前的力气，但我仍挣扎着向前，像是某种求生的本能在告诉自己：

一个倒下的人会被手指头粗的蚂蟥吸血，被会飞的毒蚂蚁啃咬，被大雨冲刷，一旦倒下，数小时内就能变成白骨。

一路走，一路都有前面96师战士死去的尸体，有些尸体已经开始腐烂，上面爬满了蛆虫，散发着恶臭，惨不忍睹。

你很难把这些尸体和曾经与自己并肩的战友联系起来，他们身着军装而死，身上却没有弹孔枪眼。因为这座山里，能要我们命的东西太多了。

我没有力气一一掩埋他们，只能在他们的脸上盖上枯树叶，行一个军礼，继续赶路。

后面的士兵起初还会冲上去想扶一把，但失望的次数多了，就只木讷地绕过去，走自己的路。

这些尸体某种程度上成了我们的路标，他们指向家的方向——只是这条路看不到头，也走不出去。因为忍受不了这样无望的折磨，有些人甚至选择了自杀。

人在自然的力量面前，脆弱得不堪一击。

远征军战士守着受伤的战友

一天傍晚，我看到路边有个窝棚，窝棚外，几条步枪按照内务条令的要求架成了整齐的三角形，我对勤务兵说，就在这里过夜。

但走近时我注意到，三把步枪已经生锈。

怎么连枪都不要了？

再探头一看，窝棚里是好几具腐烂的尸体。几个耗尽了希望和勇气的士兵葬身于此。

在生命最后的时间里，他们在想什么呢？

看着他们，我心里想的却是身上的于君，他临终前还有什么心愿未完？

他一定也不甘心吧，为何来到这个鬼地方？为何一路溃败还不了手？又或许，他们也明白，我们的命运早就不掌握在自己手里了。

我点燃了那顶窝棚，送已死的战友回家。

熊熊火光里，我又一次看到了于君的脸。如果我也不能回去了，会有人把我的尸骨带回去，交还给还在家中等待的父母吗？

于君的家世比我好很多，一个那么优秀的青年战死他乡，我身为他最亲密的战友理应信守承诺把他带回家。

但身为一个连长，我还有那么多兄弟，这一路走来，眼看着他们一个个倒下，我却无法可想。

不知道有多少战友的背包里，会有战友的骨灰，因为任何一丁点增加的负重都是在拿自己的生命冒险。

也许只有我一个，也许还有其他人。

但沿途倒下的战友，只能任由他们成为白骨，跟野人山的污泥混在一起，无名无姓。

背不过来的。

我们原计划一周走出野人山，没想到最后用了14天。

一定要活着走出野人山，把于君的骨灰交到他父母的手里——是靠着这个信念，我撑过了噩梦般的十四天。

这座上百年的原始丛林中第一次出现了一条粘了人迹的山路。它时断时续，但似乎什么困难都阻断不了。

向前，延伸，前面的倒下了，后面的就补上去，一步一步，一寸一寸，慢慢伸向了中国边境。

那是我们这支中国远征军的回家路，也是我们挥泪、洒血踩出来的一条路。

是前面死去的战友化作路标，指引我们走出了野人山，到达密支那北面的孙不拉蚌。待筹到一些粮食后，队伍继续向北，最终到达缅甸最北部的小镇，葡萄。

那时，距离我和于君日思夜想的祖国土地，还有不到100公里。

我们在葡萄镇后停留了数日，一面收容部队，一面筹粮，唯一的要求是能吃饱肚子和休息几天。

团长和当地酋长协商，用一些步枪和子弹换到了一批粮食，分发到各连队。

士兵们都已经十分虚弱，病号在增多，背负装备和粮食都十分困难。酋长派了一些民夫帮助背运。

我自己实在是背不动粮食了，就都分配到各排，但于君的骨灰仍与我时刻在一起。

六月下旬，我们从葡萄出发进入江心坡地区。江心坡是迈立开江和恩梅开江之间荒凉的丘陵地带，两江下游在密支那北面会合，成了伊洛瓦底江。

河流沿途有少数贫困的原始居民，他们不知道我们是什么军队，多已逃避。

他们住在用竹子编造的吊脚楼上，屋子当中只有一个烧饭和取暖用的火塘，此外什么都没有。

生产十分落后，还信奉着刀耕火种，用木棍在地里戳一个洞，放入几粒玉米，自生自长，收获很低。

他们穿自种自织的麻布衣服，从生到死都是光脚，不穿鞋子。

虽然很瘦小，却很结实耐劳，他们用竹篓帮我们背了很多东西，爬山走路还快，我们根本跟不上。

一开始还怕他们把东西背跑了，但他走了一程看我们没能跟上，就坐在路边等候。休息时还自带干粮，不吃我们的东西。

因为语言不通，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民族，几乎是原始人般的土人，是我绝望中遇到，最善良和诚实的人。

一天，我们爬上了一个山头，远远望去，竟有几个白色的帐篷。

这茫茫原始地带怎么会有帐篷？我以为是幻觉，但分明看到有人在帐篷前向我们招手。

原来，前面部队和重庆取得了联系，盟军空投了粮食和药品，96师的幸存士兵们用降落伞搭起了帐篷，接济后来的战士。

在帐篷内，我吃到了一生中最香的大米饭，直把肚子吃得鼓成球，半天动弹不了。

七月底终于到了高黎贡山脚。

从葡萄出发的一个多月以来，我们在半饥饿的状态下每天拼命赶路，身体疲惫到了极点，将近虚脱，早已无力爬山。

但想到爬到山顶就能回到日夜盼望的祖国地界，心里还是控制不住地兴奋。

高黎贡山海拔三千多米，峰顶白雪皑皑终年不化，气候寒冷，又有大风和雨。

在缅甸天气炎热，我们只有单衣，英军仓库里拿来的呢军服，因背不动早已扔了，越往上走，个个冻得牙齿打颤，有人失温倒在了路边。

除了寒冷，山高缺氧，走几步就要停下来喘会儿气。一直跟着我的勤务兵是我的同乡，因缺乏营养患了夜盲症，“连长，你走吧，不要管我了，我会拖连你的。”他对我说。

我绝不可能扔下他，让他也成了一道路标。是我带他出来的，我要对他的命负责，要死一起死。但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不会自己苟活。

我牵着他的手，一步高一步低，跌跌撞撞地搀扶着他向前走。

全连决定作最后的冲刺。

爬到第三天傍晚快到山顶时，天已经黑下来了，又下着雨，我仍坚持要爬过山口到中国地界过夜。

终于爬过了山口，进入中国境内，我们放慢了脚步。

在一个山凹处，我们找到一个倒塌的茅棚，土人修好了它。他只穿着单麻布衣服，却能熬得住。

我们手上的打火机和火柴早没用了，土人找来一些柴禾，用最原始的火石点燃了火堆，我们这才暖和过来。

没有这些土人，我们不知死多少回。

火焰点燃了黑夜，我们迫不及待地向祖国的方向看去，像初生的婴孩第一次睁眼看到这个世界般新奇。

山河无恙，只是守护她的人已遍体鳞伤。

第二天从山顶下到谷底，我们走得很快.

一鼓作气到达了怒江边中国云南省福贡县的一个小村庄。这是一个偏僻贫穷的少数民族村庄，还好有乡保组织。

乡长给我们搞来了一些玉米和土豆，能有食物我们已经很满足了。

土人把我们送到了祖国，他们就要回去了，除了要回程的粮食，其它什么都不要，我们依依不舍地同土人们告别。

已经将近3个月没有住过房子了，我借来百姓的镜子一照，吓了一跳，自己都不认得自己了，蓬头垢面，胡子一把，面色黝黑，骨瘦嶙峋。

此时，说是野人山里跑出来的“野人”，也有人信。

我在这里住了四天等候我的堂侄，他是团长的卫士，一直跟随团长，后来因病掉队了。

但我一直没有等到。

直到后续到达的战士说，他死在高黎贡山上的一个岩洞里。

当时已经爬到半山了，只差最后一口气就能回到祖国了，却还是留在了祖国的另一端。

那一刻，我无比思念那个曾经在我下铺一起嬉闹，如今只能成为我背上一抔骨灰的战友。

于君还有我，可我的手足兄弟再也等到那个能够带他回家的人了。

在那样凶险的环境中，无医无药无粮食，官兵都一样，全靠自己的双脚。我是山沟里长大的，腿劲好才能活着回来，团长也是靠自己的双脚走回来的。

我团和96师进入野人山时有9000余人，最后走出野人山，翻越高黎贡山回到祖国的，只剩下3000多人，三分之二的战友永远留在了野人山。

到维西后不久，我的左侧牙根发炎，疼痛难忍，四五天后，半边脸和脖子都肿了，我发高烧忽冷忽热，神志迷糊。这个病如果发在缅甸我就没命了，幸好回到了祖国。

虽然是少数民族地区，但百姓对抗日回来的士兵十分热情。维西无医无药，当地也没有公路，唯一的办法只有把我送到大理才有医院。

团长把我和勤务兵交托给地方政府，地方上很负责，分段用滑杆(竹躺椅样的轿子)接力，一路把我往大理抬。

途中，我恍惚看到敌机又来轰炸，只见爆炸却不见声音，鬼子们端着刺刀冲上来了，我举枪就打，但子弹卡壳，抓手榴弹也摸不到。阵地上弟兄们都阵亡了，只剩我一个，大限已到，我眼睛一闭……

“连长！连长！”是勤务兵的叫声，我睁眼一看，原来是噩梦一场。

抬着我的滑竿停在一棵大树下，勤务兵端着搪瓷茶缸在为我接脓。他说我烧得烫人，不停地说胡话，“打啊！冲啊!”脸肿得像个猪头。

牙根炎让我的脖子烂穿了，9公分的茶缸，脓水接了将近一缸，脓出了，烧也渐渐退了，人舒服多了。

众人抬了六、七天，我终于被抬到了大理，住进了教会医院。

10月秋凉后，我出院归队。团长见到我很高兴，紧紧地拥抱了我。我跟随全团将士从大理行军去昆明，沿途多有温泉，大家脱光光一拥而入。

能在这里相见的，都知道彼此曾走过怎样的路。一个多月后，我们一起回到了昆明嵩明县顺龙桥原驻地。

于君的骨灰仍和我在一起。

我兑现了承诺，带他回家了。

如果没有于君，我走不过荒蛮的野人山，翻不过寒彻骨髓的高黎贡山。

在无数次和死神几步之遥时，我什么都扔了，只有于君的骨灰陪着我。我不知道，是我带他回家，还是他带我回家了。

在艰难跋涉四个多月后，我回到昆明。把于君的骨灰邮寄给了在重庆交通部的于父。

之后我转战千里，再没机会和于父见面。于用权烈士的牌位后供奉在台北忠烈祠，受万人参拜。

远征军第五军炮兵团 于用权

休整没多久，1943 年 5 月 11 号，我随远征军第 20 集团军强渡怒江，血战高黎贡山开始全面反攻，历时两年艰难战斗，终于取得胜利，将日军赶出国门。

我们从野人山活下来的这些老兵，终于为牺牲在异国的战友们报了仇雪了恨。

这些年，我依然会在午夜梦回时想起那一张张熟悉的脸，在醒来之后陷入巨大的落寞之中。

几乎每个活着从野人山走出来的远征军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我们牺牲在野人山那5、6万兄弟，什么时候能回家？

中国远征军入缅兵员十万人，伤亡总数达6万人，其中近5万人是在撤退途中死亡或者失踪的。

我所在的第五军，全部兵力42000余人，在第一次入缅作战过程中死伤7300人，而在撤退过程中死伤14700人。

撤退死伤人数是战斗死伤人数的2倍，军长杜聿明曾在回忆录里说自己，“丧师辱国，罪无可恕。”

出征时，我连有130名战士，回到祖国时只剩40多个，全连一半以上死在缅甸，尸骨无回，连名字都没有留下。

十万将士赴沙场，自古征战几人回。

在茫茫丛林里、在漫漫公路旁、在滚滚的江河沿岸，还躺着我们无数的战友，我们的长官或许都曾指天发誓——

“等仗打完了，就带你们回家。”

如今山中的野花开了一茬又一茬，满山的枯枝败叶铺了一层又一层，逝者已矣，但生者不该遗忘。

该有人知道，历史曾在这里走过。

至今流落异域的远征军遗骸能不能回家，背后关乎的是两岸和平统一。

但让人性的回家，却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参与其中的。

李义彭的故事还没有完。

穿越野人山虽然悲壮，但他军人的尊严还在。

而作为一名军人，一生最高的奖赏就是获得国家荣誉。李义彭晚年最大的心愿，是能够得到一枚“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60 周年”勋章。

对得起国家、民族、人民的他，只想用这枚勋章，给他对不起的子女有个交代——

使他们也能大声说：“我有一个参加过抗战的老爸！”

编辑：霞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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