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有举国之力方能如此。

在过去的五十多年时间里，对石油的短缺或对气候遭到破坏的担忧，都促使世界各国转而投资替代能源。

早在20世纪70年代，时任美国总统卡特就把太阳能电池板安装在白宫屋顶，作为他致力于发展太阳能的象征。

日本也曾在20世纪90年代为房主安装光伏电池板提供开创性的补贴；德国则在21世纪的前十年时间里开启了一个创新项目，确保采用太阳能系统的消费者能出售他们不需要的电力，并从中获利。

以上这些国家都比我们更早对清洁能源进行布局，但没有一个国家达到了我们支持替代能源的规模和力度。

数据已经能够说明这一点，根据国际能源机构的数据，2022年的全球清洁能源制造业投资中，仅仅是我国就占比高达85%。

85%的清洁能源制造业投资，换来的是几乎主导了全球清洁能源市场份额；这也是欧美市场最近不断对我们诟病的一点，即过多的产业补贴一定程度上“内卷”了市场，压制了欧美清洁能源企业的生存空间。

随着全球产业政策的愈演愈烈，现在欧美国家也正在拼命追赶；它们借鉴我国的产业政策经验，为本土企业提供巨额补贴的同时，阻止有竞争力的中国产品进入本国市场。

这是全球化分裂下的另一个趋势。

产业政策补贴，本质上和“计划经济”没什么不同；都是举国之力，对一个产业的未来押注，并最终转化为一国的竞争优势。

这种竞争优势随着中西方价值观的分歧拉大，经贸上的摩擦也演变成产业政策上的竞争。

国际能源机构的数据显示，2023年全球新建清洁能源工厂投资中，我国占的份额从85%下降到了75%，这也表明欧美各国正在加紧用产业政策的补贴行为，刺激本国清洁能源企业的发展。

但这依然无法解释一点，那就是欧美各国早在上个世纪就曾对清洁能源发力，但为何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却被我们弯道超车。

这其中的关键性因素，可能就是我们的“举国之力”。和欧美不同，我们可以更好调动地方和银行的全部资源，同时鼓励私营企业之间进行疯狂竞争。

新能源汽车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该行业我们从数年前开始进行补贴，这导致了许多玩家涌入到该行业之中，补贴的成本越高，最终车辆的价格可能也就越低，加上市场增量放缓，都让该行业的价格战一度打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

产业政策的优势是举国之力弯道超车，具备较高的优先级，在土地、贷款、建厂和税收等方面都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支持，但产业政策也并非没有缺点，这也是“计划经济”的根本性缺点，那就是对未来的误判。

换言之，举国之力投入一切人力、物力、财力，这也意味着它的纠错能力是偏低的，一旦陷入对未来的误判，那么投入多大，损失可能就有多大。

还是以新能源汽车为例，如今我国在这一行业可以说是遥遥领先，不仅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生产国，每年的汽车产量还高达3000万以上，这是非常惊人的成绩，但背后的风险也客观存在。

不管是新能源汽车，还是太阳能领域，仅靠我们内部的需求是难以消化的，随着国内消费的进一步放缓，对外依赖出口就变得更重要。

这也是欧美说我们“产能过剩”的部分原因，过高的产能背后有产业补贴的结果，产能过高叠加欧美的贸易关税壁垒，那么最终可能就会导致生产过剩。

这就是产业补贴的利弊所在。

眼下来看产业政策依然还是利大于弊的，只不过未来随着经贸关系的变量，如果欧美进一步提高贸易壁垒关税，那么对我们来说，未来的考验和不确定性将会大得多。

例如，我们现在控制着全球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各个环节80%以上的生产，如果欧美关税壁垒一旦加征，那么对我们来说，产能过剩几乎是一定的，产能过剩就意味着资源的耗散，届时一定会影响到我们的上下游产业链，从而形成潜在的风险。

弯道超车的成本和代价，是显而易见的，但也是值得的。

根据有关机构的分析，从2017年到2019年，我国用于支持工业的资金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7%，也是其他国家的两倍之多。

市场份额、技术优势，一定是建立在相应的资金扶持之上的。

依靠庞大且相对廉价的劳动力，我们对工业的大规模投资，能够撬动巨大的规模效应，从而带动经济增长。

当然，我们也需要看到，在巨额产业补贴的同时，这可能也会抑制企业自身的盈利能力，以及造成一定的资源浪费，但和结果比起来，我们显然是成功的。

借助巨额投资和规模效应，用出口拉动我国制造业的增长，继而带动经济增长的策略完全是有效的，但这种有效现在也面临越来越多的考验。

美国总统拜登就在本月表示，将对包括电动汽车在内的我国绿色技术征收最高100%的进口关税，其目的就是不让我国产品进一步打入美国市场。

而欧盟预计也将在不久之后提高对华新能源汽车关税，这一切都让局势变得不确定起来。

如今欧美正越来越接受产业政策的做法，这让欧美此前倡导的开放市场和最小干预市场的做法背道而驰。

早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能源危机之后推出的一系列刺激清洁能源的政策，在里根1980年当选总统后已经大多被废除，就连卡特总统期间在白宫安装的太阳能电池板也已经被拆除。

这也是美国曾经采取的观点：即不受约束的市场总是最好的。

但现在，欧美越来越注意到，好的产业政策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总体是有利的；尤其是在我们成功推行一系列产业政策并实行弯道超车之后，欧美也开始更多效仿我们的做法。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郑永年说：“西方奉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决定是一个战略错误，导致了它们经济的去工业化，为我国提供了机会。”

当市场不再决定一个国家的产业未来应该做什么时，我们可能更需要警惕保守主义的抬头，以及“计划经济”的再度归来。

现在，随着全球各国产业政策的再度回归，保守主义不断崛起，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不扁平化，对我们来说，新的挑战也愈来愈大。

产业政策就是如此，如果只有一个国家这么做，那么它所带来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依靠产业补贴促使一个国家的产业快速崛起弯道超车，实行快人一步抢占全球市场，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推出自己的产业补贴，产业政策的成本也在不断扩大，价格竞争、技术竞争最终可能演变成全球化的“内卷”。

按照国际能源机构的说法，2023年美国和欧盟在清洁能源技术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

美国总统拜登推出的数十亿美元的产业补贴计划，也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范围最广使用产业政策的例子之一。

这是国与国之间产业政策的竞争。

为了应对这种竞争，拜登不仅保留了特朗普时期的关税，还为对华贸易设置了新壁垒，其中就包括不让我国获得来自美国的先进半导体，并加征或提高了清洁能源产品的关税。

相比之下，我国更注重将低成本出口送往全球市场，同时防止外国公司主导我国的国内市场；而美国，则更注重阻止我国产品进入美国，同时阻止我国获得某些关键的美国技术，例如先进半导体。

上周在意大利举行的七国集团财长会议上，来自七国的财长警告，如果美国和欧洲国家希望在主导关键行业的竞争赶上我国，就必须协调它们的保护主义和补贴政策。

这一表态意味着，欧美可能会愈加团结在一起，在关键领域对我们进行“围追堵截”。

正如美国财长耶伦上周四所说：“产能过剩威胁着世界各地企业的生存能力，包括新兴市场的企业，至关重要的是，我们要和越来越多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的国家建立一个明确的统一战线。”

工业化的竞争，看起来更像是一场价值观之争，随着全球产业政策的卷土重来，未来的“血雨腥风”似乎已经避无可避，对我们来说，弯道超车仅仅只是阶段性的成功，还远远谈不上决定胜负。

真正能够决定胜负的，可能最终还是我们能否脱离欧美市场的同时，还能够解决我们的商品卖给谁的问题。

这个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哪怕是遥遥领先，我们也始终绕不过去商品应该卖给谁。

当一个模式所有人都在学习的时候，这个模式就不那么具备先发优势了，这才是大问题之所在。

end.

作者：罗sir，关心经济、社会和我们这个世界的一切，好奇事物发展背后的逻辑，乐观的悲观主义者。